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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总指望杂技、京剧和所谓原生态少数民族歌舞充当文化使者”
在2011年底结束的第5届“中国散文年会”评选中，梁晓声的作品又一次获得“年度中国散文一等奖”。数十年来，他笔耕不辍，创作40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600余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及三四百万字的散文杂文和影视剧本，成为当代不多的杰出高产作家。不断问世的优秀作品，既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又具温暖现实主义的情怀，感动千万读者。在半难半佳的岁月中，使人心中积淀着求真向善的力量。梁晓声为人正直耿介，忠义肝胆，冰雪品节，充满社会责任感，享有良好声望与口碑。北京早春，明媚的阳光中透着些许寒意。在梁晓声简约质朴的家里，记者就文化与人生、读书和创作话题同他展开交流。访谈中，梁晓声温文尔雅，才思敏捷，常是目光专注地正视着你，使人感受到一份由内而外的本真与热诚。
文化自觉性与“化人”
作为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文化委员会主任，声名斐然、衣食无忧，不热衷于游山玩水、颐养天年，却仍然坚持发掷地之声，关切忧思于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如何走向光明未来，进而撰文探讨文化、历史、现实与人性深层次的东西。带着关注，记者向梁晓声问及这样做的初衷。
思忖片刻，梁晓声中肯地表述起带有前瞻性的观感：“中国之改革开放，终将验证这样一种规律——成也文化，败也文化；若功亏一篑而不可持续，教训也肯定归于文化。文化，不仅是供人欣赏的所谓优雅文艺，或满足人娱乐的所谓通俗文艺。文化从来就和思想连在一起。有多么自信的文化，才有多么自信的思想。只有平等并受尊重的文化，才能培植优秀的文化知识分子族群，才能形成有思想力的文化。如果良好的文化思想、文化气息能够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影响，并充分体现，这样的社会就是‘良知社会’。而如果反过来，文化被逼退到边缘，被变成由外力左右的某种‘东西’，是文化的悲哀，无法提升民族的精神水准和灵魂质量，不能使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
文为心迹，言为心声。梁晓声指出，文化有本能性、商业性和自觉性。本能性是满足人们娱乐快感的原始属性。当下文化不但有，而且还日渐蔚然成风，发扬光大。商业性即逐利性，为金钱而冲动的文化现象几乎满目皆是。其中不少或无价值观可言，或者价值观大成问题——比如欣赏阴谋手段、讴歌皇权的文化。自觉性表现为对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提升和灵魂塑造的责任感、使命感。此种文化将客观梳理国家与民族史，尽量还原历史事件真相，尽量公允地评价历史人物，尽量深刻地剖析自己国家的历史错误以警示后人；也将正视社会现实，具有忧患意识地呈现社会问题，揭示社会矛盾，义无反顾地批判种种假、丑、恶的社会病态。当然，同时会用温暖来慰藉众多沮丧、疲惫、冷感、迷惘的人心。自觉的文化，绝不会长久甘于在次品质层面而存在，更不是明智甚至犬儒主义地逃避现实，而是将以上功能全面发挥的文化。
“如果文化几乎只能提供娱乐，以商业为目的，使自身品质萎缩、退化，便难以与世界接轨，展现魅力与亲和力。不能总指望杂技、京剧和所谓原生态少数民族歌舞充当文化使者。有一些概念不但失去凝聚力，且在民间已成调侃。最初提出时给大家以新意，但后来为何失去意义？这值得思考。”在梁晓声看来，世界了解一个国家，主要是看这个国家的当下文化怎么反映当下现实，是否诚实。总体上不能诚实表现思想力的文化知识分子，是很难被外国同行瞧得起的，也就无法欣赏这个国家的当代文化。
基于此，梁晓声特别强调，文化要走在前边。如果热点事件出现，文化再跟进，不论拍电影还是著书讨论，那时多已失去对民众的影响。而做到文化在前，文化人的自觉性尤为重要。梁晓声形象地做起比喻：如果将蚂蚁放在烟灰缸里，当它们向外爬时用烟头烫，几次后便都不往外爬了，甘于只在烟灰缸里活动；并且通过化学分泌物互相传播信息，达成不往外爬的潜规则。尽管现实中不乏此种现象，但梁晓声相信无论客观环境怎样，必然会有某些文化人表达立场、态度与观点。
