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全球格局中位置的变化，以西方现代性规范为导向的现代启蒙主义叙述已难以完成全球化处境下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表述，而区域经验及文化的凸显更使得以往的中国叙述亟须进一步修正与完善。作为20世纪20年代自觉而主动下南洋打工的中国女性，三水“红头巾”增补了20世纪早期中国女性的生存经验及样态，为中国叙述超越“传统——现代”的启蒙主义模式提供了素材。以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为基础重新审视区域经验，既是超越主流话语权力及知识权力叙述、确立区域文化精神的切入点；同时，区域的经验，也是建构区域文化并使之成为参与国家叙述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区域经验 国家叙述 “红头巾” 文化精神
20世紀80年代，广东三水“红头巾”作为参与国家建设的英雄形象在新加坡国家文化精神层面得以确立。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交流的发展，新加坡电视剧以及主题歌曲的传播流行，“红头巾”开始被引入国内，尤其是随着广东建设文化大省规划的确立，广东三水政府有意将在异域获得殊荣的“红头巾”精神嫁接到本土。然而广东三水在输入和传播这一文化符号的过程中，由于过于依赖“红头巾”异域生活经历，忽视了“红头巾”在本土生存境遇中的连续性、立体性表达及其所代表的区域经验参与民族文化进程建构的可能，以至于无论是大众传播还是文艺书写，都未能在更大范围内引起关注、取得理想的效果。20世纪20年代下南洋的“红头巾”，彰显了岭南开放的海洋思维，只有从区域经验与国家叙述的 角度对其精神给予定位与书写，把其精神真正地融入国家民族生存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才能最终以区域经验参与并建构国家叙述。
一、新加坡“红头巾”精神的确立与建构
三水的“红头巾”是指20世纪上半叶新加坡对广东三水籍华人妇女的称谓，这些妇女在新加坡主要从事建筑粗工的工作，“红头巾”的称呼源于她们习惯于头裹红头巾。不同于东山《寡妇村里的歌》中《红头巾》的妇女形象，广东三水的“红头巾”一开始就超越了古时对“红头巾”（红盖头）的传统定义，在异域文化背景下获得了个体的生命文化特征。
据悉，新加坡三水会馆初设会址在广合源街，后迁至豆腐街，1903年由倡建值理邓寿屏、陆以剑等九人捐赠横匾“万古纲常”。1939年重修之时匾额变成了“三水会馆”。居住在新加坡的三水邑籍人士约有六万之众，多居住在大坡、豆腐街，尤其是豆腐街一度被称为“三水村”。[1] 19世纪的华族移民，以男性占绝大多数，女性占很小比例。后来，随着男性移民的增多，女性移民人数也随之增加，至1927年已达58777人。但即便是这个时期，妇女漂洋过海、远适异域的观念，依然不被完全接受。20世纪20年代初期，琼州妇女出洋一度引起激烈争论，反对者认为南洋地区复杂，南来妇女容易受人拐骗、被迫从事不道德的行业，因此不宜出远洋。结合19世纪拐骗少女南来当娼盛极一时，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仍有这种现象，以及新加坡的娼妓主要是广府籍与潮州籍，而三水人聚集的牛车水一带更是妓院林立的事实，顾虑与猜想也就可想而知了。据有关数据统计，1899年新加坡的妓院有298家，其中华人经营的有228家，全岛妓女2106人，华妓占1751人。[2] 此时，华人女性在新加坡作为“他者”很容易被刻板地划归到妓女形象，所以即便有如三水“红头巾”这样自食其力的女性，也极少能被当作典型案例给予传播。后来，三水的“红头巾”在历史叙述中只是被当作普通的建筑女工给予介绍：“还有一种建筑女工，她们一般装束奇特，头戴红巾，身穿蓝色或黑色的粗衣裤，足登胶底便鞋，甚至有些是赤脚的。她们多是来自广东的三水县。肩能挑，手脚灵活，不怕艰辛，不辞劳苦，在建筑部门中，担当一份吃力的工作，担水泥，打砖块。”[3] 这些女性建筑工正是后来被称为“红头巾”的广东三水女人。
后来“红头巾”在新加坡被认可，首先源于国家层面的需要。作为移民国家，为了更大限度地增强各个族群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文化运作策略以满足其国家意识的建构需求。自1965年8月9日独立后，人民独立党政府便锐意建设一个进步、繁荣与和谐的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建构逐渐增强，有意通过文化和艺术创造不同族群的公共空间，增进族群间的互动机会。正如新加坡历代领袖虽然肯定西方的科技能促进新加坡的现代化与物质文明，但又担忧西方文化颓废的一面会腐蚀国人的心灵，为平衡西方文化与传统的矛盾，政府也提倡东方的传统价值观。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遭逢1985年经济衰退后，新加坡对国家意识的建构再次加强，在充分搜集民意的基础上，制订了国家意识的四个核心价值观原则：（1）把社会置于个人之上；（2）维护家庭作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3）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意见，而不是通过斗争的途径来解决重大问题；（4）强调种族和宗教互相容忍与和谐。1986年10月，新加坡三水会馆举行庆祝成立100周年大会，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致辞：“三水华人对新加坡的建设做出了很宝贵的贡献，三水‘红头巾’女工自100多年前，就一直为新加坡的建国献出力量，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老一辈的‘红头巾’女工，继续参与公共建设，她们年纪虽大，但是对新加坡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4] 正是对国内族群文化的充分肯定，国家从物质空间到精神世界都极为注重对这一文化的呈现。如新加坡在讲述“红头巾”的故事时，有意弱化“‘红头巾’作为移民、女性的身份标签”，强化其“劳工、艰苦勤奋品质的论述，被冠以‘建国英雄’的称号，与国家历史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倡导新加坡‘国家与社会为上’的核心价值，融入国家认同之中”[5]。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不仅利用城市存留的物质环境，还通过举办相应的文化活动、建设适当的文化设施、塑造艺术景观、创作艺术形象等方式彰显其在该国的符号象征。在新加坡国庆庆典和华人新年“妆艺”巡游的花车上展示“红头巾”巨幅画像，小学教科书里《红头巾》的课文，中学教科书里《豆腐街与红头巾》的介绍，博物馆前“红头巾”的石头雕像，邮政局出版的“红头巾”纪念邮票等，无不说明“红头巾”作为新加坡建设中的一分子存在。1986年5月，由黄金花编剧的新加坡电影《红头巾》上映，该片英文名是《Samsui women》，又译《三水女人》，由当红明星曾慧芬、洪慧芳、黄文永等主演，主题曲《红头巾》由当时的台湾歌手陈淑桦演唱，该剧播出后收视率高居榜首，隔年还进行了重播。 由于国家文化政策的主导，新加坡民众对“红头巾”文化自觉的认可与宣传，扩大了红头巾们在新加坡的影响。国家层面的认可为民众的认可指明了方向，民间组织的运作则更容易从生活的深处指向精神实质。2002年，新加坡民间收藏家陈来华自发策划了《历史的回味——向红头巾致敬》的展览活动；三水会馆作为新加坡华人地缘社团，在其系列的周年纪念活动中都会特别策划特刊和展览，而每年节庆日子里宴请红头巾们的行动，都是不断地强化并延续“红头巾”文化精神的举措。专家学者对“红头巾”团体的关注和研究，既是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一群体给予认知，同时也是从更广阔的社会学、心理学乃至人类学的角度对该群体进行文化定位。正如有学者指出，当年的新加坡，尤其是牛车水，人口稠密、经济繁荣，酒楼、戏院、烟馆、妓院随处可见，私会党（黑社会）横行，生活在那里的年轻女性要面对各种压力和诱惑，“红头巾”们能洁身自好地凭借个人的双手劳作生活，是非常难得的。
