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村子里更习惯将地瓜称呼为“芋头”，麦子收完以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田间地头种一点芋头。有时候也会在麦场里，开辟点暂时闲置的公共地盘。更多的人家，会选择将自家土地的一半都插上芋头秧。插芋头秧的活儿，我们小孩子也可以帮上忙，不过是在挖出的坑里，将秧子丢进去，而后用脚丫子扒拉点周围的泥土埋上一截根茎，便算完了工。芋头们生命力旺盛，连茎带叶丢进去的秧子，被太阳一晒，就蔫了，我们小孩子免不了担心，是不是都死了？可是隔上几天，就会看到它们又一棵棵抬起头来，完全换了一副活泼的模样。
　　芋头们跟玉米们一样，在没有成熟的风韵能吸引到路人的注意以前，永远都属于田地里会被人忘记的植物。它们的茎叶悄无声息地在地上攀爬，互相美好地缠绕，在风里耳鬓厮磨地说一些私密的话语。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根茎，在怎样努力地向下，饱满，丰润。像是一个一个的秘密，拥挤着，私语着。这阔大无边的世界，在春天的地下隐匿着。谁也不知道它们经历过什么，在细雨里有过怎样的呼喊。一切都是静寂的，潜滋暗长的。有人在苹果园里咳嗽一声，都能惊动它们的睡梦。
　　这样的梦，在芋头们长到拳头大小的时候，就开始被人打扰。先是我们小孩子们，忍不住，总想偷偷地挖上一小片地，看看有多少拥挤着生长的芋头，它们又长到了多大的个头。甚至有时候仅仅是出于好奇，看一眼，而后便像埋上一块珠宝一样将它们重新藏进泥土，等着秋天收获的时候，会长出更多更大的宝石。有时候我们也会将芋头叶子连细长的茎一起掐下来，而后一节一节地掰下，于是整个茎就像项链一样，被薄薄的一条细丝连在一起，下面还挂着漂亮的绿色叶子。我们将这天然的耳坠，挂在耳朵上，或者脖子里，而后在村子里招摇过市。
　　不过女人们就比我们小孩子实际得多。母亲会将鲜嫩的芋头叶子采回家去，洗干净了，放进开锅后的玉米咸糊豆粥里，于是那叶子的香气，便会在夏天傍晚的饭桌上，淡淡地散发出来。我常常在喝完后，意犹未尽地舔一舔碗沿，再将残留的芋头叶子，老牛反刍一样重新放齿间咀嚼一阵，还想再来一碗，肚子里却已经完全盛不下了。母亲还会将芋头叶子炒小白菜一样，放几瓣大蒜和一两个尖椒，炒出独特风味来，而后全家人就着面条呼噜呼噜地吃个底朝天，并慨叹想象中应该很难吃的芋头叶子，原来也能被母亲变戏法一样，变成一道上得了台面的好菜。
　　这些小打小闹不成气候的事情，在秋天一场霜降过后，便热闹喧哗起来。先是我们小孩子，几乎每天在野外玩耍累了之后，都会去人家地里偷几个大芋头，而后找个沙窝子躲起来，捡一些柴火，制作一个小型烤架，将地瓜放在上面来回翻烤。下面负责掌握火候的小伙伴，跪在地上，屁股撅得高高的，努力地吹啊吹，有时候一阵风过来，被烟尘呛得流出眼泪，那一张大花脸更是滑稽好玩，好像戏台子上粉墨登场的小丑。好在那芋头最终被烤熟了，大家轮番将芋头放在手心里，颠来倒去地吹着热气；有心急的，连皮也来不及剥，就一口咬了下去，常常烫得舌尖上都起了泡。不过那芋头绵长的香味，让这点皮外伤，看上去微不足道。即便因为着急回家忘了去水渠里洗一把脸，并被母亲拿笤帚疙瘩追着打罵，也觉得无关紧要。反正，那芋头的甜美滋味，足够慰藉一个漫长孤独的夜晚。
