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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计划行为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村生态环境监管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对从事农村生态环境监管的262名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计算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说明提升监管人员认知和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提高监管规范和监管意愿，加强监管意愿是明确监管目标和提高监管规范的重要条件，当前在培养监管人员的监管意愿上是比较到位的，但在监管规范上，还存在一些问题。监管规范的问题主要在于工作规范不完善，而要明确监管目标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意愿。
关键词 生态环境;监管行为;计划行为理论;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305（2020）04-0-04
DOI：10.19383/j.cnki.nyzhyj.2020.04.036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留住绿水青山，才能高质量地实现金山银山，做好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工作对于国家战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有利于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长期以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的做法是非可持续的，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兼顾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探寻一条经济、生态效益相协调的绿色发展之路是当今社会热点问题。
随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绿色发展模式已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选择。当前政府已深刻认识到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连续出台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农村生态环境监管工作迅速展开。伴随着国内环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对监管工作进行科学评价和分析，对下一步优化监管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 文献梳理、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说
1.1 文献梳理
现有文献关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较多，大部分是从提高村民参与生态环境监管治理角度研究农村生态环境，而立足于计划行为理论对农村生态环境监管行为的研究不足。农村生态环境系统复杂脆弱，治理难度大，地区重视程度不均衡，使得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成为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短板[1—2]。有学者认为农村生态环境监管工作现状及面临的困难有以下三点：（1）起步较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任重道远;（2）基础较弱，监管能力严重不足;（3）投入较低，农村环保社会覆盖面不足等[3]。在梳理总结河南省农村生态环境现状及存在问题等相关研究基础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对河南省农村生态环境监管行为进行研究。
1.2 理论背景
（1）政府监管理论。“政府监督”是行政管理的实施过程，它依法监督和管理市场主体、市场主体行为、市场本身等监管对象。政府失灵的其中一个表现为监管失灵，具体表现为政府监管可能背离公共利益、监管寻租行为的发生、行政成本的过度增加等[4—6]。造成政府失灵的一个原因是监管失灵，这表现在监管偏离公共利益导致寻租行为的发生，或是监管成本的过度增加。通过对美国电力行业监管的实证研究，斯蒂格勒提出了政府监管不能有效反映政府公共需求的观点，后来的研究发展成为政府监管的捕获理论。一旦发生监管失灵会导致农村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因此，在农村进行生态环境监管过程中，确保监管工作人员对生态环境监管的行为得当，才能有效避免监管失灵[7]。
（2）计划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主体执行某种行为是受其行为意向直接影响而发生的，而行为意向又受到行为主体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感知共同决定。个体行为意向越强，执行该行为概率越大。行为态度是指个体对喜欢或不喜欢执行某种行为的评价，也就是行为主体对该种行为的评估，即经过思考后所形成的个人态度。主观规范是指行为主体对于该不该执行某项行为所感受到的来自外界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能来自身边的家人、朋友，可能来自某个组织，还可能来自政府的政策与制度。行为控制感知受控制信念的影响，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将影响农村生态环境监管行为的影响因素聚焦在认知与能力、意愿、行为目标和行为规范这几个方面。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本文将影响农村生态环境监管行为的影响因素聚焦在认知与能力，意愿，行为目标和行为规范这几个方面。目前计划行为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学中，其中主要涉及现在的热点问题，如环保、食品安全和畜禽养殖中兽药使用和疾病防控等。
