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多层次线性模型考察了市场环境如何通过“心理账户”对城镇家庭地区消费差距产生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家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消费弹性具有明显的“心理账户”特征，个体主要通过建立负债账户作为预防过度消费的参照点，使得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等“血汗钱”的变动对消费支出的影响较小;各“心理账户”之间存在着有限的替代性，市场潜能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削弱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过度消费预防机制，但房价上涨仍会促使居民为了购房而缩减生产性消費支出;地区劳动力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非均衡性分别是导致一般性消费弹性和生产性消费弹性出现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其解释力度分别达到20.25%和16.07%。因而，地区消费差距主要由家庭金融财富和住房财富上的分布差异以及地区劳动力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差异产生。
关键词：心理账户;市场环境;消费差距;消费弹性;市场潜能;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市场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9（02）-0077-11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里，我国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中国奇迹”，这与我国市场化改革大方向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设计紧密相关。但2008年以后我国经济陷入“增长减速”的困境，对此，政府于2009年向市场投入了4万亿元投资（两年）和10万亿元贷款，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取了类似的刺激性政策，但均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种依赖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外部需求的短期增长策略逐渐遭到社会各界的诟病，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可见，促消费保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
事实上，消费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从1980年到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由65.5%下降到47.4%，此后有所回升，2017年达到53.6%，但仍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地区间较大的消费差距。我国居民的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在地域上呈现出明显的梯度特征，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最高的上海市（5.3万元/年）是最低的吉林省（1.8万元/年）的将近3倍，2015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22.10%，湖南（31.20%）、贵州（34%）、四川（35.19%）等中西部省市则相对较高。因此，如何缩小地区消费差距，刺激总体消费水平是我国经济能否突破“增长减速”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文献综述
在完全理性假定下，传统的消费支出理论对现实消费者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决策解释力度有限，Thaler[1]首次将心理学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用“心理账户”来描述有限理性消费者通过内部控制系统来评估和控制预算支出，从而对消费、储蓄和其他家庭决策行为产生影响的零散化决策行为。“心理账户”解释了不同消费与收入的结构效应，但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即便是收入和财富结构相同的家庭，也可能存在着巨大的消费差距，邹红等[2]利用1989—2009年CHNS数据的研究就发现我国居民消费不平等一直大于收入不平等。Thaler[3]认为由个体对一定数量的货币的认知所决定的“心理账户”会受到自身框架、内容以及所处环境的影响。事实上，正如Granovetter[4]所言，经济人的决策行为“嵌入”在当下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是一种处于社会化不足和过度社会化之间的“中度”状态。“嵌入性”概念最早由Polanyi[5]提出，其用来描述一种与“脱嵌性”相反的状态。Granovetter[4]发展了这一概念，又经过学者们的不断补充，嵌入性理论日臻完善，成为经济行为的重要分析工具，使组织行为理论、消费行为理论等向着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嵌入性作为一个研究纲领，很快被学者们所接受并应用于经验研究当中。Dolfsman[6]利用唱片排行榜对流行音乐唱片消费的影响，说明了消费者消费行为中嵌入性的存在。Feagan等[7]基于对加拿大农场主市场中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调查，发现消费者从农场市场购买农产品的行为同样具有“嵌入性”特征。王宁[8]则系统地阐释了消费“嵌入性”研究范式的重要性，认为消费“嵌入性”是揭示现代社会中由系统所引发的消费脆弱性的关键工具。因此，地区消费差距可视为消费者“心理账户”和市场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尽管缺少可供借鉴的利用“心理账户”和“嵌入性”解释地区消费差距的模型，但地区消费差距本质上是地区消费增长进而形成差距的过程。已有文献不乏关于市场环境对我国居民消费增长影响的探讨，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劳动力市场[9]，主要基于我国劳动力收入份额和消费率同步下降的事实，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抑制了居民消费增长。