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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要对现实生活中的王本道先生加以准确介绍，其官员身份自然无法省略。作为“40后”和“老三届”中的一员，本道虽然经历过上山下乡，当过记者、教师，但更长的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却是在党政机关度过的。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王本道又不是一种官员身份、一个领导职务就可以完全概括和确切定位的。事实上，无论从生命实践看，抑或就社会影响讲，他身上都还有另一种角色和质地，这就是作家和文人。长期以来，本道一直坚持在本职工作之余，见缝插针，锲而不舍地从事文学创作，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人民文学》《十月》《随笔》《长江文艺》等数十种报刊发表大量的散文随笔作品，总计近200万言；陆续推出《芳草青青》《心灵的憩园》《感悟苍茫》《云水情怀》《人间有味是清欢》《生活因此而美丽》等6部散文集；其作品多次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转载，先后入选数十种权威选本和多种语文教材，并相继获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辽宁文学奖·辽河散文奖等奖项。本道的文学创作赢得了多方面的赞誉和认可，作家本人则成为文学世界和作家队伍的重要一员——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辽宁省作家协会第七届理事、第八届副主席，迄今仍担任省作协顾问、中国作协和辽宁省作协盘锦创作基地主任等职，并具有文学创作一级职称。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坛之上的官员写作、“太守文章”，固然已是常见现象，只是其中像本道这样视文学创作为生命，且持续之久、成果之多、影响之大者，毕竟还是少数。因此，研究和总结本道的文学之路与创作得失，不仅可以为官员作家的角色转换以及在创作上扬长避短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对于我们探索和认识散文随笔的艺术特征，梳理并把握其创作规律，亦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
王本道出生于哈尔滨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中长辈多有高级知识分子。父亲接受的新式教育虽是航海专业，但因小时候读过私塾，所以文史功底很是扎实，这方面的藏书亦算得上富足。如此弥漫着家庭书香的文学教育，由于是“从小抓起”，且伴随着心灵成长不断延伸，持之以恒，所以，它把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很自然地注入本道的内心，使其成为一种有“根”的文化积淀和学养储备，这无疑构成了他散文创作的潜在优势。与此同时，这种起步早、不间断的古诗文阅读，也逐渐培养和强化着本道的文学兴趣，直至在其心底成为一种难以忘怀，无法割舍的文学情结。这种情结在本道身上顽强而执拗的生长发育，即使经历“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巨大社会变故和命运周折，亦不曾丢弃和消弭；而当历史重新回归人间正道，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春风终于吹拂华夏大地时，它立即化作一种内在动力，促使本道拿起笔来，同缪斯对话，与文学结缘。
本道相对频繁自觉的文学写作，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此后至20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的十多年里，他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散文随笔或杂文披露于报刊。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散文乃至文学多元格局的日臻成熟与日益发展，当然亦随着作家个体文学观念的深化和文学经验的丰富，本道的散文创作呈现出新的探索与新的态势。具体来说就是，其题材与话题更趋于广泛和自由；其思想与意味更接近深沉和丰赡；其结构与谋篇更追求从容和圆润；其语言与笔调更讲究舒展和精美。这样的努力和这样一种过程，使本道的散文创作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获得了明显的提升，实现了较大的腾跃，从而在扬弃与变化之中，成为当下散文领域有个性且有影响的“这一家”。
二
在本道的散文创作中，得江山之助，写风物之美的篇章，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游记作品，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从题材和门类的角度看，这自然算不上新颖，相反，与新时期以来由旅游热所引发的游记作品的过度膨胀撞了个满怀。值得称赏的是，本道笔下的游记，没有沾染时下某些同类作品所常见的浅表化和时尚化的毛病，而是凭借作家充足的人文修养，以及面对山水自然特有的敏锐的感受能力和高超的驾驭能力，从容地写出了属于自己的匠心与个性。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游记作品的整体把握上，注重突出其人文色彩和文化含量。本道撰写游记散文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喜欢把打量和欣赏的目光，投向那些人文传统相对幽远，历史积淀比较丰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历史文化名城以及类似的种种遗迹。这便决定了其笔下的艺术世界，常常是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于一体，而以状写人文景观为主调，以实施文化发掘为优长。请看《红尘净土徽州情》。这篇聚焦“美好的地方”古徽州的作品，自然会写到新安江的碧波荡漾、屯溪镇的市声鼎沸、古村落的粉墙黛瓦、老庭院的清溪回环，但着墨更多也更有分量的，却分明是作家立足于眼前景物所进行的历史回溯与文化开采。于是，我们获知了儒家文化与徽商之间亦成亦败的双重关系；古代徽商由“贾”到“儒”角色转换的心理逻辑，以及发生在当代年轻人身上的令人遗憾的价值变迁……一篇游记就这样激活了一方热土的前生今世。《吴歌软语常缱绻》聚焦“天堂”苏州，但作家有意避开园林撷英、曲巷探胜之类的常见套路，而是调动全部文字，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青堂瓦舍里一场精彩的评弹演出，特别是渲染了评弹艺术委婉悱恻的声韵之美，以及其中包含的人性光彩，结果从一个奇异的角度，完成了对江南文化和苏州神采的生动皴染。此外，《十里秦淮费思量》《大山深处的似水柔情》《抒情的塞纳河》等文，均善于采撷人文花絮充实自然风景，从而使游记作品趋于深邃与丰厚。