总之，新加坡对广东三水“红头巾”的文化建构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多层面建构，既有国家层面的文化精神定位，又有大众民间层面的自发普及，还有专家学者层面的学理研究。新加坡三水“红头巾”作为华人团体，无论其从时间性还是从空间性上说，都标示了其区别于其他族群的特征，同时又融合在大的新加坡华侨历史之中。当三水女人们以红头巾标示自我时，客家女子的蓝头巾，清远女子的以浅蓝色为底、印有白色小圆圈波点图案的服饰等也都是华侨文化的多元呈现。至于早期的电视剧《雾锁南洋》《出路》《和平的代价》，以及《潮州家族》《客家之歌》《琼园咖啡香》等，讲述新加坡华人先辈如何漂洋过海来到南洋，以及一群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新加坡人的故事，则如前期铺垫般为“红头巾”的出现铺排了更多的影像。可以说，“红头巾”文化作为新加坡华人文化谱系中的一个支脉，一开始就获得了强劲的生命力。正是有着悠久的华人文化传统，当三水女人为新加坡建造现代化城市做出贡献时，无论是上层领导人还是普通民众，都能对她们给予高度的评价，把她们吃苦耐劳的精神称为“红头巾”精神。正是通过多元主体的主动参与，“红头巾”的精神地位在新加坡得以确立并不断延伸，并在现实中获得可持续的生命力。
二、国内“红头巾”文化的引入与书写现状
在国内，“红头巾”并不像新加坡一样确指三水妇女，因此，新加坡较有影响力的“红头巾”文化在引入国内后并不具有独一性及标识意义。综观国内对三水“红头巾”文化的介绍及书写，其依然停留于某种生活现象的描述或某种精神的理念性阐发。因不能全面展现“紅头巾”们的生命个体，缺少与当地生活的关联性，更缺乏以区域经验纳入国家、民族文化进程的契机，致使“红头巾”文化落地三水时，虽然有政府部门的积极倡导，大众媒介的广泛宣传，创意演出不断推出，但终究没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影响，成为中国叙述的一部分。
在传统意义上，“红头巾”往往指新娘结婚时蒙在头上由新郎揭开，代表着女子进入婚姻关系的标志符号。后来这一意象被进一步引申，往往代指情感或爱情。如李季就曾以“红头巾”为题书写了戈壁滩上的爱情故事，队长盼望着“戴红头巾的姑娘”，“姑娘系着一条红色的头巾/红得像戈壁滩上初升的太阳”。[6] 1992年由《中国妇女报》家庭社会部编、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想起初恋时：一百个男女的内心隐秘》中收有曹森的《飘逝的红头巾》。1998年由宋强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记忆50年》一书中，编者将中国1977年至1989年间的记忆概括为“飘逝的红头巾”。2007年3月14日，电影《两个裹红头巾的女人》在央视六套上映，2015年8月11日，《梅州日报》发出《剧本〈红头巾〉：寻找电影投资制作人》的信息，据悉该剧本取材于长篇小说《来香》，以反映梅州典型客家妇女优秀品质为内容。此外，夏敏以惠安女子为调查对象，从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当地人的文化观念，于200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著作《红头巾下的村落之谜》。由此可以看出，“红头巾”作为一个符号在中国具有十分复杂的含义。所以当广东三水政府将由新加坡一方命名的“红头巾”文化引入并使用这一概念时，并不具有鲜明的标识意义。
新加坡的三水“红头巾”最初被引入中国源于大众媒介下的电视剧及流行音乐的介绍。如1986年《大众电视》第11期在“国外电视之窗”栏目发表了黄韬的《华侨妇女的悲歌——介绍新加坡电视剧〈红头巾〉》，该文章简单介绍了阿英、佩金、佩银、戴阿秀、阿桂在新加坡的经历。故事讲述20世纪30年代中期，正当新加坡的建筑业开始萌芽之际，五位出生于广东省三水县的“红头巾”（即妇女）远渡重洋，来到新加坡的牛车水投身建筑业，命运各有不同，展现了三水女子在现实生活逼迫下的种种选择。主题曲《红头巾》较为抒情地展现了她们的命运遭际。其中，“抹去泪水建我家园”一句充分彰显了电视剧有意将“红头巾”纳入到城市文化建设过程的一种精神诉求，而“你看茫茫沧海变桑田/披荆斩棘齐向前/一起等待艳阳天/两鬓添风霜/回头已百年/赢得广厦千万间”则赞颂了“红头巾”在新加坡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地位。1988年，由美美编的《流氓大亨 海外影视歌曲精选（二）》中介绍了新加坡电视连续剧《红头巾》主题歌《踏遍世间不平路》，注明是朱哲琴演唱（实际上应该是由台湾歌手陈淑桦演唱），同时选了该电视剧的插曲《艳阳下的日子》。[7] 显然，这样的介绍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正式建交后，民间团体也开始了正常的交流，由新加坡三水会馆组织“红头巾”于1996年回三水探亲，这个近百年来默默付出的团体才开始受到中国官方的注意。只是那个时候，当地政府并未认识到这批远渡重洋的苦命妇女身上所集结的文化精神能参与到地方文化建设。
广东三水“红头巾”群体正式地被作为一个文化的精神团体接受并积极宣传始于新世纪以后。2002年，署名桑叶的作者在《中华魂》杂志上发表了《红头巾悲欢记》，其中，文章在解释“红头巾”们的红头巾时，提出戴上红头巾“并不只为了适应热带气候，为了高空作业的安全，更重要的是象征着大吉大利，象征着三水女人靠自己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那飘动在建筑工地上的朵朵红头巾，是支撑她们苦难人生的希望所在”。[8] 三水“红头巾”所隐含的文化精神才在国内被正式地提升与述及。后来，随着当地政府建设地方文化的需求增加，挖掘地方文化精神的力度加大，文艺创作与大众传播在政府的主导下开始陆续出现。据有关数据统计，大众媒介的传播主要集中于广东省内的报刊，如《佛山日报·今日三水》上有28篇，《佛山日报》19篇，《南方日报》12篇，《广州日报》11篇，《南粤侨情》6篇，《南方都市报》4篇，《侨报》3篇，《珠江时报》3篇，《西江都市报》1篇，《信息时报》1篇，《珠江商报》1篇，《羊城晚报》1篇，《今日广东侨报》1篇（《最后的“红头巾”》）。与这些报刊的报道相联系，文艺创作也同步进行。