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北京的东北四环与五环之间，繁忙的京密路北侧，有个幽静的公园，即使在国庆假期游人也很少。只有公园深处镌刻着“大望京”字样的望京台和传说是乾隆皇帝亲手栽种的老槐树，提醒着人们这里是大望京村的旧址，村委会曾经就在老槐树旁边。
大望京村，是个被城市吞没的村庄。两年前，这里还居住着1692户人家，登记户籍人口2998人。2009年5月，大望京村的村民们因为高额的拆迁补偿“一夜暴富”，他们获得了少则一两百万，多则上千万的拆迁补偿款。
近几年，这样的财富神话，在很多一二线城市的边缘不断上演，并由此形成了一个特别的财富群体——拆迁富豪。从农民到城市居民的转化对他们而言，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拆迁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拆迁带给了他们车、房和存款，让他们生活在很多人羡慕的目光中；但实际上，生活方式的转变，让他们面临着种种问题和困惑：不善理财和挥霍浪费造成的财富缩水，补偿款分配导致的家庭破裂，无法正常就业以及难以融入城市……这些也为整个社会埋下了隐患。
缩水的财富
京旺家园位于大望京村的东南方向，约十几分钟车程，是大望京村拆迁村民的定向安置房。今年5月，很多村民都搬进了这里的新居。10月7日，记者来到这里时，看到小区里三三两两的村民围坐在一起喝茶闲聊。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到来，勾起了他们并不久远的记忆。
大望京村拆迁补偿时，参照望京周边房价，村民可以选择每平方米1万多元的货币补偿，也可以按每平方米4500元购买定向安置房，每平方米还给予五六千元。一般的家庭除了几套安置房，还有上百万，多的甚至上千万拆迁款。
村民汪海（文中村民皆为化名）原来有300多平方米的房子，拆迁之后一下拿到了近400万元。当记者问他这些钱的用途时，汪海说：“都放银行里了，谁一下子见过这么多钱啊，换做是谁都得蒙。”
除了存起来的钱，汪海还买了20万元基金。“那会儿，银行的人总来村里介绍基金，说这个保险，就买了，买的时候是一块六，现在一块钱了！”拆迁时，有银行现场给村民办理基金申购的手续，大部分村民都买了，多的买了100多万，最少也是20多万。如今，他们的情况基本和汪海一样。
汪海现在由村里统一安排做绿化工作，每月除了五险一金，工资是1160元，他对这份工作并不满意，“这是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给的，一家三口怎么够花呢？”他现在最大的支出是儿子的教育费用。拿到补偿款后，他的儿子和村里很多孩子一样转学到了更好的学校，学费一年4万多，还有各种补习班，请家教一节课就150元。“月月去银行取钱，越取心越慌，总有花完的时候，怎么办呢？”当记者问他是否考虑过把这些钱用于其它投资时，汪海无奈地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哪懂这些啊？”
一位大望京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两年，他炒过股，放过高利贷，与人合伙做过小生意。但因为不了解情况，也没有相关知识，做什么赔什么，“现在就剩下一辆车了，搞不好连车都得卖了。”
不会理财，是拆迁富豪普遍面临的问题。他们用自己生长的土地和熟悉的生活换取了巨额的财富，但伴随着财富的缩水，他们活在一种坐吃山空的焦虑、甚至是丧失稳定生活的恐惧中。
但另一方面，拆迁富豪们又在挥霍、炫富。大望京村民们拿到拆迁款的一年内，村里新增了大约600辆小汽车。汪海回忆说：“村里有买宝马、奔驰、奥迪的，大多数买的是二十几万的车，最差的是十几万的车，几乎家家都有。”那时，一个4S店专门针对大望京村搞促销，甚至为他们专设了贵宾室。
此前还有媒体报道，昆明拆迁富豪曾团购奥迪，而且这种情况在当地并不少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管理研究室主任宋迎昌一直在关注拆迁富豪这个群体，他认为，“如何妥善使用好突然到来的财富，是拆迁户面临的最大难题。财富不是自己创造的，他没有能力驾驭和使用这个财富。这些人掌握财富的能力和那些靠自己努力赚到钱的人不同，他们的财富没有后续性。”
生活不再平静
高额拆迁款，带来财富的同时，也打乱了他们原来的生活轨迹，带来了各种纠纷。以大望京村为例，村里从拆迁开始，家庭、邻里矛盾层出不穷。“一下子看见那么多钱，可不都红了眼睛吗？”村民赵京红对记者说。“这两年村里打了有近百起官司，本来挺和睦的一家人，都撕破了脸。有女儿告母亲的，有哥哥告弟弟的，有姐妹俩大打出手的，闹离婚的也不少，在法院总能看见我们村的人。”仅两年多时间，村里死亡的就有三四十人。“都是想不开的，本来就有点病，因为拆迁又生出好多事情来，就生气，都是得心脏病、脑溢血什么没的。”赵京红说到这里，旁边村民插话道：“就是那个歌里唱的，是谁制造了钞票……人人对你离不了，钱哪，你是杀人不见血的刀……”