第二，在游记作品的情境表达上，坚持把写形与写神、写实与写意结合起来。本道的游记散文有时也会聚焦相对纯粹的自然万物与大地景观，也会把展现特定情境，传递一隅风情作为文章的旨归。而每当这时，作家则充分敞开艺术的感受力与想象力，调动多种构思与技法，既注重写形写实，又讲究写神写意，努力通过二者的映衬与互补，创造美的画境与化境。不妨以《彩色的田野》为例。该文写的是云南红河哈尼族梯田的绝世美景。围绕这一对象，作家起笔时先借助阅读经验进行想象式点染。继而在身临其境的情况下，展开全景式的工笔描绘。接下来再锁定细节或局部，通过放大某些景色特点，突出和强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以及哈尼人的敬重天意，顺从自然。最后则以天籁般的哈尼古歌，完成写意性烘托。于是，彩色的田野便生出了如在眼前的鲜活性与层次感。《暮色与晨曦里的日月潭》落笔台岛旅游胜地，作家在这里尽管只停留了短短的一个夜晚，却以敏锐的目光和巧妙的文心，准确地捕捉到了“暮色”与“晨曦”中情调有异的湖光山色——前者静谧婉约，后者清幽萧瑟，两番浓淡不一的描绘，两幅虚实相生的图画，最终完成了对这一处风景的传神写照。 第三，在游记作品的意味营造上，努力做到景色体验与人生体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同所有出色的游记散文一样，本道的游记散文也注重感受的丰沛，也讲究意味的浓郁。只是作家在让这一切浸透文本时，没有走一味咀嚼仁山智水，单纯作哲理演绎和超验思辨的路子，而是更多将山水体验同人生体验自然而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让二者互为生发，相得益彰。譬如，在《梅花几度梦里寻》里，作家由自己当“梅客”的经历说开去，一方面驱动绚丽的笔墨，精心描绘江南梅林的花事纷繁，热烈火爆；一方面放飞灵动的思绪，透过梅花的自然特征与植物属性，开采其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进而抒发人生的识见与感悟。这种咏花与说人的交织与叠加，使作品的境界顿显开阔，内涵越发丰腴。《血泪凝成的美丽》取材于作家的广西北海之旅。其笔墨所至，虽然不乏城市与沙滩的面影，但真正构成全篇核心物象并被加以重点描述的，却是大海中牡贝以血泪孕育珍珠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在作家笔下，又绝不是科普意义上的客观介绍，其字里行间分明承载着复杂痛苦的情感体验，同时也融入了人与大自然该如何相处，人的欲望该怎样节制的深沉思考。这时，通篇作品便有了一种言近旨远、余味绵绵的效果。
三
在本道的生命旅程里，曾有过三年左右的知青经历。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它承载了作家十分珍贵的青春记忆，加之又是作家长期的城市生活中仅有的异质性体验，所以，它很自然会成为本道内心不大也不小的一种情结，同时也顺理成章地构成了本道散文创作相对稳定的生活资源与题材向度。不过，同样是表现知青经历和乡村生活，本道的作品较之这些年来屡屡可见的一些同类书写，仍然具有自己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与一些知青散文主张复活历史场景，还原记忆表象，以求解构乃至重构当年的知青生活明显不同，本道的知青散文无意在自传的意义上再现和评价曾经的插队经历，而是更习惯于将这一切化作经验的积累和意象的储存，让其伴随着作家的生命河流与生活契机，不断地“闪回”和“再生”，就中传递全新的精神思考与心灵感怀。请看《渐行渐远的炊烟》。该文写作家因看到油画中的炊烟缭绕而引发了自己的乡村记忆：当年插队时，远离家乡和亲人，是冉冉上升的炊烟，给了“我”心灵的抚慰与纾解，也给了我家的亲切感与归属感，让我在农村安下心来。然而，许多年后，“我”旧地重游，竟然发现剧变中的乡村已经不见了炊烟的踪迹。这时，巨大的遗憾和失望使“我”不仅格外怀念温馨浪漫的炊烟之美，而且平生出真切的疑虑与忧患：难道中国乡村的现代化一定要以文明失衡、传统断裂为代价？《怀念牛》落笔于作家与牛的一段缘分：在做知青期间，“我”不但使过牛、放过牛，与牛有过亲密接触，而且为了节省青年点的柴草，还曾一度住过火炕连着灶台的饲养棚，很了解牛的习性。就生活的真实而言，与牛相伴的日子无疑包含着艰辛与苦涩，只是当这些一旦成为“我”的回忆，同时又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牛的崇拜相衔接，一种浓郁的诗意伴随着一种古典的浪漫，油然而生，令人遐想。此外，《灯如红豆最相思》《怅望千秋一洒泪》《云中谁寄锦书来》等篇，都属于作家对昔日知青生活有意或无意地打捞与回望，因而也都具有一种在拉开了时间和心理距离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亦真亦幻的美感。显然，这样的作品留给读者的滋味，常常是含蓄、隽永而绵长的。
第二，与一些知青散文因无力走出主体与客体的双重暗影，以致使整体基调趋于压抑和灰暗明显不同，本道的知青散文在表现作家的插队生活时，更喜欢采撷那些温暖的、柔润的、亮丽的人物和事物，加以开发与描绘，进而告诉读者：即使在贫困、艰难，甚至不乏丑恶、荒谬的知青岁月里，依然有美好的东西顽强存在，熠熠生辉。譬如，一篇《雪天的回忆》捧出了作家久藏心中，挥之不去的一幕：罕见的大雪从天而降，身为公社报道员的“我”正在观赏雪景，而党委书记景洪明却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场严重的雪灾，必然会威胁群众的生命安全。于是，他立即组织机关干部自带干粮，分头深入山村抗灾救人。当时，“我”随景书记下乡。一路上大雪纷飞封盖了沟壑，景书记不仅总是走在前面探路，而且还告诉“我”许多人生的道理和雪天自救的方法，从而给“我”上了印象极深的一课。同样以景书记为主人公的还有《心中的紫丁香》。这篇作品虽然只是着重记叙了景书记和知青们在丁香树下的一番谈话，但由于这谈话既包含了由树及人的哲理阐发，又承载了推心置腹的经验传递，所以不但使“我”念念不忘，终身受益；而且充分呈现了景书记的思想成熟与目光长远，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殊为难能可贵。《熬伏》和《百纳情》讲述的是发生在“我”和农村姑娘之间的温馨而感人的故事。当年插队时的“我”身单力薄，被好心的老队长分派到妇女队参加劳动。队里的姑娘们对“我”十分关心与呵护，不但帮我干活，催我休息，还拿来当时极为珍贵的面条、鸡蛋，让“我”改善生活；找来乡下很少见到的报纸，满足“我”的阅读需求。有一次暴雨骤降，我们跑到天然石棚里躲雨，两位姑娘竟用自己的身体作了“我”的雨衣。后来，“我”奉调回城，十几位姑娘依依难舍，所赠的礼物竟是一件由她们分别购买毛线、共同编织而成的杂色毛衣。这时，作品所展现的已不单单是农村姑娘的热情、善良与实在，同时还有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真挚而纯洁的人性与人情之美。