尤其是2011年后，在广东建设文化强省、建设幸福广东的时代背景下，佛山市三水区正式出台了《佛山市三水区文化腾飞行动计划纲要》（2011—2015年），纲要目标说明，希望通过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全面带动城市形象、环境、产业、实现文化的腾飞。三水籍的彤子于2011年编著了《南洋红头巾》，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纪实文学的方式描写广东三水女子的生命经历。全书分为六个部分，分别由“引子”“落雨天”“舞艳阳”“青山绿”“归去兮”以及“附记”组成。作者以童年记忆中的故事连缀成篇，期望通过月贞婆这一典型的下南洋的女工形象来完成“红头巾”们的生活复原。显然，作者有着强烈的现实关照意识，尤其是当三水最后一名“红头巾”黄苏妹已98岁高龄时，特别惶恐这个曾经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伟大群体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而“‘红头巾’在逆境里求生存的勇气，敢于突破自我、勇于拼搏的精神，在我们这一代，在我们的下一代，似是越来越难寻见，我们听到的是绑架拐骗，是贪污受贿，是嫖娼卖淫，是连环自杀……责任、勇于承担，似乎成了这个时代的笑话。我们失去了崇拜、失去了理想，失去了精神，甚至失去了记忆，失去了历史”。[9] 佛山市三水区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录制纪录片《飘逝的红头巾》，该纪录片由王欣、高山编导，于2012年6月20-22日于CCTV-9上映，通过《飘零·企盼》《承诺·挣命》《望乡·安然》讲述了20世纪初期广东三水的年轻妇女漂洋过海到新加坡谋生的历史传奇。在“优秀记录电视节目奖”《见证》栏目中，《飘逝的红头巾（一）飘零·企盼》获得了2011年度一等奖。[10] 2015年，经济日报出版社以电视节目为基础，出版了同名书籍《飘逝的红头巾》，书的封面有“永不飘逝的灵魂，永不流失的本真”的文案引导。该书在分类中被归到中国文学小说一栏。此外，由广东粤剧院、三水区文体旅游局联合创作的粤剧《红头巾》，被列入了2018-2021年广东省文艺创作生产（戏剧）重点选题，“红头巾”的故事将搬上舞台，通过演绎20世纪初三水妇女海外奋斗史，表现“红头巾”们逆境中求生存、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的精神，并将之作为今天学习和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惠州青年美术教师以《红头巾》作为主题，编排并演出《远去的红头巾》舞蹈，以及张丽凤和徐敏君的绘本故事《恋上淼城》等，都是试图借助“红头巾”的题材，完成历史与现实的描述。 然而，综观报刊媒体上的报道，或停留于相关信息的简单介绍，或将“红头巾”所展现的文化精神停留于简单的概述之中。以《广州日报》为例，自2009年至2015年间，先后发表的内容为《再忆当年红头巾》《今年有望举办红头巾文化展》《独特水乡成就“搏”文化》《三水全球寻百年“红头巾”——希望全国各地知情市民提供线索》《央视与三水联合摄制“红头巾”纪录片三水开拍》《〈远去的红头巾〉获金奖》《三水荷花新种命名“红头巾”》《“红头巾”的故事搬上了舞台》《传承“红头巾”精神》《作别最后“红头巾”唱尽“粤女闯南洋”》等，即便是《传承“红头巾”精神》一文亦以“红头巾”陈群老人的去世为切入点，文章认为“红头巾”这一坚忍顽强的女性群体所体现的精神既属于佛山三水，同时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在繁华崛起的全新时代，“‘红头巾’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的精神，仍然是值得学习爱和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11] 国内对“红头巾”文化精神的宣传与推广，也多着重于她们在国外的生命经历，而少触及其与原生地的文化牵连，这实际上造成一种生命的架空，使得坚实的精神停留于“口号”式的号召，推展效果微乎其微。绘本《恋上淼城》在《后记》中虽然有意将三水“红头巾”放置于20世纪女性生存背景之中，但没有展开完整而深入的研究。
三、三水“红头巾”文化蕴含的区域经验与中国叙述
重新讲述三水“红头巾”显然不是为了简单复述其历史经历，而是期望挖掘她们代表的区域经验，以及蕴藏的区域文化基因。只有深入到区域文化的深层，才能超越将历史作为素材的层面，充分挖掘地方资源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通过“撰写”让“日常”与“历史”和“环境”发生关系，最终以民族志的形式通过区域经验完成中国叙述。
广东北江河畔的三水，因北江、西江、绥江汇流而得名，此地水域发达，人们依水而生。由于历史上水灾成患、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困苦，不少人为了寻找一条生路，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据调查，三水“红头巾”之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连年的战乱和水灾使人们生活困苦不堪，妇女不仅要打理家务，还要为家人的生计拼命干活，劳动强度甚至超过普通男性，而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婚姻、家庭问题促使妇女们选择离开家乡另辟生路。正如彤子在《南洋红头巾》中描述的：“在那个年代，三水这一带的媳妇并不被当作人看的，她们只是一头会耕种的牛，只是一件可以被公婆或丈夫随时使唤的机器，是一个无任何酬劳可取的劳动力，她们的地位，低微得就像奴隶一样。”[12] 为了摆脱命运的束缚，远渡重洋求生成为众多受压迫女子的选择。从1930年马来亚殖民地政府宣布《移民限制法令》，至1933年4月1日《外侨法令》，对女性移民的宽容助推了妇女移民。三水女子下南洋的行动使她们与中国传统的女子有了鲜明的区别。新加坡的“红头巾”作为身份的指代，虽然它指称的是三水的妇女，但是已不再是传统文化中“男、女”角色中的女性代指，正如有学者看到的“跨境流动的‘红头巾’实现了公共与私密空间、工作性别气质的跨越，逃离了‘父权’话语的束缚”[13]。正是因为海洋的开放性，使得岭南文化在处理各项矛盾的过程中多了可能的路径。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发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认为“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4] 三水“红头巾”显然以事实上的自立自强打破了鲁迅对女子出走后的预言，并最终作为一种地方性文化被记录下来。在国内除了大众媒体及文学艺术对“红头巾”的描述与建构，地方性文化知识介绍的学术著作也会涉及“红头巾”形象。如许桂香编著的《中国海洋风俗文化》中讲述海洋服饰风格时特别讲到三水的“红头巾”，认为她们“远涉鲸波，远走南洋谋生”的“冒险性丝毫不让须眉”。[15]蒋明智在《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辨岭南沿海篇》第一章就以《三水籍妇女华工“红头巾”》为题分别从“红头巾”群体的形成、“红头巾”在新加坡的生活和生产、“红头巾”的制作和功能、“红头巾”的文化精神几个方面展开讲述，他认为头巾在“红头巾”群体形成初期主要发挥实用功能，后来逐渐衍生出新的文化内涵，一定程度上还有一种潜意识的品牌效应，为她们在竞争激烈的新加坡立足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坚持自食其力、踏踏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以勤俭节约的作风坦然地生活着”的生活态度，是一种宝贵的精神，除了物质上的满足，同时看到她们在思想上的解放与意识方面的进步，即“还有着对自己的向往，有着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也有对封建礼教的反抗”。[16]