二是金融市场。汪伟等[10]认为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导致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收紧，被迫减少员工的利润分配，导致居民家庭劳动收入份额和消费水平降低。张漾滨[11]的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仅在长期具有财富效应。三是房地产市场。关于房价波动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在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结论，部分研究认为可持续的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有利于居民消费增长[12]，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房产投资”和“刚需”抑制了居民消费[13]，而段忠东[14]认为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房价增长率较低时，有助于居民消费，反之则具有挤出效应。
综上所述，在完全理性假定下将消费者视为自主决策的“原子人”实质是一种社会化不足的观点，而将居民消费水平完全归因为外界因素又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两类研究都简化了消费者消费行为决策的过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模型的解释力度。目前缺少基于“嵌入性”理论，从“心理账户”和市场环境两方面系统解释我国地区消费差距成因的研究，针对此，本文通过对接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城镇部分和同一时期宏观数据，实证研究了市场环境通过“嵌入性”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心理账户”的影响特征。 从式（5）中可以看出，若要在t期使得消费者达到更高的消费弹性，存在三种路径：
一是减少未来消费的可能性（ct+i）。今天更多的消费意味着明天更少的消费，个体需要对不同时期的消费效用进行权衡，而未来消费（ct+i）能对今天的自己产生多少效用，取决于主观贴现因子ρ的大小，新古典经济学利用指数贴现模型分析未来消费对消费者当前效用的贡献，其中一个隐含的假定条件是不远将来的贴现率与未来两点之间的贴现率一致。但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Strotz[15]发现与指数贴现模型相矛盾的是，主观贴现率存在一个时变问题：“现在的自己”更偏好于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未来”的自己则不愿意完成该计划。这使得贴现率随着时间递减的双曲折现模型逐步被学者们广泛接受，他们认为，个体由于普遍缺乏耐心，尤其是短期内的个体行为具有更高的主观贴现率，而且几乎超过了利率水平[16]。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消费者更倾向于透支未来进行当期消费呢？Loewenstein和Thaler[17]认为人的大脑中存在着两种决策机制，一是短期的、冲动的，二是长远的、克制的。消费者会采取一些无法反悔的措施和内部强制策略来对自己当下的非理性消费（尤其是对非必需品：文化、娱乐消费等）进行控制——自我控制。这解释了为什么个体会同时拥有储蓄和负债两种账户考虑到负债的高额利息远远大于储蓄，这种做法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被认为是不理性的。对于一个没有自我控制能力的消费者（短期内ρ非常大），在偿还债务之后又会迅速累积欠款，这类消费者实际上是将负债账户视为消费支出的一个参照点，而将储蓄置于一个有着独立参照点的“心理账户”中该参照点通常与当前储蓄账户中的金额相关，个体往往不愿意看到储蓄账户中的金额减少。以防止动用储蓄账户发生过度消费。以上分析表明，消费者主要以负债账户作为消费支出的参照点，而个人收入或财富的变动，尤其是工资性收入或经营性收入等通常被家庭居民视为“血汗钱”的变动，对消费习惯的影响较小。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在控制负债水平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消费弹性显著下降。
二是减少另外两种财富的消费弹性。心理账户强调个体有限理性对于消费、储蓄等经济决策的影响，在有限理性下，个体的经济决策是零散的而不是综合的，这有利于简化消费者的决策过程。除了利用负债账户防止过度消费，消费者利用心理账户进行自我控制的另一个表现是将消费划分为不同类型（衣服、娱乐、教育等），各类型消费均具有其独自的参照点，这使得各类财富对某一消费品的消费弹性仅存在有限的替代关系。例如，对于一个个体经营户来说，经营收入的上涨并不会使其改变原有的文化、娱乐等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习惯，但若获得一笔来自于赌博、中奖等意外性的收入，这种消费支出规模可能会迅速扩大。这同样表明，当这种意外性的收入被消耗殆尽时，消费者并不愿意动用其他收入或财富以维持当前消费习惯。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各类消费弹性之间存在着有限的替代关系。
三是获取更高的财富收益率（rf，ru，rh）。由上述分析可知，消费者对一定数量货币的认知决定了该货币所对应的心理账户类型，但货币在消费环境所发挥的效用仍会受到自身框架、内容以及所处环境的影响[3]。“嵌入性”理论解释了外部环境对个体经济决策的影响过程，认为个体决策行为“嵌入”在当下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是一种处于社会化不足和过度社会化之间的“中度”状态[4]。一方面，结合式（5）可知，消费者对一定数量货币的认知及其所决定的心理账户嵌入在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之中，由于未来财富收益率本身不可观测，消费弹性实际上是受到未来财富预期收益折现的影响，在适应性预期下，各类财富所对应的市场波动成为影响消费者未来预期收益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个体进行储蓄行为是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使得个体对待储蓄账户的变动十分谨慎。因此，市场环境波动会对消费者这种通过建立储蓄和负债账户的自我控制方式和零散化决策行为产生影响。例如，在劳动力市场前景较差的情况下，消费者随时面临着工资性收入降低的可能，此时消费者会强化自我控制过程，通过缩减消费扩大储蓄账户，进而降低了工资性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参照作用。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市场环境的前景越差，各类财富的消费弹性越小（个体通过设定“心理账户”预防过度消费的特征越明显）。