四
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文化保守主义的大面积回潮，重新打量和估价中国传统文化成为热门话题。反映到散文创作领域，便是历史文化散文的异军突起，空前活跃，并逐渐成为散文创作一个新的聚焦点和增长点。本道一向倾心中国的文史传统与文化典籍，且在这方面博览泛读，腹笥充盈，于是，立足于当今社会现实与观念意识，透视历史现象，品评历史人物，烛照历史暗角，抒发历史感怀，便成为本道散文写作的又一重要题材和常见主题。这当中有两方面的特点颇见作家的个性。
第一，在艺术表达上，本道的历史文化散文善于将历史资源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做跨越古今，打通语境的观察与言说，力求为现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与积极的借鉴。撰写历史文化散文，说到底是作家借助时代馈赠所进行的对历史材料的重新发现、认识与评价，即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正因为如此，在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中，作家是否具备现代意识便显得至关重要。而在这方面，本道自有得益于长期精神认知与丰富社会实践的天然优势，反映到创作上，便是他笔下的历史文化散文，大都保持着与现实生活的对话关系，体现了一种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可贵努力。 请看《甲午思绪》。这篇作品落笔于近代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只是作家没有像时下某些同类创作那样，一味在战争过程或细节上作琐碎的纠缠，而是以主要笔墨来探究这场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的缘由，特别是深入清理和反思了当时流行的那种“只见物，不见人”；只学习先进技术，不改变人的精神面貌的“体用”之学，进而严正指出：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精神启蒙、人性发展，才是民族振兴之本。这样的发声无疑具有显见的当下意义。《韩柳的为官之道》历数韩愈、柳宗元曲折的命运，坎坷的仕途，褒扬他们或“道济天下”，或“官为民役”观念、操守与行为，但真正构成全篇文眼的，却是作家从韩柳二人身上引申出来的一种当今官员应有的品质：“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忧思常忆范仲淹》以较多的笔墨，介绍了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立德、立言、立行的情况，特别是推崇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性。不过，作家显然不想仅仅做历史人物的书记员，他在作品的后半部分对当下某些官员的行为与心态予以抨击，便不仅将历史上的范公化为有益的镜鉴，而且使通篇作品顿生呼唤乾坤正气、官场清风的意味。此外，《千古兴亡多少事》由清代八旗兵制的衰退，引申出王朝更替、民族兴衰的教训；《良辰未必有佳期》透过李商隐的遭遇，谈论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都从历史中提炼出现代滋养，因而也都赋予了历史以新意。
在坚持以现代意识与历史对话的过程中，本道的散文创作还每每呈现一种题材向度的偏好或习惯：喜欢选择一些具有传奇色彩且广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和爱情故事，启动独特的视角和观点，加以探照与阐发，就中或传递闪耀着永久魅力的人格侧面，或揭示打上了历史印记的人性缺失，力求以新的内涵，丰富和扩展人们的精神认知。这构成了本道历史文化散文的第二个特点。
不妨来看以晚明青楼才女柳如是为审视对象的《鹃声雨梦悼英魂》。由于主人公是一个被野史传闻一再误读和屡屡歪曲的人物，所以作家下笔不得不先来一番正本清源：讲述柳氏不幸的身世、多舛的婚姻、超群的才艺、高洁的诗情。但所有这些都只是一种载体和铺垫，作家真正倾力张扬的，是主人公贯穿于生命旅程的忧国伤时的侠肝义胆，是她不屈强敌、宁折不弯的抗争精神。陈寅恪称自己的《柳如是别传》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在这一意义上，本道庶几算得上是后来的知音。《谁念西风独自凉》聚焦满族词人纳兰性德。作家起笔先介绍了纳兰“多情而不滥情，伤情而不绝情”的性格特点，以及其柔润自然、婉丽凄清的词风，对清代第一词人进行了从人到文的整体勾勒。接下来笔锋一转，立足历史和文化视角，指出纳兰人格的重要缺陷：缺乏男人所应有的勇敢的担当精神。这使得他的词作无论怎样凄凄惨惨，情真意切，最终不过是“雨过送伞的投入，明日黄花的情感”。这样的评价倒也堪称言之有据的一家之言。《一曲虞歌唱到今》——单看这个题目，就知道它锁定的是楚霸王项羽和虞姬的故事。不过作家在重新演绎这个老故事时，没有像以往的某些作品那样，更多围绕项羽落笔，表达英雄末路的感喟，而是选择从虞姬切入，强调了她的善良、明智与自尊，特别是突出了她“以自己的毁秀色于战尘，激励项羽用血性豪情做最后一搏”的勇敢与果决。这样一种真美和大美，无疑具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与震撼力。
五
时至今日，空前的观念更新和大胆的文体实验，使散文创作拥有了极大的自由性与更多的可能性。不过，在这极大的自由性与更多的可能性当中，从个体的经验与感受出发，表达作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因为联系着散文贵有“我在”的本质属性，所以迄今仍是散文创作中最常见的艺术路径和言说方式。本道显然了解和认同这一点。在他的散文世界里，固然有过多样的探索与尝试，但将日常生活对象化、陌生化和审美化，努力表达身边的惊喜与平凡的诗意，始终是其最基本的写作取向和最稳定的文体形态，因而也构成了其显著的艺术侧面与重要的创作特点。
毋庸讳言，文学写作正面对取消差异、主张解构的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语境里，作家以散文记叙日常生活，实际上面临天然的陷阱：几乎无处不在的小时代氛围和碎片化思维，使散文家很容易在感觉的泛滥或语词的狂欢中失去应有的深度与重量，以致使笔下场景沦为杯水风波乃至鸡毛蒜皮。而本道有关日常生活的散文书写，很好地摆脱或跨越了这一陷阱。翻开作家的这类篇章可以看到：映现其中的日常生活是那样的百态千姿，林林总总，但它们很少属于表面现象的描摹和琐碎细节的堆砌，而是渗入了作家的目光与情致，并最终被作家的思考和感受所统领、所照亮，成为有意味的艺术视景。