然而，由“红头巾”建构的地方文化的梳理与研究由于置于地方性知识的介绍中，在国家叙述的层面上看则显得薄弱。正如有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任何地域文化的积淀以至主流特征的形成，都与它的不断被描述有关”，而这种“描述”“不仅是一种文字记录，更是一种能够担负起文化传承、具有深厚内蕴的媒介表现形态”。[17] 对已出现的地域文学展开研究固然有利于我们窥见地方文化精神，但在更广阔的文学史乃至文化史视野内，并不能为文学的多样性增添可能。反之，如果我们能超越既有文学史的限制，从更广泛的社会学范围内认知典型的地方文化，则能为创作更加多元的文学史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同时，这些鲜活的素材又往往因为它们的在地性，更容易引起本地域民众的共鸣，也为我们历时性地认识地方文化精神提供了可能。以三水的“红头巾”为例，这一文化群体的出现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广东地方文化精神，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20世纪女性生存境况及文化提供了独特的文本。然而，这一在社会学、人类学乃至历史上都极为重要的“活”文本并未得到有效的评论与研究。分别以央视拍摄的纪录片《飘逝的红头巾》与本土作家彤子的《南洋红头巾》为主题在期刊网搜索，没有出现任何相关的研究文章。因此，无论是大众传播还是文艺创作，要真正地以地方经验为基础完成国家叙述，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改进：一是文学批评与研究必须與文艺创作形成良好的互动，以中国当代创作乃至世界创作潮流为参照，及时、有效地完成文艺批评，是评论家和研究者必须承担的责任；二是素材的丰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沃土，但文学创作必须以普遍的人性和人类生存境况为基础，才能最大限度地为世界贡献出区域文化经验；三是区域经验的总结不同于历史书写，面对历史素材，必须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与一切历史为我所用的气度，要有效地将题材变成资源，以区域人性为基础最大限度地挖掘区域文化的思想审美价值。 相比于由男性华侨在外拼搏，同时积极参与国内抗战、投资建校等社会性较强、更容易被传播的华侨行为，三水“红头巾”们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社会关系的简单弱化了她们的影响。但她们靠着自己省吃俭用存下的工资寄给家里人的举动，家里人则利用越洋寄來的工钱养老扶幼、建房修田、殓葬嫁娶等日常运转，使她们的生命经验以非常接地气的方式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思维之中，并影响了一批又一批下南洋的女性。面对有限的生存空间及矛盾，海洋文化以无限的开放性为岭南人民转换现实生存空间带来可能。可以说，作为海洋文化影响下的个体，三水“红头巾”以独特的下南洋经历增补了20世纪早期中国女性的生存经验及样态，为中国叙述超越“传统——现代”的现代启蒙主义提供了现实的素材基础。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全球格局中位置的变化，以西方现代性规范为导向的启蒙主义已难以完成全球化处境下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叙述。因此，以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为基础重新审视区域经验，既是超越以往主流话语权力及知识权力叙述、确立区域文化精神的切入点；同时，以区域作为方法，也是建构区域文化并使之成为参与国家叙述的重要路径。
本文系佛山市2019年度社科规划项目“佛山女性故事的书写及其文化精神的提升与传播”成果，2017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委托课题“广州文学创作对本土生活方式的资源性开发”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7GZWT27。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注释：
[1] 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一册），南洋学会出版，1975年，第91—92页。
[2][3]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4年，第119页，145页。
[4] 郎国华：《发现侨乡 广东侨乡文化调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5][13] 曾敏，林铭亮，王敏：《跨境流动背景下的女性空间实践与城市品牌构建研究》，《人文地理》，2019年，第3期。
[6]罗振亚主编：《百年新诗 情爱卷上》，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10页。
[7] 美美：《流氓大亨 海外影视歌曲精选2》，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4页。
[8] 桑叶：《红头巾悲欢记》，《中华魂》，2002年，第7期。
[9][12] 彤子：《南洋红头巾》，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0]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我们的足迹1953-2013（下）》，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276页。
[11] 梁德荣：《传承“红头巾”精神》，https：//m.hexun.com/ news/2014-03-14/163026461.html，2020年2月1日。
[14]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6页。[15] 许桂香：《中国海洋风俗文化》，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