表3报告了协方差模型的回归结果，从离异数（-2LL）来看，第（2）（4）（6）列与表2第（2）（4）（6）列具有相同的固定效应，因此可以进行比较。离异数差值服从χ2分布，自由度为44（即46-2），均在1%水平下达到统计意义上显著，表明协方差模型的拟合优度要更好。
从固定效应来看，各类财富对各类消费的弹性具有明显的差异，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心理账户”特征。在未引入负债变量时，对一般性消费影响最大的是工资性收入，而对生产性消费影响最大的是其他金融财富。在引入负债变量后，经营性收入的回归系数由显著变为不显著，工资性收入的回归系数显著变小，其他负债对城镇居民消费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生产性消费的影响要大于一般性消费。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1。消费者同时建立储蓄和负债账户，期望在本期付清债务后下期继续利用债务积累进行消费，此时，消费者将债务积累设置成为一个参照物，防止过度消费行为[27]。由于融资约束和工作搜寻成本，使得个体经营者资本积累更为困难并且机会成本更高，导致这种过度消费行为预防机制更为明显，进而使得经营性收入对消费支出影响不显著。
从随机效应来看，工资性收入和储蓄、现金对各消费类型的影响作用在各地区存在着显著差异，经营性收入虽然对各类消费不存在显著影响，但随机效应达到统计意义上显著，个体经营户的过度消费预防机制的有效程度可能與地区金融可得性和市场潜能等相关。其他金融财富（包括股票、期货、国债等）的随机效应未达到统计意义上显著，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这类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品嵌入的市场环境的差异逐渐缩小，因此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在地区间也不存在显著差异。最后，自有住房对城镇家庭生产性消费的影响在地区间具有显著差异，其他房产对一般性消费的影响则不具有显著差异。整体来看，地区间工资性收入对一般性消费影响的差异性最大，经营性收入对生产性消费影响的差异性最大。下文将通过引入层二变量检验市场环境嵌入对城镇居民消费心理账户的影响作用。 表4报告了完整模型的回归结果。相同的市场环境对于各类财富消费弹性的影响差异较大，我国城镇居民对各类财富效用的个人认知存在着较大差别，且受到自身所处的直接市场和关联市场环境的影响。具体来看，各类市场环境的改善都有利于工资性收入的消费弹性增大。市场潜能对经营性收入的各类消费弹性没有产生有效影响，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互联网金融有助于增加地区金融可得性，弱化了个体经营户的过度消费预防机制。上述回归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3。但市场潜能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几乎都显著抑制了住房财富的消费弹性，表明在市场前景良好的时候，本身拥有较高住房财富的个体更希望通过买房积累个人财富，从而对消费支出产生“挤出效应”。除此之外，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除了显著提高了工资性收入的消费弹性，对其他财富的消费弹性几乎都具有抑制作用。这与李雪松和黄彦彦[12]的研究结论一致，在房价上行阶段，居民家庭为购房而储蓄，降低了消费弹性。房地产价格上涨具有抑制储蓄和现金消费弹性的作用，尤其是对于生产性消费弹性。这反映了当前房地产投资已经在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和投资决策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整体来看，对于一般性消费品，在面对市场环境恶化时，居民家庭为应对不确定性，会通过缩减工资性收入的消费弹性提高储蓄水平，但购房意愿也会随之下降，使得购房意愿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减小，有利于维持当前消费习惯;对于生产性消费品，在面对金融环境恶化时，消费者会缩减工资性收入的消费弹性，但也会通过增加自由住房和储蓄、现金的消费弹性尽力维持当前消费。各“心理账户”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但这种替代性是有限的，假定家庭财富不变，通过加总各财富的消费弹性可以看出，市场环境的改善会增加家庭一般性和生产性消费，仅有房价上涨会抑制生产性消费。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2。
从拟合优度来看，引入房地产市场环境变量时，模型的离异数最小，表明房地产市场环境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心理账户”地区差距的解释力度最强，但由于各市场环境度量的量纲不同，我们仍需要通过组间方差缩减比例进行进一步考察。
在表5中，各类型市场环境均是对工资性收入的消费弹性在地区间差异的解释程度最高，且均为正相关，当前我国政府在改善市场环境的同时，应注重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总体来看，劳动力市场对各类财富的一般性消费品弹性在地区间的差距的解释程度最大，达到20.25%，房地产市场对各类财富的生产性消费品弹性在地区间的差距的解释程度最大，达到16.07%。在新时代下，随着物质生活需求逐步得到满足，人们更注重精神生活，文化等生产性消费在居民家庭消费决策中愈发重要，需警惕房地产市场泡沫以及房价上涨造成的内需紧张，以加速我国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转型。
五、结论
