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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洲书院是我国著名书院之一，位于河南省邓州市古城东南隅，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范仲淹所创建。其为世人所熟知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即创作于此。花洲书院也因此而千古流芳。
（一）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生于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唐代宰相范履冰之后，其父范墉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从吴越王钱俶归宋。范仲淹两岁而孤，生母谢氏改嫁朱文翰，从宦湖南安乡、淄州、长山等地。少年时期，他勤奋力学，“断齑画粥”的故事广为后人所传颂。可谓“少有大节，慨然有志于天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进士及第，开始踏上仕途。历任幕职官、地方官和朝官，其间亦曾为将，经略陕西，主持抗击西夏战争，后为宰相，执朝政，开始变法，史称“庆历新政”。
范仲淹知邓州是在庆历新政失败之后。新政失败后，他自请外放，任陕西四路宣抚使兼知庆州。一年后，以疾请解边任，遂以给事中、资政殿学士的身份知邓州。邓州为中州名郡，出任邓州者，多为中央要员。在范仲淹知邓州之前，宰相张永德、赵普先后任武胜军节度使，苏易简、寇准、陈尧咨、刘筠、谢绛等曾任邓州知州。在邓州3年，范仲淹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他重农桑，兴水利，清积案，惩贪官，孜孜民事，政平讼理，关心人民疾苦，与民休戚与共，深为百姓拥戴。
范仲淹是一代儒宗，极为重视教化，尤重书院讲学。钱穆曾云：“北宋学术，不外经术、政事两端。”并将“宋学精神”概括为“革新政令”和“创通经义”两方面，认为“宋学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范仲淹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政事革新，于创通经术和书院讲学方面亦是开风气之先。早在天圣年间，他就曾主持睢阳学舍的教育，并有判国子监的宦历，其教学思想和实践影响一代人。知邓州后，他深感邓州学校不兴，遂创办书院以昌学术与文教。因书院东侧有百花洲，故名花洲书院。书院成立后，范仲淹亲自到书院讲学，为学子们传道授业解惑。此后，邓州文运大兴。
（二）
花洲书院为世人所知，不仅因為其创办者为一代名臣范仲淹，还因为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也诞生于此。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应好友滕宗谅之请而写的。滕宗谅与范仲淹是同年进士，在仕宦之途中多有交集。考察范仲淹的交友，可以说与其相知最深，关系最紧密之人，无疑首推滕宗谅。二人可谓是一生之挚友。滕宗谅曾与范仲淹同在边疆与西夏作战，他临危不惧，有非凡之才。后为御史弹劾，知岳州，迁知苏州，逾月而亡。滕生平好学，为文长于奏议，尤工古律诗，积书数千卷。范仲淹对其“名以召毁，才以速累”的坎坷深为惋惜，对其因“御史风言”，“投杼之际，迁于巴陵”的遭遇，极为感慨。但滕在逆境中并未沉沦。在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之余，重修岳阳楼，将唐宋前贤关于此楼的诗赋汇为一编，刻于其上。范仲淹应其之请，写了千古名文《岳阳楼记》。
对于《岳阳楼记》的写作，有一论题为文史学界讨论之热点，即范仲淹是否到过洞庭湖。有人说去过，也有人认为没有去过。持未到论的观点有三：一是说滕宗谅写给范仲淹一封《求记书》，并附寄一幅《洞庭秋晚图》，范据此信中的介绍及画意，“神游物外，心与景接”，挥毫写就;二是说范仲淹是模拟太湖而写;三是说根据鄱阳湖风光加以联想而描绘以成。其实这一问题并不难解决，通读关于范仲淹的文献自可明了。有史家业已指出，范仲淹的很多诗文中都描写过洞庭湖，应是其到过洞庭湖的明证。比如《听真上人琴歌》云：“陇头瑟瑟咽流泉，洞庭萧萧落寒木。”又如，《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诗云：“优游滕太守，郡枕洞庭边。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疏鸿秋浦外，长笛晚楼前……”这首诗与《岳阳楼记》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视为到过洞庭湖的力证。还有，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谪守桐庐，赴任途中写下《新定感兴》诗五首，其第四首有云：“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这是将洞庭之险，比作政治风波的险恶。类似诗作不胜枚举。除诗歌外，还有文献资料亦可援引。如宋末著名地理学家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卷70中写道：“范文正公读书祠堂，在安乡县。仲淹幼孤，从其母归朱氏，朱宰安乡，与俱来读书此地。”祝穆《方舆胜览》卷30亦有类似记载。更加生动地记载范仲淹在安乡生平行实的书为康熙《安乡县志》。县志卷11有《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这是关于范仲淹安乡遗迹的最早记载，翔实地叙述了安乡范文正读书台的来龙去脉。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志学之岁以前的范仲淹，在县三面皆大湖的澧州安乡县度过了其少年生涯。他对洞庭湖细致入微的观察，使他对洞庭风光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40余年之后，他应滕宗谅之请时，文思如泉，以如椽之笔写下了千古绝唱《岳阳楼记》。