[16] 蒋明智：《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辨岭南沿海篇》，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8页。
[17] 江冰，王燕子：《广东地域文化的文学“描述”》，《粤海风》，2013年，第6期。
关键词：区域经验 国家叙述 “红头巾” 文化精神
20世紀80年代，广东三水“红头巾”作为参与国家建设的英雄形象在新加坡国家文化精神层面得以确立。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交流的发展，新加坡电视剧以及主题歌曲的传播流行，“红头巾”开始被引入国内，尤其是随着广东建设文化大省规划的确立，广东三水政府有意将在异域获得殊荣的“红头巾”精神嫁接到本土。然而广东三水在输入和传播这一文化符号的过程中，由于过于依赖“红头巾”异域生活经历，忽视了“红头巾”在本土生存境遇中的连续性、立体性表达及其所代表的区域经验参与民族文化进程建构的可能，以至于无论是大众传播还是文艺书写，都未能在更大范围内引起关注、取得理想的效果。20世纪20年代下南洋的“红头巾”，彰显了岭南开放的海洋思维，只有从区域经验与国家叙述的 角度对其精神给予定位与书写，把其精神真正地融入国家民族生存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才能最终以区域经验参与并建构国家叙述。
一、新加坡“红头巾”精神的确立与建构
三水的“红头巾”是指20世纪上半叶新加坡对广东三水籍华人妇女的称谓，这些妇女在新加坡主要从事建筑粗工的工作，“红头巾”的称呼源于她们习惯于头裹红头巾。不同于东山《寡妇村里的歌》中《红头巾》的妇女形象，广东三水的“红头巾”一开始就超越了古时对“红头巾”（红盖头）的传统定义，在异域文化背景下获得了个体的生命文化特征。
据悉，新加坡三水会馆初设会址在广合源街，后迁至豆腐街，1903年由倡建值理邓寿屏、陆以剑等九人捐赠横匾“万古纲常”。1939年重修之时匾额变成了“三水会馆”。居住在新加坡的三水邑籍人士约有六万之众，多居住在大坡、豆腐街，尤其是豆腐街一度被称为“三水村”。[1] 19世纪的华族移民，以男性占绝大多数，女性占很小比例。后来，随着男性移民的增多，女性移民人数也随之增加，至1927年已达58777人。但即便是这个时期，妇女漂洋过海、远适异域的观念，依然不被完全接受。20世纪20年代初期，琼州妇女出洋一度引起激烈争论，反对者认为南洋地区复杂，南来妇女容易受人拐骗、被迫从事不道德的行业，因此不宜出远洋。结合19世纪拐骗少女南来当娼盛极一时，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仍有这种现象，以及新加坡的娼妓主要是广府籍与潮州籍，而三水人聚集的牛车水一带更是妓院林立的事实，顾虑与猜想也就可想而知了。据有关数据统计，1899年新加坡的妓院有298家，其中华人经营的有228家，全岛妓女2106人，华妓占1751人。[2] 此时，华人女性在新加坡作为“他者”很容易被刻板地划归到妓女形象，所以即便有如三水“红头巾”这样自食其力的女性，也极少能被当作典型案例给予传播。后来，三水的“红头巾”在历史叙述中只是被当作普通的建筑女工给予介绍：“还有一种建筑女工，她们一般装束奇特，头戴红巾，身穿蓝色或黑色的粗衣裤，足登胶底便鞋，甚至有些是赤脚的。她们多是来自广东的三水县。肩能挑，手脚灵活，不怕艰辛，不辞劳苦，在建筑部门中，担当一份吃力的工作，担水泥，打砖块。”[3] 这些女性建筑工正是后来被称为“红头巾”的广东三水女人。
后来“红头巾”在新加坡被认可，首先源于国家层面的需要。作为移民国家，为了更大限度地增强各个族群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文化运作策略以满足其国家意识的建构需求。自1965年8月9日独立后，人民独立党政府便锐意建设一个进步、繁荣与和谐的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建构逐渐增强，有意通过文化和艺术创造不同族群的公共空间，增进族群间的互动机会。正如新加坡历代领袖虽然肯定西方的科技能促进新加坡的现代化与物质文明，但又担忧西方文化颓废的一面会腐蚀国人的心灵，为平衡西方文化与传统的矛盾，政府也提倡东方的传统价值观。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遭逢1985年经济衰退后，新加坡对国家意识的建构再次加强，在充分搜集民意的基础上，制订了国家意识的四个核心价值观原则：（1）把社会置于个人之上；（2）维护家庭作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3）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意见，而不是通过斗争的途径来解决重大问题；（4）强调种族和宗教互相容忍与和谐。1986年10月，新加坡三水会馆举行庆祝成立100周年大会，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致辞：“三水华人对新加坡的建设做出了很宝贵的贡献，三水‘红头巾’女工自100多年前，就一直为新加坡的建国献出力量，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老一辈的‘红头巾’女工，继续参与公共建设，她们年纪虽大，但是对新加坡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4] 正是对国内族群文化的充分肯定，国家从物质空间到精神世界都极为注重对这一文化的呈现。如新加坡在讲述“红头巾”的故事时，有意弱化“‘红头巾’作为移民、女性的身份标签”，强化其“劳工、艰苦勤奋品质的论述，被冠以‘建国英雄’的称号，与国家历史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倡导新加坡‘国家与社会为上’的核心价值，融入国家认同之中”[5]。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不仅利用城市存留的物质环境，还通过举办相应的文化活动、建设适当的文化设施、塑造艺术景观、创作艺术形象等方式彰显其在该国的符号象征。在新加坡国庆庆典和华人新年“妆艺”巡游的花车上展示“红头巾”巨幅画像，小学教科书里《红头巾》的课文，中学教科书里《豆腐街与红头巾》的介绍，博物馆前“红头巾”的石头雕像，邮政局出版的“红头巾”纪念邮票等，无不说明“红头巾”作为新加坡建设中的一分子存在。1986年5月，由黄金花编剧的新加坡电影《红头巾》上映，该片英文名是《Samsui women》，又译《三水女人》，由当红明星曾慧芬、洪慧芳、黄文永等主演，主题曲《红头巾》由当时的台湾歌手陈淑桦演唱，该剧播出后收视率高居榜首，隔年还进行了重播。 由于国家文化政策的主导，新加坡民众对“红头巾”文化自觉的认可与宣传，扩大了红头巾们在新加坡的影响。国家层面的认可为民众的认可指明了方向，民间组织的运作则更容易从生活的深处指向精神实质。2002年，新加坡民间收藏家陈来华自发策划了《历史的回味——向红头巾致敬》的展览活动；三水会馆作为新加坡华人地缘社团，在其系列的周年纪念活动中都会特别策划特刊和展览，而每年节庆日子里宴请红头巾们的行动，都是不断地强化并延续“红头巾”文化精神的举措。专家学者对“红头巾”团体的关注和研究，既是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一群体给予认知，同时也是从更广阔的社会学、心理学乃至人类学的角度对该群体进行文化定位。正如有学者指出，当年的新加坡，尤其是牛车水，人口稠密、经济繁荣，酒楼、戏院、烟馆、妓院随处可见，私会党（黑社会）横行，生活在那里的年轻女性要面对各种压力和诱惑，“红头巾”们能洁身自好地凭借个人的双手劳作生活，是非常难得的。
