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对藏区反贫困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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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藏区反贫困现状、反贫困与生态维护、反贫困与卫生事业、反贫困与农村劳力转移、反贫困与国际合作等的分析,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藏区反贫困特殊性的认识和理解,为中国藏区反贫困在理论、实践上作出更深入的探索。
  [关键词] 藏区;反贫困;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C912.81;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2—0105-06
  
  中国藏区反贫困开展甚早。西藏于20世纪50年代和平解放后,即对贫困藏民生活展开救济。其他藏区的种种救助、救治,亦随民主改革的实施而先后推行。70年代,反贫困——中国称之为“扶贫”、“扶贫开发”在藏区全面启动。廿余年来,中国藏区反贫困取得巨大成果。但由于诸多特殊因素,藏区反贫困形势依然严峻,还存在种种问题和困难。对此,国外方方面面评论甚多,在充分肯定中国藏区、尤其是西藏反贫困工作的同时,也提出不少意见和认识,其中不乏善意关切,亦有情况不明的疑虑,自然也有情绪化的指责。人所共知,中国藏区、尤其是西藏的地位及国际上所谓“西藏问题”的影响,使得藏区尤其是西藏反贫困具有比较特殊的国际背景,因而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便有着非常突出的现实性和迫切性。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形式多样的深入沟通、了解,才能对中国藏区反贫困的特殊艰巨性、反贫困推进的特殊难度、反贫困成果巩固——脱贫状态的特别脆弱等,产生符合实际的理解,促进疑虑的消除,自然也有助于所谓“西藏问题”的积极化解。藏区尤其是西藏反贫困特殊性取得共识,不仅会吸引更多学者和机构研究藏区反贫困问题,而且将会获得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怀与支持,为藏区反贫困问题的深化,在理论上、实践上作出贡献。
  
  一、藏区反贫困现状
  
  藏区反贫困现状大致表现出三个特点:
  
  1.贫困面积、比例仍然较大
  2000年《西藏自治区扶贫开发“十五”计划》和《2010年中长期规划》的制定中,曾以1500元作为温饱标准,界定出全区有4248个村、257406户、1482321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0元,属于相对贫困人口,占全区村总数的68.5%。其中有2961个村、14042户、85021人年均纯收入低于625元,属绝对贫困人口,约占全区总人口的3%。按625元的国家所定贫困线标准,其他藏区贫困状态甚为严重。如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2003年底人均纯收入低于625元的绝对贫困人口有39.7万余人,占牧民总数的52%;人均纯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69万余人,占农牧民总数的93.4%。该州2003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仅1031元,为四川省平均数的46%,在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居于倒数第一位。
  
  2.返贫突出,脱贫巩固率不高
  藏区反贫困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是反贫与返贫的并存,返贫率较高,且表现为一种群体返贫状态。西藏估计在30%左右。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工代赈办公室统计,2003年共有2322人返贫,返贫率为20%,也有资料称不低于30%。
  返贫率高,既是由于脱贫标准低,脱贫状态脆弱,更在于灾害、疾病的严重影响。
  因灾返贫。如西藏那曲地区20世纪90年代连续发生三次大雪灾,1990年死亡牲畜88.6万头(只),总损失4.154亿元,其中直接经济损失2.919亿元,为此投入救灾款2.26亿元。1996年死亡牲畜上百万头(只),总损失3.36亿元,直接损失2.2亿元,投入救灾款1.19亿元。一场大灾瞬间让农牧民丧失大部甚至全部财产,陷于更加贫困的境地。至21世纪初,那曲尚有贫困村117个,是全区最为贫困的地区。甘孜州石渠县1996年有95.8%的贫困户越过了人均收入现金300元、有粮250公斤的最低标准,得以基本脱贫。可次年一场大雪灾,导致83%的牧民返贫。该州1999—2003年受灾人口178万人次,死亡130多人,受伤60159人,经济损失约14.3亿元,不少农牧民因此而回到温饱线以下。
  因病返贫。藏区恶疾横行,人口死亡率高,健康贫困甚为惊人。如西藏平均预期寿命比全国平均数低9年。既有奇特的大骨节等地方病,还有在低氧、寒冷、干燥和紫外线强烈照射下形成的高血压、心脏病等“高原病”。这都是与特殊环境密切相关的多发病,如大骨节病威胁近百万人,临床检出率近30%。其他疾病危害亦烈,如甘孜州巴塘县病毒性肝炎感染率达53.8%;石渠县血虫病发生率为9.8%,居全球之首。大骨节病病因复杂,治愈率低(仅5%),肝炎、高血压治疗费时且耗用甚高。因治病的沉重负担及因伤、病而丧失劳力,致使不少藏民返贫。巴塘县返贫户中因病返贫占总户的70%以上。
  
