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恶魔辩证法
在理性化的现代知识域中，有关梦的神谕、象征会被各式现代启蒙者予以合法的驱逐和利用，梦成为一个被知识铁板予以压迫的既无法逃离、又无力反击的微小存在，抑或被改造为梦的集体无意识。而这种集体无意识则显得更为荒谬，它将一个非知识系统所生成的规训话语强行植入个体的反思。这种话语本是属于民间的、神话寓言中关于梦的神谕和虚构形式。话语被赋予了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实在：神谕的阐释者将知识作为操纵命运的手段。而这种操作过的命运的实在化虚构在现代社会中会被制造成不确定的、來历不明的的恐怖梦境。而且它的知识系统也将越来越隔断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以至于个体的思考、创造和质疑的能力本身也受到一种来历不明的阉割。言说的无力如同梦魇，伴随着白天的单调与乏味、紧张与压迫的重复中悄悄地在夜间潜入。这就像张鲜明的诗歌《总是在黑夜到来》所描绘的：
你总在深夜到来
你是魔
你把我的心当作巢穴
你坐在我的心尖上
吃我的梦，并吞食夜色
你占用我的嘴巴
自语或尖叫
你拧我的脸，揪我的头发
你把往事当作灰尘
撒得满天满地
你瞪着眼看我
我闭起眼看你
你我就这样相望
就像天花板和地板在对视
知道你不会轻易走开
我只好骂骂咧咧地起身
走到阳光下
来吧，看谁斗过谁
咱们赌上一把
我们可以把这首诗理解为人在丧失了其自身反思能力之后的当代写照，反思的意志会在中规中矩、浇注成型的理性社会模式中分散、切割、消耗，并最终将反思的意志化整为零，而且会在这一理性模式的驱动下产生新的魔魇。这个魔魇吞噬夜色、压迫主体，不会轻易走开，这被称之为梦魇的辩证法模式。在梦魇的辩证法模式中，张鲜明的诗歌里所描绘的首先是个体的梦魇，在其产生之处，以一个多变的、神谕化的象征模式进入个体的艺术叙事；接下来被共同体接纳和吸收成为一个巨大的造梦情境；然后这个巨大的理性机器又不断地向个体输入新的个体化梦魇，它作用于身体的变形，将自然主义的器官进行了新的立体意识形态化的重组：
腿把脑袋关起来
腿走着走着，突然拐弯了
脑袋一惊，喊起来：
“不对，那是去办公室的方向！”
腿顿了一下，继续
往前走
脑袋再次吆喝起来：
“今儿个是星期天……你这个狗腿子！”
腿想了想，咕哝了一句：
“楼梯也在喊我，我听谁的？”
腿一边说着一边扛起脑袋
顺手把它扔到一个
白色的坟墓里
脑袋蹦跳着大喊：
“造反啦，腿把脑袋关起来啦！”
一个长得像电脑的甲壳虫
爬过来，好奇地看着
一只穿山甲披着文件做的衣裳
匆忙赶来，它们一起
把那个不屈不挠的脑袋
往下按，就像按着
水中的葫芦
腿在一边笑得发抖，对脑袋说：
“你看，是谁把你关起来的？！”
在这首《腿把脑袋关起来啦》的诗里，身体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立体主义，它可以像立体主义艺术家那样将古老的埃及式的正面率造型赋予新的形式，但又区别于立体主义对形式的压迫与冲动，这是身体的当代文化政治形式。而器官的原始功能，比如眼睛要诉诸观看，耳朵要诉诸听觉，会在这个新的模式中发生逆转、彼此对抗、去功能化。眼睛的可看是要屈服于监视和控制，以及在高度发达的科层制社会中生成了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视野。这种权力屈服是一种不均衡的模式，正如鲍曼所云，这种不均衡模式“就是对人类行为模式进行整体改造，就是把千篇一律的规则这一不合理要求，强加在个人的有着多种多样爱好的现实活动之上，就是把各自怀着不同目的的民主个体，纳入一个千篇一律的客体范畴”[1]。这个梦魇辩证法的实践模式对于身体改造的结果就是将身体与理智，或者说脑袋和器官的关系逆转了，而行动本身被这个梦魇的辩证法坚定不移地牵引。很显然，这个辩证法模式在配置器官、安排个体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再造新的身体立体主义，将器官予以新的变态组合，并屈从于权力意志本身；另一方面也复制了其他相似的、数量众多的个体实在。我的变形和你的变形从属于这个野心勃勃、千篇一律中的一个，而器官变形所导致的主体缺陷、有限及不完善被不断地得到证实和强化。而且这种缺陷会在微观权力视野中生成为另一个主体的权力他者，也有可能成为彼此相互映射的他者，并不自觉地扮演了权力配置舞台中的合谋者、参与者的角色。因为将多元改造为一元的艰巨路径中，不但需要自上而下的谋划，也需要数量众多的变形者参与。
