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唤起民间投资的经济增长新战略”，是“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至今已射出3年时间。在经济转向“新常态“的中国，这一日本经济政策的经验充满启示。
　　近年来，日本面临极低的经济增长，媒体上也经常看到“不景气”“低迷”等词汇。观察2012年底安倍政权上台以后3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仅为约0.9%。与此相对，据日本央行的估算，这一期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仅为0.1%左右。而且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2015年的完全失业率仅为3.4%，劳动市场达到了完全就业。由此认为，日本经济绝不是“不景气”，而是实现了远远超出实力的增长率，处于“过热”状态。
　　导致这一过热的原因之一是日趋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在短期上具有效果，事实上，借助2013年4月启动的“量化和质化货币宽松政策”，推动了日元贬值和股价走高，带来了企业业绩的改善和工资上升。通过财政政策，创造了有效需求，对经济增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不过，这些政策归根到底只是“争取时间”的政策，无法长期持续。事实上，日本央行大量购买的日本国债已呈现出利率大幅下降（价格上升）的泡沫迹象。
　　此外，2016年1月日本央行实行了负利率政策，剩下的政策空间正在缩小。另一方面，2014年日本政府总债务与GDP之比达到249%，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大幅超过居第二位的希腊的177%。日本政府防止债务进一步积累已迫在眉睫。换言之，财政和货币政策在长期上都是难以持续的，日本经济需要的政策是提升已降至接近于0%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那么，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何正在下降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在2015年10月20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有趣的观点。从日本适龄劳动人口的人均产值的增长来看，自2000年前后开始高于美国，而从过去25年来看，也与美国基本相同，高于欧洲。
　　日本存在极不合理的人口结构。这一人口问题正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克鲁格曼教授说的人口结构指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以1998年的8726万人为顶峰，到2015年减少至7682万人。在短短17年里减少了1044万人，降幅也达到12%。此外，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的预测值为7341万人，今后将以每年约0.9%的速度不断减少。也就是说，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产值高于美国和欧洲，但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经济增长率处于很低的状态。
　　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可以分解为“劳动投入”“ 资本投入”“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这3个要素，但在日本，“劳动投入”的贡献度已是负数。日本不应一味依赖在短期上加快开动经济发动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是应消除金融和农业等各个部门仍存在的一系列难以打破的限制政策，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开放，以提高持续下降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2015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6.9%，增长率超过10%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已成为过去。笔者认为，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经济不景气所导致的需求不足，而是由供给侧制约所导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本身的下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到达峰值后转为减少，“劳动投入”对GDP的贡献度也随之转为负值。另外，随着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储蓄率将会出现下降，进而导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下降。在此背景下，要想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必要实施实现“技术进步”的供给侧改革。
　　现在中国经济的引擎正在从投资向消费转移。在中国国内，此前的高速经济增长带动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意愿强烈的阶层正在迅速壮大。但是，消费和服务水平的提升跟不上收入增长与消费需求的变化，部分消费流向海外。中国游客在日本的“爆买”以及“海淘”就反映出对于消费的高附加值化，中国企业应对迟缓。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到2020年，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60%”。对于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出现下降的中国来说，今后，推进促使企业技术创新和提高技术水平的供给侧改革有助于改善供需错位、阻止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
　　日本经济过度依赖财政和货币政策，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增长战略和结构性改革迟迟没有进展。希望中国能够吸取日本的教训，在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撑经济的同时，强力推行有助于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开放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