譬如，《都市望月》表达作家对月亮的一份感情。其笔墨所及写到“我”因月而生的日常生活经验：童年时喜欢披着月光听大人讲嫦娥奔月的故事；成年后习惯在万籁俱寂的子夜观赏中天皓月等。而凡此种种都只是一种衬托、铺垫和蓄势，它们最终引发的，是作家望月“望”出来的一声叹息：在高科技使大自然日益“祛魅”、物质欲使人类日趋浮躁的今天，还有多少人保持着仰天赏月的情致？这时，望月的遗憾实际上包含了对现代人和现代病的反思与体认，可谓寻常之中见奇崛。《鸟儿飞向何方》由作家眼中的小鸟破题，起笔先写了“我”清晨散步时观鸟雀跃、听鸟鸣唱的惬意，继而引入“我”对鸟语的一番见闻与认识，接下来言及人类在对鸟的态度上曾犯过的错误，最后则正面阐述人鸟之间应有的和谐相处的关系，以及走向这种和谐迄今尚存的挑战与考验……所有这些，无不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但又无不联系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亦属寓大义于微言的妙文。还有《今天吃什么》《自行车咏叹调》《冬日絮语》《窗外的白杨树》等等，或披沙拣金，或见微知著，均体现了于日常生活中捡拾新颖或营造理趣的特征，有一种平中见奇之美。法国雕塑家罗丹有言：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在我看来，本道是有这样一双眼睛的。
本道的散文创作之所以能够实现日常生活的陌生化、审美化，从根本上说，自然取决于作家较高的观察生活和提炼艺术的能力，只是如果单从行文表达的角度看，则又主要得益于作家很好地处理了感性与知性的关系。余光中先生曾将散文写作的全部元素，划分为感性和知性两大部分。他指出：“文章的风格既如人格，则亦当如完整的人格，不以理绝情，亦不以情蔽理，而能维持情理之间的某种平衡，也就是感性与知性的相济。”他还说：“许多出色的散文，常见知性之中含有感性，或是感性之中含有知性，而其所以出色，正是两者之合，而非两者之分。就像一面旗子，旗杆是知性，旗是感性：无杆之旗正如无旗之杆，都飘扬不起来。文章常有硬性、软性之说：有杆无旗，便失之硬性；有旗无杆，有失之软性。”①我不知道本道是否研究过余光中的散文观念和创作主张，但他笔下的作品却将这样的观念和主张落到了实处。 请看《生活处处皆风景》。该文旨在提醒现代人，摆脱物欲羁绊，享受从容人生，而引出这一话题的则是作家在城中邂逅一间咖啡屋的经历。为此，作品先是调动充分感性的文字，书写“我”在咖啡屋里的见闻与感怀；然后启动趋于知性的笔墨，表达由此而生的思考与议论，于是，通篇作品形而上与形而下水乳交融，把浓郁的艺术磁场留给了读者。《草木总关情》也是一篇感性与知性既互为条件，又互为补充的作品。文章围绕作家的草木情怀撒开笔墨，时而以感性之“忆”描写“我”与草木的缘分，时而以知性之“思”讲述草木对“我”的启迪，二者相辅相成而又相得益彰，结果使作家笔下的草木世界既缤纷摇曳，又意味深长。诸如此类的篇章在本道的散文创作中屡屡可见，如《岁月之约》《秋天的信笺》《生命之河》等等，读来都有一种虚实相生，遐想无穷之美。
六
经过30多年的辛勤跋涉和不懈追求，本道的散文创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同时也逐渐形成了相对成熟与稳定的艺术风格，这就是：一种以清雅婉约为基调的融通复合之美。
本道的散文通常以清雅婉约为基调。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领略和认识：第一，就文本建构而言，本道的若干作品注重词汇的典雅、语象的精致、细节的灵动和意境的优美；而在情思表达上，则讲含蓄，讲沉潜，讲节制，讲内敛；在谋篇布局上，讲迂回，讲曲折，讲留白，讲照应；同时善于调整句式上的长短穿插，安排语调上的轻重搭配，尽量发掘汉语的音乐效果。所有这些汇聚一体，使得这些作品更接近中国传统的“才子之文”，具有唯美、空灵和隽永的特点。第二，就对象描写而言，本道笔下尽管气象万千，随物赋形，但其中最为得心应手，当然也最见文心才情的艺术形象是两类，即风物中的水韵和人物中的女性。前者可举出《水性江南》《京城水韵》《凝望红海滩》《抒情的塞纳河》等篇为代表；后者不妨以《月满西楼》《西湖船娘》《三月里的小雨》《但愿人长久》等篇为例证。这些篇章都属于本道散文创作的上品。而无论是波光粼粼的水韵，还是柔情缱绻的女性，传递出的都是一种清雅、婉约和低回之美。
当然，在本道的散文世界里，并不是只有单一的、纯粹的清雅婉约，除此之外，有时也可以看到一些或刚健、或睿智、或锋利、或沉重的风景。唯其如此，窃以为，在整体梳理本道的散文风格时，还应当在清雅婉约之外，加上一个融通复合之美。关于这点，读本道的另外一些作品，如《敢有歌吟动地哀》《放飞生命》《房价成本的B面》《巴黎的辉煌》《期盼天边那颗星》等等，自会有深刻的印象和清晰的认识。而在本道散文的艺术风格里，如果说那种清雅婉约的基调更多来自作家温润细腻的性格基因和生命天赋；那么，其融通复合之美则植根于作家建立在经历、阅历、知识、学养基础之上的自觉的生命追求，或者说是作家一向秉持的一种人生态度与人格理想的外化。对此，本道在自己的作品里曾有过深情表达：
我十分喜爱云与水的属性和内涵，在世风浮躁的今日，云与水在尘世间的各种喧嚣之中，显得既宏大又微弱，既刚劲又柔软。云与水所形成的静与动、柔与刚、恬淡与深邃、清丽与飘逸，都是令我痴迷的境界。我希望自己能具有云与水那样的情怀。②
应当承认，本道所喜爱所追求的这种云水情怀，潇洒而不失睿智，从容而不失进取，轻盈而不失深沉，是一种有张力、有蕴含、有光彩的生命形态。而体现了如此生命形态的散文风格，当然也自有美丽可爱之处。
正像任何优秀的作家与作品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天衣无缝一样，本道的散文创作同样存在一些缺憾和不足。这里，我只提出作家在当下创作中应当引起重视的一点，供其参考——对于本道来说，相对顺遂的创作途程和堪称丰富的创作成绩，孕育了其艺术自信，但同时似乎也催生了其思维和心理定势，反映到创作过程中，便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从主题到场景再到结构的自我重复。如果说这种重复在前些年，作家尚可通过题材和题旨的转换，在客观上加以弱化和抑制，那么从晚近的情况看，则有习惯成自然的趋势，使得依旧漂亮的语言表达在效果上打了折扣。这样的自我重复在本道笔下，恐怕主要是一种对成功经验的迷恋，对有效惯性的依赖，但它影响作品质量，尤其是影响作家的持续前行，却是显而易见的。在不久前的一次散文研讨会上，李敬泽先生提出散文家要追求“有难度”的写作。如果说这种对“难度”追求，可以理解为对经验的扬弃，对惯性的变革，可以看成是大胆的“变法”和执着的攀缘，那么，这正是本道散文创作目前需要正视的课题。
注文：
①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余光中集》第八卷第335、337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②王本道：《云水情怀·自序》。《云水情怀》第1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