  3.新的城镇贫困群体的出现
  藏区中的一些自治州有少数如森工、采矿、商贸等国有企业,原本先天不足,缺乏竞争力,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大多被兼并、破产,以致失业职工猛然增加。上世纪末,甘孜州、阿坝州下岗职工分别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3%、16%。甘孜州府所在地康定县炉城镇,特困人口超过2020人,占总人口的6.65%。偏远的德格县府所在地更庆镇,15岁以上人口有530人,有工作岗位的有426人,无工作的有104人,后者占总人口的19.62%。未来随企业改革的深化,失业人数还将明显扩大。
  应该强调的是,他们是一个值得高度关切的特殊贫困群体。第一,这是个具有历史功劳的群体。计划经济时期,大量职工不仅工资低、劳动条件艰苦,而且是“献了青春献子孙”,一家人两代、甚至三代为藏区发展作了贡献。第二,是生活极为困难的群体。有的比农民还缺乏生存能力,每月仅靠微薄退休金或工资生活,一旦因故中断,立刻濒于困境。第三,是个失落反差很大的群体。想当年进藏支援是一种荣誉,是经过争取与表现才得以实现的,到如今落得举家赤贫,牵连后辈,心态实难平衡。第四,是个组织较强的群体。可以随时发起直接针对政府的、影响又大的集体行动,成为藏区新的不稳定因素,而且是一种容易引起外界关切、颇具复杂性的因素。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多重考虑,必须对这一特殊贫困群体作特别的救助、安置。
  上述三点中,因灾因病造成的返贫问题,现实解决难度最大。就灾害而言,这是藏区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可怕产物。“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所以被称为地球“第三极”,正是在于特别高寒而形成的严酷自然现象只有南、北极可比,灾害频繁,破坏力大。如西藏雪灾,仅1816年后的180年中,平均三年即有一次。羌塘高原东部全年雹日28-35天,居全国之冠。四川藏区从公元638年有地震纪录以来,到1982年发生地震7级的11次、6—6.9级22次、5—5.9级551次。整个藏区,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层出不穷, 雪灾、风灾、旱灾、虫灾等,几乎每年都有1—2种发生。这些不仅给藏民生产生活造成巨大损失,而且对藏区社会形态、文化习俗以及民族心理均带来很深的影响。
  更为尖锐的是,藏区这种生存环境不是短时期内通过人为努力所能加以改善的,因为青藏高原生态恶化“源”恰恰是喜马拉雅山本身。该山形成是近10-20万年地壳运动的结果,由于印度洋板块不断向北挤压,促使喜马拉雅山继续抬高,导致整个青藏高原处在强烈活动状态中,地质灾害时时均可发生。问题是这种状况还不知要持续多少年,既然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要不断上长,在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支配下,藏区生存环境的险恶形态也就要继续保持下去,在这样的严酷客观因素制约下,藏区反贫困便只有在认可这个前提下来寻求出路了。
  处在这样一个无奈而封闭的外界自然条件下,加之生产落后、社会发育程度低,以及人口素质低等多种因素的交错作用,经历长时期而积累起来的藏区贫困,当然具有特殊艰巨性、顽强性。这就要求藏区反贫困必须同时处理好人、社会、自然三者间的关系,而人的问题尤为关键。在政策内容、布置安排、工作方式等方面,都要格外慎重、周详,这也就决定了藏区反贫困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不断遭到挑战的过程。对此,国际社会、特别是以救助为使命的机构和个人,要予以深切的认识与理解,表现出更多的关怀,还要具备应有的耐心。
  