人文伊始，文化天下。“文化的终极使命是化人。”梁晓声温和地加以阐释，这需要化不同的人。首先，在最高层面化决策者，提升和丰富他们进行决策时的思维方式、胸襟气度与视野关切。改革开放30年，早期是“制理”国家，后来变成“治理”。这两个字发音一样，但意义不同。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从“管理”变成“服务”，“服务”中又包含“管理”。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当世界不同文化迎面而来时，也影响决策者用文化的思维修正从前的认知，确立更新的理念。
其次，文化化精英与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经过几个阶段，从封建王朝到民国时期，特别是其间的“五四”运动，都有变化。“文革”受挫后，知识分子首先提出：“我们也是人，我们承担不了那么多。”文学创作中出现“告别崇高”的主题，其中蕴含着“告别责任”。到今天，媒体重新提出“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探讨何谓知识分子？说明关于受文化影响下的知识分子概念和话题在不断拓展。
再者，是文化与民众的关系。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决定了民众身上有很多劣根性，尤其突出的便是奴性。民间自身同样会生发文化，“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就是典型的负文化。当其具象地“化”到我们民族的人时，就会出现“小悦悦事件”，就会产生有人病发摔倒却没人管的现象。这些鲁迅在1930年代就已经谈到，为什么70多年过去依然如此？这就是负文化在起作用，没有被正文化消解掉。
阳光透过明亮的窗棂静静地映照在脸庞上，给交流带来一丝暖意。梁晓声进一步举例谈到，中国民间还有句话：“出头的橼子先烂。”这同样是强力且厚重的负价值观文化。起源于草根，带自保性，后向知识层蔓延。当大家都自锁唇舌、绝不触碰时弊，那还谈什么呢？因此，终究还要有一部分人来说话，只不过某一时期这样的人少，这样的平台有限，但不能因此就变成万马齐喑。当说真话禁忌越来越多时，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包括写文章，有一种叫作“曲笔”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表达见解的现象。有意思的是，“曲笔”最初人们还能明白本意，发展到现在很多时候已不清楚他支持和反对什么，完全变成暧昧。有些知识分子沾沾自喜于这种暧昧。这个倒也算了，最不好的是明知对错，知识分子却还要阿谀奉承。一个“精彩”表态使人迅速获得的利益，比通过诚实的脑力与体力劳动要快得多。这就是投机。“总之，文化化不同的人，表现各异；但至少要化我这样的人，我是要求自己经常来说的。”
寂寞三层次与读书
2011年，北京首届阅读季启动，聘请梁晓声担任“北京读书形象”大使。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就喜欢沉下心专注读书。日积月累，书籍成为梁晓声诚挚的朋友，对他的人生大有帮助。在一次与大学生对话时，梁晓声被问到：“阅读的习惯对人究竟有什么好处？”他的回答耐人寻味、引人入胜：“读书可以使人具有特别长期抵抗寂寞的能力。”
回顾人生经历，无论知青岁月、复旦求学，还是在日后的文学写作中，梁晓声都曾有过孤独与寂寞感。境况跌入最低点时，他更是看不到任何希望。幸运的是，除好心人相助外，梁晓声通过持之以恒、勤奋认真地读书，对驱散寂寞、改变人生起到独特的重要作用。从阅读中，他渐渐感悟到，尽管在特定时期，艰苦卓绝、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使人们付出包括青春甚至生命的惨重代价，但浩然正气者从未因环境恶劣而低头屈服，有的只是对命运生生不息地抗争，和对文明孜孜不倦地追寻。
于孤独中求索，在寂寞里读书。结合见闻察阅与自身体会，梁晓声形象地将“寂寞”分为表层、深层和更强大的三个层次，进而逐一进行描述。表层寂寞是由于想做事而无所事事，想说话而无人倾诉，想改变自身处境而又难以实现。这是对人格性情的缓慢破坏，于心灵好比锈对于某些容易生锈的金属；但不是所有金属都容易受影响，金子根本不生锈，不锈钢的拒腐蚀性也很强。深层寂寞即从早到晚所做之事，自己并无兴趣；晨昏交替总在说些什么，但没几句是自己想说的；即使改变这一境遇，新局面依旧大同小异，而自己又十分清楚这一点。如果这样一个人，心灵中再连值得回忆一下的往事都没有，头脑中连值得梳理一下的思想都没有，那么他或她的人性，很快就会从外表锈到中间。