张鲜明描绘了这个千篇一律模式中的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形象，在这里，器官和恶魔生成了奇妙的关系：器官的变形既是黑夜恶魔的白天在场，也是恶魔辩证法模式作用结果的奇怪缺席，它野心勃勃地强化了既千篇一律、不断对抗的器官形象，又悄无声息地在暗中控制着每一个个体，它无处不在，又随处遁形。
张鲜明诗歌中恶魔的形象可以从画家亨利·富塞利（Henry Fuseli）的《梦魇（The Nightmare）》中得到相似性的启示。在这幅画中，富塞利对于现代个人主义和政治经济领域的集体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做出描绘，个人的梦魇被赋予了世俗化形象，而时代的梦魇（抑或18世纪的梦魇辩证法）是一个半人半神的淫荡形象。个体在睡梦之中无力挣扎，恶魔则以淫荡的形象游离于黑夜之中。这种相似性在张鲜明的诗句中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就如同恶魔的古典意象会被集权主义进行超越时空的操纵一样，在词语、图像形式、色彩的结构中徘徊。也就是，色彩的缤纷被一个黑白对比强烈的恐怖调子所排除，同样也可以被强力意志的词语限制进修辞的王国。
张鲜明诗歌中的梦魇的时间是一个非线性的奇异状态，主体在享受到梦魇压迫的恐惧窒息的瞬间，将历史的象征片段予以任意的速度调试，其物理时间的属性早已不存在，在播放这个画面时，恶魔的视觉形象会增强这种奇异的时间节奏。在一个梦境中，会出现几组看似不相干的叙事线索，有时候是在进行平行叙述；有时候又将几组线索组织在一起进行非线性叙述。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既可以在模糊中讓梦魇者自身在梦中对之进行现场的修正和斥责；也可以在清晰中让梦魇者在噩梦惊醒之后瞬间复制这个剧本。
而更多的时候，是处于清晰和模糊的交界边缘处，它昭示了清晰的知识和模糊的知识之间进行区分行动的无效性。同我们现代人对于知识门类区分、划界，以及知识本身在当代环境中所处的尴尬状态一样，它既可以通过画地为牢来命定和强化自身的属性、特征、价值和意义，它也可以将不属于它的领域进行排斥和拒绝。而那些处于边缘的知识则游走于这些知识墙壁之间，并进行着不断地偷渡、殖民、走私活动，从而宣告了知识警察看似积极和卖力劳作的无聊感：
刷墙
世界是由墙壁组成的
我在人间的使命就是刷墙
一层一层一层
墙壁在我手中越来越厚
厚得像石壁
这世界因此越来越好看
符合你的想象
我的手臂是时针
上下左右摆动
时间的粉尘
一层一层地
埋我
世界大着
我小着
如果有一天，我被卡在两面墙中间
却依然保持着刷墙的姿势
你可以把我当作一幅琥珀作品
拿去拍卖或者展示
我担心的是——
它太重，你抬不动
而我
腾不出手来帮你
《刷墙》这首诗正是对此类在强化知识界限行动中所进行的无意义劳动的最好注解，每个刷墙工都成为了梦魇时间中的一部分，机械地重复看似将墙壁刷得越来越厚，其实也埋葬了主体自身，甚至在增强限度的同时也消耗其厚度的工作。墙壁是模糊和清晰之间的隐喻，它的区分本身是无效的，因为即使被噩梦惊醒之后，它还会在下一个夜晚降临，无需担心在梦醒之后遗忘掉它刚刚播放的画面内容，在梦的辩证法之中，它会不断地开启重播模式。最可怕的并非是重播，而是它在不断地重复下一个到来的时刻，在它的清晰与模糊的边界时刻，会不断地重复和强化这样一种相同的感受：何以噩梦迟迟不散？
二.解剖学：凌迟的历史梦魇
在梦魇之中，身体会被这个恶魔的沉重之躯压得喘不过气。它在梦魇者努力挣扎并尝试追求清醒的过程中制造障碍，在梦中制造重重丘陵，这个丘陵看似低矮，却难以逾越，并非是在于其障碍之重，而是在于个体之轻。
这便是古典的凌迟刑罚的意象，它的原始意思是在有坡度和有障碍的地形行进中的阻滞感，即“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荀子·宥座篇》）。这个残酷刑罚的意象再次出现在张鲜明的诗句中：
凌迟
看不见柱子，看不见绳子，看不见刀子
可我确实被绑缚着
在接受一场凌迟
不见血，不疼痛
只有嗖嗖的切割声