  二、反贫困与生态维护
  
  随藏区恶劣自然环境而产生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物质贫困——资源匮乏,生存容量极其有限。藏区土地77%处于海拔4500米以上,属于不利人类居住的“生命禁区”。现代土壤形成的历史短,因而质地粗疏,养分含量低,原本不宜于农牧业发展。就是这样的耕地数量还十分有限,西藏耕地仅占总面积的O.3%,其中一等地只有16.88%;甘孜州耕地占总面积的O.62%,利用率亦低,131.1万亩耕地中成熟地不到10%,25度以上坡地占47%。
  对反贫困与生态维护的关系,中国政府及藏区广大干群的认识是明确的,当今摆脱贫困首先要对现存资源予以加倍保护,否则不仅不能致富,还将丧失起码的生存条件。因此,对生态恶化势头的加紧遏制,是藏区反贫困的一大要务,并在退耕还林(草)、生态移民等方面,采取了重大行动。
  退耕还林(草)是中国政府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是西部大开发首先推出的、涉及面广的生态维护工程。当前出现的突出问题是,由于粮价上涨,原每亩补贴粮食50斤改为折钱,而发钱总数有的地方又不足购买价。这种加重农牧民经济负担、伤害其退耕还林(草)热情的做法必须改变,或依旧补粮,或根据各地粮价补足购买粮款。同时还要强调的是,藏区自然条件限制,生态林一般需要50—80年方能成材,而且在生态脆弱区,即便是成林之后,也不宜砍伐,国家对此要有长期实行补贴的准备。退耕还林(草)要与反贫困结合起来,农牧民有了虽较低却是稳定的收入后,生态维护才会得到他们的真心支持,也才有可能较为顺利地推行下去。
  关于生态移民,在藏区具有特殊紧迫性。一是居住在“生命禁区”及其他环境恶劣地带的藏民,客观上无论投入多少都难以消除贫困,必须进行搬迁。大骨节病等地方病流行区,多与水土环境有关,实行整体迁居,也是现实唯一可行之法。二是移民是生态维护的必然要求。理论与实践均认为,环境生态维护关键是充分利用其“自我修复能力”,为此必须“使人口与环境容量相适应”。藏区草原退化最严重的地方,其牧草自然生长链被打断,草原固有的“自我修复能力”需要一个恢复过程,这只有在完全禁牧、无任何人畜压力条件下才可望得以启动。三是移民可以提高人口集聚水平,能够为提高藏区城镇化水平服务。
  对于生态维护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认识和积极解决:
  一是经费。生态维护周期既长,耗费亦巨。国内对藏区生态问题需予高度关怀和大力支持。人所共知,藏区有“中国生态源”、“中华水塔”之誉,供应黄河水量的49%、长江的25%、澜沧江的15%。全国两大水系5000多条大小河流均发源于此,可以说直接关系中华大地基本生存环境的面貌。全国积极支援实属责无旁贷。为此,长江、黄河中下游各省市财政上必须做出补贴;两大水系的大型电站应缴纳生态附加税,以建立藏区生态环境建设专项基金。此外,森林资源税、水资源税等的征收也要尽快实施。国外先进经验表明,促进生态维护行之有效、也最公平的办法就是推行合理的税收政策。没有可靠的税源支撑,仅靠国家一时拨款,藏区生态维护不仅进展滞缓,而且可能陷于失败。
  与此同时,青藏高原是南亚主要江河源头,印度著名的恒河、印度河均发源于此。藏区许多江河外流后成为国际河流,如澜沧江流入缅甸后成为知名的湄公河,怒江流入缅甸为萨尔温江,雅鲁藏布江流入印度后为布拉马普特拉河。藏区生态状况对南亚、东南亚部分地区也将产生直接影响。从维护全球生存大环境出发,国际社会应对脆弱的青藏高原生态予以应有重视和帮助。亚洲、尤其是南亚诸国,应从反贫困及生态、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共同需求而言,加强与中国藏区的合作更属意义重大,应大力加以倡导。
  二是移民带来的相关问题。移民搬迁给藏民现实生活带来一些不便,对深层次的民族文化继承也会形成某些挑战,有人力主停止施行。如前所述,移民是为了藏民具有起码生存条件等原因而不得不进行的,是出于生存权高于一切的基本人权考虑。一时生活上的不适,藏民应主动加以克服,这是一个公民应有的责任或应尽的义务。至于民族文化的传承,移居之后不会突然中断,因为传承的主体是原有居民,而不是原来的居住环境。如果新的生活条件更佳,人们的精神状态自然活跃振奋,必将对民族文化传承带来新鲜活力。当然,移民中出现的影响原有文化合理保存的问题,要尽快解决,把负面因素降低到最小程度。
  