无论表层寂寞还是深层寂寞，要抵抗住对人心的伤害，需要人性的大能力。梁晓声讲述起一段让人触景生情的往事：他的父亲虽然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但在“文革”中也遭到流放式对待。仅仅因为他这个14岁闯关东的人，在哈尔滨学会几句日语和俄语，便被怀疑成日俄双料潜伏特务。有七八年时间，父亲独自被发配到四川深山里为工人食堂种菜。他一个人开了一大片荒地，一年到头不停地种，不停地收。隔两三个月会有车进入深山送一次粮食和盐，并拉走菜。在这段悠绵隔绝的岁月中，没有第二个人，没有电，连猫狗也难见，更找不到任何可读物。有，对于父亲而言也是白有，因为他几乎是文盲。父亲靠什么排遣寂寞呢？近50岁的人硬是自己琢磨学会了织毛衣。手脚勤快的父亲麻利地将竹节劈好，然后小心翼翼地磨制成几根织针。在近8年的独处时光里，父亲将带上山的新旧劳保手套一双双地拆绕成线团，为几个儿女织线背心等御寒衣物。就这样年复一年，熟而生巧。织，成了他的习惯。这种从前只有女人才常见的技能，一直保持到他77岁逝世那年。
劳动者为了不使自己的心灵被锈蚀住，也只有被逼出这么一种能力。而知识者，正因为感受到的寂寞往往是深层的，所以需要有抵抗寂寞的更强能力。这一种能力，正是通过阅读和思想来培养。梁晓声微微向前探下笔直的腰板，深情地追忆到，胡风先生在当年“右派”中遭遇波折，身心受过双重寂寞伤害。先生逝世后，梁晓声见过他的夫人一面，惴惴地问：“先生靠什么抵抗住与世隔绝的漫长寂寞？”她说：“靠回忆和思想，否则人的精神早就崩溃了。”梁晓声不禁感慨，幸亏先生是大知识分子，故有值得一再回忆之事，一再梳理之思想。若换成自己父亲仅靠拆劳保手套织东西，肯定要在漫长寂寞的伤害下疯了吧。知识给予知识分子最宝贵的能力是思想。凭借思想的能力，无论被置于何种孤单境地，人都不会丧失最后一个交谈伙伴，那正是他自己。自己与自己交谈，也足以抵抗幽深的寂寞。如果居然还侥幸能够有笔纸相伴，孤独和可怕的寂寞也许还会开出以外的芬芳艳丽花朵。《绞刑架下的报告》、《可爱的中国》、《堂·吉诃德》的某些章节、欧·亨利的部分经典短篇，便是在牢房里开出的思想与文学花朵。
从表层寂寞到深层寂寞，无论普通劳动者还是知识阶层，尽管具体表象不同，但在现实生活中都会不同程度遇到。作为一位爱憎分明，深具正义感的思想者，梁晓声也不例外。说起面对寂寞时自身如何排遣，他温润和善地吐露心声：“不能把寂寞当成苦楚。关于寂寞的话题是为自己写的，最初是感受到浮躁来袭的社会状态。写作有时也是一种自我教育和勉励的方式。当体悟文化艺术在不同阶段的商业大潮中汹涌澎湃时，我在想一个人要有怎样的定力，才能保持本真不迷失，不随波逐流。我有两种寂寞。一种是享受的时光，表现为安静、独处、读书、思考。另一种是指思想上的寂寞。写一篇文章不能传达，可能只是印出来，还会使一些人不高兴。这时会感到思想受到屏蔽，体会孤独与寂寞。这种情况在生活中可能常有，比如今天你采访我，我谈这个问题；不然，这些内容我只能跟自己对话。”
岁月如流，水波不兴。思想使回忆成为知识分子的驼峰。在五彩斑斓、缤繁纷扰的物欲时代里，当人们孤独与寂寞感日益强烈时，便尝试复归常态，打开记忆的闸门，寻找精神寄托，回顾奇异人生。这时，梁晓声所说的更强大的寂寞——想回忆而没什么值得回忆，想思想却早已丧失思想的习惯便会出现，令很多人殊为尴尬。因为他们恍然间发现原来平日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将思想的能力遗失淡忘，也就自行赶走了最后一个陪伴他的人、一生最忠诚的朋友——自己。“不要认为孤独和寂寞永远不会找到自己头上。”梁晓声语重心长地提出忠告，“人为使自己具备抵抗能力，读书吧。”
说起读书对成长的作用和人生的启示，梁晓声目光清澈，有感而发：“我身上比较典型，是书化了我。我从小生长在哈尔滨市，有一个时期把市新华书店里能见到的书，全都阅读了。一部分是1949年后的革命文学，比如《红旗谱》、《红日》、《战斗的青春》等；那时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另一部分俄国文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莱蒙托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名家作品。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欧美18世纪至19世纪启蒙文学。1966年我初中毕业，祖父是没有田地的山东雇农，父亲是第一代建筑工人。从阶级成分上说，我是‘红五类’，最草根最穷苦的一代。这样一个人在‘文革’中完全可能成为最激进的造反派，但我不是。‘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就跟这个运动发生抵触，保持距离，思考它的荒唐性和反文化、反人道的本性。这就是书化人的作用。”
