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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所藏当年藏文古卷中，有吐蕃“大事纪年”残本，恰好记录了松赞干布去世之后，至赤松德赞当政的百余年间（公元649年至763年）：金戈铁马，向外扩张，版图达至最大化，吐蕃如日中天。然而，开创历史演绎宏大叙事的同时，权力中心的拉萨却不时有暗潮涌动——与光荣与梦想相伴同行的，是明争与暗斗，忠诚与背叛，阴谋与爱情，举凡中外前殿后宫上演过的剧目情节，可说是一样都没少。若举上层斗争典型一例，要数噶尔家族的命运遭际。噶尔·东赞，即出现在《步辇图》上的和亲使臣禄东赞，官居相位“大论”，一生效力王室，晚年攻破吐谷浑，坐镇于此并终老于此。他的五个儿子继承父业，出将入相，功高盖主。王室深感威胁，遂以“谋反”罪名查抄灭门，一众兄弟或被杀或自杀或逃亡。逃亡者投奔了武则天，从此为大唐建功立业……这类故事来自史实，终成传奇。
正当如日中天，拐点就将出现，从尚武到崇佛，跨度极大的转型轨迹集于一个人生。
率领吐蕃步往巅峰的一代强雄赤松德赞（741—约799年），在位40多年，不仅以武功著称，文治方面的建树，以其对佛教的扶持弘扬，被后世尊为吐蕃三大“法王”之一。相传这位赞普亲自主持过两场大辩论：一为苯教与佛教之辩，实为新旧势力博弈较量，苯教败北，退出政坛之外，杀牲血祭习俗随之禁绝；桑耶寺于公元775年开建，成为西藏佛法从此倡兴的标志。二为佛教内部的顿、渐之辩，史称“吐蕃僧诤”，实为唐蕃关系折射，汉地和尚必然失利，怏怏离藏——拉萨小昭寺是百余年间汉僧常驻地，就此冷落。在后世被故事化了的记载中，和尚们留下一只鞋子，显见菩提达摩当年“只履西归”的翻版，未知是讲故事的人还是故事里的人所为。
近年有热心人从敦煌遗书中整理出一部《大乘二十二问》，系赤松德赞学佛过程若干年里，向远在敦煌的昙旷大师求教请益，高僧为之释疑解惑、一一作答之汇总。此际敦煌已为蕃占区，每每由信使数千里飞骑往返，足见学佛之用心。赤松德赞晚年，索性脱下战袍，让出王位，隐居在桑耶寺背后的山洞里潜修。影响到其后多位赞普，均为虔诚佛徒，息战言和方才真正有了可能。
史上第一个繁荣期结束前，拉萨见证了两起重大事件：公元823年唐蕃会盟；距此20多年后末代赞普达玛乌东赞在大昭寺前遇刺身亡。
继续见证着吐蕃的解体，分据格局的形成，同时开启的还有自身的落寞时期——文章写到这里，忽觉视角改变，不是我们在远观拉萨，而是前身后世的拉萨一直在目送过往的风景和人群：曲贡人，森波人，吐蕃人。然后是达玛身后，王妃各拥其子，于雅鲁藏布江南北对峙，统一局面不存；接下来的是公元869年平民起义爆发，终结了一个时代，权与利重新分配，各地豪强自立。
拉萨自此沉寂数百年，约从9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元代有萨迦政权在后藏地方，明代有帕竹政权在山南乃东，中心他移。
边缘化、地方性，以及虽沉寂而未荒废，是这一时期拉萨的主要特点。首先因了大、小昭寺的存在，当藏传佛教后弘期发端，香火渐炽；当仲敦巴从阿里迎请印度高僧阿底峡，在拉萨地区创建了噶当派，为后来居上的格鲁派深植了根基。守护拉萨的地方势力也是有的，元代被封为万户长的蔡巴家族，为后人所感念的首要功德，是关于拉萨河治理的：疏浚河道、加固河堤，这项工程自古城初建起，就一直列在市政建设日程之首。今人既未见洪泛也少有人提及，是因堤坝经由现代工程技术加固，已达洪水百年一遇标准。
蔡巴家族世居拉萨东郊蔡贡塘，后弘期建有贡塘寺等两座寺庙。拉萨重新振兴前后，出现了两位人物很著名，其事迹可佐证拉萨文化传统之深厚。一是蔡巴·贡噶多吉（1309—1364年），15岁接任万户长，但在从政方面并不成功：由于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跟错了人站错了队，与新兴的帕竹政权为敌，其结果是完败，以致丧失了属地。家族衰落后索性受戒出家，专研学问。史学专著除《花史》《红史》及续补《史册·贤者意乐》等等之外，还为《蔡巴甘珠尔》撰写了目录及释义的《白史》。《蔡巴甘珠尔》是贡噶多吉特邀布顿大师对勘审订的，布顿大师拥有极高佛学造诣，所以这部《大藏经》成为藏传佛教经典的标准范本。
另一位是大慈法王释迦也失（1354—1435年），从追随宗喀巴大师，代师两赴京城，先后从永乐帝和宣德帝那里，受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大慈法王”，到带回永乐朱砂版《大藏经》，兴建色拉寺，全都是因缘际会。他还是把新兴格鲁派教法传播到内地的第一人。
拉萨再度繁荣，多半凭依了一个人，宗喀巴（1357—1419年）。这位少小出家的青海人，先拜各教派高僧为师，游学西藏各地许多年后，以其学识和德行，尤以宗教改革家的身份声名远播，开宗立派为“格鲁”，意为“善规”。因为是在重学问的噶当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亦称“新噶当派”；又因僧众头戴黄帽而被俗称“黄教”。在帕竹政权和拉萨地方势力支持下，宗喀巴于1409年在拉萨首创了万人大法会，为其后一年一度正月祈愿法会之始。此后不用很久，该派相继兴建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派生出达赖和班禅两个转世活佛系统。
