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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先生一生都误以为他活着是为了做好事。无论费多少时间、添多少麻烦，他都会照做不误。不管别人是不是想请他帮助，他都会帮上一把，否则便不会甘心。
朋友中无论是谁有点烦心的琐事，巴特先生都会面带笑容地出现在这家人门前；无论何时，他听说哪位朋友要乔迁新居、买卖家具、更换女仆、雇请司机、维修水管或购置钢琴，他都会闻风而起，转眼就到。
有一天晚上我在俱乐部的衣帽间遇到他，当时他正在神采飞扬地穿雨衣和长筒靴，我一眼便看出他准是又要去做某件善事了。
“您这是上哪儿去呀？”我问道，因为我知道他巴不得我这样问。
“我正要去看艾瓦莱·琼斯夫妇。他们刚来本市，您知道，刚刚搬进新居，就在塞尔德姆大街。”
“可那是在郊外呀，现在都快十点钟了，而且外面已开始下雨哩。”
“哈哈，”巴特先生一边调整雨靴，一边欢快地说，“我从来就不担心下雨——它对人有好处。我还没去过他们家哩，不过我会找到的。我有一种在夜间找人家的很简单的方法，只需在那一带挨家挨户敲门就行了，敲到一定的时候，总能找到的。”
“现在上那儿去不是太晚了吗？”我问道。
“我亲爱的朋友，”巴特先生热心地说，“我对此一点也不在意。我放心不下的是，他们年纪轻轻的，才结婚几个礼拜，刚搬进新居，也许什么都还没安顿好哩，而且还孤孤单单的，连个解闷的伴儿都没有。”
他一边说一边费劲地穿雨衣，越说越陶醉于自己行善的激情中：“天哪！我昨天吃晚饭的时候才得知他们到本市来了，要不我早在几天以前就去拜访他们了。”
说着他就冲进了雨中，他的脸在街灯的映照下闪耀着仁慈的光芒。
第二天吃中饭的时候，我在俱乐部再次遇到他。
“哎，”我问道，“你找到琼斯夫妇家没有？”
“找到了。”巴特先生说，“天哪，幸亏我去了。只是找他们家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不过我不在乎这点，我早料到会这样的。我至少敲了二十家的门才总算找到了，那儿还没安路灯，黑灯瞎火的，而且冷得要命。不过嘛，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一家接一家地砰砰敲门，一直敲到有人开灯。我在每一家门前都喊同样的话：‘您知道艾瓦莱·琼斯住哪儿吗？’他们不知道。于是我说：‘那好，继续睡吧。用不着下来开门了。’
“但我最终还是找到了。我发现那幢房子一片漆黑。琼斯从楼上的一扇窗里把脑袋伸了出来。‘你好，’我喊道，‘我是巴特。’‘实在对不起，’他说，‘我们已上床睡觉了。’‘我亲爱的孩子，’我又朝他喊道，‘没什么对不起的，把钥匙扔下来吧。穿好衣服再下楼，我可以在楼下等你们。我一点儿也不会在意的。’”
“你想一想，”巴特先生继续说，“那两个可怜的家伙十点半就上床睡觉了，那纯粹是由于太冷清、太无聊啊！真的，幸亏我去了。‘既然这样，’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那我可得让他们振奋起来，得把这儿的气氛搞活跃一点才行。’
“他们从楼上下来了，我们坐在运家具的木箱上面聊了一会儿。琼斯夫人想给我煮点咖啡。‘我亲爱的孩子，’我说，‘那绝对不行。还是让我去煮吧。’他们不同意，可我非去不可。厨房里乱糟糟的，为了找咖啡，我不得不打开至少二十个罐头盒。不过，最终我还是把咖啡煮好了。‘好了，’我说，‘喝吧。’他们说他们大约一小时以前刚喝过。‘那不算，’我说，‘一定得喝。’于是，我们坐下来，一直聊到了午夜。开头还有点儿冷场，我只好一个人唱独角戏。后来我使出了自己的浑身解数。你知道，我要是打开话匣子的话，还是很能侃的。大约到午夜的时候，他们的兴致好像提起来一点了。琼斯看了看表，说：‘天哪，过午夜了！’我想他一定很高兴这样度过一晚，然后我又更开心地聊了一阵子。每隔一会儿，琼斯就会说‘天哪，到十二点半了’或‘到一点钟了’。
“当然，我一直在留意不要待得太晚。走的时候我和他们约定今天再去帮助他们整理东西。他们不依我，但是我非那样不可。”
就在那一天，巴特先生又去了郊区，帮助琼斯夫妇井井有条地布置好了家具。
“我忙了一整个下午，”他后来告诉我，“脱掉外衣大干了一场。先是挂那些画——他们早上試图自己把它们挂起来，可结果没有哪一幅是挂对地方的，因此我不得不把它们全取下来，然后我就认认真真地干了起来。”