文明社会建设与责任
2011年秋天，由梁晓声担任编剧的30集电视连续剧《返城年代》正式拍摄，引起社会各方关注。在开机仪式上，他坦诚地说道：“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不能让文化领域变成浮躁的全民娱乐场，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能做娱乐场的看客。”再次写知青题材作品，梁晓声说想呈现一点历史的东西，为年轻人补上记忆的一课，让不知道和忘了的人看一看，保持清醒。“近日我还到全国政协请民盟中央副主席张梅颖大姐向有关领导转交一封信，谈中国电影问题。如果以后被问到，在中国转型时期，作为文化人做了什么，难道要回答拍了几部商业片，挣了很多钱吗？在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有必要想在前头。知青年代是与‘文革’重叠的年代，否则我就不创作这些作品。创作者要主动拓宽创作半径，经过争取被理解给予一定尺度，那我就去做。”
梁晓声以文艺创作为例，指出文化人的责任远不止向市场提供文化消费品，更应通过思考反映问题、表达意见，最终寻求出路。而对于他来说，每年召开的全国“两会”无疑是建言献策的良好平台。身为第十和第十一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梁晓声不辞辛苦地为解决民众切身利益问题而奔波劳碌。在他看来，政协委员应具备何种素养，有怎样作为，与对现实的透彻理解，对民众的深厚感情，息息相关。全国政协委员既是国计民生现象的观察员，也是具有深入研究能力的调研员，反映民众心声的传达员。最重要的是还要做评论员和监督员，检验政府职能部门为广大民众服务的效率与质量。
谈到2012年即将召开的“两会”，梁晓声在一如既往认真扎实准备提案的同时，也在思考：“在‘两会’上谈民生话题，大家都比较踊跃。各个阶层都有民生诉求。但谈民主话题会非常少。很多人习惯成自然，认为‘两会’代表和委员就是谈民生的。我觉得，民主问题不解决的话，民生相当多的问题是没法迎刃而解的。怎样用民主的方式更有效地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膨胀，更有效地制约权力掌控者的异化，更有效地提升社会舆论的监督。这里同时也要想到可行性，否则面对提案让人无从着手。当然，也要谈民生问题。改革开放30年，有人获得巨大的成果利好，但不要忘记有人在当初做出牺牲。很多问题只进行批评是不够的，如何提出解决方法就显得更加重要。”
之所以这样身体力行、尽心尽职，是因为在梁晓声的心中，怀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他由衷地希望生长于斯的社会更加通明壮丽，向着文明不断迈进。他认为，文明社会是尽量成全人人都活得自然、愉快、独立的社会，也是人心低贱现象很少的社会。人心只有保持对于高尚的崇敬，才能自觉地防止因趋利而鄙劣低贱。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恶而强的人太多，生活就会忧惧得使人失去希望。善而弱的人居众，生活将平庸得令人丧气。只有善而强的人多了，国家才能振兴，民族才会优秀。
就像“两会”涉及民生议题的周到考量一样，谈及眼中文明社会的标准时，梁晓声细致地说道：“首先要物质文明，当一个人的生存处在最艰难的情况时，很难要求他在精神上如何。因此，在这个前提下须谈物质是第一位的。但并不是物质问题解决，生活水平提高，精神文明自然而然就会提升。这就涉及到之前所说文化的缺席。”
在迎春而至、寒意未退的时节里，梁晓声展纸命笔，通古察今，省思过往，娓娓道来。那些历史的声音，文化的忧思，随着他苍劲雄健的笔端，铿锵悠扬、潇洒从容地舒悦响彻在现实的天空——欧阳修感叹：“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杜甫语及：“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梁晓声情真意切地表示，在这些皆为“政”、“治”语的提示中，真正能够动人心弦的是深纯厚重的人文思想。每当后人翻阅历史、用心倾听，从先贤处寻找信仰、真理与力量时，便不难体会到其中蕴含的人性关照与文化情怀，是那么丰富精深，那么温暖坦荡，那么源远流长。其实，人们又何尝不会想起这位著名作家在春蕾含蓄、春花待放时的灿烂思想、绚丽心境与温和意蕴呢——文化最终是“化人”。