拉萨成为名副其实的藏传佛教圣地，作为宗教文化中心率先复兴；距离政教合一的权力中心，还有两三百年的路程要走。
正当如日中天，拐点就将出现，从尚武到崇佛，跨度极大的转型轨迹集于一个人生。
率领吐蕃步往巅峰的一代强雄赤松德赞（741—约799年），在位40多年，不仅以武功著称，文治方面的建树，以其对佛教的扶持弘扬，被后世尊为吐蕃三大“法王”之一。相传这位赞普亲自主持过两场大辩论：一为苯教与佛教之辩，实为新旧势力博弈较量，苯教败北，退出政坛之外，杀牲血祭习俗随之禁绝；桑耶寺于公元775年开建，成为西藏佛法从此倡兴的标志。二为佛教内部的顿、渐之辩，史称“吐蕃僧诤”，实为唐蕃关系折射，汉地和尚必然失利，怏怏离藏——拉萨小昭寺是百余年间汉僧常驻地，就此冷落。在后世被故事化了的记载中，和尚们留下一只鞋子，显见菩提达摩当年“只履西归”的翻版，未知是讲故事的人还是故事里的人所为。
近年有热心人从敦煌遗书中整理出一部《大乘二十二问》，系赤松德赞学佛过程若干年里，向远在敦煌的昙旷大师求教请益，高僧为之释疑解惑、一一作答之汇总。此际敦煌已为蕃占区，每每由信使数千里飞骑往返，足见学佛之用心。赤松德赞晚年，索性脱下战袍，让出王位，隐居在桑耶寺背后的山洞里潜修。影响到其后多位赞普，均为虔诚佛徒，息战言和方才真正有了可能。
史上第一个繁荣期结束前，拉萨见证了两起重大事件：公元823年唐蕃会盟；距此20多年后末代赞普达玛乌东赞在大昭寺前遇刺身亡。
继续见证着吐蕃的解体，分据格局的形成，同时开启的还有自身的落寞时期——文章写到这里，忽觉视角改变，不是我们在远观拉萨，而是前身后世的拉萨一直在目送过往的风景和人群：曲贡人，森波人，吐蕃人。然后是达玛身后，王妃各拥其子，于雅鲁藏布江南北对峙，统一局面不存；接下来的是公元869年平民起义爆发，终结了一个时代，权与利重新分配，各地豪强自立。
拉萨自此沉寂数百年，约从9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元代有萨迦政权在后藏地方，明代有帕竹政权在山南乃东，中心他移。
边缘化、地方性，以及虽沉寂而未荒废，是这一时期拉萨的主要特点。首先因了大、小昭寺的存在，当藏传佛教后弘期发端，香火渐炽；当仲敦巴从阿里迎请印度高僧阿底峡，在拉萨地区创建了噶当派，为后来居上的格鲁派深植了根基。守护拉萨的地方势力也是有的，元代被封为万户长的蔡巴家族，为后人所感念的首要功德，是关于拉萨河治理的：疏浚河道、加固河堤，这项工程自古城初建起，就一直列在市政建设日程之首。今人既未见洪泛也少有人提及，是因堤坝经由现代工程技术加固，已达洪水百年一遇标准。
蔡巴家族世居拉萨东郊蔡贡塘，后弘期建有贡塘寺等两座寺庙。拉萨重新振兴前后，出现了两位人物很著名，其事迹可佐证拉萨文化传统之深厚。一是蔡巴·贡噶多吉（1309—1364年），15岁接任万户长，但在从政方面并不成功：由于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跟错了人站错了队，与新兴的帕竹政权为敌，其结果是完败，以致丧失了属地。家族衰落后索性受戒出家，专研学问。史学专著除《花史》《红史》及续补《史册·贤者意乐》等等之外，还为《蔡巴甘珠尔》撰写了目录及释义的《白史》。《蔡巴甘珠尔》是贡噶多吉特邀布顿大师对勘审订的，布顿大师拥有极高佛学造诣，所以这部《大藏经》成为藏传佛教经典的标准范本。
另一位是大慈法王释迦也失（1354—1435年），从追随宗喀巴大师，代师两赴京城，先后从永乐帝和宣德帝那里，受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大慈法王”，到带回永乐朱砂版《大藏经》，兴建色拉寺，全都是因缘际会。他还是把新兴格鲁派教法传播到内地的第一人。
拉萨再度繁荣，多半凭依了一个人，宗喀巴（1357—1419年）。这位少小出家的青海人，先拜各教派高僧为师，游学西藏各地许多年后，以其学识和德行，尤以宗教改革家的身份声名远播，开宗立派为“格鲁”，意为“善规”。因为是在重学问的噶当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亦称“新噶当派”；又因僧众头戴黄帽而被俗称“黄教”。在帕竹政权和拉萨地方势力支持下，宗喀巴于1409年在拉萨首创了万人大法会，为其后一年一度正月祈愿法会之始。此后不用很久，该派相继兴建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派生出达赖和班禅两个转世活佛系统。
拉萨成为名副其实的藏传佛教圣地，作为宗教文化中心率先复兴；距离政教合一的权力中心，还有两三百年的路程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