几天以后，巴特先生又向我做了进一步的汇报。
“是呀，”他说，“家具全开箱了，并摆了出来，可我不喜欢那种摆法。有不少家具我看着就别扭，我真想劝琼斯卖掉它们换新的。不过这事儿不急，我要等很有把握了再说。”
自那以后巴特先生好像忙得够呛，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在俱乐部根本见不着他的影子。
“艾瓦莱·琼斯夫妇近况如何？”我问道，“在新居住得还舒心吧？”
巴特先生摇了摇头。
“不成，”他回答说，“开头我就担心会这样。不过我现在正在帮琼斯迁到离城近一点的地方住。我整个上午都在替他们找公寓，一找到合适的我就帮他们搬过去。我喜欢公寓远胜过独门独户的私房。”
于是，琼斯夫妇没过多久就搬家了。然后，巴特先生又替他们选钢琴，还为他们张罗买墙纸和木器之类的事儿，忙得不亦乐乎。
他们的新家还没完全安顿下来，突然又出现了新的麻烦。
“艾瓦莱·琼斯病了，得了某种热病，这可怜的人！他都已得病三天了，既没告诉我，也没派人来找我。硬汉都这个样儿——总是想单靠自己挺过去。我得马上去看他才行。”
此后我每天都从巴特先生处听说琼斯先生的病情。
“我每天都守在他床边，”他说，“可怜的人，昨天他一度病情非常严重，神志不清，胡话连篇。我在另一间房里都能听清楚，看样子他好像觉得有人在追捕他。‘那个该死的老混蛋走了吗？’我听见他这样说。 “我走进房去安慰了他几句。‘这儿没别人，我亲爱的孩子，’我说，‘没别人，只有我巴特。’他转过身去，呻吟了一声。琼斯夫人请求我离开他。‘您看来也累坏了，’她说，‘到外面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吧。’我回答说：‘亲爱的琼斯夫人，我累点有什么关系呢？’”
最后，无疑是由于巴特先生的精心看护，艾瓦莱·琼斯的病好了。
“是呀，”几个星期之后巴特先生对我说，“琼斯现在总算好了，他的病也真够折磨人的，自从他得病以来，我还没有哪个晚上清闲过哩，总是忙个不停。不过嘛，先生，我已得到回报了，这比我所做的任何事都更令我感到欣慰。那小两口的感激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您要是亲眼看见就好了。您知道吧，那个可爱的小媳妇生怕我劳累过度，希望我能彻底地休息一下，到某个地方去做一次长时间旅行。她先是建议我去南方，我笑着说：‘亲爱的琼斯夫人，那是我最不愿去的地方，我最受不了的就是热。’她一点儿都不感到为难。‘那就去北方吧，’她说，‘去加拿大，最好是去拉布拉多。’紧接着那个好心的女人就去找来了地图，看我坐火车最远能到什么地方。‘完了您可以穿滑雪靴继续前进。’她发现每年春天都有一趟船去昂加瓦，她希望我乘船北上，等下一趟船去时再回来。”
“那一定令人倍感欣慰。”我说。
“噢，那当然，”巴特先生热情洋溢地说，“我做什么都值了，我得到的何止是报答。我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亲戚，我的朋友们便是我的一切。我真是无法向你描述，当我想到我所有的朋友时心里是何等热乎，他们见到我总是那么高兴，总是不愿接受我哪怕微不足道的帮助。但若是不能征求我的意见和听取我的忠告，他们又总觉得什么事都有点儿美中不足。”
“比如说琼斯吧，”他继续说，“你知道，这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是俱乐部的门卫确凿无疑地告诉我的——每一次艾瓦莱·琼斯到俱乐部来，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儿便是笑吟吟地问：‘巴特先生在俱乐部吗？’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热乎乎的。”巴特先生停顿了一下，有人会说他已经热泪盈眶了。要是这样的话，那他眼睛里的和善之光透过泪水，就像阳光照彻四月的雨水了。他离开我去了衣帽间。
我刚起身就有一个陌生人进来了，他身体单薄，性情温和，一副诚惶诚恐的神色。他鬼鬼祟祟地进门，探头探脑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下。
“巴特先生在俱乐部吗？”他悄悄地对门卫说。
“在的，先生，他刚去衣帽间，先生，我是不是……”
但那人已转过身去，直奔大门，转眼就消失得無影无踪了。