本文使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多层次线性模型，考察了市场环境、心理账户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第一，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偏向于以负债账户作为预防过度消费的参照点，这在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等被居民视为“血汗钱”的消费弹性中尤为明显，因而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消费弹性相对较小。金融财富和住房财富的消费弹性相对较大，它们的地区分布差异产生了较高的地区消费差距。第二，各“心理账户”之间存在有限的替代性，市场潜能和互联網金融的发展削弱了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过度消费预防机制，有利于增加一般性和生产性消费，但房价上涨会抑制生产性消费。第三，在三类市场环境中，地区劳动力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均衡分别是导致一般性消费弹性和生产性消费弹性出现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其解释程度分别达到了20.25%和16.07%。综上所述，地区消费差距主要来源于家庭金融财富和住房财富上的分布差异以及地区劳动力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差异。本文揭示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财富水平的结构性关系问题，可为政府制定有关提升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在思考和处理城镇地区消费差距时，应具有全局意识，针对性掌握和利用资源，因地制宜，切勿“一刀切”。
参考文献：
[1] Thaler R.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80， 1（1）： 39-60.
[2] 邹红， 李奥蕾， 喻开志.消费不平等的度量、出生组分解和形成机制——兼与收入不平等比较[J].经济学（季刊）， 2013（4）： 1231-1254.
[3] Thaler R H.Mental accounting matters[J].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999， 12（3）： 183-206.
[4] 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5] Polanyi K.The great transformation[M].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6] Dolfsma W.Mediated preferences： How institutions affect consump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002， 36（2）： 449-457.
[7] Feagan R B， Morris D.Consumer quest for embeddedness： A case study of the Brantford farmers’ marke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2009， 33： 235-243. [8] 王宁.从“消费自主性”到“消费嵌入性”——消费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型[J].学术研究， 2013（10）： 38-44.
[9] 李稻葵， 徐翔.二元经济中宏观经济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5（6）： 21-28.
[10]汪伟， 郭新强， 艾春荣.融资约束、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中国低消费[J].经济研究， 2013（11）： 100-113.
[11]张漾滨.中国股价与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管理世界， 2012（1）： 178-179.
[12]颜色， 朱国钟.“房奴效应”还是“财富效应”？——房价上涨对国民消费影响的一个理论分析[J].管理世界， 2013（3）： 34-47.
[13]李雪松， 黄彦彦.房价上涨、多套房决策与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J].经济研究， 2015（9）： 100-113.
[14]段忠东.房价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门限测度——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 2014（4）： 27-38.
[15]Strotz R H.Myopia and inconsistency in dynamic utility maximiza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56， 23（3）： 165-180.
[16]Shefrin H M， Thaler R H.The behavioral life-cycle hypothesis[J].Economic Inquiry， 1988， 26（4）： 609-643.
[17]Loewenstein G， Thaler R H.Anomalies： Intertemporal choice[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89， 3（4）： 181-193.
[18]Tate R L.Reviewed work： Multilevel models in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 by Harvey Goldstein[J].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1988， 13（2）： 187-191.
[19]Steger T M.Economic growth with subsistence consumption[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 62（2）： 343-361.
[20]閆新华， 杭斌.内、外部习惯形成及居民消费结构——基于中国农村居民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 2010（5）： 32-40.
[21]Lettau M， Ludvigson S C.Understanding trend and cycle in asset values： Reevaluating the wealth effect on consump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 276-299.
[22]邹薇， 袁飞兰.劳动收入份额、总需求与劳动生产率[J].中国工业经济， 2018（2）： 5-23.
[23]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3）： 483-499.
[24]Kamal F， Lovely M E， Ouyang P.Does deeper integration enhance spatial advantages？ Market access and wage growth in China[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12， 23： 59-74.