获得了巨额财富后，不少人拿着钱去“包二奶”、赌博甚至吸毒。广州番禹一个“80后”拆迁富豪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泡夜总会，只喝洋酒，豪车换了六七辆了， 宝马、 奔驰都看不上眼，还专门跟哥儿们比着追所谓二三线的明星。有一次，我们在二沙岛飙车，发现有人开着新车在旁边也飙上了，于是就拦上去把人家打一顿，扔下5000元作医药费就走了。”这样的人在大望京村也有不少，赵京红说：“村里拿了钱就去赌或者胡乱花了，到现在把钱都花光的也有好几个呢。”
对此，宋迎昌认为，“拆迁让农民一下成了城市人，而且还是城里的有钱人，这个过程太快了。农民的城市化应该是个渐进的过程，让这些人逐步地了解、融入城市。如果是爆发式的，恐怕他们也不适应。实际上他们心里很空虚，这就会滋生很多事情。一是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的变化；二是财富的浪费；三是炫富行为对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四是对社会治安也有影响。”
情况确如宋迎昌所言，与拆迁暴富密切相关的恶性案件早有先例。2009年，北京大兴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灭门惨案，凶手竟是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李磊。此前，李家居住的天宫院拆迁，正是那600万元拆迁补偿激化了家庭积蓄已久的矛盾。
城市里的异类
赵京红对记者说：“有时候真想回到以前，那时候没钱，但也过得简单，也挺乐呵。”
拆迁前的大望京村隶属于朝阳区崔各庄乡，是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由于靠近望京新城，大量外来务工者在这里租住廉价房屋，流动人口是常住人口的10倍，村民的主要收入是房租。村里人把房子隔成小间租出去，少的几间，多的几十间，每间月租200元，仅房租有的人每月就可以收入1万多元。村民们把这种生活方式称之为“吃瓦片”。
拆迁后，“吃瓦片”的谋生手段也就此终结，但不少人并没有找到新的出路，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
李克俭是大望京村附近的北皋村人，2010年拆迁让他得到了4套房子和100多万元现金。“我的两个儿子都20多岁了，没有工作，每月从村里领900元生活补贴。一天到晚在家玩游戏或者到处闲逛。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这样，不出去惹事就不错了。他们没文凭也没手艺，家里条件也都不错，吃苦卖力气肯定不愿意，所以就闲着呗。”
不愿吃苦又没有相应的能力，直接导致了他们无法正常就业，一位曾在大望京村村委会任职的村民也证实了这种说法。崔各庄乡给大望京村村民解决的工作岗位包括园林绿化、物业、保安和派出所协警等。“在派出所当协警的几个都不干了，工作压力大。还有50人分到大望京公园干绿化，每月1000多点，物业、保安的收入也这样。要想维持生活，不至于坐吃山空，就得到市里找工作。但是现在招工，一般都要求35岁以下，还得有学历、有工作经验。村里这些人很难在城里找到工作。”
在普通人眼中，拆迁富豪也渐渐地失去了令人羡慕的光环，他们的现状并不值得认同。“这些村里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都开着好车整天游手好闲。”24岁的小徐，从16岁起离开老家河南项城到北京打工，目前从事餐饮行业，月收入4500元左右，曾在大望京村租住过6年。他对记者说：“我相信，我们努力奋斗也能过上好日子。”
在大望京、天宫院这样盛产拆迁富豪的地方，你会看到这样一幕：他们开着宝马拉5元钱一趟的黑活，却没人敢坐——这就是拆迁富豪生存状态的尴尬。“他们只是实现了财富上的飞跃，并没有实现精神层面和个人素质层面的发展，实际上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而他们又并不存在边缘人的生存状况，他们不为一日三餐发愁，但是精神层面却很贫穷。”在宋迎昌看来，拆迁富豪就是城市里的异类。
高房价催生出的拆迁富豪
“拆迁富豪的出现，与高房价有直接的关系”，宋迎昌说， “房地产火热和房价大幅上涨，直接导致了对农民的高价补偿；反过来高补偿也抬高了地价、房价。”北京因奥运相关工程以及通州、大兴、亦庄等新城的发展，需要大量土地，2005年左右开始大规模拆迁。“几年来，北京市拆迁涉及的农民总数，估计在四五十万左右，他们人均手里有100多万元。”