1.3 研究假说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和相关文献研究成果，对潜变量关系进行分析。认知与能力潜变量作为研究对象的自身特征，认知与能力对监管意愿产生影响，越强的认知与能力对监管意愿影响越好，研究对象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同时也受到认知与能力的影响。因此，认知和能力对监管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认知与能力的提升对监管规范具有积极影响，在农村生态环境监管的实际工作中，领导部门不断加强员工的意识和能力等方面的培训和学习，通过培训和学习，员工的认知与能力等到提升，在监管工作中严格执法，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认知与能力对监管规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监管的工作中，认知与能力的提升对监管规范的影响具有积极的影响。在工作中，监管工作人员一方面要有坚定工作的责任心，另一方面必须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因此，提出如下假说。假说H1：认知和能力对监管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假说H2：认知和能力对监管规范具有正向影响。
监管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监管规范。监管工作人员的意愿对监管规范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因为监管人员的监管规范有工作规范的制度进行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监管人员主观判断，所以监管工作人员的意愿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而是起到中介作用。监管意愿对监管目标具有影响，因为监管人员在意愿影响下，对工作的投入和积极性会对监管目标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工作效率方面和遇到疑难问题时，监管意愿对监管目标的影响越明显。结合农村生态环境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如，工作人员监管松懈，降低监管标准等行为疏漏的出现，其实质是由于监管工作人员的监管意愿的松懈，监管意愿的松懈继而产生监管中操作规范的不准确，最终导致受污染的地方没有得到及时整治。再加之，我国对农村生态环境监管工作还亟待提高，還有较多不完善的地方，一些企业乘机利用法律法规的漏洞，或是在生产中投机取巧，妄图蒙混过关。因此监管工作人员的监管意愿要不断强化，避免由于监管意愿的疏忽，造成监管规范的失灵，给人民带来损失。因此，提出如下假说。假说H3：监管意愿对监管规范具有正向影响;假说H4：监管意愿对监管目标具有正向影响。 监管规范与监管目标的影响关系。监管规范的程度决定着目标能够达到的效果，一方面监管规范受到监管体系约束，监督行为受到上级组织的监督和约束，另一方面监管工作人员在监管工作中还受到具体工作制度及工作规范的约束。目前农村生态环境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集中反映为监管行为缺乏有效的后续监督和行为考核，加上监管人员对于农村生态环境的危害性认识不够深刻，查验自主随意性较大，降低了监管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如果能够提高执法人员的监管规范意识，就可避免较大工作隐患，提高监管工作效率，保障国家和农户的利益;监管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经常受到两个客观因素的限制。一是，污染物的品性、状态等差异很大，一线执法人员很难通过现场来迅速判定其品质;二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污染物不断产生导致工作人员不能及时认识这些新的固体废物或者现有的技术标准和查验设备不能检测出。此外不同地区的工作人员所掌握的技术标准不统一，查验配套设备和监测设备匮乏，严重影响了农村生态环境监管的科学性和精准性。监管工作人员监管松懈，降低监管标准。此外，对于监管工作人员的工作规范缺乏有效的后续监督和行为考核，查验自主裁量权较大，在日常监管中往往敷衍了事，降低了监管的标准。以上是监管规范可能存在隐患的地方，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找出对症的解决方法。因此，提出如下假说。因此，提出假说H5：监管规范对监管目标具有正向影响[8]。
2 研究设计及方法
2.1 数据来源
此次研究对象为河南省柘城、淮阳、息县、正阳4个县农村生态监管工作人员，分别对4个县区正在从事农村生态监管的相关部门、村基层组织、农户等工作人员进行调研，共完成了270份问卷，有效问卷为262份，有效率为97.04%。
2.2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2.2.1 探索性因子分析 利用Spss24.0软件，先后对监管意愿（Ibw）、监管规范（Icoc）两个潜变量进行分析。两个潜变量的KMO值分别为0.851和0.908;卡方值分别为2 857.214和3 900.385;自由度均为36，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适配性。接下来对两个潜变量分别运用主成分抽取法和Kaiser正交旋转法后，监管意愿（Ibw）潜在变量所属题项累计方差解释量为90.436%，行为规范（Icoc）潜变量所属题项累计方差解释量为91.734%。监管意愿（Ibw）中抽取了三个主成分因子，监管规范抽取了两个主成分因子，在监管意愿（Ibw）、监管规范（Icoc）两个潜变量中将各因子载荷量均大于0.6，根据抽取的相关测量变量的关系和题项含义，将监管意愿（Ibw）中的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态度（IA）、主观规范（IB）、知觉行为控制（IC）”;监管规范中的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组织参与（ID）、操作规范（IE）”。
在潜变量确定之后，结合相关理论、文献研究和实际调研情况，共选取了4个潜变量，27个可测变量，其中认知与能力包含5个可测变量，监管意愿包含9个可测变量，行为规范包含9个可测变量，行为目标包含4个可测变量。可测变量的题项设置是根据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设计的，分别从“非常不”到“非常”，五个级别的题项选项表示逐级递进关系（表1）。
2.2.2 验证性因子分析 采用组合信度和克朗巴哈系数作为信度检验依据，一阶潜变量中认知与能力、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监督管理、工作规范、监管目标，二阶潜变量监管意愿和监管规范数值均大于0.8，說明数据信度较好，各潜变量平均差异抽取量（AVE）的值均大于0.5，说明各个潜在变量收敛效度较高。对角线的数值是平均差异抽取量（AVE）的平方根，平均差异抽取量的数值均大于对角线上方的相关系数的平方值，说明各个潜在变量的区别效度较好。