[25]李春琦， 李立.家庭劳动力供给对消费平滑的影响效应： 基于CFPS数据的微观实证[J].当代经济科学， 2018（5）： 70-78.
[26]Cohen J.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M].Elsevier Inc.， 1977.
[27]Thaler R H.Psychology and savings polic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2）： 186-192.
关键词：心理账户;市场环境;消费差距;消费弹性;市场潜能;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市场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9（02）-0077-11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里，我国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中国奇迹”，这与我国市场化改革大方向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设计紧密相关。但2008年以后我国经济陷入“增长减速”的困境，对此，政府于2009年向市场投入了4万亿元投资（两年）和10万亿元贷款，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取了类似的刺激性政策，但均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种依赖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外部需求的短期增长策略逐渐遭到社会各界的诟病，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可见，促消费保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
事实上，消费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从1980年到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由65.5%下降到47.4%，此后有所回升，2017年达到53.6%，但仍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地区间较大的消费差距。我国居民的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在地域上呈现出明显的梯度特征，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最高的上海市（5.3万元/年）是最低的吉林省（1.8万元/年）的将近3倍，2015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22.10%，湖南（31.20%）、贵州（34%）、四川（35.19%）等中西部省市则相对较高。因此，如何缩小地区消费差距，刺激总体消费水平是我国经济能否突破“增长减速”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文献综述
在完全理性假定下，传统的消费支出理论对现实消费者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决策解释力度有限，Thaler[1]首次将心理学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用“心理账户”来描述有限理性消费者通过内部控制系统来评估和控制预算支出，从而对消费、储蓄和其他家庭决策行为产生影响的零散化决策行为。“心理账户”解释了不同消费与收入的结构效应，但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即便是收入和财富结构相同的家庭，也可能存在着巨大的消费差距，邹红等[2]利用1989—2009年CHNS数据的研究就发现我国居民消费不平等一直大于收入不平等。Thaler[3]认为由个体对一定数量的货币的认知所决定的“心理账户”会受到自身框架、内容以及所处环境的影响。事实上，正如Granovetter[4]所言，经济人的决策行为“嵌入”在当下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是一种处于社会化不足和过度社会化之间的“中度”状态。“嵌入性”概念最早由Polanyi[5]提出，其用来描述一种与“脱嵌性”相反的状态。Granovetter[4]发展了这一概念，又经过学者们的不断补充，嵌入性理论日臻完善，成为经济行为的重要分析工具，使组织行为理论、消费行为理论等向着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嵌入性作为一个研究纲领，很快被学者们所接受并应用于经验研究当中。Dolfsman[6]利用唱片排行榜对流行音乐唱片消费的影响，说明了消费者消费行为中嵌入性的存在。Feagan等[7]基于对加拿大农场主市场中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调查，发现消费者从农场市场购买农产品的行为同样具有“嵌入性”特征。王宁[8]则系统地阐释了消费“嵌入性”研究范式的重要性，认为消费“嵌入性”是揭示现代社会中由系统所引发的消费脆弱性的关键工具。因此，地区消费差距可视为消费者“心理账户”和市场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尽管缺少可供借鉴的利用“心理账户”和“嵌入性”解释地区消费差距的模型，但地区消费差距本质上是地区消费增长进而形成差距的过程。已有文献不乏关于市场环境对我国居民消费增长影响的探讨，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劳动力市场[9]，主要基于我国劳动力收入份额和消费率同步下降的事实，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抑制了居民消费增长。二是金融市场。汪伟等[10]认为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导致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收紧，被迫减少员工的利润分配，导致居民家庭劳动收入份额和消费水平降低。张漾滨[11]的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仅在长期具有财富效应。三是房地产市场。关于房价波动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在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结论，部分研究认为可持续的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有利于居民消费增长[12]，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房产投资”和“刚需”抑制了居民消费[13]，而段忠东[14]认为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房价增长率较低时，有助于居民消费，反之则具有挤出效应。