责任编辑 陈晰
在2011年底结束的第5届“中国散文年会”评选中，梁晓声的作品又一次获得“年度中国散文一等奖”。数十年来，他笔耕不辍，创作40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600余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及三四百万字的散文杂文和影视剧本，成为当代不多的杰出高产作家。不断问世的优秀作品，既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又具温暖现实主义的情怀，感动千万读者。在半难半佳的岁月中，使人心中积淀着求真向善的力量。梁晓声为人正直耿介，忠义肝胆，冰雪品节，充满社会责任感，享有良好声望与口碑。北京早春，明媚的阳光中透着些许寒意。在梁晓声简约质朴的家里，记者就文化与人生、读书和创作话题同他展开交流。访谈中，梁晓声温文尔雅，才思敏捷，常是目光专注地正视着你，使人感受到一份由内而外的本真与热诚。
文化自觉性与“化人”
作为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文化委员会主任，声名斐然、衣食无忧，不热衷于游山玩水、颐养天年，却仍然坚持发掷地之声，关切忧思于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如何走向光明未来，进而撰文探讨文化、历史、现实与人性深层次的东西。带着关注，记者向梁晓声问及这样做的初衷。
思忖片刻，梁晓声中肯地表述起带有前瞻性的观感：“中国之改革开放，终将验证这样一种规律——成也文化，败也文化；若功亏一篑而不可持续，教训也肯定归于文化。文化，不仅是供人欣赏的所谓优雅文艺，或满足人娱乐的所谓通俗文艺。文化从来就和思想连在一起。有多么自信的文化，才有多么自信的思想。只有平等并受尊重的文化，才能培植优秀的文化知识分子族群，才能形成有思想力的文化。如果良好的文化思想、文化气息能够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影响，并充分体现，这样的社会就是‘良知社会’。而如果反过来，文化被逼退到边缘，被变成由外力左右的某种‘东西’，是文化的悲哀，无法提升民族的精神水准和灵魂质量，不能使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
文为心迹，言为心声。梁晓声指出，文化有本能性、商业性和自觉性。本能性是满足人们娱乐快感的原始属性。当下文化不但有，而且还日渐蔚然成风，发扬光大。商业性即逐利性，为金钱而冲动的文化现象几乎满目皆是。其中不少或无价值观可言，或者价值观大成问题——比如欣赏阴谋手段、讴歌皇权的文化。自觉性表现为对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提升和灵魂塑造的责任感、使命感。此种文化将客观梳理国家与民族史，尽量还原历史事件真相，尽量公允地评价历史人物，尽量深刻地剖析自己国家的历史错误以警示后人；也将正视社会现实，具有忧患意识地呈现社会问题，揭示社会矛盾，义无反顾地批判种种假、丑、恶的社会病态。当然，同时会用温暖来慰藉众多沮丧、疲惫、冷感、迷惘的人心。自觉的文化，绝不会长久甘于在次品质层面而存在，更不是明智甚至犬儒主义地逃避现实，而是将以上功能全面发挥的文化。
“如果文化几乎只能提供娱乐，以商业为目的，使自身品质萎缩、退化，便难以与世界接轨，展现魅力与亲和力。不能总指望杂技、京剧和所谓原生态少数民族歌舞充当文化使者。有一些概念不但失去凝聚力，且在民间已成调侃。最初提出时给大家以新意，但后来为何失去意义？这值得思考。”在梁晓声看来，世界了解一个国家，主要是看这个国家的当下文化怎么反映当下现实，是否诚实。总体上不能诚实表现思想力的文化知识分子，是很难被外国同行瞧得起的，也就无法欣赏这个国家的当代文化。
基于此，梁晓声特别强调，文化要走在前边。如果热点事件出现，文化再跟进，不论拍电影还是著书讨论，那时多已失去对民众的影响。而做到文化在前，文化人的自觉性尤为重要。梁晓声形象地做起比喻：如果将蚂蚁放在烟灰缸里，当它们向外爬时用烟头烫，几次后便都不往外爬了，甘于只在烟灰缸里活动；并且通过化学分泌物互相传播信息，达成不往外爬的潜规则。尽管现实中不乏此种现象，但梁晓声相信无论客观环境怎样，必然会有某些文化人表达立场、态度与观点。