如果要对现实生活中的王本道先生加以准确介绍，其官员身份自然无法省略。作为“40后”和“老三届”中的一员，本道虽然经历过上山下乡，当过记者、教师，但更长的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却是在党政机关度过的。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王本道又不是一种官员身份、一个领导职务就可以完全概括和确切定位的。事实上，无论从生命实践看，抑或就社会影响讲，他身上都还有另一种角色和质地，这就是作家和文人。长期以来，本道一直坚持在本职工作之余，见缝插针，锲而不舍地从事文学创作，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人民文学》《十月》《随笔》《长江文艺》等数十种报刊发表大量的散文随笔作品，总计近200万言；陆续推出《芳草青青》《心灵的憩园》《感悟苍茫》《云水情怀》《人间有味是清欢》《生活因此而美丽》等6部散文集；其作品多次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转载，先后入选数十种权威选本和多种语文教材，并相继获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辽宁文学奖·辽河散文奖等奖项。本道的文学创作赢得了多方面的赞誉和认可，作家本人则成为文学世界和作家队伍的重要一员——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辽宁省作家协会第七届理事、第八届副主席，迄今仍担任省作协顾问、中国作协和辽宁省作协盘锦创作基地主任等职，并具有文学创作一级职称。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坛之上的官员写作、“太守文章”，固然已是常见现象，只是其中像本道这样视文学创作为生命，且持续之久、成果之多、影响之大者，毕竟还是少数。因此，研究和总结本道的文学之路与创作得失，不仅可以为官员作家的角色转换以及在创作上扬长避短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对于我们探索和认识散文随笔的艺术特征，梳理并把握其创作规律，亦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
王本道出生于哈尔滨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中长辈多有高级知识分子。父亲接受的新式教育虽是航海专业，但因小时候读过私塾，所以文史功底很是扎实，这方面的藏书亦算得上富足。如此弥漫着家庭书香的文学教育，由于是“从小抓起”，且伴随着心灵成长不断延伸，持之以恒，所以，它把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很自然地注入本道的内心，使其成为一种有“根”的文化积淀和学养储备，这无疑构成了他散文创作的潜在优势。与此同时，这种起步早、不间断的古诗文阅读，也逐渐培养和强化着本道的文学兴趣，直至在其心底成为一种难以忘怀，无法割舍的文学情结。这种情结在本道身上顽强而执拗的生长发育，即使经历“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巨大社会变故和命运周折，亦不曾丢弃和消弭；而当历史重新回归人间正道，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春风终于吹拂华夏大地时，它立即化作一种内在动力，促使本道拿起笔来，同缪斯对话，与文学结缘。
本道相对频繁自觉的文学写作，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此后至20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的十多年里，他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散文随笔或杂文披露于报刊。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散文乃至文学多元格局的日臻成熟与日益发展，当然亦随着作家个体文学观念的深化和文学经验的丰富，本道的散文创作呈现出新的探索与新的态势。具体来说就是，其题材与话题更趋于广泛和自由；其思想与意味更接近深沉和丰赡；其结构与谋篇更追求从容和圆润；其语言与笔调更讲究舒展和精美。这样的努力和这样一种过程，使本道的散文创作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获得了明显的提升，实现了较大的腾跃，从而在扬弃与变化之中，成为当下散文领域有个性且有影响的“这一家”。
二
在本道的散文创作中，得江山之助，写风物之美的篇章，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游记作品，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从题材和门类的角度看，这自然算不上新颖，相反，与新时期以来由旅游热所引发的游记作品的过度膨胀撞了个满怀。值得称赏的是，本道笔下的游记，没有沾染时下某些同类作品所常见的浅表化和时尚化的毛病，而是凭借作家充足的人文修养，以及面对山水自然特有的敏锐的感受能力和高超的驾驭能力，从容地写出了属于自己的匠心与个性。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游记作品的整体把握上，注重突出其人文色彩和文化含量。本道撰写游记散文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喜欢把打量和欣赏的目光，投向那些人文传统相对幽远，历史积淀比较丰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历史文化名城以及类似的种种遗迹。这便决定了其笔下的艺术世界，常常是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于一体，而以状写人文景观为主调，以实施文化发掘为优长。请看《红尘净土徽州情》。这篇聚焦“美好的地方”古徽州的作品，自然会写到新安江的碧波荡漾、屯溪镇的市声鼎沸、古村落的粉墙黛瓦、老庭院的清溪回环，但着墨更多也更有分量的，却分明是作家立足于眼前景物所进行的历史回溯与文化开采。于是，我们获知了儒家文化与徽商之间亦成亦败的双重关系；古代徽商由“贾”到“儒”角色转换的心理逻辑，以及发生在当代年轻人身上的令人遗憾的价值变迁……一篇游记就这样激活了一方热土的前生今世。《吴歌软语常缱绻》聚焦“天堂”苏州，但作家有意避开园林撷英、曲巷探胜之类的常见套路，而是调动全部文字，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青堂瓦舍里一场精彩的评弹演出，特别是渲染了评弹艺术委婉悱恻的声韵之美，以及其中包含的人性光彩，结果从一个奇异的角度，完成了对江南文化和苏州神采的生动皴染。此外，《十里秦淮费思量》《大山深处的似水柔情》《抒情的塞纳河》等文，均善于采撷人文花絮充实自然风景，从而使游记作品趋于深邃与丰厚。