从头发到脚趾
我的每一个器官
正在化作羽毛
飞去
我分崩，我离析
我身轻如燕
我是一粒虚拟的
尘埃
我依然存在着
可是，从此你找不到我
我也不知道
此时，我飘在哪里
所以，咱们就不用说——
再见
凌迟这种古典政治解剖学意义上的刑罚，是古典政治惩罚系统中最令人恐怖的形式。通过长时段的行刑操作，刑具顺着机体的组织精密地控制着生命时间，受刑者的欲望和意志在权力意志与封建律法的支配下向肉刑和血腥、规范和律令方面予以分配。在精雕细作中严格地规训着秩序，欲望和意志成为了一个古典的权力怪物，成为了与规则、禁忌、知识有关的东西，成为了人在公共领域内被压制的残酷象征，而切割的器官则将欲望的整一性分割为唾弃的碎尸，在理性的解剖刑罚之中：身体与功能、生理与快感被行刑过程予以一点一点展示，零散的尸块割裂为了血腥的、解剖政治系统中的他者。
身体的解剖政治在杀戮之外的整个身体与权力运作系统中是“以作为机器的肉体为中心而形成的：如对肉体的矫正、它的能力的提高、它的各种力量的榨取、它的功用和温驯的平行增长、它被整合进有效的经济控制系统之中，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显示出‘规训’（les disciplines）特征的权力秩序的保证”[2]。
柱子、绳子、刀子，这些刑罚者的工具，这些曾经是古典行刑中恐怖的操作硬件被诗歌《凌迟》中的羽毛的轻柔给蒙蔽、化解，视觉的感知让位于身体触觉的麻木感。这种麻木感如同行刑者自身在接受这个来历不明的凌迟处死的时候，要在口中塞食鸦片，与其说是作为断头饭的鸦片，不如说是一种高级的麻醉，或者说在咀嚼鸦片中体现的恐怖人道主义。正如陈界仁的影像艺术作品《凌迟考：一张历史照片的回音》中所呈现的那样，受刑者在一边咀嚼鸦片一边接受凌迟，他的眼神在轻微的痛苦与迟缓的沉醉之间游离。一旦这样，主体会忘记了所遭受到的痛楚、屈辱、罪恶的源头与时间性。而那些向主体服食鸦片的众多无个性的施刑者是这个造梦权力系统中的冷漠零件。两者都是麻木不仁的，施刑与受刑之间看似彼此盲视，而实际上却是相互映衬，并被外围冷漠的看客所包围。 张鲜明的诗歌《凌迟》中施刑者的缺席被陈界仁在《凌迟考：一张历史照片的回音》中所构建的形象予以补充，而后者的沉默又在前者的文字中得以补白。于是，受刑者的形象与诗歌词语互相注解，无声的形象向有形的词语注入鸦片的幻象，而文字又化解了残酷肉身的恐怖。这种奇诡的行刑体验与其说是在体验幻觉，不如说是在享受一种梦幻般的麻醉，而那个曾经令人颤栗的残酷惩罚在今天升级为“不见血，不疼痛，只有嗖嗖的切割声”的体验，这是一个历史梦魇的现场版本。在其中，历史感被行刑者的缺席给与抽象化解，形成了分崩离析的幻觉：我既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来自何处，要到哪里去。同样，伴随著主体的抽空，在这个麻醉的体验中，所有的痛感源头撇得一干二净，看似找不到处刑人，也找不到罪证，但确又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于是，张鲜明在诗歌《追赶自己》中这样写道：
我甩不掉那脚步声
我的鞋子终于说话了：
“跑什么，是你掌握着你的全部罪证，
是你在追赶自己！”
三.驱魔：做一只先锋的苍蝇
在张鲜明的诗歌中，历史的恶魔通过喋喋不休的陈旧梦魇形式作用于我们的日常，并通过一种集体化的“压抑机制“（the Mechanism of repression）形成一代接一代的教育话语，可以表现为通过老人对不听话的孩子来叙述在村里面曾经出现的杀人恶魔或某个政治人物的神话，从而制造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正常的、天然的、本能的记忆缺失，以最终形成“善的健忘症”。而关于它的对立面，即关于反抗的姿态会很可能处于未知状态。那么在一个具有屈辱感的历史记忆中，集体的健忘症会在试图予以理智化来救治的实践中失效，因为后人很可能找不到任何的下手之处：
走不出你的手心
没办法，只要还有一口气
我就会痛饮你的毒品
刚刚喝下的那一口是——
“你会成功！”
此刻端起的这一杯是——
“让你成功！”
魔啊，我还是走不出
你的手心
恶魔首先会使用第一种手段，也就是如同这首诗歌《走不出你的手心》中所描绘的被痛饮的毒品，并通过上述凌迟梦魇，解剖政治学需要在残酷的惩罚仪式当中给受刑者施以毒品，一边麻醉一边行刑。恶魔通过警示、控制、惩罚，会在集体的观看中产生对于忌讳的认同。