总之，新加坡对广东三水“红头巾”的文化建构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多层面建构，既有国家层面的文化精神定位，又有大众民间层面的自发普及，还有专家学者层面的学理研究。新加坡三水“红头巾”作为华人团体，无论其从时间性还是从空间性上说，都标示了其区别于其他族群的特征，同时又融合在大的新加坡华侨历史之中。当三水女人们以红头巾标示自我时，客家女子的蓝头巾，清远女子的以浅蓝色为底、印有白色小圆圈波点图案的服饰等也都是华侨文化的多元呈现。至于早期的电视剧《雾锁南洋》《出路》《和平的代价》，以及《潮州家族》《客家之歌》《琼园咖啡香》等，讲述新加坡华人先辈如何漂洋过海来到南洋，以及一群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新加坡人的故事，则如前期铺垫般为“红头巾”的出现铺排了更多的影像。可以说，“红头巾”文化作为新加坡华人文化谱系中的一个支脉，一开始就获得了强劲的生命力。正是有着悠久的华人文化传统，当三水女人为新加坡建造现代化城市做出贡献时，无论是上层领导人还是普通民众，都能对她们给予高度的评价，把她们吃苦耐劳的精神称为“红头巾”精神。正是通过多元主体的主动参与，“红头巾”的精神地位在新加坡得以确立并不断延伸，并在现实中获得可持续的生命力。
二、国内“红头巾”文化的引入与书写现状
在国内，“红头巾”并不像新加坡一样确指三水妇女，因此，新加坡较有影响力的“红头巾”文化在引入国内后并不具有独一性及标识意义。综观国内对三水“红头巾”文化的介绍及书写，其依然停留于某种生活现象的描述或某种精神的理念性阐发。因不能全面展现“紅头巾”们的生命个体，缺少与当地生活的关联性，更缺乏以区域经验纳入国家、民族文化进程的契机，致使“红头巾”文化落地三水时，虽然有政府部门的积极倡导，大众媒介的广泛宣传，创意演出不断推出，但终究没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影响，成为中国叙述的一部分。
在传统意义上，“红头巾”往往指新娘结婚时蒙在头上由新郎揭开，代表着女子进入婚姻关系的标志符号。后来这一意象被进一步引申，往往代指情感或爱情。如李季就曾以“红头巾”为题书写了戈壁滩上的爱情故事，队长盼望着“戴红头巾的姑娘”，“姑娘系着一条红色的头巾/红得像戈壁滩上初升的太阳”。[6] 1992年由《中国妇女报》家庭社会部编、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想起初恋时：一百个男女的内心隐秘》中收有曹森的《飘逝的红头巾》。1998年由宋强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记忆50年》一书中，编者将中国1977年至1989年间的记忆概括为“飘逝的红头巾”。2007年3月14日，电影《两个裹红头巾的女人》在央视六套上映，2015年8月11日，《梅州日报》发出《剧本〈红头巾〉：寻找电影投资制作人》的信息，据悉该剧本取材于长篇小说《来香》，以反映梅州典型客家妇女优秀品质为内容。此外，夏敏以惠安女子为调查对象，从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当地人的文化观念，于200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著作《红头巾下的村落之谜》。由此可以看出，“红头巾”作为一个符号在中国具有十分复杂的含义。所以当广东三水政府将由新加坡一方命名的“红头巾”文化引入并使用这一概念时，并不具有鲜明的标识意义。
新加坡的三水“红头巾”最初被引入中国源于大众媒介下的电视剧及流行音乐的介绍。如1986年《大众电视》第11期在“国外电视之窗”栏目发表了黄韬的《华侨妇女的悲歌——介绍新加坡电视剧〈红头巾〉》，该文章简单介绍了阿英、佩金、佩银、戴阿秀、阿桂在新加坡的经历。故事讲述20世纪30年代中期，正当新加坡的建筑业开始萌芽之际，五位出生于广东省三水县的“红头巾”（即妇女）远渡重洋，来到新加坡的牛车水投身建筑业，命运各有不同，展现了三水女子在现实生活逼迫下的种种选择。主题曲《红头巾》较为抒情地展现了她们的命运遭际。其中，“抹去泪水建我家园”一句充分彰显了电视剧有意将“红头巾”纳入到城市文化建设过程的一种精神诉求，而“你看茫茫沧海变桑田/披荆斩棘齐向前/一起等待艳阳天/两鬓添风霜/回头已百年/赢得广厦千万间”则赞颂了“红头巾”在新加坡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地位。1988年，由美美编的《流氓大亨 海外影视歌曲精选（二）》中介绍了新加坡电视连续剧《红头巾》主题歌《踏遍世间不平路》，注明是朱哲琴演唱（实际上应该是由台湾歌手陈淑桦演唱），同时选了该电视剧的插曲《艳阳下的日子》。[7] 显然，这样的介绍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正式建交后，民间团体也开始了正常的交流，由新加坡三水会馆组织“红头巾”于1996年回三水探亲，这个近百年来默默付出的团体才开始受到中国官方的注意。只是那个时候，当地政府并未认识到这批远渡重洋的苦命妇女身上所集结的文化精神能参与到地方文化建设。
广东三水“红头巾”群体正式地被作为一个文化的精神团体接受并积极宣传始于新世纪以后。2002年，署名桑叶的作者在《中华魂》杂志上发表了《红头巾悲欢记》，其中，文章在解释“红头巾”们的红头巾时，提出戴上红头巾“并不只为了适应热带气候，为了高空作业的安全，更重要的是象征着大吉大利，象征着三水女人靠自己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那飘动在建筑工地上的朵朵红头巾，是支撑她们苦难人生的希望所在”。[8] 三水“红头巾”所隐含的文化精神才在国内被正式地提升与述及。后来，随着当地政府建设地方文化的需求增加，挖掘地方文化精神的力度加大，文艺创作与大众传播在政府的主导下开始陆续出现。据有关数据统计，大众媒介的传播主要集中于广东省内的报刊，如《佛山日报·今日三水》上有28篇，《佛山日报》19篇，《南方日报》12篇，《广州日报》11篇，《南粤侨情》6篇，《南方都市报》4篇，《侨报》3篇，《珠江时报》3篇，《西江都市报》1篇，《信息时报》1篇，《珠江商报》1篇，《羊城晚报》1篇，《今日广东侨报》1篇（《最后的“红头巾”》）。与这些报刊的报道相联系，文艺创作也同步进行。尤其是2011年后，在广东建设文化强省、建设幸福广东的时代背景下，佛山市三水区正式出台了《佛山市三水区文化腾飞行动计划纲要》（2011—2015年），纲要目标说明，希望通过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全面带动城市形象、环境、产业、实现文化的腾飞。三水籍的彤子于2011年编著了《南洋红头巾》，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纪实文学的方式描写广东三水女子的生命经历。