第二，在游记作品的情境表达上，坚持把写形与写神、写实与写意结合起来。本道的游记散文有时也会聚焦相对纯粹的自然万物与大地景观，也会把展现特定情境，传递一隅风情作为文章的旨归。而每当这时，作家则充分敞开艺术的感受力与想象力，调动多种构思与技法，既注重写形写实，又讲究写神写意，努力通过二者的映衬与互补，创造美的画境与化境。不妨以《彩色的田野》为例。该文写的是云南红河哈尼族梯田的绝世美景。围绕这一对象，作家起笔时先借助阅读经验进行想象式点染。继而在身临其境的情况下，展开全景式的工笔描绘。接下来再锁定细节或局部，通过放大某些景色特点，突出和强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以及哈尼人的敬重天意，顺从自然。最后则以天籁般的哈尼古歌，完成写意性烘托。于是，彩色的田野便生出了如在眼前的鲜活性与层次感。《暮色与晨曦里的日月潭》落笔台岛旅游胜地，作家在这里尽管只停留了短短的一个夜晚，却以敏锐的目光和巧妙的文心，准确地捕捉到了“暮色”与“晨曦”中情调有异的湖光山色——前者静谧婉约，后者清幽萧瑟，两番浓淡不一的描绘，两幅虚实相生的图画，最终完成了对这一处风景的传神写照。 第三，在游记作品的意味营造上，努力做到景色体验与人生体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同所有出色的游记散文一样，本道的游记散文也注重感受的丰沛，也讲究意味的浓郁。只是作家在让这一切浸透文本时，没有走一味咀嚼仁山智水，单纯作哲理演绎和超验思辨的路子，而是更多将山水体验同人生体验自然而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让二者互为生发，相得益彰。譬如，在《梅花几度梦里寻》里，作家由自己当“梅客”的经历说开去，一方面驱动绚丽的笔墨，精心描绘江南梅林的花事纷繁，热烈火爆；一方面放飞灵动的思绪，透过梅花的自然特征与植物属性，开采其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进而抒发人生的识见与感悟。这种咏花与说人的交织与叠加，使作品的境界顿显开阔，内涵越发丰腴。《血泪凝成的美丽》取材于作家的广西北海之旅。其笔墨所至，虽然不乏城市与沙滩的面影，但真正构成全篇核心物象并被加以重点描述的，却是大海中牡贝以血泪孕育珍珠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在作家笔下，又绝不是科普意义上的客观介绍，其字里行间分明承载着复杂痛苦的情感体验，同时也融入了人与大自然该如何相处，人的欲望该怎样节制的深沉思考。这时，通篇作品便有了一种言近旨远、余味绵绵的效果。
三
在本道的生命旅程里，曾有过三年左右的知青经历。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它承载了作家十分珍贵的青春记忆，加之又是作家长期的城市生活中仅有的异质性体验，所以，它很自然会成为本道内心不大也不小的一种情结，同时也顺理成章地构成了本道散文创作相对稳定的生活资源与题材向度。不过，同样是表现知青经历和乡村生活，本道的作品较之这些年来屡屡可见的一些同类书写，仍然具有自己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与一些知青散文主张复活历史场景，还原记忆表象，以求解构乃至重构当年的知青生活明显不同，本道的知青散文无意在自传的意义上再现和评价曾经的插队经历，而是更习惯于将这一切化作经验的积累和意象的储存，让其伴随着作家的生命河流与生活契机，不断地“闪回”和“再生”，就中传递全新的精神思考与心灵感怀。请看《渐行渐远的炊烟》。该文写作家因看到油画中的炊烟缭绕而引发了自己的乡村记忆：当年插队时，远离家乡和亲人，是冉冉上升的炊烟，给了“我”心灵的抚慰与纾解，也给了我家的亲切感与归属感，让我在农村安下心来。然而，许多年后，“我”旧地重游，竟然发现剧变中的乡村已经不见了炊烟的踪迹。这时，巨大的遗憾和失望使“我”不仅格外怀念温馨浪漫的炊烟之美，而且平生出真切的疑虑与忧患：难道中国乡村的现代化一定要以文明失衡、传统断裂为代价？《怀念牛》落笔于作家与牛的一段缘分：在做知青期间，“我”不但使过牛、放过牛，与牛有过亲密接触，而且为了节省青年点的柴草，还曾一度住过火炕连着灶台的饲养棚，很了解牛的习性。就生活的真实而言，与牛相伴的日子无疑包含着艰辛与苦涩，只是当这些一旦成为“我”的回忆，同时又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牛的崇拜相衔接，一种浓郁的诗意伴随着一种古典的浪漫，油然而生，令人遐想。此外，《灯如红豆最相思》《怅望千秋一洒泪》《云中谁寄锦书来》等篇，都属于作家对昔日知青生活有意或无意地打捞与回望，因而也都具有一种在拉开了时间和心理距离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亦真亦幻的美感。显然，这样的作品留给读者的滋味，常常是含蓄、隽永而绵长的。
第二，与一些知青散文因无力走出主体与客体的双重暗影，以致使整体基调趋于压抑和灰暗明显不同，本道的知青散文在表现作家的插队生活时，更喜欢采撷那些温暖的、柔润的、亮丽的人物和事物，加以开发与描绘，进而告诉读者：即使在贫困、艰难，甚至不乏丑恶、荒谬的知青岁月里，依然有美好的东西顽强存在，熠熠生辉。譬如，一篇《雪天的回忆》捧出了作家久藏心中，挥之不去的一幕：罕见的大雪从天而降，身为公社报道员的“我”正在观赏雪景，而党委书记景洪明却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场严重的雪灾，必然会威胁群众的生命安全。于是，他立即组织机关干部自带干粮，分头深入山村抗灾救人。当时，“我”随景书记下乡。一路上大雪纷飞封盖了沟壑，景书记不仅总是走在前面探路，而且还告诉“我”许多人生的道理和雪天自救的方法，从而给“我”上了印象极深的一课。同样以景书记为主人公的还有《心中的紫丁香》。这篇作品虽然只是着重记叙了景书记和知青们在丁香树下的一番谈话，但由于这谈话既包含了由树及人的哲理阐发，又承载了推心置腹的经验传递，所以不但使“我”念念不忘，终身受益；而且充分呈现了景书记的思想成熟与目光长远，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殊为难能可贵。《熬伏》和《百纳情》讲述的是发生在“我”和农村姑娘之间的温馨而感人的故事。当年插队时的“我”身单力薄，被好心的老队长分派到妇女队参加劳动。队里的姑娘们对“我”十分关心与呵护，不但帮我干活，催我休息，还拿来当时极为珍贵的面条、鸡蛋，让“我”改善生活；找来乡下很少见到的报纸，满足“我”的阅读需求。有一次暴雨骤降，我们跑到天然石棚里躲雨，两位姑娘竟用自己的身体作了“我”的雨衣。后来，“我”奉调回城，十几位姑娘依依难舍，所赠的礼物竟是一件由她们分别购买毛线、共同编织而成的杂色毛衣。这时，作品所展现的已不单单是农村姑娘的热情、善良与实在，同时还有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真挚而纯洁的人性与人情之美。