第二种手段会更为巧妙，恶魔会换个花样，捧着面包，潜移默化的编织温暖的梦境，因为在恶魔之乡中，到处充满着甜蜜的微笑：
魔法
这一次，他换了个花样——
捧着面包，搬来椅子
哼着催眠曲
我知道，这是他的魔法
可是我的腿竟然不争气地
想要停下
我扇着脸，把心掏出来拎着
我要醒着向前走
可是，那家伙一闪身
又挡在眼前
他高大着，发出蜂蜜一样的
微笑
他在我的面前指天画地
把天地织成一个网
网的中心，是一个
温暖的被窝
而我，是一只苍蝇
在那网上怒气冲冲地
挣扎着
无疑在两种模式里，都会令一些在漫长的噩梦之旅中的暂醒者（或者说驱魔人）还未来得及设计驱魔方案时便已被恶魔的毒品、催眠曲、蜂蜜般的微笑所诱惑，并扼杀在恶魔的温暖之床之中。更可怕的是，这些密谋者会以痛饮或者自我批评的方式而抵消噩梦带来的痛苦。而那些单个的怒气冲冲的苍蝇和觥筹交错后的暂存者，在挣扎的最终却仍发现自己的行为是无效的。
那么，你是愿意做一只“先锋的苍蝇”，还是愿意做畅饮并淹死于酒缸的蜜蜂呢？
通常，人们对于先锋派诗歌的认识是认为先锋派应该尽可能的去消除常规语言的陈腐，如同那只挣扎着冲破陈旧之网的苍蝇，并试图以玄秘和隐晦的语言形式来打破陈旧艺术知识中令人讨厌的、既麻醉人又温暖净化人的功能。而先锋派诗歌的悖论在于，它的实践最终会被陈旧之网的具体形式所规训：意识形态或者商业法则等等。如果它被这些形式驯服了，那么它的生命力也就结束了。所以，一开始，先锋派诗歌在现代艺术的历史语境之中得以确立，是产生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如果它丧失了这个对于陈旧知识牢笼的对抗力，它的价值也无存，甚至也会使得它的拥趸们在美学趣味上降级。关于这一点，阿多诺说得很透彻了：“主体，自由地控制自身，脱离所有对经验世界的关注之后，暴露出他自身活力的缺乏；暴露出他实际上已经死亡，尽管彻底的具体化使得他不得不完全依靠他自身和他的抗拒力。超现实主义的辩证图像是主体自由在一种客体不自由状态中的辩证关系。……然而，如果今天超现实主义本身已经过时，那是由于人们已经拒绝一种包含在超现实主义的否定性之中的拒绝仪式”[3]。
张鲜明的诗句中道出了上述的无奈，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由这种原始梦魇的压抑机制所形成的原始模式，它在当代的幽灵版本，以及它是如何不断地编制这个古典的幽灵之网来维持自身的合法化。对这种幽灵之网我们通常的看法是：它会将复杂的个体的驱魔实践予以压抑、蜜引、诱惑、缠绕，令其丧失行动能力，并将这些复杂的个体经验垄断和汇编到一个单一功能的网中，给予一个温床允许个体表达，但引向其它意义的实践面向的可能性却很小。
但是也没有那么悲观，也许苍蝇在挣扎之后会形成思考如下几个问题，将会是先锋派诗歌未来的行动路线：梦魇之网的缝隙和薄弱之处在哪里？它的缝隙、薄弱之处是否适合个体苍蝇能够予以完美的逃逸和冲破？而飞出去之后的目的地在哪里？也许是有意义的恶托邦（dystopia）[4]吧。
注释：
[1]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和知识分子[M].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3.
[2]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90.
[3]彼得·比格尔编.先锋派理论[M].高建平译.北京：北京商务出版社，2002：16.
[4]这个概念是对乌托邦的否定，是对20世纪文学所描绘的技术社会的悲观态度，并认为是指技术成为人类未来恶魔的元凶。但对技术的态度，他本人也是持有双面的态度，技术即可以成为权力的实施结果，也可以成为技术世界的主宰。当然，技术本身的语义在当代既可以生成为福柯所说的“自我技术”（对于主体性的自我操练），也可以是自海德格尔以降关于技术与诗的良性反映论，以及其后人类学视野中的种种揣测，这些路径一并构成了技术在当代是恶或者是善的争鸣，此已远远超越了本文所能够讨论的命题了。详见：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0-91.刘朝谦.技术与诗：中国古人在世维度的天堂性与泥泞性[M].北京：华龄出版社，2013：15—18，25—27.