“那是谁呀？”我问道。
“先生，”门卫回答说，“是一位新会员，艾瓦莱·琼斯先生。”（余长生摘自《里柯克作品集》，刘程民图）
朋友中无论是谁有点烦心的琐事，巴特先生都会面带笑容地出现在这家人门前；无论何时，他听说哪位朋友要乔迁新居、买卖家具、更换女仆、雇请司机、维修水管或购置钢琴，他都会闻风而起，转眼就到。
有一天晚上我在俱乐部的衣帽间遇到他，当时他正在神采飞扬地穿雨衣和长筒靴，我一眼便看出他准是又要去做某件善事了。
“您这是上哪儿去呀？”我问道，因为我知道他巴不得我这样问。
“我正要去看艾瓦莱·琼斯夫妇。他们刚来本市，您知道，刚刚搬进新居，就在塞尔德姆大街。”
“可那是在郊外呀，现在都快十点钟了，而且外面已开始下雨哩。”
“哈哈，”巴特先生一边调整雨靴，一边欢快地说，“我从来就不担心下雨——它对人有好处。我还没去过他们家哩，不过我会找到的。我有一种在夜间找人家的很简单的方法，只需在那一带挨家挨户敲门就行了，敲到一定的时候，总能找到的。”
“现在上那儿去不是太晚了吗？”我问道。
“我亲爱的朋友，”巴特先生热心地说，“我对此一点也不在意。我放心不下的是，他们年纪轻轻的，才结婚几个礼拜，刚搬进新居，也许什么都还没安顿好哩，而且还孤孤单单的，连个解闷的伴儿都没有。”
他一边说一边费劲地穿雨衣，越说越陶醉于自己行善的激情中：“天哪！我昨天吃晚饭的时候才得知他们到本市来了，要不我早在几天以前就去拜访他们了。”
说着他就冲进了雨中，他的脸在街灯的映照下闪耀着仁慈的光芒。
第二天吃中饭的时候，我在俱乐部再次遇到他。
“哎，”我问道，“你找到琼斯夫妇家没有？”
“找到了。”巴特先生说，“天哪，幸亏我去了。只是找他们家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不过我不在乎这点，我早料到会这样的。我至少敲了二十家的门才总算找到了，那儿还没安路灯，黑灯瞎火的，而且冷得要命。不过嘛，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一家接一家地砰砰敲门，一直敲到有人开灯。我在每一家门前都喊同样的话：‘您知道艾瓦莱·琼斯住哪儿吗？’他们不知道。于是我说：‘那好，继续睡吧。用不着下来开门了。’
“但我最终还是找到了。我发现那幢房子一片漆黑。琼斯从楼上的一扇窗里把脑袋伸了出来。‘你好，’我喊道，‘我是巴特。’‘实在对不起，’他说，‘我们已上床睡觉了。’‘我亲爱的孩子，’我又朝他喊道，‘没什么对不起的，把钥匙扔下来吧。穿好衣服再下楼，我可以在楼下等你们。我一点儿也不会在意的。’”
“你想一想，”巴特先生继续说，“那两个可怜的家伙十点半就上床睡觉了，那纯粹是由于太冷清、太无聊啊！真的，幸亏我去了。‘既然这样，’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那我可得让他们振奋起来，得把这儿的气氛搞活跃一点才行。’
“他们从楼上下来了，我们坐在运家具的木箱上面聊了一会儿。琼斯夫人想给我煮点咖啡。‘我亲爱的孩子，’我说，‘那绝对不行。还是让我去煮吧。’他们不同意，可我非去不可。厨房里乱糟糟的，为了找咖啡，我不得不打开至少二十个罐头盒。不过，最终我还是把咖啡煮好了。‘好了，’我说，‘喝吧。’他们说他们大约一小时以前刚喝过。‘那不算，’我说，‘一定得喝。’于是，我们坐下来，一直聊到了午夜。开头还有点儿冷场，我只好一个人唱独角戏。后来我使出了自己的浑身解数。你知道，我要是打开话匣子的话，还是很能侃的。大约到午夜的时候，他们的兴致好像提起来一点了。琼斯看了看表，说：‘天哪，过午夜了！’我想他一定很高兴这样度过一晚，然后我又更开心地聊了一阵子。每隔一会儿，琼斯就会说‘天哪，到十二点半了’或‘到一点钟了’。
“当然，我一直在留意不要待得太晚。走的时候我和他们约定今天再去帮助他们整理东西。他们不依我，但是我非那样不可。”
就在那一天，巴特先生又去了郊区，帮助琼斯夫妇井井有条地布置好了家具。
“我忙了一整个下午，”他后来告诉我，“脱掉外衣大干了一场。先是挂那些画——他们早上試图自己把它们挂起来，可结果没有哪一幅是挂对地方的，因此我不得不把它们全取下来，然后我就认认真真地干了起来。”
几天以后，巴特先生又向我做了进一步的汇报。
“是呀，”他说，“家具全开箱了，并摆了出来，可我不喜欢那种摆法。有不少家具我看着就别扭，我真想劝琼斯卖掉它们换新的。不过这事儿不急，我要等很有把握了再说。”