（三）
在邓州3年，范仲淹写下了大量诗文，迎来了一生中的创作高潮，很多名作就是描写花洲书院与百花洲的。
据传，位于城东南隅的百花洲，由谢绛在1039年任知州时所建。迄今这里仍保存有邓州最完好的一段古土城墙。后来，范仲淹在此基础上修建成书院园林。百花洲“楼阁春深、池塘人静、花情柳意、月彩波光”，范仲淹对此情有独钟，时去赏玩且流连忘返。他曾把百花洲的诸景点画成图，并写诗一首寄给判陈州的故相晏殊，此诗即为《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这是范仲淹写得最好的一首山水诗，堪称令人赏心悦目的神来之笔。洲南有菊台，而城上有览秀亭，是前任谢绛所营造，范仲淹又重修一新。九月九日重阳节，他登亭览胜，“尽览洲中秀，历历销人忧”，颇有宠辱皆忘的意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范仲淹并未将此风光秀丽的园圃据为己有，而是辟为公园，与民同乐。嘉靖《邓州志》云：“公余营花圃，为台榭之胜，许民游乐。”
总之，解除机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邓州之任在“幕中文雅尽嘉宾”的友情和诸子随侍的亲情中，度过了一生中极为难得的惬意时光。他利用罕有的空闲，“亦且读书，涉道贵深，退即自乐，非升沉之可摇也”。其“惟道可依，日扣圣门”的向学之心，投老弥坚。后来，邓人在州治建“景范楼”，怀念他在邓州的政绩和遗泽，在百花洲又建范祠祀之。元丰元年（1078年），黄庭坚陪客人游百花洲，咏诗云：“范公种竹水边亭，漂泊来游一客星。神理不应从此尽，百年草树至今青。”陈与义也有《邓州西轩书事十首》，其九云：“范公深忧天下日，仁祖爱民全盛年。遗庙只今香火冷，时时风叶一骚然。”诗人认为，范仲淹的进退，身系赵宋王朝的兴衰，这可谓推崇备至了。
从范仲淹之后，一直至晚清，花洲书院虽屡遭战火焚毁，又历经修葺，但学术薪火传承不断。2002年至2005年，邓州市历时3年对花洲书院进行全面修复。现书院多为清代遗构及近代扩建格局，园林风格崇尚自然，宁静淡雅，严谨的形制中交织着飘逸，书院内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不减当年。书院空间于小中见大、简中寓繁，史境、诗境、寓境皆得，宜思宜居宜游，颇能体现儒家“乐和”的精神含义。步移景异，意象深远。今日，遥想当年范仲淹知邓州希望殷殷而创办书院，修百花洲而与民同乐，或饮酒览胜或讲学会友之情景，真让人感慨系之！斯人已去，精神长在。
责编：何建娇
（一）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生于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唐代宰相范履冰之后，其父范墉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从吴越王钱俶归宋。范仲淹两岁而孤，生母谢氏改嫁朱文翰，从宦湖南安乡、淄州、长山等地。少年时期，他勤奋力学，“断齑画粥”的故事广为后人所传颂。可谓“少有大节，慨然有志于天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进士及第，开始踏上仕途。历任幕职官、地方官和朝官，其间亦曾为将，经略陕西，主持抗击西夏战争，后为宰相，执朝政，开始变法，史称“庆历新政”。
范仲淹知邓州是在庆历新政失败之后。新政失败后，他自请外放，任陕西四路宣抚使兼知庆州。一年后，以疾请解边任，遂以给事中、资政殿学士的身份知邓州。邓州为中州名郡，出任邓州者，多为中央要员。在范仲淹知邓州之前，宰相张永德、赵普先后任武胜军节度使，苏易简、寇准、陈尧咨、刘筠、谢绛等曾任邓州知州。在邓州3年，范仲淹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他重农桑，兴水利，清积案，惩贪官，孜孜民事，政平讼理，关心人民疾苦，与民休戚与共，深为百姓拥戴。
范仲淹是一代儒宗，极为重视教化，尤重书院讲学。钱穆曾云：“北宋学术，不外经术、政事两端。”并将“宋学精神”概括为“革新政令”和“创通经义”两方面，认为“宋学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范仲淹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政事革新，于创通经术和书院讲学方面亦是开风气之先。早在天圣年间，他就曾主持睢阳学舍的教育，并有判国子监的宦历，其教学思想和实践影响一代人。知邓州后，他深感邓州学校不兴，遂创办书院以昌学术与文教。因书院东侧有百花洲，故名花洲书院。书院成立后，范仲淹亲自到书院讲学，为学子们传道授业解惑。此后，邓州文运大兴。
（二）