在理性化的现代知识域中，有关梦的神谕、象征会被各式现代启蒙者予以合法的驱逐和利用，梦成为一个被知识铁板予以压迫的既无法逃离、又无力反击的微小存在，抑或被改造为梦的集体无意识。而这种集体无意识则显得更为荒谬，它将一个非知识系统所生成的规训话语强行植入个体的反思。这种话语本是属于民间的、神话寓言中关于梦的神谕和虚构形式。话语被赋予了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实在：神谕的阐释者将知识作为操纵命运的手段。而这种操作过的命运的实在化虚构在现代社会中会被制造成不确定的、來历不明的的恐怖梦境。而且它的知识系统也将越来越隔断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以至于个体的思考、创造和质疑的能力本身也受到一种来历不明的阉割。言说的无力如同梦魇，伴随着白天的单调与乏味、紧张与压迫的重复中悄悄地在夜间潜入。这就像张鲜明的诗歌《总是在黑夜到来》所描绘的：
你总在深夜到来
你是魔
你把我的心当作巢穴
你坐在我的心尖上
吃我的梦，并吞食夜色
你占用我的嘴巴
自语或尖叫
你拧我的脸，揪我的头发
你把往事当作灰尘
撒得满天满地
你瞪着眼看我
我闭起眼看你
你我就这样相望
就像天花板和地板在对视
知道你不会轻易走开
我只好骂骂咧咧地起身
走到阳光下
来吧，看谁斗过谁
咱们赌上一把
我们可以把这首诗理解为人在丧失了其自身反思能力之后的当代写照，反思的意志会在中规中矩、浇注成型的理性社会模式中分散、切割、消耗，并最终将反思的意志化整为零，而且会在这一理性模式的驱动下产生新的魔魇。这个魔魇吞噬夜色、压迫主体，不会轻易走开，这被称之为梦魇的辩证法模式。在梦魇的辩证法模式中，张鲜明的诗歌里所描绘的首先是个体的梦魇，在其产生之处，以一个多变的、神谕化的象征模式进入个体的艺术叙事；接下来被共同体接纳和吸收成为一个巨大的造梦情境；然后这个巨大的理性机器又不断地向个体输入新的个体化梦魇，它作用于身体的变形，将自然主义的器官进行了新的立体意识形态化的重组：
腿把脑袋关起来
腿走着走着，突然拐弯了
脑袋一惊，喊起来：
“不对，那是去办公室的方向！”
腿顿了一下，继续
往前走
脑袋再次吆喝起来：
“今儿个是星期天……你这个狗腿子！”
腿想了想，咕哝了一句：
“楼梯也在喊我，我听谁的？”
腿一边说着一边扛起脑袋
顺手把它扔到一个
白色的坟墓里
脑袋蹦跳着大喊：
“造反啦，腿把脑袋关起来啦！”
一个长得像电脑的甲壳虫
爬过来，好奇地看着
一只穿山甲披着文件做的衣裳
匆忙赶来，它们一起
把那个不屈不挠的脑袋
往下按，就像按着
水中的葫芦
腿在一边笑得发抖，对脑袋说：
“你看，是谁把你关起来的？！”
在这首《腿把脑袋关起来啦》的诗里，身体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立体主义，它可以像立体主义艺术家那样将古老的埃及式的正面率造型赋予新的形式，但又区别于立体主义对形式的压迫与冲动，这是身体的当代文化政治形式。而器官的原始功能，比如眼睛要诉诸观看，耳朵要诉诸听觉，会在这个新的模式中发生逆转、彼此对抗、去功能化。眼睛的可看是要屈服于监视和控制，以及在高度发达的科层制社会中生成了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视野。这种权力屈服是一种不均衡的模式，正如鲍曼所云，这种不均衡模式“就是对人类行为模式进行整体改造，就是把千篇一律的规则这一不合理要求，强加在个人的有着多种多样爱好的现实活动之上，就是把各自怀着不同目的的民主个体，纳入一个千篇一律的客体范畴”[1]。这个梦魇辩证法的实践模式对于身体改造的结果就是将身体与理智，或者说脑袋和器官的关系逆转了，而行动本身被这个梦魇的辩证法坚定不移地牵引。很显然，这个辩证法模式在配置器官、安排个体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再造新的身体立体主义，将器官予以新的变态组合，并屈从于权力意志本身；另一方面也复制了其他相似的、数量众多的个体实在。我的变形和你的变形从属于这个野心勃勃、千篇一律中的一个，而器官变形所导致的主体缺陷、有限及不完善被不断地得到证实和强化。而且这种缺陷会在微观权力视野中生成为另一个主体的权力他者，也有可能成为彼此相互映射的他者，并不自觉地扮演了权力配置舞台中的合谋者、参与者的角色。因为将多元改造为一元的艰巨路径中，不但需要自上而下的谋划，也需要数量众多的变形者参与。