自那以后巴特先生好像忙得够呛，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在俱乐部根本见不着他的影子。
“艾瓦莱·琼斯夫妇近况如何？”我问道，“在新居住得还舒心吧？”
巴特先生摇了摇头。
“不成，”他回答说，“开头我就担心会这样。不过我现在正在帮琼斯迁到离城近一点的地方住。我整个上午都在替他们找公寓，一找到合适的我就帮他们搬过去。我喜欢公寓远胜过独门独户的私房。”
于是，琼斯夫妇没过多久就搬家了。然后，巴特先生又替他们选钢琴，还为他们张罗买墙纸和木器之类的事儿，忙得不亦乐乎。
他们的新家还没完全安顿下来，突然又出现了新的麻烦。
“艾瓦莱·琼斯病了，得了某种热病，这可怜的人！他都已得病三天了，既没告诉我，也没派人来找我。硬汉都这个样儿——总是想单靠自己挺过去。我得马上去看他才行。”
此后我每天都从巴特先生处听说琼斯先生的病情。
“我每天都守在他床边，”他说，“可怜的人，昨天他一度病情非常严重，神志不清，胡话连篇。我在另一间房里都能听清楚，看样子他好像觉得有人在追捕他。‘那个该死的老混蛋走了吗？’我听见他这样说。 “我走进房去安慰了他几句。‘这儿没别人，我亲爱的孩子，’我说，‘没别人，只有我巴特。’他转过身去，呻吟了一声。琼斯夫人请求我离开他。‘您看来也累坏了，’她说，‘到外面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吧。’我回答说：‘亲爱的琼斯夫人，我累点有什么关系呢？’”
最后，无疑是由于巴特先生的精心看护，艾瓦莱·琼斯的病好了。
“是呀，”几个星期之后巴特先生对我说，“琼斯现在总算好了，他的病也真够折磨人的，自从他得病以来，我还没有哪个晚上清闲过哩，总是忙个不停。不过嘛，先生，我已得到回报了，这比我所做的任何事都更令我感到欣慰。那小两口的感激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您要是亲眼看见就好了。您知道吧，那个可爱的小媳妇生怕我劳累过度，希望我能彻底地休息一下，到某个地方去做一次长时间旅行。她先是建议我去南方，我笑着说：‘亲爱的琼斯夫人，那是我最不愿去的地方，我最受不了的就是热。’她一点儿都不感到为难。‘那就去北方吧，’她说，‘去加拿大，最好是去拉布拉多。’紧接着那个好心的女人就去找来了地图，看我坐火车最远能到什么地方。‘完了您可以穿滑雪靴继续前进。’她发现每年春天都有一趟船去昂加瓦，她希望我乘船北上，等下一趟船去时再回来。”
“那一定令人倍感欣慰。”我说。
“噢，那当然，”巴特先生热情洋溢地说，“我做什么都值了，我得到的何止是报答。我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亲戚，我的朋友们便是我的一切。我真是无法向你描述，当我想到我所有的朋友时心里是何等热乎，他们见到我总是那么高兴，总是不愿接受我哪怕微不足道的帮助。但若是不能征求我的意见和听取我的忠告，他们又总觉得什么事都有点儿美中不足。”
“比如说琼斯吧，”他继续说，“你知道，这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是俱乐部的门卫确凿无疑地告诉我的——每一次艾瓦莱·琼斯到俱乐部来，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儿便是笑吟吟地问：‘巴特先生在俱乐部吗？’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热乎乎的。”巴特先生停顿了一下，有人会说他已经热泪盈眶了。要是这样的话，那他眼睛里的和善之光透过泪水，就像阳光照彻四月的雨水了。他离开我去了衣帽间。
我刚起身就有一个陌生人进来了，他身体单薄，性情温和，一副诚惶诚恐的神色。他鬼鬼祟祟地进门，探头探脑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下。
“巴特先生在俱乐部吗？”他悄悄地对门卫说。
“在的，先生，他刚去衣帽间，先生，我是不是……”
但那人已转过身去，直奔大门，转眼就消失得無影无踪了。
“那是谁呀？”我问道。
“先生，”门卫回答说，“是一位新会员，艾瓦莱·琼斯先生。”（余长生摘自《里柯克作品集》，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