　　待到芋头秧被割下来，全部晾晒到麦场上之后，大地便立刻变得清爽洁净起来，好像安静剪了短发、等待生育的女人。一切都是丰腴的、饱满的、温柔的。连地平线都似乎有了“孕味”。尽管，秋天的风已经有些凉意，黄昏的时候，沿着田间走上一段路，会忍不住打个寒噤。可是女人们在将芋头秧全部整理干净之后，空荡荡的田地在她们看来，便成了聚宝盆，一锄头下去，到处都是宝藏，到处都隐匿着希望。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刨芋头、叉芋头干的运动，便拉开了帷幕。
　　刨芋头大约属于一个技术活，芋头们爱跟人玩捉迷藏，如果眼神不佳的，看不出芋头秧子被拔下来的痕迹，胡乱刨开来，大致会将一个硕大的芋头，给可惜地劈成了两半，露出红色、黄色或者乳白色的内里。红心芋头是最甜的，生吃味道也好。于是便有地里碍手碍脚的小孩子跑上来，将那劈开了的红心芋头抢了去，脆生生地一口咬下大半个。女人们便骂“饿死鬼”，并顺手抄起坑里的两个大芋头，扔到近处的芋头堆上去。
　　芋头堆在地里越来越多，好像海边上潮水退去，忽然间露出深藏在沙中的贝壳，一个一个，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农妇们尽管不是捡贝壳的少女，脸上却全是心满意足的微笑。抡锄头下去的时候，也不觉得胳膊酸痛，只一下一下地刨着，一个一个地捡拾着。
　　等到将田地翻个底朝天之后，母亲便会找来街坊邻居家的女人们，坐在一堆堆的芋头前，边用刨子将芋头擦成薄片，边张家长李家短地唠着嗑。刨子是特制的，专门用来擦芋头干用的，是在一张四条腿的长木凳子上，挖下一个洞，装上一个镰刀片，便完了工。女人们可以坐在凳子上，洗衣服一样弯腰擦着芋头。我们小孩子当然也不会吃闲饭，全被大人们支使着去晾晒芋头干。芋头干像纸片一样，一页一页均匀地在地里铺展开来。于是等到所有芋头都削完的时候，地里就成了大片的白。女人们直起疲惫的腰，看着面前的劳动果实，颇有又怀了一个孩子似的骄傲。
　　不过晾晒芋头干全靠老天爷赏脸，如果秋高气爽，那么这一年也算是个好收成，芋头干很快就干透了，可以卖个好价钱，或者磨成芋头面，以更高一些的价格，卖给村里做粉条粉皮的人家。但是假如老天爷不高兴，连着降上几天雨，芋头干不等晾干，就发了霉，自家吃不了，也卖不出好价钱，擦芋头干时的喜气洋洋，就全都变成了愁眉苦脸。若是赶上响晴的天，忽然间降下一场大雨来，整个村子里都会浩浩荡荡地出动，跑去地里捡拾芋头干。
　　好在，这样壮观的景象，并不太多。晒干的芋头干，很快就进了仓，并换成我们需要的花花绿绿的票子。也有没有被擦、留着自己家吃的芋头，会被父母放到门口的旱井里去储藏。井其实是地窖，井口小，但井里面的天地，却比一般的要宽阔很多，好像一个小小的建在地下的房子。当然，能到井里逛上一圈的，也只有我这样一个小小的人儿。父亲总是会将粗麻绳绑到我的腰上，而后牵着绳子，慢慢将我放到井底去。待我站稳后，父亲又将芋头装到篮子里，以同样的方式，放到井底。我的任务，当然是将芋头们垒砖一样，一块块整齐地摞起来。忙碌的间隙，我会小心翼翼地用木棍捅一捅那些神秘的小洞，那里面除了藏着各式各样的虫子，还有让我恐惧的蛇。但蛇们似乎更怕我，每次出来露上一面，不等我尖叫，就又溜回了洞里。于是我便一边毛骨悚然地摆着芋头，一边抬头朝地上的父母喊叫：快完了没，完了赶紧拉我上去啊，否则我很快会被蛇给吃了！ 　　蛇们当然不会吃人。倒是我，一整个冬天，都有香甜的芋头吃。而父母因为小时候家穷，天天吃烂芋头，早就腻了，甚至父亲见了还会反胃。所以我和姐姐就将芋头们，以蒸啊煮啊熬玉米粥啊烤啊烧啊等各种方式，无休无止地吃啊吃。