全书分为六个部分，分别由“引子”“落雨天”“舞艳阳”“青山绿”“归去兮”以及“附记”组成。作者以童年记忆中的故事连缀成篇，期望通过月贞婆这一典型的下南洋的女工形象来完成“红头巾”们的生活复原。显然，作者有着强烈的现实关照意识，尤其是当三水最后一名“红头巾”黄苏妹已98岁高龄时，特别惶恐这个曾经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伟大群体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而“‘红头巾’在逆境里求生存的勇气，敢于突破自我、勇于拼搏的精神，在我们这一代，在我们的下一代，似是越来越难寻见，我们听到的是绑架拐骗，是贪污受贿，是嫖娼卖淫，是连环自杀……责任、勇于承担，似乎成了这个时代的笑话。我们失去了崇拜、失去了理想，失去了精神，甚至失去了记忆，失去了历史”。[9] 佛山市三水区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录制纪录片《飘逝的红头巾》，该纪录片由王欣、高山编导，于2012年6月20-22日于CCTV-9上映，通过《飘零·企盼》《承诺·挣命》《望乡·安然》讲述了20世纪初期广东三水的年轻妇女漂洋过海到新加坡谋生的历史传奇。在“优秀记录电视节目奖”《见证》栏目中，《飘逝的红头巾（一）飘零·企盼》获得了2011年度一等奖。[10] 2015年，经济日报出版社以电视节目为基础，出版了同名书籍《飘逝的红头巾》，书的封面有“永不飘逝的灵魂，永不流失的本真”的文案引导。该书在分类中被归到中国文学小说一栏。此外，由广东粤剧院、三水区文体旅游局联合创作的粤剧《红头巾》，被列入了2018-2021年广东省文艺创作生产（戏剧）重点选题，“红头巾”的故事将搬上舞台，通过演绎20世纪初三水妇女海外奋斗史，表现“红头巾”们逆境中求生存、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的精神，并将之作为今天学习和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惠州青年美术教师以《红头巾》作为主题，编排并演出《远去的红头巾》舞蹈，以及张丽凤和徐敏君的绘本故事《恋上淼城》等，都是试图借助“红头巾”的题材，完成历史与现实的描述。 然而，综观报刊媒体上的报道，或停留于相关信息的简单介绍，或将“红头巾”所展现的文化精神停留于简单的概述之中。以《广州日报》为例，自2009年至2015年间，先后发表的内容为《再忆当年红头巾》《今年有望举办红头巾文化展》《独特水乡成就“搏”文化》《三水全球寻百年“红头巾”——希望全国各地知情市民提供线索》《央视与三水联合摄制“红头巾”纪录片三水开拍》《〈远去的红头巾〉获金奖》《三水荷花新种命名“红头巾”》《“红头巾”的故事搬上了舞台》《传承“红头巾”精神》《作别最后“红头巾”唱尽“粤女闯南洋”》等，即便是《传承“红头巾”精神》一文亦以“红头巾”陈群老人的去世为切入点，文章认为“红头巾”这一坚忍顽强的女性群体所体现的精神既属于佛山三水，同时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在繁华崛起的全新时代，“‘红头巾’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的精神，仍然是值得学习爱和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11] 国内对“红头巾”文化精神的宣传与推广，也多着重于她们在国外的生命经历，而少触及其与原生地的文化牵连，这实际上造成一种生命的架空，使得坚实的精神停留于“口号”式的号召，推展效果微乎其微。绘本《恋上淼城》在《后记》中虽然有意将三水“红头巾”放置于20世纪女性生存背景之中，但没有展开完整而深入的研究。
三、三水“红头巾”文化蕴含的区域经验与中国叙述
重新讲述三水“红头巾”显然不是为了简单复述其历史经历，而是期望挖掘她们代表的区域经验，以及蕴藏的区域文化基因。只有深入到区域文化的深层，才能超越将历史作为素材的层面，充分挖掘地方资源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通过“撰写”让“日常”与“历史”和“环境”发生关系，最终以民族志的形式通过区域经验完成中国叙述。
广东北江河畔的三水，因北江、西江、绥江汇流而得名，此地水域发达，人们依水而生。由于历史上水灾成患、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困苦，不少人为了寻找一条生路，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据调查，三水“红头巾”之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连年的战乱和水灾使人们生活困苦不堪，妇女不仅要打理家务，还要为家人的生计拼命干活，劳动强度甚至超过普通男性，而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婚姻、家庭问题促使妇女们选择离开家乡另辟生路。正如彤子在《南洋红头巾》中描述的：“在那个年代，三水这一带的媳妇并不被当作人看的，她们只是一头会耕种的牛，只是一件可以被公婆或丈夫随时使唤的机器，是一个无任何酬劳可取的劳动力，她们的地位，低微得就像奴隶一样。”[12] 为了摆脱命运的束缚，远渡重洋求生成为众多受压迫女子的选择。从1930年马来亚殖民地政府宣布《移民限制法令》，至1933年4月1日《外侨法令》，对女性移民的宽容助推了妇女移民。三水女子下南洋的行动使她们与中国传统的女子有了鲜明的区别。新加坡的“红头巾”作为身份的指代，虽然它指称的是三水的妇女，但是已不再是传统文化中“男、女”角色中的女性代指，正如有学者看到的“跨境流动的‘红头巾’实现了公共与私密空间、工作性别气质的跨越，逃离了‘父权’话语的束缚”[13]。正是因为海洋的开放性，使得岭南文化在处理各项矛盾的过程中多了可能的路径。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发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认为“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4] 三水“红头巾”显然以事实上的自立自强打破了鲁迅对女子出走后的预言，并最终作为一种地方性文化被记录下来。在国内除了大众媒体及文学艺术对“红头巾”的描述与建构，地方性文化知识介绍的学术著作也会涉及“红头巾”形象。如许桂香编著的《中国海洋风俗文化》中讲述海洋服饰风格时特别讲到三水的“红头巾”，认为她们“远涉鲸波，远走南洋谋生”的“冒险性丝毫不让须眉”。[15]蒋明智在《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辨岭南沿海篇》第一章就以《三水籍妇女华工“红头巾”》为题分别从“红头巾”群体的形成、“红头巾”在新加坡的生活和生产、“红头巾”的制作和功能、“红头巾”的文化精神几个方面展开讲述，他认为头巾在“红头巾”群体形成初期主要发挥实用功能，后来逐渐衍生出新的文化内涵，一定程度上还有一种潜意识的品牌效应，为她们在竞争激烈的新加坡立足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坚持自食其力、踏踏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以勤俭节约的作风坦然地生活着”的生活态度，是一种宝贵的精神，除了物质上的满足，同时看到她们在思想上的解放与意识方面的进步，即“还有着对自己的向往，有着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也有对封建礼教的反抗”。[16]