综上所述，在完全理性假定下将消费者视为自主决策的“原子人”实质是一种社会化不足的观点，而将居民消费水平完全归因为外界因素又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两类研究都简化了消费者消费行为决策的过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模型的解释力度。目前缺少基于“嵌入性”理论，从“心理账户”和市场环境两方面系统解释我国地区消费差距成因的研究，针对此，本文通过对接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城镇部分和同一时期宏观数据，实证研究了市场环境通过“嵌入性”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心理账户”的影响特征。 从式（5）中可以看出，若要在t期使得消费者达到更高的消费弹性，存在三种路径：
一是减少未来消费的可能性（ct+i）。今天更多的消费意味着明天更少的消费，个体需要对不同时期的消费效用进行权衡，而未来消费（ct+i）能对今天的自己产生多少效用，取决于主观贴现因子ρ的大小，新古典经济学利用指数贴现模型分析未来消费对消费者当前效用的贡献，其中一个隐含的假定条件是不远将来的贴现率与未来两点之间的贴现率一致。但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Strotz[15]发现与指数贴现模型相矛盾的是，主观贴现率存在一个时变问题：“现在的自己”更偏好于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未来”的自己则不愿意完成该计划。这使得贴现率随着时间递减的双曲折现模型逐步被学者们广泛接受，他们认为，个体由于普遍缺乏耐心，尤其是短期内的个体行为具有更高的主观贴现率，而且几乎超过了利率水平[16]。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消费者更倾向于透支未来进行当期消费呢？Loewenstein和Thaler[17]认为人的大脑中存在着两种决策机制，一是短期的、冲动的，二是长远的、克制的。消费者会采取一些无法反悔的措施和内部强制策略来对自己当下的非理性消费（尤其是对非必需品：文化、娱乐消费等）进行控制——自我控制。这解释了为什么个体会同时拥有储蓄和负债两种账户考虑到负债的高额利息远远大于储蓄，这种做法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被认为是不理性的。对于一个没有自我控制能力的消费者（短期内ρ非常大），在偿还债务之后又会迅速累积欠款，这类消费者实际上是将负债账户视为消费支出的一个参照点，而将储蓄置于一个有着独立参照点的“心理账户”中该参照点通常与当前储蓄账户中的金额相关，个体往往不愿意看到储蓄账户中的金额减少。以防止动用储蓄账户发生过度消费。以上分析表明，消费者主要以负债账户作为消费支出的参照点，而个人收入或财富的变动，尤其是工资性收入或经营性收入等通常被家庭居民视为“血汗钱”的变动，对消费习惯的影响较小。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在控制负债水平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消费弹性显著下降。
二是减少另外两种财富的消费弹性。心理账户强调个体有限理性对于消费、储蓄等经济决策的影响，在有限理性下，个体的经济决策是零散的而不是综合的，这有利于简化消费者的决策过程。除了利用负债账户防止过度消费，消费者利用心理账户进行自我控制的另一个表现是将消费划分为不同类型（衣服、娱乐、教育等），各类型消费均具有其独自的参照点，这使得各类财富对某一消费品的消费弹性仅存在有限的替代关系。例如，对于一个个体经营户来说，经营收入的上涨并不会使其改变原有的文化、娱乐等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习惯，但若获得一笔来自于赌博、中奖等意外性的收入，这种消费支出规模可能会迅速扩大。这同样表明，当这种意外性的收入被消耗殆尽时，消费者并不愿意动用其他收入或财富以维持当前消费习惯。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各类消费弹性之间存在着有限的替代关系。
三是获取更高的财富收益率（rf，ru，rh）。由上述分析可知，消费者对一定数量货币的认知决定了该货币所对应的心理账户类型，但货币在消费环境所发挥的效用仍会受到自身框架、内容以及所处环境的影响[3]。“嵌入性”理论解释了外部环境对个体经济决策的影响过程，认为个体决策行为“嵌入”在当下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是一种处于社会化不足和过度社会化之间的“中度”状态[4]。一方面，结合式（5）可知，消费者对一定数量货币的认知及其所决定的心理账户嵌入在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之中，由于未来财富收益率本身不可观测，消费弹性实际上是受到未来财富预期收益折现的影响，在适应性预期下，各类财富所对应的市场波动成为影响消费者未来预期收益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个体进行储蓄行为是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使得个体对待储蓄账户的变动十分谨慎。因此，市场环境波动会对消费者这种通过建立储蓄和负债账户的自我控制方式和零散化决策行为产生影响。例如，在劳动力市场前景较差的情况下，消费者随时面临着工资性收入降低的可能，此时消费者会强化自我控制过程，通过缩减消费扩大储蓄账户，进而降低了工资性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参照作用。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市场环境的前景越差，各类财富的消费弹性越小（个体通过设定“心理账户”预防过度消费的特征越明显）。
表3报告了协方差模型的回归结果，从离异数（-2LL）来看，第（2）（4）（6）列与表2第（2）（4）（6）列具有相同的固定效应，因此可以进行比较。离异数差值服从χ2分布，自由度为44（即46-2），均在1%水平下达到统计意义上显著，表明协方差模型的拟合优度要更好。