　　我们小孩子会将拉到麦场里的芋头秧，挑拣出一些结实又够长的，拿来做跳绳用。于是秋末冬初的校园里，處处都是芋头秧下跳绳的身影。老人们没这么皮实，他们倚在有太阳的墙根下，撸一把晒干了的芋头叶子，在手心里搓成碎末，而后小心地倒在我们小孩子用完的作业本撕成的纸片上，又卷好了，用唾液粘上点边，便划开火柴，点燃了抽。我不知道这烟到底好不好抽，但那些老头们，却一个一个眯眼抽得过瘾。好像那不是芋头叶子，而是上好的烟叶。秋天的阳光暖洋洋的，晒着麦场，晒着沟渠，也让抽芋头叶子的老人们，镀了金似的，明晃晃的。
　　赶在麦子播种之前，村里的老太太们，会扛起铁锹，带上自家孙子孙女，翻遍村里每一块芋头地，寻找被人漏下的芋头。那些在霜后的泥土里多待了一段时间的芋头们，总是格外地甜。老太太们一双三寸金莲，却跑得飞快，唯恐被别人给提前翻了个遍，自家什么也寻不到。小孩子们则欢天喜地地在秋天的风里奔跑，每每捡拾到一个瘦小的芋头，就欢呼雀跃，好像那是童话里的宝贝。不远处听见男人吆喝牲口耕地的声音：嘚驾！一只肥硕的兔子嗖一声穿过田野，消失在苹果园的深处。小脚的老太太们直起弯着的腰，朝着已经跑去玩耍的孙子骂一句“兔崽子”，便将刨出的芋头揣进衣兜里，继续寻宝行动。
　　等到芋头地被人翻了几次之后，大地上就干净空旷了许多。似乎冬天一到，所有的植物都钻进了泥土，人也隐匿起来，全躲在家里，守着旺旺的炉火烤芋头吃。芋头一定是放在炭炉子的下面，炉灰一层一层慢慢地落下来，房间里便飘满了芋头的香味。有时候我和姐姐还会在炉子的上面架两根铁条，烤粉皮吃。粉皮也是芋头面粉做的，烤熟后咬起来咯吱咯吱脆响，好像有两只闲得无聊的老鼠，在存满食物的自家仓库里，随便嚼点什么，打发漫长无边又幸福安逸的夜晚。
　　可惜跟姐姐一起争抢着吃烤地瓜或者烤粉皮的时光，并不太长。很快姐姐就出嫁了，娘家的宴请饭，是在家里请的。父亲亲自掌勺做饭，一桌子都是跟我和姐姐平辈的人，其中小孩子居多。但父母并不敢怠慢这些被大人们委派来，参加婚宴的小孩子们，父亲炒了一桌子的菜，最后一个上的，是颇费精力的拔丝地瓜。为了省钱，父亲没有请厨师，也没有请教村里的红白喜事厨师们。父亲只是闷头自己琢磨，一会放油，一会放糖，一会又在热油锅里哗啦一声倒入芋头块。满屋子的油烟味，和父亲满头的大汗，也没有换来一盘可以成功拔丝的拔丝地瓜。小孩子们只好奇地夹起一块好像在糖水里蘸过的芋头块，尝了一口，便丢掉了。父亲堆着笑，劝他们“趁热快吃”，可还是没有一个人，再碰一碰那盘冷掉的拔丝地瓜。
　　那些看似不谙世事的小孩子们，还是将这盘寒碜的拔丝地瓜，夸张地讲给了大人，又经过女人们的嘴添油加醋后，传遍了整个村子。人们都说，老王家嫁闺女，真节省，连个厨子也舍不得请，老王自己做了拔丝地瓜，可惜一根丝也没拔出来，也不知道老王事后是更可怜闺女，还是那一盘子被浪费掉的芋头。
　　父亲究竟有没有觉得愧对过姐姐，他从未说过，我也从不曾问过。好像，一切故事，都像芋头一样，被封进了冬天的地窖。发稿/沙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