  三、反贫困与卫生事业发展
  
  因病返贫是藏区反贫困面临的大敌之一,尽快加以遏制是现实反贫困的迫切任务,更是藏区人力资源得以开发,进而真正摆脱人类贫困的根本性因素。为此,要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1.疾病防治
  当前藏区卫生事业处于一种尴尬局面,一是藏区尤其是西藏人均医疗资源相对丰富。如2002年西藏平均每千人口的医生数和病床数分别为1.55与2.3,与全国平均数略等(1.4/2.32)。就财政支出的卫生经费而言,2003年为5200多万元,人均196元,则是全国人均水平的3.3倍。此外,为防治地方病、传染病还有专项经费开展免费治疗。二是资源配置很不合理。大部分卫生经费投入县级以上医院,如甘孜州达80%以上。造成的后果是县级以上医院设备闲置,西藏县医院床位使用率大多为20%,甘孜州约为32%。四川藏区有的中心医院B超使用,月仅1-2次,某 县得到支援的半自动生化分析仪达10台之多,却只有1台偶尔使用。但乡村医疗站却是投入既少,防治面又很大。如甘孜州乡村卫生资源占30%,而承担85%的防治任务。由于人员少,设备简陋,经费困难,根本不能正常履行防治职能。
  造成医疗资源使用不足乃至浪费的原因,主观上是农牧民经济困难。据甘孜州卫生局统计,2000年城镇居民平均医疗费为285元,农牧民仅46元(色达县竟然只有1.17元)。西藏常见病治疗费用,县级医院大约是:高血压年900元、冠心病年1000元、关节炎年1000元、胃溃疡年2000元、肝炎年3000元。就算人均年收入1500元,医疗费用亦属沉重。客观上,因地广人稀导致医疗服务半径太大,如甘孜州乡级防疫站、妇幼保健站服务半径平均为130公里。兼之交通不便,进入成本高,严重影响就医人数。
  解决藏区卫生事业存在的矛盾及广大农牧民看病难的问题,一方面各级政府要拿出有力措施,加强乡、村医院,医疗站的基本建设。实际上从2002年起,国家把卫生援藏工作正式纳入对口援藏范畴,卫生部、17个援藏省市及国家有关部委,总投资达6.1亿元,使得西藏50%以上的乡镇建立了卫生院,50%以上的县级卫生服务中心业务用房基本完成了改扩建,目前以拉萨市为中心的辐射全区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基本形成,现在市进一步加大力度将其余乡镇卫生院建设尽快予以实施。另一方面更现实的办法是迅速组建有一定医疗技能的巡回医疗队,定时深入农村,真正上门服务。鉴于藏区医护人员力量不足的困难,可借用“支教”模式,以一定优惠条件在汉区医院、特别是医科院校应届毕业生中征集“志愿者”。与此同时向国外有关机构发出信息,并创造必要条件,让其医护人员参加工作。还可以向国内外发起车辆、设备等捐赠,让巡回医疗队尽快运作并发挥作用。
  