人文伊始，文化天下。“文化的终极使命是化人。”梁晓声温和地加以阐释，这需要化不同的人。首先，在最高层面化决策者，提升和丰富他们进行决策时的思维方式、胸襟气度与视野关切。改革开放30年，早期是“制理”国家，后来变成“治理”。这两个字发音一样，但意义不同。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从“管理”变成“服务”，“服务”中又包含“管理”。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当世界不同文化迎面而来时，也影响决策者用文化的思维修正从前的认知，确立更新的理念。
其次，文化化精英与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经过几个阶段，从封建王朝到民国时期，特别是其间的“五四”运动，都有变化。“文革”受挫后，知识分子首先提出：“我们也是人，我们承担不了那么多。”文学创作中出现“告别崇高”的主题，其中蕴含着“告别责任”。到今天，媒体重新提出“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探讨何谓知识分子？说明关于受文化影响下的知识分子概念和话题在不断拓展。
再者，是文化与民众的关系。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决定了民众身上有很多劣根性，尤其突出的便是奴性。民间自身同样会生发文化，“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就是典型的负文化。当其具象地“化”到我们民族的人时，就会出现“小悦悦事件”，就会产生有人病发摔倒却没人管的现象。这些鲁迅在1930年代就已经谈到，为什么70多年过去依然如此？这就是负文化在起作用，没有被正文化消解掉。
阳光透过明亮的窗棂静静地映照在脸庞上，给交流带来一丝暖意。梁晓声进一步举例谈到，中国民间还有句话：“出头的橼子先烂。”这同样是强力且厚重的负价值观文化。起源于草根，带自保性，后向知识层蔓延。当大家都自锁唇舌、绝不触碰时弊，那还谈什么呢？因此，终究还要有一部分人来说话，只不过某一时期这样的人少，这样的平台有限，但不能因此就变成万马齐喑。当说真话禁忌越来越多时，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包括写文章，有一种叫作“曲笔”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表达见解的现象。有意思的是，“曲笔”最初人们还能明白本意，发展到现在很多时候已不清楚他支持和反对什么，完全变成暧昧。有些知识分子沾沾自喜于这种暧昧。这个倒也算了，最不好的是明知对错，知识分子却还要阿谀奉承。一个“精彩”表态使人迅速获得的利益，比通过诚实的脑力与体力劳动要快得多。这就是投机。“总之，文化化不同的人，表现各异；但至少要化我这样的人，我是要求自己经常来说的。”
寂寞三层次与读书
2011年，北京首届阅读季启动，聘请梁晓声担任“北京读书形象”大使。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就喜欢沉下心专注读书。日积月累，书籍成为梁晓声诚挚的朋友，对他的人生大有帮助。在一次与大学生对话时，梁晓声被问到：“阅读的习惯对人究竟有什么好处？”他的回答耐人寻味、引人入胜：“读书可以使人具有特别长期抵抗寂寞的能力。”
回顾人生经历，无论知青岁月、复旦求学，还是在日后的文学写作中，梁晓声都曾有过孤独与寂寞感。境况跌入最低点时，他更是看不到任何希望。幸运的是，除好心人相助外，梁晓声通过持之以恒、勤奋认真地读书，对驱散寂寞、改变人生起到独特的重要作用。从阅读中，他渐渐感悟到，尽管在特定时期，艰苦卓绝、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使人们付出包括青春甚至生命的惨重代价，但浩然正气者从未因环境恶劣而低头屈服，有的只是对命运生生不息地抗争，和对文明孜孜不倦地追寻。
于孤独中求索，在寂寞里读书。结合见闻察阅与自身体会，梁晓声形象地将“寂寞”分为表层、深层和更强大的三个层次，进而逐一进行描述。表层寂寞是由于想做事而无所事事，想说话而无人倾诉，想改变自身处境而又难以实现。这是对人格性情的缓慢破坏，于心灵好比锈对于某些容易生锈的金属；但不是所有金属都容易受影响，金子根本不生锈，不锈钢的拒腐蚀性也很强。深层寂寞即从早到晚所做之事，自己并无兴趣；晨昏交替总在说些什么，但没几句是自己想说的；即使改变这一境遇，新局面依旧大同小异，而自己又十分清楚这一点。如果这样一个人，心灵中再连值得回忆一下的往事都没有，头脑中连值得梳理一下的思想都没有，那么他或她的人性，很快就会从外表锈到中间。