2.2.3 模型估计结果 认知与能力对监管意愿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呈正相关，说明认知与能力对监管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支持了研究假说1;认知与能力对监管规范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呈正相关，说明认知与能力对行为规范具有正向影响，支持了研究假说2;监督意愿对监管规范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呈正相关，说明监督意愿对监管规范具有正向影响，支持了研究假说3;监督意愿对监管目标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呈正相关，说明监督意愿对监管目标具有正向影响，支持了研究假说4;监管规范对监管目标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否定了研究假说5。测量模型中，各指标均在1%的水平上具有正向影响，相关拟合度为：CMIN/DF的值为2.916，CFI的值为0.924，TLI的值为0.916，GFI的值为0.819，AGFI的值为0.809，RMSEA的值为0.066，这个拟合指数均符合参照标准，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表2）。
从结果分析中可以发现，监管意愿对监管目标具有正向影响，监管规范对监管目标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当前监管人员的监管意愿的培养上是比较到位的，但是在监管规范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在监管规范中，工作规范（b=0.699）相较于参考值监督管理（b=1.000），工作规范还有待提高，在实际工作中技术标准的缺失与滞后，导致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遇到难题时，无法按照工作规章制度中的具体事项进行查验和鉴别[9]。因此，结合工作规范所反映的具体测量变量，在今后工作中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为监管执法人员的工作提供执法依据，提高监管人员的行为效力，另一方面，要提升监管人员的专业能力。监管工作人员的认知与能力对监管意愿具有正向影响，监督意愿对监督目标具有正向作用，这一条路径的形成，说明要充分重视监管工作人员的认知和能力、监管意愿两大因素。在监管意愿中，态度（b=1.000），主观规范（b=1.245），知觉行为规范（b=1.151）作为参考值，监管人员在态度方面有待提高，从制度上激发监管人员的意愿，通过绩效考核等方式，对工作积极性较强的工作人员进行必要奖励，反之，则进行相应的惩罚和处分，对于工作中出现重大事故的工作人员实行追责制度。 3 结论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监管人员认知和能力，有助于提高监管规范和监管意愿，加强监管意愿是明确监管目标和提高监管规范的重要条件。当前，在监管人员的监管意愿上的培养是比较到位的，但是在监管规范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各部门缺乏宏观统筹能力，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联合协调行为机制，监管人员在遇到技术难题时，需要寻找检验检疫机构进行鉴别和判定，且所需时间又过长。在当前工作规范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要明确监管目标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意愿。同时健全法律法规，提升监管人员行为效力。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力度，通过法律宣传提升监管人员工作积极性，提高监管人员工作效率;完善技术标准，规范监管人员执法行为;加大农村生态环境宣传，激发工作人员监管意愿。做好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宣传，完善监督监管意愿机制。农村生态环境监管行为研究，在国内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和专门的理论框架。未来，随着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意义的不断提升，农村生态环境监管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发展，工作人员监管行为优化方面的研究将更加深入和具有政策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 穰敏.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思考[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29（13）：60-61.
[2] 程维丹.浅析做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途径[J].南方农业，2018，12（24）：100-101.
[3] 金小天，陈秀珠，李利平.优化机制，创新方法，提升农村生态环境监管能力水平[J].环境，2019（6）：32-35.
[4] 贾小梅，董旭辉.我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与监管体系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J].中国环境管理，2019（2）：10-13，17.
[5] 张跃胜.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监管研究[J].中国经济问题，2015（6）：87-96.
[6] 闵继胜.改革開放以来农村环境治理的变迁[J].改革，2016（3）：84-93.
[7] 李咏梅.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度探析[J].农村经济，2015（12）：94-99.
[8] 李君，吕火明，梁康康，等.基于乡镇管理者视角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政策实践分析-来自全国部分省（区、市）195个乡镇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1（2）：74-82.
