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叙事》力图“使用符合国际规范的学术语言，阐释中国制度、模式和道路”，它似乎认为，中国模式不是一个过渡模式，而是一个已经定型了的模式。倘若中国模式真的已经定型，那么对它的辩护就会方便得多。不过，《中国新叙事》一书中较少直接使用“中国模式”一词，而更多地采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体制”这一表述。
　　中国模式是不是已经定型，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就以本书的其中一位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姚洋教授来说，他在差不多十年以前也曾经专门撰文，表明了自己对“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说法的反对态度。在那个时候，他似乎认为不存在独立的“中国模式”。他说，“华盛顿共识”包括了金融自由化、國有企业私营化等十项核心政策，而中国的改革几乎紧紧遵从了所有这些建议。因而“北京共识”的经济基础与其说是“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还不如说是华盛顿共识的一种翻版。
　　不过，在我看来，《中国新叙事》这本书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关于中国模式本身的这些争议无关的。
　　这是一本政治经济学论文集。它的目标，仍然集中在对“中国经济何以取得成功”的解释上。其实在本书出版之前，姚洋就已经在多个场合都强调过，中国的经济成就不能简单地完全归因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确立；他说，要想解释中国的经济成就，还需要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一点确实很重要。只有考虑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内在机理和过程的描述才可能是完整的。
　　这本书的意义也就在于，它明确地将政治体制作为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因素。书中称，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可以总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选贤任能”为标志的选拔制，而且，这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承袭了儒家思想，融合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积淀的治国理政智慧”。
　　在解析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时，《中国新叙事》认为中国共产党为各种利益表达提供了场所，并通过党内的民主集中过程，创造出了各种利益的加总机制。而且，中国政府也已经转变成了一个“中性政府”，即当不同社会阶层或政治团体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能够选择中立的政府。与持续代表一个特定社会阶层或政治团体的有偏政府相比，中性政府更可能采取有利于全社会长远利益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选择的是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的政策；即使某些政策偏向某些群体，那也是因为这种偏向有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而实现这种政策的保证，则是结合了儒家传统、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选拔制。
　　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不是真的可以归结为选拔制，中国政府是不是中性政府，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与现代政治体制的关系究竟如何，也可以提出来讨论。但是无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都不会影响政治体制是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因素这个洞见的意义。
　　在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近代以降，在世界各国经济都已经成为了“最大的政治”。在1949年后的中国，包括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说从来没有完全摆脱“鸟笼经济”的范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可以说是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经济。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自觉地从政治体制的角度着手的并不多见。《中国新叙事》一书在这方面有开创性意义。它所收录的经验研究论文，有不少从微观的政治—经济治理的维度切入，非常有启发性。
　　但是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系统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说是提出了一个研究议程，仍然缺乏足够的理论和经验证据支持。而且，就在同一本书中，后半部分的经验研究与前半部分的“系统叙事”之间，就存在着不少相当明显的张力。
　　（作者为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