无论表层寂寞还是深层寂寞，要抵抗住对人心的伤害，需要人性的大能力。梁晓声讲述起一段让人触景生情的往事：他的父亲虽然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但在“文革”中也遭到流放式对待。仅仅因为他这个14岁闯关东的人，在哈尔滨学会几句日语和俄语，便被怀疑成日俄双料潜伏特务。有七八年时间，父亲独自被发配到四川深山里为工人食堂种菜。他一个人开了一大片荒地，一年到头不停地种，不停地收。隔两三个月会有车进入深山送一次粮食和盐，并拉走菜。在这段悠绵隔绝的岁月中，没有第二个人，没有电，连猫狗也难见，更找不到任何可读物。有，对于父亲而言也是白有，因为他几乎是文盲。父亲靠什么排遣寂寞呢？近50岁的人硬是自己琢磨学会了织毛衣。手脚勤快的父亲麻利地将竹节劈好，然后小心翼翼地磨制成几根织针。在近8年的独处时光里，父亲将带上山的新旧劳保手套一双双地拆绕成线团，为几个儿女织线背心等御寒衣物。就这样年复一年，熟而生巧。织，成了他的习惯。这种从前只有女人才常见的技能，一直保持到他77岁逝世那年。
劳动者为了不使自己的心灵被锈蚀住，也只有被逼出这么一种能力。而知识者，正因为感受到的寂寞往往是深层的，所以需要有抵抗寂寞的更强能力。这一种能力，正是通过阅读和思想来培养。梁晓声微微向前探下笔直的腰板，深情地追忆到，胡风先生在当年“右派”中遭遇波折，身心受过双重寂寞伤害。先生逝世后，梁晓声见过他的夫人一面，惴惴地问：“先生靠什么抵抗住与世隔绝的漫长寂寞？”她说：“靠回忆和思想，否则人的精神早就崩溃了。”梁晓声不禁感慨，幸亏先生是大知识分子，故有值得一再回忆之事，一再梳理之思想。若换成自己父亲仅靠拆劳保手套织东西，肯定要在漫长寂寞的伤害下疯了吧。知识给予知识分子最宝贵的能力是思想。凭借思想的能力，无论被置于何种孤单境地，人都不会丧失最后一个交谈伙伴，那正是他自己。自己与自己交谈，也足以抵抗幽深的寂寞。如果居然还侥幸能够有笔纸相伴，孤独和可怕的寂寞也许还会开出以外的芬芳艳丽花朵。《绞刑架下的报告》、《可爱的中国》、《堂·吉诃德》的某些章节、欧·亨利的部分经典短篇，便是在牢房里开出的思想与文学花朵。
从表层寂寞到深层寂寞，无论普通劳动者还是知识阶层，尽管具体表象不同，但在现实生活中都会不同程度遇到。作为一位爱憎分明，深具正义感的思想者，梁晓声也不例外。说起面对寂寞时自身如何排遣，他温润和善地吐露心声：“不能把寂寞当成苦楚。关于寂寞的话题是为自己写的，最初是感受到浮躁来袭的社会状态。写作有时也是一种自我教育和勉励的方式。当体悟文化艺术在不同阶段的商业大潮中汹涌澎湃时，我在想一个人要有怎样的定力，才能保持本真不迷失，不随波逐流。我有两种寂寞。一种是享受的时光，表现为安静、独处、读书、思考。另一种是指思想上的寂寞。写一篇文章不能传达，可能只是印出来，还会使一些人不高兴。这时会感到思想受到屏蔽，体会孤独与寂寞。这种情况在生活中可能常有，比如今天你采访我，我谈这个问题；不然，这些内容我只能跟自己对话。”
岁月如流，水波不兴。思想使回忆成为知识分子的驼峰。在五彩斑斓、缤繁纷扰的物欲时代里，当人们孤独与寂寞感日益强烈时，便尝试复归常态，打开记忆的闸门，寻找精神寄托，回顾奇异人生。这时，梁晓声所说的更强大的寂寞——想回忆而没什么值得回忆，想思想却早已丧失思想的习惯便会出现，令很多人殊为尴尬。因为他们恍然间发现原来平日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将思想的能力遗失淡忘，也就自行赶走了最后一个陪伴他的人、一生最忠诚的朋友——自己。“不要认为孤独和寂寞永远不会找到自己头上。”梁晓声语重心长地提出忠告，“人为使自己具备抵抗能力，读书吧。”
说起读书对成长的作用和人生的启示，梁晓声目光清澈，有感而发：“我身上比较典型，是书化了我。我从小生长在哈尔滨市，有一个时期把市新华书店里能见到的书，全都阅读了。一部分是1949年后的革命文学，比如《红旗谱》、《红日》、《战斗的青春》等；那时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另一部分俄国文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莱蒙托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名家作品。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欧美18世纪至19世纪启蒙文学。1966年我初中毕业，祖父是没有田地的山东雇农，父亲是第一代建筑工人。从阶级成分上说，我是‘红五类’，最草根最穷苦的一代。这样一个人在‘文革’中完全可能成为最激进的造反派，但我不是。‘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就跟这个运动发生抵触，保持距离，思考它的荒唐性和反文化、反人道的本性。这就是书化人的作用。”