  2.控制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是藏区反贫困推进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必须加以讨论。
  青藏高原虽然广阔,但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小,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表现出更大压力。有关材料称,据1990年和1994年统计数据,假定高原非再生资源和再生资源总量变化不大,则2000年青藏高原人均资源占有量将有较大幅度下降。不可再生资源中森林、草地、耕地、径流量和水能蕴藏量人均占有量,2000年比1994年分别下降9.38%、9.69%、9.09%、9.65%和9.68%。人均矿产资源潜在价值由1994年的190.96万元下降到2000年的172.47万元,人均净减少矿产资源潜在价值18.49万元。资源的耗竭与退化,使反贫困倍感压力,社会经济发展亦受严重束缚。
  藏区人口增长,作为主体居民的藏族承担了更多责任。近些年,西藏人口自然增长率大约为12‰。1980年,西藏自治区藏区人口1718238人,2000年增加到2421856人,增幅达40%以上。四川藏区1990年至2000年人口增长为10.9‰,平均年增长为1.6‰。人口自然增长率2002年四川省为5.1‰,阿坝州为11.9‰,甘孜州为7.4‰。包括藏族在内的四川少数民族妇女中处于生育年龄段(15-49岁)的比重为50%,其中34岁以下的达70%,而且早婚率仍在上升,少数民族人口还将以较高速度增长。
  对控制藏区人口增长、藏族推行计划生育问题,要抱科学态度,要有为藏族未来发展负责的精神。真正的民族平等不是人口数量的多少,而是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这一点在藏民中已有初步共识,是该予以积极实施了。
  讨论藏区人口、尤其是西藏人口的增长,必须要涉及外来人口问题。据2000年统计,西藏外来人口约10.87万人,占总人口的4%。其中拉萨市外来人口5万余人,占当地总人口的11%。他们主要是两种人,一为经营第三产业的小业主、个体工商户。2002年全区统计前者1367户、后者48333户,经营者80%来自区外。拉萨市城关区八廓街工商所材料载,区外经营者占61.9%,每户大多仅有1—2人,除拉萨、日喀则有少数人常住,其余在冬季都返回故乡。由于海拔高,一般不会在西藏生育后代。二为在建筑等行业的打工者,绝大多数为青壮年。由于条件艰苦,身体素质要求高,多处临时务工状态。外来人口的存在当然会造成总量的增加,但如果把藏区尤其是西藏人口压力的加大完全归之于外来者的头上,进而提出禁止入藏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行不通的。
  
  四、反贫困与农村劳力转移
  
  在藏区发展市场经济,促进农民离开农村外出务工,进而实现向非农领域的转移,是反贫困的需要,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西藏各地对农民务工、从事第三产业经营等,采取了不少鼓励、优惠政策与措施,如拉萨市场摊位费每一个仅90元(外来者为300元),税收也予以一定减免。县、乡、村级干部更是大力组织藏民参加工程建设,如在青藏铁路及输油管道铺设中承担土方劳作,一个劳力平均日工资30—60元。拉孜县查务乡的青壮年曾去集体务工3个月。至2002年西藏农牧民从事劳务达35万人次,占农牧业劳力的1/3,总收入2.3亿元,成果是很可观的。据有关外出务工的材料称,拉孜县查务村373人中有150人、扎西林村210人中有45人、乃东县结巴村627人中有240人外出务工,有的在务工中已经转谋其他职业。
  在有条件开展旅游的地方,藏民得以就近就便从事旅游业经营,不仅参与人数多,而且更快地实现了脱贫增收。21世纪初,西藏旅游业直接间接吸纳进5万名从业人员,约合第三产业从业者的1/6强。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1997—2000年旅游收入年均增长72.8%,旅游业总收入约占全州GDP的30%;从业人员达1.5万余人,年均递增20%。阿坝州九寨沟景区居民,只三年时间,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完全过上了现代富裕生活。
  外出务工,参与经营,促使藏民家庭出现了可贵的变化,如为增加收入,在对家庭劳力做出的安排中便包含了更多的经济理性。
  总的来说,藏区劳力转移仅处于起步阶段,还面临不少困难。主观上是农村显性失业状况不太突出,劳力转移压力不大。因为藏区尤其是西藏总体资源条件虽差,但人均资源还是相对丰富,一个家庭需要多个劳力从事农耕、放牧、采集等不同生产劳动。这种生产方式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劳力的转移。客观上,劳动技能培训开展很不理想。促进人力资源开发,涉及提高基础教育、基本健康服务等问题,还需要一个时间过程。
  以上简略分析表明,藏民对市场经济是持欢迎态度的,所谓“扩大西藏市场经济,将给西藏人民带来伤害”之说完全站不住脚。既然全球都要发展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更是以市场经济是否确立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西藏何以必须例外,藏民发展权何以就可忽视,甚至加以剥 夺!当前的问题是藏区尤其西藏市场经济发展得很不够,难以为藏民提供更多的脱贫致富途径,今后还需做出多方面努力。
  鉴于国外有人声称反对修建青藏铁路,在此也略加讨论。总投资达3309亿元、平均每公里2900万元的高昂成本兴建的青藏铁路,已经正式通车。对于青藏铁路工程藏民是完全赞同的。当施工开始,即为他们创造了务工条件。更重要的是,铁路建成后其投资拉动和就业效应将十分明显,估计会有6—7万个直接就业岗位、1—2万个间接就业岗位。青藏铁路将大大改善西藏运输困难的状况,货运方面增加经济、快速、运能大、全天候通道,客运方面提供更加方便、安全、舒适、廉价的运送方式,估计每天进入西藏的乘客可达4000人左右,其中旅游者达2500—3000人,全年达90万,必将会更好地为西藏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服务。青藏铁路每年将为西藏带来4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此外,青藏铁路与西宁-格尔木段及兰青线连接后,将从北到南贯穿青藏高原腹心地区,并进一步沟通南亚诸国,对中国藏区及西部地区的开发均具有重大的价值。
  