可见，北京拆迁致富的人不在少数。就全国而言，这一人群也普遍存在。深圳旧城改造，催生了许多拆迁富豪，仅岗厦村就造就了10个亿万富豪与数个千万富豪。上海、广州以及东部发达地区的二线城市，也是拆迁富豪的主要集中地。
由于人数众多且财富巨大，拆迁富豪群反映出的问题不容小觑。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宋迎昌认为，一方面，改革现有拆迁补偿给付方式。“改革开放以前的征地，是谁征地谁负责安置农民。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一些被安置的农民重新下岗失业，造成无论是安置者还是被安置者最后都不愿再采取这种途径，最终走向货币安置。其实，没有必要把全部的财富都一次性交到农民的手上，应该分几种用途，比如用拆迁款，先把农民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解决了；然后是住房、子女上学等问题；还可以兴办集体企业，给农民股份，农民可以到企业就业，也可以不就业直接分红，让这些人有长线的收益。”
另一方面，社会应该更多地关注拆迁富豪这个群体。从大的趋势来看，城市周围因拆迁而富的人会越来越多，但是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点更多的是集中在如何拆迁上，对于这部分人自身命运的关注非常少。宋迎昌说：“他们的确是被社会忽略的人群，核心问题是他们融入不了这个城市。他们只能寄希望于逐步被城市所消化，像四五年前的那些人，可能已经逐步通过对城市的观察、学习逐步融入城市。但这个过程是被动的。”
“目前各大城市纷纷出台的房产限购令、房价的下降，对这部分人的命运或许会是一个转折。”宋迎昌认为。“北京现在征地拆迁非常缓慢，比如最核心的CBD东扩的问题，规划都有了，但是推动不了，就是因为拆不动。高房价才能拆得起，如果卖不上更高的价，没有这个预期的话，一般没人去拆。农民也有攀比，比如过去邻村的人拿了多少，那他的心理预期肯定是逐年攀升的，这就造成了拆迁的成本比过去高。但房价经过调控，已显出下降的趋势，一升一降之间，就形成了博弈。”
而往更深一层看，大城市的发展，看得见的就是城市不断扩张、农村缩小，这是正常的也是必须的，如果有一天城市老旧的住宅拆不动了，恐怕城市更新就成问题了。
编辑：李雪 美编：陈思璐 编审：张勉
大望京村，是个被城市吞没的村庄。两年前，这里还居住着1692户人家，登记户籍人口2998人。2009年5月，大望京村的村民们因为高额的拆迁补偿“一夜暴富”，他们获得了少则一两百万，多则上千万的拆迁补偿款。
近几年，这样的财富神话，在很多一二线城市的边缘不断上演，并由此形成了一个特别的财富群体——拆迁富豪。从农民到城市居民的转化对他们而言，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拆迁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拆迁带给了他们车、房和存款，让他们生活在很多人羡慕的目光中；但实际上，生活方式的转变，让他们面临着种种问题和困惑：不善理财和挥霍浪费造成的财富缩水，补偿款分配导致的家庭破裂，无法正常就业以及难以融入城市……这些也为整个社会埋下了隐患。
缩水的财富
京旺家园位于大望京村的东南方向，约十几分钟车程，是大望京村拆迁村民的定向安置房。今年5月，很多村民都搬进了这里的新居。10月7日，记者来到这里时，看到小区里三三两两的村民围坐在一起喝茶闲聊。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到来，勾起了他们并不久远的记忆。
大望京村拆迁补偿时，参照望京周边房价，村民可以选择每平方米1万多元的货币补偿，也可以按每平方米4500元购买定向安置房，每平方米还给予五六千元。一般的家庭除了几套安置房，还有上百万，多的甚至上千万拆迁款。
村民汪海（文中村民皆为化名）原来有300多平方米的房子，拆迁之后一下拿到了近400万元。当记者问他这些钱的用途时，汪海说：“都放银行里了，谁一下子见过这么多钱啊，换做是谁都得蒙。”
除了存起来的钱，汪海还买了20万元基金。“那会儿，银行的人总来村里介绍基金，说这个保险，就买了，买的时候是一块六，现在一块钱了！”拆迁时，有银行现场给村民办理基金申购的手续，大部分村民都买了，多的买了100多万，最少也是20多万。如今，他们的情况基本和汪海一样。