张鲜明描绘了这个千篇一律模式中的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形象，在这里，器官和恶魔生成了奇妙的关系：器官的变形既是黑夜恶魔的白天在场，也是恶魔辩证法模式作用结果的奇怪缺席，它野心勃勃地强化了既千篇一律、不断对抗的器官形象，又悄无声息地在暗中控制着每一个个体，它无处不在，又随处遁形。
张鲜明诗歌中恶魔的形象可以从画家亨利·富塞利（Henry Fuseli）的《梦魇（The Nightmare）》中得到相似性的启示。在这幅画中，富塞利对于现代个人主义和政治经济领域的集体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做出描绘，个人的梦魇被赋予了世俗化形象，而时代的梦魇（抑或18世纪的梦魇辩证法）是一个半人半神的淫荡形象。个体在睡梦之中无力挣扎，恶魔则以淫荡的形象游离于黑夜之中。这种相似性在张鲜明的诗句中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就如同恶魔的古典意象会被集权主义进行超越时空的操纵一样，在词语、图像形式、色彩的结构中徘徊。也就是，色彩的缤纷被一个黑白对比强烈的恐怖调子所排除，同样也可以被强力意志的词语限制进修辞的王国。
张鲜明诗歌中的梦魇的时间是一个非线性的奇异状态，主体在享受到梦魇压迫的恐惧窒息的瞬间，将历史的象征片段予以任意的速度调试，其物理时间的属性早已不存在，在播放这个画面时，恶魔的视觉形象会增强这种奇异的时间节奏。在一个梦境中，会出现几组看似不相干的叙事线索，有时候是在进行平行叙述；有时候又将几组线索组织在一起进行非线性叙述。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既可以在模糊中讓梦魇者自身在梦中对之进行现场的修正和斥责；也可以在清晰中让梦魇者在噩梦惊醒之后瞬间复制这个剧本。
而更多的时候，是处于清晰和模糊的交界边缘处，它昭示了清晰的知识和模糊的知识之间进行区分行动的无效性。同我们现代人对于知识门类区分、划界，以及知识本身在当代环境中所处的尴尬状态一样，它既可以通过画地为牢来命定和强化自身的属性、特征、价值和意义，它也可以将不属于它的领域进行排斥和拒绝。而那些处于边缘的知识则游走于这些知识墙壁之间，并进行着不断地偷渡、殖民、走私活动，从而宣告了知识警察看似积极和卖力劳作的无聊感：
刷墙
世界是由墙壁组成的
我在人间的使命就是刷墙
一层一层一层
墙壁在我手中越来越厚
厚得像石壁
这世界因此越来越好看
符合你的想象
我的手臂是时针
上下左右摆动
时间的粉尘
一层一层地
埋我
世界大着
我小着
如果有一天，我被卡在两面墙中间
却依然保持着刷墙的姿势
你可以把我当作一幅琥珀作品
拿去拍卖或者展示
我担心的是——
它太重，你抬不动
而我
腾不出手来帮你
《刷墙》这首诗正是对此类在强化知识界限行动中所进行的无意义劳动的最好注解，每个刷墙工都成为了梦魇时间中的一部分，机械地重复看似将墙壁刷得越来越厚，其实也埋葬了主体自身，甚至在增强限度的同时也消耗其厚度的工作。墙壁是模糊和清晰之间的隐喻，它的区分本身是无效的，因为即使被噩梦惊醒之后，它还会在下一个夜晚降临，无需担心在梦醒之后遗忘掉它刚刚播放的画面内容，在梦的辩证法之中，它会不断地开启重播模式。最可怕的并非是重播，而是它在不断地重复下一个到来的时刻，在它的清晰与模糊的边界时刻，会不断地重复和强化这样一种相同的感受：何以噩梦迟迟不散？
二.解剖学：凌迟的历史梦魇
在梦魇之中，身体会被这个恶魔的沉重之躯压得喘不过气。它在梦魇者努力挣扎并尝试追求清醒的过程中制造障碍，在梦中制造重重丘陵，这个丘陵看似低矮，却难以逾越，并非是在于其障碍之重，而是在于个体之轻。
这便是古典的凌迟刑罚的意象，它的原始意思是在有坡度和有障碍的地形行进中的阻滞感，即“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荀子·宥座篇》）。这个残酷刑罚的意象再次出现在张鲜明的诗句中：
凌迟
看不见柱子，看不见绳子，看不见刀子
可我确实被绑缚着
在接受一场凌迟
不见血，不疼痛
只有嗖嗖的切割声
从头发到脚趾
我的每一个器官
正在化作羽毛
飞去
我分崩，我离析
我身轻如燕
我是一粒虚拟的
尘埃