[9] 李桂兰，唐玉.农村生态治理难在哪，如何破解[J].人民论坛，2017（3）：70-71.
责任编辑：黄艳飞
关键词 生态环境;监管行为;计划行为理论;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305（2020）04-0-04
DOI：10.19383/j.cnki.nyzhyj.2020.04.036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留住绿水青山，才能高质量地实现金山银山，做好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工作对于国家战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有利于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长期以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的做法是非可持续的，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兼顾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探寻一条经济、生态效益相协调的绿色发展之路是当今社会热点问题。
随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绿色发展模式已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选择。当前政府已深刻认识到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连续出台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农村生态环境监管工作迅速展开。伴随着国内环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对监管工作进行科学评价和分析，对下一步优化监管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 文献梳理、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说
1.1 文献梳理
现有文献关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较多，大部分是从提高村民参与生态环境监管治理角度研究农村生态环境，而立足于计划行为理论对农村生态环境监管行为的研究不足。农村生态环境系统复杂脆弱，治理难度大，地区重视程度不均衡，使得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成为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短板[1—2]。有学者认为农村生态环境监管工作现状及面临的困难有以下三点：（1）起步较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任重道远;（2）基础较弱，监管能力严重不足;（3）投入较低，农村环保社会覆盖面不足等[3]。在梳理总结河南省农村生态环境现状及存在问题等相关研究基础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对河南省农村生态环境监管行为进行研究。
1.2 理论背景
（1）政府监管理论。“政府监督”是行政管理的实施过程，它依法监督和管理市场主体、市场主体行为、市场本身等监管对象。政府失灵的其中一个表现为监管失灵，具体表现为政府监管可能背离公共利益、监管寻租行为的发生、行政成本的过度增加等[4—6]。造成政府失灵的一个原因是监管失灵，这表现在监管偏离公共利益导致寻租行为的发生，或是监管成本的过度增加。通过对美国电力行业监管的实证研究，斯蒂格勒提出了政府监管不能有效反映政府公共需求的观点，后来的研究发展成为政府监管的捕获理论。一旦发生监管失灵会导致农村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因此，在农村进行生态环境监管过程中，确保监管工作人员对生态环境监管的行为得当，才能有效避免监管失灵[7]。
（2）计划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主体执行某种行为是受其行为意向直接影响而发生的，而行为意向又受到行为主体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感知共同决定。个体行为意向越强，执行该行为概率越大。行为态度是指个体对喜欢或不喜欢执行某种行为的评价，也就是行为主体对该种行为的评估，即经过思考后所形成的个人态度。主观规范是指行为主体对于该不该执行某项行为所感受到的来自外界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能来自身边的家人、朋友，可能来自某个组织，还可能来自政府的政策与制度。行为控制感知受控制信念的影响，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将影响农村生态环境监管行为的影响因素聚焦在认知与能力、意愿、行为目标和行为规范这几个方面。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本文将影响农村生态环境监管行为的影响因素聚焦在认知与能力，意愿，行为目标和行为规范这几个方面。目前计划行为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学中，其中主要涉及现在的热点问题，如环保、食品安全和畜禽养殖中兽药使用和疾病防控等。
1.3 研究假说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和相关文献研究成果，对潜变量关系进行分析。认知与能力潜变量作为研究对象的自身特征，认知与能力对监管意愿产生影响，越强的认知与能力对监管意愿影响越好，研究对象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同时也受到认知与能力的影响。因此，认知和能力对监管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认知与能力的提升对监管规范具有积极影响，在农村生态环境监管的实际工作中，领导部门不断加强员工的意识和能力等方面的培训和学习，通过培训和学习，员工的认知与能力等到提升，在监管工作中严格执法，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认知与能力对监管规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监管的工作中，认知与能力的提升对监管规范的影响具有积极的影响。在工作中，监管工作人员一方面要有坚定工作的责任心，另一方面必须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因此，提出如下假说。假说H1：认知和能力对监管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假说H2：认知和能力对监管规范具有正向影响。