  五、反贫困与国际交流合作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下,中国藏区在反贫困中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藉以学习国外成功经验,争取国际机构和个人的多方面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藏与20多个国家、国际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开展了交流合作。2002年在北京第一次召开了“西藏自治区国际合作研讨会”,联合国机构、欧盟和日本等国,以及在西藏开展援助项目的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等165位代表参加了会议。西藏提出的25个合作项目受到与会者的积极评价,为西藏反贫困国际合作的全面推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至2002年底,据不完全统计,西藏得到的无偿援助约9000万元。
  在藏区反贫困国际合作中,国外非政府组织表现活跃。如在西藏,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于1992年援助160万美元,在原自治区卫校基础上筹建西藏医学专科学校。1996年向西藏大学医学院投入9万美元用于高血压遗传病研究。1999年资助15万美元由西安医大、西藏医专、九江医专合编三年制大专教材。至2003年,西藏大学医学院向该基金会申请并获准项目11个,金额达380多万美元,对该院办学条件的改善、实验基地的建立、教师队伍的优化等,均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1992年成立的、专门面向中国藏区的非政府组织利众基金会,主要进行教育方面的支援工作,如在大、中、小学设立奖学金,培训师资,编写教材等。在拉萨、那曲地区有具体项目开展。另外西藏基金会也有牦牛精子库、牦牛收养、雪灾救济、眼疾治疗流动站等项目。
  在甘孜州,先后有21个国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其中世界援藏基金会、美国利众基金会、美国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美国桥梁基金会等表现尤为突出。如利众基金会有30多个项目,最高金额的一项有150000美元。
  有的组织工作颇有特点,如美国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工作开展,首先是重视藏族妇女的安排。道孚县项目中妇女54个,占项目总户数的33%;稻城等三县项目中有妇女63个,占项目总户数的63%。技术项目同样积极安排妇女参加。道孚县项目中女性171人、男性262人;稻城三县项目中女性273人、男性337人。色达县项目中女性109人、男性191人。这种在反贫困具体经济活动中,鼓励妇女参加,让其得到能力表现机会的做法,显然有助于藏区妇女地位的具有新的社会意义的提升。
  其次是注意技术培训。道孚县项目累计培训24次,共433人;稻城三县项目16次,共610人;色达县项目8次,共300人。培训内容主要是常见的简单适用技术(所谓“傻瓜技术”),如药物注射、驱虫药使用、牧草清除等。一学就会,一会就用,效果甚佳。
  第三是直接发放禽畜。道孚县项目投放牲畜1440头(只)、藏鸡1200只;稻城三县项目320头(只)、色达县项目300头(只)。农牧民贷畜后以新生幼畜还贷,且以授援方式甚至礼品形式返还其他农牧民,体现一种特殊情怀,农牧民不仅乐于接受这样的项目安排,而且责任感也更强,因此小母牛项目得以持续发展,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在当今世界,非政府组织发展迅猛,影响越来越大。不但取得参加重大国际会议的权利,而且还争取参与会议筹备、甚至最后文件与决议的起草权利。此外,影响世界发展的能力也不可轻视,如1992年所提供的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估计超过80亿美元,比联合国系统提供的还多,成为第二大发展援助来源。由此可见,对非政府组织必须予以应有重视,要争取来中国、来藏区展开工作,并通过他们对那些不了解藏区真相、甚至支持“藏独”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多方面工作,显然会收到更好效果。
  有国际舆论认为,21世纪中国反贫困战略面临最为复杂、多变的国际背景,反贫困任务更加艰巨。藏区尤其是西藏反贫困问题无疑会处在斗争的前列。中国藏区尤其是西藏是整个中国反贫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反贫困的顺利进展对中国反贫困大业将产生特殊推动作用。
  中国以全球7%的耕地,基本解决20%人口的温饱,中国又是世界反贫困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区要为中国反贫困作出贡献,中国要为世界反贫困承担责任。全球也应真诚地关心中国的反贫困,真诚地关心藏区的反贫困。面对反贫困这个21世纪的一项国际性任务,全球必须寻求更加有效的反贫困措施与办法,也就要求各国间更好地理解与支持。如果把反贫困意识形态化,甚至力图异化为服务本国政治斗争需要的工具,当然是极不明智的,也是注定不会成功的。
  