从固定效应来看，各类财富对各类消费的弹性具有明显的差异，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心理账户”特征。在未引入负债变量时，对一般性消费影响最大的是工资性收入，而对生产性消费影响最大的是其他金融财富。在引入负债变量后，经营性收入的回归系数由显著变为不显著，工资性收入的回归系数显著变小，其他负债对城镇居民消费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生产性消费的影响要大于一般性消费。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1。消费者同时建立储蓄和负债账户，期望在本期付清债务后下期继续利用债务积累进行消费，此时，消费者将债务积累设置成为一个参照物，防止过度消费行为[27]。由于融资约束和工作搜寻成本，使得个体经营者资本积累更为困难并且机会成本更高，导致这种过度消费行为预防机制更为明显，进而使得经营性收入对消费支出影响不显著。
从随机效应来看，工资性收入和储蓄、现金对各消费类型的影响作用在各地区存在着显著差异，经营性收入虽然对各类消费不存在显著影响，但随机效应达到统计意义上显著，个体经营户的过度消费预防机制的有效程度可能與地区金融可得性和市场潜能等相关。其他金融财富（包括股票、期货、国债等）的随机效应未达到统计意义上显著，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这类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品嵌入的市场环境的差异逐渐缩小，因此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在地区间也不存在显著差异。最后，自有住房对城镇家庭生产性消费的影响在地区间具有显著差异，其他房产对一般性消费的影响则不具有显著差异。整体来看，地区间工资性收入对一般性消费影响的差异性最大，经营性收入对生产性消费影响的差异性最大。下文将通过引入层二变量检验市场环境嵌入对城镇居民消费心理账户的影响作用。 表4报告了完整模型的回归结果。相同的市场环境对于各类财富消费弹性的影响差异较大，我国城镇居民对各类财富效用的个人认知存在着较大差别，且受到自身所处的直接市场和关联市场环境的影响。具体来看，各类市场环境的改善都有利于工资性收入的消费弹性增大。市场潜能对经营性收入的各类消费弹性没有产生有效影响，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互联网金融有助于增加地区金融可得性，弱化了个体经营户的过度消费预防机制。上述回归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3。但市场潜能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几乎都显著抑制了住房财富的消费弹性，表明在市场前景良好的时候，本身拥有较高住房财富的个体更希望通过买房积累个人财富，从而对消费支出产生“挤出效应”。除此之外，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除了显著提高了工资性收入的消费弹性，对其他财富的消费弹性几乎都具有抑制作用。这与李雪松和黄彦彦[12]的研究结论一致，在房价上行阶段，居民家庭为购房而储蓄，降低了消费弹性。房地产价格上涨具有抑制储蓄和现金消费弹性的作用，尤其是对于生产性消费弹性。这反映了当前房地产投资已经在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和投资决策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整体来看，对于一般性消费品，在面对市场环境恶化时，居民家庭为应对不确定性，会通过缩减工资性收入的消费弹性提高储蓄水平，但购房意愿也会随之下降，使得购房意愿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减小，有利于维持当前消费习惯;对于生产性消费品，在面对金融环境恶化时，消费者会缩减工资性收入的消费弹性，但也会通过增加自由住房和储蓄、现金的消费弹性尽力维持当前消费。各“心理账户”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但这种替代性是有限的，假定家庭财富不变，通过加总各财富的消费弹性可以看出，市场环境的改善会增加家庭一般性和生产性消费，仅有房价上涨会抑制生产性消费。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2。
从拟合优度来看，引入房地产市场环境变量时，模型的离异数最小，表明房地产市场环境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心理账户”地区差距的解释力度最强，但由于各市场环境度量的量纲不同，我们仍需要通过组间方差缩减比例进行进一步考察。
在表5中，各类型市场环境均是对工资性收入的消费弹性在地区间差异的解释程度最高，且均为正相关，当前我国政府在改善市场环境的同时，应注重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总体来看，劳动力市场对各类财富的一般性消费品弹性在地区间的差距的解释程度最大，达到20.25%，房地产市场对各类财富的生产性消费品弹性在地区间的差距的解释程度最大，达到16.07%。在新时代下，随着物质生活需求逐步得到满足，人们更注重精神生活，文化等生产性消费在居民家庭消费决策中愈发重要，需警惕房地产市场泡沫以及房价上涨造成的内需紧张，以加速我国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转型。
五、结论
本文使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多层次线性模型，考察了市场环境、心理账户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第一，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偏向于以负债账户作为预防过度消费的参照点，这在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等被居民视为“血汗钱”的消费弹性中尤为明显，因而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消费弹性相对较小。金融财富和住房财富的消费弹性相对较大，它们的地区分布差异产生了较高的地区消费差距。第二，各“心理账户”之间存在有限的替代性，市场潜能和互联網金融的发展削弱了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过度消费预防机制，有利于增加一般性和生产性消费，但房价上涨会抑制生产性消费。第三，在三类市场环境中，地区劳动力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均衡分别是导致一般性消费弹性和生产性消费弹性出现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其解释程度分别达到了20.25%和16.07%。综上所述，地区消费差距主要来源于家庭金融财富和住房财富上的分布差异以及地区劳动力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差异。本文揭示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财富水平的结构性关系问题，可为政府制定有关提升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在思考和处理城镇地区消费差距时，应具有全局意识，针对性掌握和利用资源，因地制宜，切勿“一刀切”。