汪海现在由村里统一安排做绿化工作，每月除了五险一金，工资是1160元，他对这份工作并不满意，“这是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给的，一家三口怎么够花呢？”他现在最大的支出是儿子的教育费用。拿到补偿款后，他的儿子和村里很多孩子一样转学到了更好的学校，学费一年4万多，还有各种补习班，请家教一节课就150元。“月月去银行取钱，越取心越慌，总有花完的时候，怎么办呢？”当记者问他是否考虑过把这些钱用于其它投资时，汪海无奈地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哪懂这些啊？”
一位大望京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两年，他炒过股，放过高利贷，与人合伙做过小生意。但因为不了解情况，也没有相关知识，做什么赔什么，“现在就剩下一辆车了，搞不好连车都得卖了。”
不会理财，是拆迁富豪普遍面临的问题。他们用自己生长的土地和熟悉的生活换取了巨额的财富，但伴随着财富的缩水，他们活在一种坐吃山空的焦虑、甚至是丧失稳定生活的恐惧中。
但另一方面，拆迁富豪们又在挥霍、炫富。大望京村民们拿到拆迁款的一年内，村里新增了大约600辆小汽车。汪海回忆说：“村里有买宝马、奔驰、奥迪的，大多数买的是二十几万的车，最差的是十几万的车，几乎家家都有。”那时，一个4S店专门针对大望京村搞促销，甚至为他们专设了贵宾室。
此前还有媒体报道，昆明拆迁富豪曾团购奥迪，而且这种情况在当地并不少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管理研究室主任宋迎昌一直在关注拆迁富豪这个群体，他认为，“如何妥善使用好突然到来的财富，是拆迁户面临的最大难题。财富不是自己创造的，他没有能力驾驭和使用这个财富。这些人掌握财富的能力和那些靠自己努力赚到钱的人不同，他们的财富没有后续性。”
生活不再平静
高额拆迁款，带来财富的同时，也打乱了他们原来的生活轨迹，带来了各种纠纷。以大望京村为例，村里从拆迁开始，家庭、邻里矛盾层出不穷。“一下子看见那么多钱，可不都红了眼睛吗？”村民赵京红对记者说。“这两年村里打了有近百起官司，本来挺和睦的一家人，都撕破了脸。有女儿告母亲的，有哥哥告弟弟的，有姐妹俩大打出手的，闹离婚的也不少，在法院总能看见我们村的人。”仅两年多时间，村里死亡的就有三四十人。“都是想不开的，本来就有点病，因为拆迁又生出好多事情来，就生气，都是得心脏病、脑溢血什么没的。”赵京红说到这里，旁边村民插话道：“就是那个歌里唱的，是谁制造了钞票……人人对你离不了，钱哪，你是杀人不见血的刀……”
获得了巨额财富后，不少人拿着钱去“包二奶”、赌博甚至吸毒。广州番禹一个“80后”拆迁富豪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泡夜总会，只喝洋酒，豪车换了六七辆了， 宝马、 奔驰都看不上眼，还专门跟哥儿们比着追所谓二三线的明星。有一次，我们在二沙岛飙车，发现有人开着新车在旁边也飙上了，于是就拦上去把人家打一顿，扔下5000元作医药费就走了。”这样的人在大望京村也有不少，赵京红说：“村里拿了钱就去赌或者胡乱花了，到现在把钱都花光的也有好几个呢。”
对此，宋迎昌认为，“拆迁让农民一下成了城市人，而且还是城里的有钱人，这个过程太快了。农民的城市化应该是个渐进的过程，让这些人逐步地了解、融入城市。如果是爆发式的，恐怕他们也不适应。实际上他们心里很空虚，这就会滋生很多事情。一是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的变化；二是财富的浪费；三是炫富行为对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四是对社会治安也有影响。”
情况确如宋迎昌所言，与拆迁暴富密切相关的恶性案件早有先例。2009年，北京大兴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灭门惨案，凶手竟是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李磊。此前，李家居住的天宫院拆迁，正是那600万元拆迁补偿激化了家庭积蓄已久的矛盾。
城市里的异类
赵京红对记者说：“有时候真想回到以前，那时候没钱，但也过得简单，也挺乐呵。”
拆迁前的大望京村隶属于朝阳区崔各庄乡，是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由于靠近望京新城，大量外来务工者在这里租住廉价房屋，流动人口是常住人口的10倍，村民的主要收入是房租。村里人把房子隔成小间租出去，少的几间，多的几十间，每间月租200元，仅房租有的人每月就可以收入1万多元。村民们把这种生活方式称之为“吃瓦片”。
拆迁后，“吃瓦片”的谋生手段也就此终结，但不少人并没有找到新的出路，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
