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曾提出，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两手抓，去年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便是执政党的道德宣示。從历史上看，道德建设一直是官方非常重视的一项重要工作。但令人忧虑的是，一方面是官方不断加强道德建设，一方面却是道德滑坡现象频发。
　　面对道德窘境，社会中常出现两种态度：一是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别人，缺少反躬自省；二是觉得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制度问题，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强调道德修养近似说教，对于解决问题毫无裨益。这两种态度往往导致人们在出现问题时相互指责，还容易导致对制度的迷信，仿佛制度建立了，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道德是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共同行为规范，当道德发挥作用时，可以减少社会运行的成本。现在有些人害怕谈论道德，将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制度。但我们也应看到，好制度本身并非一个简单的文本，而与制度起草者、执行者的道德品格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好的制度里本身就包含了道德元素。
　　人们不愿意谈道德，一方面是因为道德这个概念比较抽象，很难看到其发挥实际作用；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的道德没有问题，加强道德修养与己无关。比如，有媒体报道，一辆货车在高速上发生侧翻，周围的村民不仅不来帮忙，反而争相哄抢货物。笔者是否可以这样分析：发生这种情况，可能与法律的刚性不足有关。如果法律能够及时惩戒，类似情况也不会反复发生。总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
　　然而，不论是扶老人被讹还是趁机哄抢货物，都与人的道德意识、道德水准息息相关。如果一个人懂得设身处地、投桃报李，能够自觉助人为乐、遵纪守法，这样的事情便不会发生。
　　在对一些腐败官员的官方评价中，“道德败坏”一词往往更为引人注目。在官员腐败的过程中，权力不受约束自然是重要原因，但与其道德意识淡薄、道德素养不高也有直接关系。王岐山同志曾经指出：“领导干部一旦在‘德’上出问题，必然导致纲纪松弛、法令不行。”
　　有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的人，即使在外部监督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也能清廉自守。作家张宏杰称曾国藩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人”。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晚清的政治生态可以说极其糟糕，卖官鬻爵、贪污贿赂成风，但曾国藩凭借自己的道德品格给后人做出了表率。作家唐浩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
　　不过，不管是圣人还是超人，对于现在的多数人来讲都可望而不可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要求别人守住道德的底线，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哲学家何怀宏说，要“探寻和构建一种从制度正义到个人义务的全面的‘共和之德’”。以此看来，除了良好的制度，个人道德的提升不容忽视。现在反腐倡廉正酣，无论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还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都暗含了这个道理。而对于一个平常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人，理应成为人生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