我依然存在着
可是，从此你找不到我
我也不知道
此时，我飘在哪里
所以，咱们就不用说——
再见
凌迟这种古典政治解剖学意义上的刑罚，是古典政治惩罚系统中最令人恐怖的形式。通过长时段的行刑操作，刑具顺着机体的组织精密地控制着生命时间，受刑者的欲望和意志在权力意志与封建律法的支配下向肉刑和血腥、规范和律令方面予以分配。在精雕细作中严格地规训着秩序，欲望和意志成为了一个古典的权力怪物，成为了与规则、禁忌、知识有关的东西，成为了人在公共领域内被压制的残酷象征，而切割的器官则将欲望的整一性分割为唾弃的碎尸，在理性的解剖刑罚之中：身体与功能、生理与快感被行刑过程予以一点一点展示，零散的尸块割裂为了血腥的、解剖政治系统中的他者。
身体的解剖政治在杀戮之外的整个身体与权力运作系统中是“以作为机器的肉体为中心而形成的：如对肉体的矫正、它的能力的提高、它的各种力量的榨取、它的功用和温驯的平行增长、它被整合进有效的经济控制系统之中，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显示出‘规训’（les disciplines）特征的权力秩序的保证”[2]。
柱子、绳子、刀子，这些刑罚者的工具，这些曾经是古典行刑中恐怖的操作硬件被诗歌《凌迟》中的羽毛的轻柔给蒙蔽、化解，视觉的感知让位于身体触觉的麻木感。这种麻木感如同行刑者自身在接受这个来历不明的凌迟处死的时候，要在口中塞食鸦片，与其说是作为断头饭的鸦片，不如说是一种高级的麻醉，或者说在咀嚼鸦片中体现的恐怖人道主义。正如陈界仁的影像艺术作品《凌迟考：一张历史照片的回音》中所呈现的那样，受刑者在一边咀嚼鸦片一边接受凌迟，他的眼神在轻微的痛苦与迟缓的沉醉之间游离。一旦这样，主体会忘记了所遭受到的痛楚、屈辱、罪恶的源头与时间性。而那些向主体服食鸦片的众多无个性的施刑者是这个造梦权力系统中的冷漠零件。两者都是麻木不仁的，施刑与受刑之间看似彼此盲视，而实际上却是相互映衬，并被外围冷漠的看客所包围。 张鲜明的诗歌《凌迟》中施刑者的缺席被陈界仁在《凌迟考：一张历史照片的回音》中所构建的形象予以补充，而后者的沉默又在前者的文字中得以补白。于是，受刑者的形象与诗歌词语互相注解，无声的形象向有形的词语注入鸦片的幻象，而文字又化解了残酷肉身的恐怖。这种奇诡的行刑体验与其说是在体验幻觉，不如说是在享受一种梦幻般的麻醉，而那个曾经令人颤栗的残酷惩罚在今天升级为“不见血，不疼痛，只有嗖嗖的切割声”的体验，这是一个历史梦魇的现场版本。在其中，历史感被行刑者的缺席给与抽象化解，形成了分崩离析的幻觉：我既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来自何处，要到哪里去。同样，伴随著主体的抽空，在这个麻醉的体验中，所有的痛感源头撇得一干二净，看似找不到处刑人，也找不到罪证，但确又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于是，张鲜明在诗歌《追赶自己》中这样写道：
我甩不掉那脚步声
我的鞋子终于说话了：
“跑什么，是你掌握着你的全部罪证，
是你在追赶自己！”
三.驱魔：做一只先锋的苍蝇
在张鲜明的诗歌中，历史的恶魔通过喋喋不休的陈旧梦魇形式作用于我们的日常，并通过一种集体化的“压抑机制“（the Mechanism of repression）形成一代接一代的教育话语，可以表现为通过老人对不听话的孩子来叙述在村里面曾经出现的杀人恶魔或某个政治人物的神话，从而制造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正常的、天然的、本能的记忆缺失，以最终形成“善的健忘症”。而关于它的对立面，即关于反抗的姿态会很可能处于未知状态。那么在一个具有屈辱感的历史记忆中，集体的健忘症会在试图予以理智化来救治的实践中失效，因为后人很可能找不到任何的下手之处：
走不出你的手心
没办法，只要还有一口气
我就会痛饮你的毒品
刚刚喝下的那一口是——
“你会成功！”
此刻端起的这一杯是——
“让你成功！”
魔啊，我还是走不出
你的手心
恶魔首先会使用第一种手段，也就是如同这首诗歌《走不出你的手心》中所描绘的被痛饮的毒品，并通过上述凌迟梦魇，解剖政治学需要在残酷的惩罚仪式当中给受刑者施以毒品，一边麻醉一边行刑。恶魔通过警示、控制、惩罚，会在集体的观看中产生对于忌讳的认同。