花洲书院为世人所知，不仅因為其创办者为一代名臣范仲淹，还因为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也诞生于此。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应好友滕宗谅之请而写的。滕宗谅与范仲淹是同年进士，在仕宦之途中多有交集。考察范仲淹的交友，可以说与其相知最深，关系最紧密之人，无疑首推滕宗谅。二人可谓是一生之挚友。滕宗谅曾与范仲淹同在边疆与西夏作战，他临危不惧，有非凡之才。后为御史弹劾，知岳州，迁知苏州，逾月而亡。滕生平好学，为文长于奏议，尤工古律诗，积书数千卷。范仲淹对其“名以召毁，才以速累”的坎坷深为惋惜，对其因“御史风言”，“投杼之际，迁于巴陵”的遭遇，极为感慨。但滕在逆境中并未沉沦。在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之余，重修岳阳楼，将唐宋前贤关于此楼的诗赋汇为一编，刻于其上。范仲淹应其之请，写了千古名文《岳阳楼记》。
对于《岳阳楼记》的写作，有一论题为文史学界讨论之热点，即范仲淹是否到过洞庭湖。有人说去过，也有人认为没有去过。持未到论的观点有三：一是说滕宗谅写给范仲淹一封《求记书》，并附寄一幅《洞庭秋晚图》，范据此信中的介绍及画意，“神游物外，心与景接”，挥毫写就;二是说范仲淹是模拟太湖而写;三是说根据鄱阳湖风光加以联想而描绘以成。其实这一问题并不难解决，通读关于范仲淹的文献自可明了。有史家业已指出，范仲淹的很多诗文中都描写过洞庭湖，应是其到过洞庭湖的明证。比如《听真上人琴歌》云：“陇头瑟瑟咽流泉，洞庭萧萧落寒木。”又如，《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诗云：“优游滕太守，郡枕洞庭边。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疏鸿秋浦外，长笛晚楼前……”这首诗与《岳阳楼记》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视为到过洞庭湖的力证。还有，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谪守桐庐，赴任途中写下《新定感兴》诗五首，其第四首有云：“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这是将洞庭之险，比作政治风波的险恶。类似诗作不胜枚举。除诗歌外，还有文献资料亦可援引。如宋末著名地理学家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卷70中写道：“范文正公读书祠堂，在安乡县。仲淹幼孤，从其母归朱氏，朱宰安乡，与俱来读书此地。”祝穆《方舆胜览》卷30亦有类似记载。更加生动地记载范仲淹在安乡生平行实的书为康熙《安乡县志》。县志卷11有《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这是关于范仲淹安乡遗迹的最早记载，翔实地叙述了安乡范文正读书台的来龙去脉。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志学之岁以前的范仲淹，在县三面皆大湖的澧州安乡县度过了其少年生涯。他对洞庭湖细致入微的观察，使他对洞庭风光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40余年之后，他应滕宗谅之请时，文思如泉，以如椽之笔写下了千古绝唱《岳阳楼记》。
（三）
在邓州3年，范仲淹写下了大量诗文，迎来了一生中的创作高潮，很多名作就是描写花洲书院与百花洲的。
据传，位于城东南隅的百花洲，由谢绛在1039年任知州时所建。迄今这里仍保存有邓州最完好的一段古土城墙。后来，范仲淹在此基础上修建成书院园林。百花洲“楼阁春深、池塘人静、花情柳意、月彩波光”，范仲淹对此情有独钟，时去赏玩且流连忘返。他曾把百花洲的诸景点画成图，并写诗一首寄给判陈州的故相晏殊，此诗即为《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这是范仲淹写得最好的一首山水诗，堪称令人赏心悦目的神来之笔。洲南有菊台，而城上有览秀亭，是前任谢绛所营造，范仲淹又重修一新。九月九日重阳节，他登亭览胜，“尽览洲中秀，历历销人忧”，颇有宠辱皆忘的意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范仲淹并未将此风光秀丽的园圃据为己有，而是辟为公园，与民同乐。嘉靖《邓州志》云：“公余营花圃，为台榭之胜，许民游乐。”
总之，解除机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邓州之任在“幕中文雅尽嘉宾”的友情和诸子随侍的亲情中，度过了一生中极为难得的惬意时光。他利用罕有的空闲，“亦且读书，涉道贵深，退即自乐，非升沉之可摇也”。其“惟道可依，日扣圣门”的向学之心，投老弥坚。后来，邓人在州治建“景范楼”，怀念他在邓州的政绩和遗泽，在百花洲又建范祠祀之。元丰元年（1078年），黄庭坚陪客人游百花洲，咏诗云：“范公种竹水边亭，漂泊来游一客星。神理不应从此尽，百年草树至今青。”陈与义也有《邓州西轩书事十首》，其九云：“范公深忧天下日，仁祖爱民全盛年。遗庙只今香火冷，时时风叶一骚然。”诗人认为，范仲淹的进退，身系赵宋王朝的兴衰，这可谓推崇备至了。
从范仲淹之后，一直至晚清，花洲书院虽屡遭战火焚毁，又历经修葺，但学术薪火传承不断。2002年至2005年，邓州市历时3年对花洲书院进行全面修复。现书院多为清代遗构及近代扩建格局，园林风格崇尚自然，宁静淡雅，严谨的形制中交织着飘逸，书院内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不减当年。书院空间于小中见大、简中寓繁，史境、诗境、寓境皆得，宜思宜居宜游，颇能体现儒家“乐和”的精神含义。步移景异，意象深远。今日，遥想当年范仲淹知邓州希望殷殷而创办书院，修百花洲而与民同乐，或饮酒览胜或讲学会友之情景，真让人感慨系之！斯人已去，精神长在。
责编：何建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