四
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文化保守主义的大面积回潮，重新打量和估价中国传统文化成为热门话题。反映到散文创作领域，便是历史文化散文的异军突起，空前活跃，并逐渐成为散文创作一个新的聚焦点和增长点。本道一向倾心中国的文史传统与文化典籍，且在这方面博览泛读，腹笥充盈，于是，立足于当今社会现实与观念意识，透视历史现象，品评历史人物，烛照历史暗角，抒发历史感怀，便成为本道散文写作的又一重要题材和常见主题。这当中有两方面的特点颇见作家的个性。
第一，在艺术表达上，本道的历史文化散文善于将历史资源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做跨越古今，打通语境的观察与言说，力求为现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与积极的借鉴。撰写历史文化散文，说到底是作家借助时代馈赠所进行的对历史材料的重新发现、认识与评价，即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正因为如此，在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中，作家是否具备现代意识便显得至关重要。而在这方面，本道自有得益于长期精神认知与丰富社会实践的天然优势，反映到创作上，便是他笔下的历史文化散文，大都保持着与现实生活的对话关系，体现了一种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可贵努力。 请看《甲午思绪》。这篇作品落笔于近代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只是作家没有像时下某些同类创作那样，一味在战争过程或细节上作琐碎的纠缠，而是以主要笔墨来探究这场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的缘由，特别是深入清理和反思了当时流行的那种“只见物，不见人”；只学习先进技术，不改变人的精神面貌的“体用”之学，进而严正指出：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精神启蒙、人性发展，才是民族振兴之本。这样的发声无疑具有显见的当下意义。《韩柳的为官之道》历数韩愈、柳宗元曲折的命运，坎坷的仕途，褒扬他们或“道济天下”，或“官为民役”观念、操守与行为，但真正构成全篇文眼的，却是作家从韩柳二人身上引申出来的一种当今官员应有的品质：“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忧思常忆范仲淹》以较多的笔墨，介绍了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立德、立言、立行的情况，特别是推崇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性。不过，作家显然不想仅仅做历史人物的书记员，他在作品的后半部分对当下某些官员的行为与心态予以抨击，便不仅将历史上的范公化为有益的镜鉴，而且使通篇作品顿生呼唤乾坤正气、官场清风的意味。此外，《千古兴亡多少事》由清代八旗兵制的衰退，引申出王朝更替、民族兴衰的教训；《良辰未必有佳期》透过李商隐的遭遇，谈论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都从历史中提炼出现代滋养，因而也都赋予了历史以新意。
在坚持以现代意识与历史对话的过程中，本道的散文创作还每每呈现一种题材向度的偏好或习惯：喜欢选择一些具有传奇色彩且广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和爱情故事，启动独特的视角和观点，加以探照与阐发，就中或传递闪耀着永久魅力的人格侧面，或揭示打上了历史印记的人性缺失，力求以新的内涵，丰富和扩展人们的精神认知。这构成了本道历史文化散文的第二个特点。
不妨来看以晚明青楼才女柳如是为审视对象的《鹃声雨梦悼英魂》。由于主人公是一个被野史传闻一再误读和屡屡歪曲的人物，所以作家下笔不得不先来一番正本清源：讲述柳氏不幸的身世、多舛的婚姻、超群的才艺、高洁的诗情。但所有这些都只是一种载体和铺垫，作家真正倾力张扬的，是主人公贯穿于生命旅程的忧国伤时的侠肝义胆，是她不屈强敌、宁折不弯的抗争精神。陈寅恪称自己的《柳如是别传》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在这一意义上，本道庶几算得上是后来的知音。《谁念西风独自凉》聚焦满族词人纳兰性德。作家起笔先介绍了纳兰“多情而不滥情，伤情而不绝情”的性格特点，以及其柔润自然、婉丽凄清的词风，对清代第一词人进行了从人到文的整体勾勒。接下来笔锋一转，立足历史和文化视角，指出纳兰人格的重要缺陷：缺乏男人所应有的勇敢的担当精神。这使得他的词作无论怎样凄凄惨惨，情真意切，最终不过是“雨过送伞的投入，明日黄花的情感”。这样的评价倒也堪称言之有据的一家之言。《一曲虞歌唱到今》——单看这个题目，就知道它锁定的是楚霸王项羽和虞姬的故事。不过作家在重新演绎这个老故事时，没有像以往的某些作品那样，更多围绕项羽落笔，表达英雄末路的感喟，而是选择从虞姬切入，强调了她的善良、明智与自尊，特别是突出了她“以自己的毁秀色于战尘，激励项羽用血性豪情做最后一搏”的勇敢与果决。这样一种真美和大美，无疑具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与震撼力。
五
时至今日，空前的观念更新和大胆的文体实验，使散文创作拥有了极大的自由性与更多的可能性。不过，在这极大的自由性与更多的可能性当中，从个体的经验与感受出发，表达作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因为联系着散文贵有“我在”的本质属性，所以迄今仍是散文创作中最常见的艺术路径和言说方式。本道显然了解和认同这一点。在他的散文世界里，固然有过多样的探索与尝试，但将日常生活对象化、陌生化和审美化，努力表达身边的惊喜与平凡的诗意，始终是其最基本的写作取向和最稳定的文体形态，因而也构成了其显著的艺术侧面与重要的创作特点。
毋庸讳言，文学写作正面对取消差异、主张解构的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语境里，作家以散文记叙日常生活，实际上面临天然的陷阱：几乎无处不在的小时代氛围和碎片化思维，使散文家很容易在感觉的泛滥或语词的狂欢中失去应有的深度与重量，以致使笔下场景沦为杯水风波乃至鸡毛蒜皮。而本道有关日常生活的散文书写，很好地摆脱或跨越了这一陷阱。翻开作家的这类篇章可以看到：映现其中的日常生活是那样的百态千姿，林林总总，但它们很少属于表面现象的描摹和琐碎细节的堆砌，而是渗入了作家的目光与情致，并最终被作家的思考和感受所统领、所照亮，成为有意味的艺术视景。