第二种手段会更为巧妙，恶魔会换个花样，捧着面包，潜移默化的编织温暖的梦境，因为在恶魔之乡中，到处充满着甜蜜的微笑：
魔法
这一次，他换了个花样——
捧着面包，搬来椅子
哼着催眠曲
我知道，这是他的魔法
可是我的腿竟然不争气地
想要停下
我扇着脸，把心掏出来拎着
我要醒着向前走
可是，那家伙一闪身
又挡在眼前
他高大着，发出蜂蜜一样的
微笑
他在我的面前指天画地
把天地织成一个网
网的中心，是一个
温暖的被窝
而我，是一只苍蝇
在那网上怒气冲冲地
挣扎着
无疑在两种模式里，都会令一些在漫长的噩梦之旅中的暂醒者（或者说驱魔人）还未来得及设计驱魔方案时便已被恶魔的毒品、催眠曲、蜂蜜般的微笑所诱惑，并扼杀在恶魔的温暖之床之中。更可怕的是，这些密谋者会以痛饮或者自我批评的方式而抵消噩梦带来的痛苦。而那些单个的怒气冲冲的苍蝇和觥筹交错后的暂存者，在挣扎的最终却仍发现自己的行为是无效的。
那么，你是愿意做一只“先锋的苍蝇”，还是愿意做畅饮并淹死于酒缸的蜜蜂呢？
通常，人们对于先锋派诗歌的认识是认为先锋派应该尽可能的去消除常规语言的陈腐，如同那只挣扎着冲破陈旧之网的苍蝇，并试图以玄秘和隐晦的语言形式来打破陈旧艺术知识中令人讨厌的、既麻醉人又温暖净化人的功能。而先锋派诗歌的悖论在于，它的实践最终会被陈旧之网的具体形式所规训：意识形态或者商业法则等等。如果它被这些形式驯服了，那么它的生命力也就结束了。所以，一开始，先锋派诗歌在现代艺术的历史语境之中得以确立，是产生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如果它丧失了这个对于陈旧知识牢笼的对抗力，它的价值也无存，甚至也会使得它的拥趸们在美学趣味上降级。关于这一点，阿多诺说得很透彻了：“主体，自由地控制自身，脱离所有对经验世界的关注之后，暴露出他自身活力的缺乏；暴露出他实际上已经死亡，尽管彻底的具体化使得他不得不完全依靠他自身和他的抗拒力。超现实主义的辩证图像是主体自由在一种客体不自由状态中的辩证关系。……然而，如果今天超现实主义本身已经过时，那是由于人们已经拒绝一种包含在超现实主义的否定性之中的拒绝仪式”[3]。
张鲜明的诗句中道出了上述的无奈，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由这种原始梦魇的压抑机制所形成的原始模式，它在当代的幽灵版本，以及它是如何不断地编制这个古典的幽灵之网来维持自身的合法化。对这种幽灵之网我们通常的看法是：它会将复杂的个体的驱魔实践予以压抑、蜜引、诱惑、缠绕，令其丧失行动能力，并将这些复杂的个体经验垄断和汇编到一个单一功能的网中，给予一个温床允许个体表达，但引向其它意义的实践面向的可能性却很小。
但是也没有那么悲观，也许苍蝇在挣扎之后会形成思考如下几个问题，将会是先锋派诗歌未来的行动路线：梦魇之网的缝隙和薄弱之处在哪里？它的缝隙、薄弱之处是否适合个体苍蝇能够予以完美的逃逸和冲破？而飞出去之后的目的地在哪里？也许是有意义的恶托邦（dystopia）[4]吧。
注释：
[1]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和知识分子[M].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3.
[2]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90.
[3]彼得·比格尔编.先锋派理论[M].高建平译.北京：北京商务出版社，2002：16.
[4]这个概念是对乌托邦的否定，是对20世纪文学所描绘的技术社会的悲观态度，并认为是指技术成为人类未来恶魔的元凶。但对技术的态度，他本人也是持有双面的态度，技术即可以成为权力的实施结果，也可以成为技术世界的主宰。当然，技术本身的语义在当代既可以生成为福柯所说的“自我技术”（对于主体性的自我操练），也可以是自海德格尔以降关于技术与诗的良性反映论，以及其后人类学视野中的种种揣测，这些路径一并构成了技术在当代是恶或者是善的争鸣，此已远远超越了本文所能够讨论的命题了。详见：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0-91.刘朝谦.技术与诗：中国古人在世维度的天堂性与泥泞性[M].北京：华龄出版社，2013：15—18，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