文明社会建设与责任
2011年秋天，由梁晓声担任编剧的30集电视连续剧《返城年代》正式拍摄，引起社会各方关注。在开机仪式上，他坦诚地说道：“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不能让文化领域变成浮躁的全民娱乐场，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能做娱乐场的看客。”再次写知青题材作品，梁晓声说想呈现一点历史的东西，为年轻人补上记忆的一课，让不知道和忘了的人看一看，保持清醒。“近日我还到全国政协请民盟中央副主席张梅颖大姐向有关领导转交一封信，谈中国电影问题。如果以后被问到，在中国转型时期，作为文化人做了什么，难道要回答拍了几部商业片，挣了很多钱吗？在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有必要想在前头。知青年代是与‘文革’重叠的年代，否则我就不创作这些作品。创作者要主动拓宽创作半径，经过争取被理解给予一定尺度，那我就去做。”
梁晓声以文艺创作为例，指出文化人的责任远不止向市场提供文化消费品，更应通过思考反映问题、表达意见，最终寻求出路。而对于他来说，每年召开的全国“两会”无疑是建言献策的良好平台。身为第十和第十一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梁晓声不辞辛苦地为解决民众切身利益问题而奔波劳碌。在他看来，政协委员应具备何种素养，有怎样作为，与对现实的透彻理解，对民众的深厚感情，息息相关。全国政协委员既是国计民生现象的观察员，也是具有深入研究能力的调研员，反映民众心声的传达员。最重要的是还要做评论员和监督员，检验政府职能部门为广大民众服务的效率与质量。
谈到2012年即将召开的“两会”，梁晓声在一如既往认真扎实准备提案的同时，也在思考：“在‘两会’上谈民生话题，大家都比较踊跃。各个阶层都有民生诉求。但谈民主话题会非常少。很多人习惯成自然，认为‘两会’代表和委员就是谈民生的。我觉得，民主问题不解决的话，民生相当多的问题是没法迎刃而解的。怎样用民主的方式更有效地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膨胀，更有效地制约权力掌控者的异化，更有效地提升社会舆论的监督。这里同时也要想到可行性，否则面对提案让人无从着手。当然，也要谈民生问题。改革开放30年，有人获得巨大的成果利好，但不要忘记有人在当初做出牺牲。很多问题只进行批评是不够的，如何提出解决方法就显得更加重要。”
之所以这样身体力行、尽心尽职，是因为在梁晓声的心中，怀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他由衷地希望生长于斯的社会更加通明壮丽，向着文明不断迈进。他认为，文明社会是尽量成全人人都活得自然、愉快、独立的社会，也是人心低贱现象很少的社会。人心只有保持对于高尚的崇敬，才能自觉地防止因趋利而鄙劣低贱。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恶而强的人太多，生活就会忧惧得使人失去希望。善而弱的人居众，生活将平庸得令人丧气。只有善而强的人多了，国家才能振兴，民族才会优秀。
就像“两会”涉及民生议题的周到考量一样，谈及眼中文明社会的标准时，梁晓声细致地说道：“首先要物质文明，当一个人的生存处在最艰难的情况时，很难要求他在精神上如何。因此，在这个前提下须谈物质是第一位的。但并不是物质问题解决，生活水平提高，精神文明自然而然就会提升。这就涉及到之前所说文化的缺席。”
在迎春而至、寒意未退的时节里，梁晓声展纸命笔，通古察今，省思过往，娓娓道来。那些历史的声音，文化的忧思，随着他苍劲雄健的笔端，铿锵悠扬、潇洒从容地舒悦响彻在现实的天空——欧阳修感叹：“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杜甫语及：“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梁晓声情真意切地表示，在这些皆为“政”、“治”语的提示中，真正能够动人心弦的是深纯厚重的人文思想。每当后人翻阅历史、用心倾听，从先贤处寻找信仰、真理与力量时，便不难体会到其中蕴含的人性关照与文化情怀，是那么丰富精深，那么温暖坦荡，那么源远流长。其实，人们又何尝不会想起这位著名作家在春蕾含蓄、春花待放时的灿烂思想、绚丽心境与温和意蕴呢——文化最终是“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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