监管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监管规范。监管工作人员的意愿对监管规范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因为监管人员的监管规范有工作规范的制度进行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监管人员主观判断，所以监管工作人员的意愿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而是起到中介作用。监管意愿对监管目标具有影响，因为监管人员在意愿影响下，对工作的投入和积极性会对监管目标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工作效率方面和遇到疑难问题时，监管意愿对监管目标的影响越明显。结合农村生态环境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如，工作人员监管松懈，降低监管标准等行为疏漏的出现，其实质是由于监管工作人员的监管意愿的松懈，监管意愿的松懈继而产生监管中操作规范的不准确，最终导致受污染的地方没有得到及时整治。再加之，我国对农村生态环境监管工作还亟待提高，還有较多不完善的地方，一些企业乘机利用法律法规的漏洞，或是在生产中投机取巧，妄图蒙混过关。因此监管工作人员的监管意愿要不断强化，避免由于监管意愿的疏忽，造成监管规范的失灵，给人民带来损失。因此，提出如下假说。假说H3：监管意愿对监管规范具有正向影响;假说H4：监管意愿对监管目标具有正向影响。 监管规范与监管目标的影响关系。监管规范的程度决定着目标能够达到的效果，一方面监管规范受到监管体系约束，监督行为受到上级组织的监督和约束，另一方面监管工作人员在监管工作中还受到具体工作制度及工作规范的约束。目前农村生态环境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集中反映为监管行为缺乏有效的后续监督和行为考核，加上监管人员对于农村生态环境的危害性认识不够深刻，查验自主随意性较大，降低了监管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如果能够提高执法人员的监管规范意识，就可避免较大工作隐患，提高监管工作效率，保障国家和农户的利益;监管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经常受到两个客观因素的限制。一是，污染物的品性、状态等差异很大，一线执法人员很难通过现场来迅速判定其品质;二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污染物不断产生导致工作人员不能及时认识这些新的固体废物或者现有的技术标准和查验设备不能检测出。此外不同地区的工作人员所掌握的技术标准不统一，查验配套设备和监测设备匮乏，严重影响了农村生态环境监管的科学性和精准性。监管工作人员监管松懈，降低监管标准。此外，对于监管工作人员的工作规范缺乏有效的后续监督和行为考核，查验自主裁量权较大，在日常监管中往往敷衍了事，降低了监管的标准。以上是监管规范可能存在隐患的地方，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找出对症的解决方法。因此，提出如下假说。因此，提出假说H5：监管规范对监管目标具有正向影响[8]。
2 研究设计及方法
2.1 数据来源
此次研究对象为河南省柘城、淮阳、息县、正阳4个县农村生态监管工作人员，分别对4个县区正在从事农村生态监管的相关部门、村基层组织、农户等工作人员进行调研，共完成了270份问卷，有效问卷为262份，有效率为97.04%。
2.2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2.2.1 探索性因子分析 利用Spss24.0软件，先后对监管意愿（Ibw）、监管规范（Icoc）两个潜变量进行分析。两个潜变量的KMO值分别为0.851和0.908;卡方值分别为2 857.214和3 900.385;自由度均为36，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适配性。接下来对两个潜变量分别运用主成分抽取法和Kaiser正交旋转法后，监管意愿（Ibw）潜在变量所属题项累计方差解释量为90.436%，行为规范（Icoc）潜变量所属题项累计方差解释量为91.734%。监管意愿（Ibw）中抽取了三个主成分因子，监管规范抽取了两个主成分因子，在监管意愿（Ibw）、监管规范（Icoc）两个潜变量中将各因子载荷量均大于0.6，根据抽取的相关测量变量的关系和题项含义，将监管意愿（Ibw）中的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态度（IA）、主观规范（IB）、知觉行为控制（IC）”;监管规范中的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组织参与（ID）、操作规范（IE）”。
在潜变量确定之后，结合相关理论、文献研究和实际调研情况，共选取了4个潜变量，27个可测变量，其中认知与能力包含5个可测变量，监管意愿包含9个可测变量，行为规范包含9个可测变量，行为目标包含4个可测变量。可测变量的题项设置是根据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设计的，分别从“非常不”到“非常”，五个级别的题项选项表示逐级递进关系（表1）。
2.2.2 验证性因子分析 采用组合信度和克朗巴哈系数作为信度检验依据，一阶潜变量中认知与能力、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监督管理、工作规范、监管目标，二阶潜变量监管意愿和监管规范数值均大于0.8，說明数据信度较好，各潜变量平均差异抽取量（AVE）的值均大于0.5，说明各个潜在变量收敛效度较高。对角线的数值是平均差异抽取量（AVE）的平方根，平均差异抽取量的数值均大于对角线上方的相关系数的平方值，说明各个潜在变量的区别效度较好。