李克俭是大望京村附近的北皋村人，2010年拆迁让他得到了4套房子和100多万元现金。“我的两个儿子都20多岁了，没有工作，每月从村里领900元生活补贴。一天到晚在家玩游戏或者到处闲逛。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这样，不出去惹事就不错了。他们没文凭也没手艺，家里条件也都不错，吃苦卖力气肯定不愿意，所以就闲着呗。”
不愿吃苦又没有相应的能力，直接导致了他们无法正常就业，一位曾在大望京村村委会任职的村民也证实了这种说法。崔各庄乡给大望京村村民解决的工作岗位包括园林绿化、物业、保安和派出所协警等。“在派出所当协警的几个都不干了，工作压力大。还有50人分到大望京公园干绿化，每月1000多点，物业、保安的收入也这样。要想维持生活，不至于坐吃山空，就得到市里找工作。但是现在招工，一般都要求35岁以下，还得有学历、有工作经验。村里这些人很难在城里找到工作。”
在普通人眼中，拆迁富豪也渐渐地失去了令人羡慕的光环，他们的现状并不值得认同。“这些村里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都开着好车整天游手好闲。”24岁的小徐，从16岁起离开老家河南项城到北京打工，目前从事餐饮行业，月收入4500元左右，曾在大望京村租住过6年。他对记者说：“我相信，我们努力奋斗也能过上好日子。”
在大望京、天宫院这样盛产拆迁富豪的地方，你会看到这样一幕：他们开着宝马拉5元钱一趟的黑活，却没人敢坐——这就是拆迁富豪生存状态的尴尬。“他们只是实现了财富上的飞跃，并没有实现精神层面和个人素质层面的发展，实际上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而他们又并不存在边缘人的生存状况，他们不为一日三餐发愁，但是精神层面却很贫穷。”在宋迎昌看来，拆迁富豪就是城市里的异类。
高房价催生出的拆迁富豪
“拆迁富豪的出现，与高房价有直接的关系”，宋迎昌说， “房地产火热和房价大幅上涨，直接导致了对农民的高价补偿；反过来高补偿也抬高了地价、房价。”北京因奥运相关工程以及通州、大兴、亦庄等新城的发展，需要大量土地，2005年左右开始大规模拆迁。“几年来，北京市拆迁涉及的农民总数，估计在四五十万左右，他们人均手里有100多万元。”
可见，北京拆迁致富的人不在少数。就全国而言，这一人群也普遍存在。深圳旧城改造，催生了许多拆迁富豪，仅岗厦村就造就了10个亿万富豪与数个千万富豪。上海、广州以及东部发达地区的二线城市，也是拆迁富豪的主要集中地。
由于人数众多且财富巨大，拆迁富豪群反映出的问题不容小觑。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宋迎昌认为，一方面，改革现有拆迁补偿给付方式。“改革开放以前的征地，是谁征地谁负责安置农民。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一些被安置的农民重新下岗失业，造成无论是安置者还是被安置者最后都不愿再采取这种途径，最终走向货币安置。其实，没有必要把全部的财富都一次性交到农民的手上，应该分几种用途，比如用拆迁款，先把农民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解决了；然后是住房、子女上学等问题；还可以兴办集体企业，给农民股份，农民可以到企业就业，也可以不就业直接分红，让这些人有长线的收益。”
另一方面，社会应该更多地关注拆迁富豪这个群体。从大的趋势来看，城市周围因拆迁而富的人会越来越多，但是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点更多的是集中在如何拆迁上，对于这部分人自身命运的关注非常少。宋迎昌说：“他们的确是被社会忽略的人群，核心问题是他们融入不了这个城市。他们只能寄希望于逐步被城市所消化，像四五年前的那些人，可能已经逐步通过对城市的观察、学习逐步融入城市。但这个过程是被动的。”
“目前各大城市纷纷出台的房产限购令、房价的下降，对这部分人的命运或许会是一个转折。”宋迎昌认为。“北京现在征地拆迁非常缓慢，比如最核心的CBD东扩的问题，规划都有了，但是推动不了，就是因为拆不动。高房价才能拆得起，如果卖不上更高的价，没有这个预期的话，一般没人去拆。农民也有攀比，比如过去邻村的人拿了多少，那他的心理预期肯定是逐年攀升的，这就造成了拆迁的成本比过去高。但房价经过调控，已显出下降的趋势，一升一降之间，就形成了博弈。”
而往更深一层看，大城市的发展，看得见的就是城市不断扩张、农村缩小，这是正常的也是必须的，如果有一天城市老旧的住宅拆不动了，恐怕城市更新就成问题了。
编辑：李雪 美编：陈思璐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