譬如，《都市望月》表达作家对月亮的一份感情。其笔墨所及写到“我”因月而生的日常生活经验：童年时喜欢披着月光听大人讲嫦娥奔月的故事；成年后习惯在万籁俱寂的子夜观赏中天皓月等。而凡此种种都只是一种衬托、铺垫和蓄势，它们最终引发的，是作家望月“望”出来的一声叹息：在高科技使大自然日益“祛魅”、物质欲使人类日趋浮躁的今天，还有多少人保持着仰天赏月的情致？这时，望月的遗憾实际上包含了对现代人和现代病的反思与体认，可谓寻常之中见奇崛。《鸟儿飞向何方》由作家眼中的小鸟破题，起笔先写了“我”清晨散步时观鸟雀跃、听鸟鸣唱的惬意，继而引入“我”对鸟语的一番见闻与认识，接下来言及人类在对鸟的态度上曾犯过的错误，最后则正面阐述人鸟之间应有的和谐相处的关系，以及走向这种和谐迄今尚存的挑战与考验……所有这些，无不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但又无不联系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亦属寓大义于微言的妙文。还有《今天吃什么》《自行车咏叹调》《冬日絮语》《窗外的白杨树》等等，或披沙拣金，或见微知著，均体现了于日常生活中捡拾新颖或营造理趣的特征，有一种平中见奇之美。法国雕塑家罗丹有言：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在我看来，本道是有这样一双眼睛的。
本道的散文创作之所以能够实现日常生活的陌生化、审美化，从根本上说，自然取决于作家较高的观察生活和提炼艺术的能力，只是如果单从行文表达的角度看，则又主要得益于作家很好地处理了感性与知性的关系。余光中先生曾将散文写作的全部元素，划分为感性和知性两大部分。他指出：“文章的风格既如人格，则亦当如完整的人格，不以理绝情，亦不以情蔽理，而能维持情理之间的某种平衡，也就是感性与知性的相济。”他还说：“许多出色的散文，常见知性之中含有感性，或是感性之中含有知性，而其所以出色，正是两者之合，而非两者之分。就像一面旗子，旗杆是知性，旗是感性：无杆之旗正如无旗之杆，都飘扬不起来。文章常有硬性、软性之说：有杆无旗，便失之硬性；有旗无杆，有失之软性。”①我不知道本道是否研究过余光中的散文观念和创作主张，但他笔下的作品却将这样的观念和主张落到了实处。 请看《生活处处皆风景》。该文旨在提醒现代人，摆脱物欲羁绊，享受从容人生，而引出这一话题的则是作家在城中邂逅一间咖啡屋的经历。为此，作品先是调动充分感性的文字，书写“我”在咖啡屋里的见闻与感怀；然后启动趋于知性的笔墨，表达由此而生的思考与议论，于是，通篇作品形而上与形而下水乳交融，把浓郁的艺术磁场留给了读者。《草木总关情》也是一篇感性与知性既互为条件，又互为补充的作品。文章围绕作家的草木情怀撒开笔墨，时而以感性之“忆”描写“我”与草木的缘分，时而以知性之“思”讲述草木对“我”的启迪，二者相辅相成而又相得益彰，结果使作家笔下的草木世界既缤纷摇曳，又意味深长。诸如此类的篇章在本道的散文创作中屡屡可见，如《岁月之约》《秋天的信笺》《生命之河》等等，读来都有一种虚实相生，遐想无穷之美。
六
经过30多年的辛勤跋涉和不懈追求，本道的散文创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同时也逐渐形成了相对成熟与稳定的艺术风格，这就是：一种以清雅婉约为基调的融通复合之美。
本道的散文通常以清雅婉约为基调。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领略和认识：第一，就文本建构而言，本道的若干作品注重词汇的典雅、语象的精致、细节的灵动和意境的优美；而在情思表达上，则讲含蓄，讲沉潜，讲节制，讲内敛；在谋篇布局上，讲迂回，讲曲折，讲留白，讲照应；同时善于调整句式上的长短穿插，安排语调上的轻重搭配，尽量发掘汉语的音乐效果。所有这些汇聚一体，使得这些作品更接近中国传统的“才子之文”，具有唯美、空灵和隽永的特点。第二，就对象描写而言，本道笔下尽管气象万千，随物赋形，但其中最为得心应手，当然也最见文心才情的艺术形象是两类，即风物中的水韵和人物中的女性。前者可举出《水性江南》《京城水韵》《凝望红海滩》《抒情的塞纳河》等篇为代表；后者不妨以《月满西楼》《西湖船娘》《三月里的小雨》《但愿人长久》等篇为例证。这些篇章都属于本道散文创作的上品。而无论是波光粼粼的水韵，还是柔情缱绻的女性，传递出的都是一种清雅、婉约和低回之美。
当然，在本道的散文世界里，并不是只有单一的、纯粹的清雅婉约，除此之外，有时也可以看到一些或刚健、或睿智、或锋利、或沉重的风景。唯其如此，窃以为，在整体梳理本道的散文风格时，还应当在清雅婉约之外，加上一个融通复合之美。关于这点，读本道的另外一些作品，如《敢有歌吟动地哀》《放飞生命》《房价成本的B面》《巴黎的辉煌》《期盼天边那颗星》等等，自会有深刻的印象和清晰的认识。而在本道散文的艺术风格里，如果说那种清雅婉约的基调更多来自作家温润细腻的性格基因和生命天赋；那么，其融通复合之美则植根于作家建立在经历、阅历、知识、学养基础之上的自觉的生命追求，或者说是作家一向秉持的一种人生态度与人格理想的外化。对此，本道在自己的作品里曾有过深情表达：
我十分喜爱云与水的属性和内涵，在世风浮躁的今日，云与水在尘世间的各种喧嚣之中，显得既宏大又微弱，既刚劲又柔软。云与水所形成的静与动、柔与刚、恬淡与深邃、清丽与飘逸，都是令我痴迷的境界。我希望自己能具有云与水那样的情怀。②
应当承认，本道所喜爱所追求的这种云水情怀，潇洒而不失睿智，从容而不失进取，轻盈而不失深沉，是一种有张力、有蕴含、有光彩的生命形态。而体现了如此生命形态的散文风格，当然也自有美丽可爱之处。
正像任何优秀的作家与作品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天衣无缝一样，本道的散文创作同样存在一些缺憾和不足。这里，我只提出作家在当下创作中应当引起重视的一点，供其参考——对于本道来说，相对顺遂的创作途程和堪称丰富的创作成绩，孕育了其艺术自信，但同时似乎也催生了其思维和心理定势，反映到创作过程中，便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从主题到场景再到结构的自我重复。如果说这种重复在前些年，作家尚可通过题材和题旨的转换，在客观上加以弱化和抑制，那么从晚近的情况看，则有习惯成自然的趋势，使得依旧漂亮的语言表达在效果上打了折扣。这样的自我重复在本道笔下，恐怕主要是一种对成功经验的迷恋，对有效惯性的依赖，但它影响作品质量，尤其是影响作家的持续前行，却是显而易见的。在不久前的一次散文研讨会上，李敬泽先生提出散文家要追求“有难度”的写作。如果说这种对“难度”追求，可以理解为对经验的扬弃，对惯性的变革，可以看成是大胆的“变法”和执着的攀缘，那么，这正是本道散文创作目前需要正视的课题。
注文：
①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余光中集》第八卷第335、337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②王本道：《云水情怀·自序》。《云水情怀》第1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