然而，由“红头巾”建构的地方文化的梳理与研究由于置于地方性知识的介绍中，在国家叙述的层面上看则显得薄弱。正如有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任何地域文化的积淀以至主流特征的形成，都与它的不断被描述有关”，而这种“描述”“不仅是一种文字记录，更是一种能够担负起文化传承、具有深厚内蕴的媒介表现形态”。[17] 对已出现的地域文学展开研究固然有利于我们窥见地方文化精神，但在更广阔的文学史乃至文化史视野内，并不能为文学的多样性增添可能。反之，如果我们能超越既有文学史的限制，从更广泛的社会学范围内认知典型的地方文化，则能为创作更加多元的文学史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同时，这些鲜活的素材又往往因为它们的在地性，更容易引起本地域民众的共鸣，也为我们历时性地认识地方文化精神提供了可能。以三水的“红头巾”为例，这一文化群体的出现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广东地方文化精神，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20世纪女性生存境况及文化提供了独特的文本。然而，这一在社会学、人类学乃至历史上都极为重要的“活”文本并未得到有效的评论与研究。分别以央视拍摄的纪录片《飘逝的红头巾》与本土作家彤子的《南洋红头巾》为主题在期刊网搜索，没有出现任何相关的研究文章。因此，无论是大众传播还是文艺创作，要真正地以地方经验为基础完成国家叙述，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改进：一是文学批评与研究必须與文艺创作形成良好的互动，以中国当代创作乃至世界创作潮流为参照，及时、有效地完成文艺批评，是评论家和研究者必须承担的责任；二是素材的丰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沃土，但文学创作必须以普遍的人性和人类生存境况为基础，才能最大限度地为世界贡献出区域文化经验；三是区域经验的总结不同于历史书写，面对历史素材，必须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与一切历史为我所用的气度，要有效地将题材变成资源，以区域人性为基础最大限度地挖掘区域文化的思想审美价值。 相比于由男性华侨在外拼搏，同时积极参与国内抗战、投资建校等社会性较强、更容易被传播的华侨行为，三水“红头巾”们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社会关系的简单弱化了她们的影响。但她们靠着自己省吃俭用存下的工资寄给家里人的举动，家里人则利用越洋寄來的工钱养老扶幼、建房修田、殓葬嫁娶等日常运转，使她们的生命经验以非常接地气的方式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思维之中，并影响了一批又一批下南洋的女性。面对有限的生存空间及矛盾，海洋文化以无限的开放性为岭南人民转换现实生存空间带来可能。可以说，作为海洋文化影响下的个体，三水“红头巾”以独特的下南洋经历增补了20世纪早期中国女性的生存经验及样态，为中国叙述超越“传统——现代”的现代启蒙主义提供了现实的素材基础。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全球格局中位置的变化，以西方现代性规范为导向的启蒙主义已难以完成全球化处境下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叙述。因此，以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为基础重新审视区域经验，既是超越以往主流话语权力及知识权力叙述、确立区域文化精神的切入点；同时，以区域作为方法，也是建构区域文化并使之成为参与国家叙述的重要路径。
本文系佛山市2019年度社科规划项目“佛山女性故事的书写及其文化精神的提升与传播”成果，2017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委托课题“广州文学创作对本土生活方式的资源性开发”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7GZWT27。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注释：
[1] 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一册），南洋学会出版，1975年，第91—92页。
[2][3]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4年，第119页，145页。
[4] 郎国华：《发现侨乡 广东侨乡文化调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5][13] 曾敏，林铭亮，王敏：《跨境流动背景下的女性空间实践与城市品牌构建研究》，《人文地理》，2019年，第3期。
[6]罗振亚主编：《百年新诗 情爱卷上》，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10页。
[7] 美美：《流氓大亨 海外影视歌曲精选2》，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4页。
[8] 桑叶：《红头巾悲欢记》，《中华魂》，2002年，第7期。
[9][12] 彤子：《南洋红头巾》，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0]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我们的足迹1953-2013（下）》，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276页。
[11] 梁德荣：《传承“红头巾”精神》，https：//m.hexun.com/ news/2014-03-14/163026461.html，2020年2月1日。
[14]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6页。[15] 许桂香：《中国海洋风俗文化》，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
[16] 蒋明智：《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辨岭南沿海篇》，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8页。
[17] 江冰，王燕子：《广东地域文化的文学“描述”》，《粤海风》，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