2.2.3 模型估计结果 认知与能力对监管意愿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呈正相关，说明认知与能力对监管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支持了研究假说1;认知与能力对监管规范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呈正相关，说明认知与能力对行为规范具有正向影响，支持了研究假说2;监督意愿对监管规范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呈正相关，说明监督意愿对监管规范具有正向影响，支持了研究假说3;监督意愿对监管目标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呈正相关，说明监督意愿对监管目标具有正向影响，支持了研究假说4;监管规范对监管目标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否定了研究假说5。测量模型中，各指标均在1%的水平上具有正向影响，相关拟合度为：CMIN/DF的值为2.916，CFI的值为0.924，TLI的值为0.916，GFI的值为0.819，AGFI的值为0.809，RMSEA的值为0.066，这个拟合指数均符合参照标准，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表2）。
从结果分析中可以发现，监管意愿对监管目标具有正向影响，监管规范对监管目标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当前监管人员的监管意愿的培养上是比较到位的，但是在监管规范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在监管规范中，工作规范（b=0.699）相较于参考值监督管理（b=1.000），工作规范还有待提高，在实际工作中技术标准的缺失与滞后，导致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遇到难题时，无法按照工作规章制度中的具体事项进行查验和鉴别[9]。因此，结合工作规范所反映的具体测量变量，在今后工作中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为监管执法人员的工作提供执法依据，提高监管人员的行为效力，另一方面，要提升监管人员的专业能力。监管工作人员的认知与能力对监管意愿具有正向影响，监督意愿对监督目标具有正向作用，这一条路径的形成，说明要充分重视监管工作人员的认知和能力、监管意愿两大因素。在监管意愿中，态度（b=1.000），主观规范（b=1.245），知觉行为规范（b=1.151）作为参考值，监管人员在态度方面有待提高，从制度上激发监管人员的意愿，通过绩效考核等方式，对工作积极性较强的工作人员进行必要奖励，反之，则进行相应的惩罚和处分，对于工作中出现重大事故的工作人员实行追责制度。 3 结论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监管人员认知和能力，有助于提高监管规范和监管意愿，加强监管意愿是明确监管目标和提高监管规范的重要条件。当前，在监管人员的监管意愿上的培养是比较到位的，但是在监管规范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各部门缺乏宏观统筹能力，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联合协调行为机制，监管人员在遇到技术难题时，需要寻找检验检疫机构进行鉴别和判定，且所需时间又过长。在当前工作规范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要明确监管目标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意愿。同时健全法律法规，提升监管人员行为效力。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力度，通过法律宣传提升监管人员工作积极性，提高监管人员工作效率;完善技术标准，规范监管人员执法行为;加大农村生态环境宣传，激发工作人员监管意愿。做好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宣传，完善监督监管意愿机制。农村生态环境监管行为研究，在国内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和专门的理论框架。未来，随着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意义的不断提升，农村生态环境监管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发展，工作人员监管行为优化方面的研究将更加深入和具有政策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 穰敏.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思考[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29（13）：60-61.
[2] 程维丹.浅析做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途径[J].南方农业，2018，12（24）：100-101.
[3] 金小天，陈秀珠，李利平.优化机制，创新方法，提升农村生态环境监管能力水平[J].环境，2019（6）：32-35.
[4] 贾小梅，董旭辉.我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与监管体系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J].中国环境管理，2019（2）：10-13，17.
[5] 张跃胜.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监管研究[J].中国经济问题，2015（6）：87-96.
[6] 闵继胜.改革開放以来农村环境治理的变迁[J].改革，2016（3）：84-93.
[7] 李咏梅.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度探析[J].农村经济，2015（12）：94-99.
[8] 李君，吕火明，梁康康，等.基于乡镇管理者视角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政策实践分析-来自全国部分省（区、市）195个乡镇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1（2）：74-82.
[9] 李桂兰，唐玉.农村生态治理难在哪，如何破解[J].人民论坛，2017（3）：70-71.
责任编辑：黄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