参考文献：
[1] Thaler R.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80， 1（1）： 39-60.
[2] 邹红， 李奥蕾， 喻开志.消费不平等的度量、出生组分解和形成机制——兼与收入不平等比较[J].经济学（季刊）， 2013（4）： 1231-1254.
[3] Thaler R H.Mental accounting matters[J].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999， 12（3）： 183-206.
[4] 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5] Polanyi K.The great transformation[M].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6] Dolfsma W.Mediated preferences： How institutions affect consump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002， 36（2）： 449-457.
[7] Feagan R B， Morris D.Consumer quest for embeddedness： A case study of the Brantford farmers’ marke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2009， 33： 235-243. [8] 王宁.从“消费自主性”到“消费嵌入性”——消费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型[J].学术研究， 2013（10）： 38-44.
[9] 李稻葵， 徐翔.二元经济中宏观经济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5（6）： 21-28.
[10]汪伟， 郭新强， 艾春荣.融资约束、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中国低消费[J].经济研究， 2013（11）： 100-113.
[11]张漾滨.中国股价与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管理世界， 2012（1）： 178-179.
[12]颜色， 朱国钟.“房奴效应”还是“财富效应”？——房价上涨对国民消费影响的一个理论分析[J].管理世界， 2013（3）： 34-47.
[13]李雪松， 黄彦彦.房价上涨、多套房决策与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J].经济研究， 2015（9）： 100-113.
[14]段忠东.房价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门限测度——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 2014（4）： 27-38.
[15]Strotz R H.Myopia and inconsistency in dynamic utility maximiza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56， 23（3）： 165-180.
[16]Shefrin H M， Thaler R H.The behavioral life-cycle hypothesis[J].Economic Inquiry， 1988， 26（4）： 609-643.
[17]Loewenstein G， Thaler R H.Anomalies： Intertemporal choice[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89， 3（4）： 181-193.
[18]Tate R L.Reviewed work： Multilevel models in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 by Harvey Goldstein[J].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1988， 13（2）： 187-191.
[19]Steger T M.Economic growth with subsistence consumption[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 62（2）： 343-361.
[20]閆新华， 杭斌.内、外部习惯形成及居民消费结构——基于中国农村居民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 2010（5）： 32-40.
[21]Lettau M， Ludvigson S C.Understanding trend and cycle in asset values： Reevaluating the wealth effect on consump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 276-299.
[22]邹薇， 袁飞兰.劳动收入份额、总需求与劳动生产率[J].中国工业经济， 2018（2）： 5-23.
[23]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3）： 483-499.
[24]Kamal F， Lovely M E， Ouyang P.Does deeper integration enhance spatial advantages？ Market access and wage growth in China[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12， 23： 59-74.
[25]李春琦， 李立.家庭劳动力供给对消费平滑的影响效应： 基于CFPS数据的微观实证[J].当代经济科学， 2018（5）： 70-78.
[26]Cohen J.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M].Elsevier Inc.， 1977.
[27]Thaler R H.Psychology and savings polic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2）： 186-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