  (责任编辑:谢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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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五年,随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的提出,概括、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日益成为人们的核心话语,学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也开始从基本范式、理论根基、功能定位和当代建构等多重维度全面切入,并对其未来研究的基本路向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向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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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史研究    [摘要]最近披露的俄国档案文件显示,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国参战迫使中苏两国领导人都想到了中国出兵的问题。为此,斯大林承诺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地面部队,但没有说明出动的时间和方式;毛泽东想及早派兵参战以便尽快结束战争,但斯大林并不急于使用中国军队。因为这涉及苏联出动空军及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问题;在三八线被突破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希望立即出兵援朝,而斯大林担心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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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律师执业机构的组织形式是我国律师业发展过程中长期探索的重要问题,也是《律师法》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世界主要国家律师执业机构组织形式在变迁中呈现的特点为:从承担无限责任向承担有限责任的方向发展,为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提供空间;个人开业和普通合伙执业仍占据数量优势。我国律师执业机构组织形式的发展经历了从恢复之初的法律顾问处,到国资律师所、合作律师所再到合伙事务所以及近年出现的个人律师事务所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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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1905到1906年清政府派遣到欧美各国和日本的考察政治大臣,历来的研究多从清末立宪改革的观点进行分析,因而其关于国家统治制度和宪法的考察引人关注。然而,在这些讨论中,除了日本之外,还没探讨过受访国对考察团的接待情形。本文以考察政治大臣考察德国为例,通过分析德国对考察团的态度及其政治意图,阐明其在中德关系中的意义。考察团对德国考察的重点置于教育、科技、产业、基础建设等方面,对政治方面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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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如何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这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理论话题,而在当下更是如此。最近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央编译局张光明研究员撰写的《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考察》,是一本饱蘸政治责任感的重要著作。无论每一章节的具体内容还是字里行间,都充满了论辩色彩,其范围涉及当前理论界的许多重要而敏感的话题(例如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马克思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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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现代美学对于主体的建构思想及方式,反映了美学在西方思想中的重要理论前提作用,通过将主体设想成为完美的个体,资本主义在其实践领域才有了合法的依据,即主客观的完美统一。但从康德开始,这个设想始终就不是完美的:无论是康德的观念预设,还是席勒的“游戏”假说,甚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或者尼采正面承认欲望的合法性,都没有为主体与客体的根本性分裂找到更好的说明。本文引入中国传统思想视角,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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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学中的同一性理想是指阐释者(读者)认为通过一定的阐释方法,能够获得作者的本意。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观点看,阐释者之意与作者本意是不可能同一的,但在中国古代的一些意图论阐释者眼中,同一性并不是幻想,而是可以实现的理想。意图论阐释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阐释表面上看来是两种不同倾向的阐释方法,实际上两者探寻的目标都是作者的本意。故而,同一性理想是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学中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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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确主体性问题的论域是讨论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的前提。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有着集中性的体现。马克思不仅把唯物论、辩证法和实践观,而且还把历史唯物论引入了其主体思想,因此,学界在对马克思哲学视域中人的主体性的若干具体规定作出把握的同时,更要看到马克思在人的主体性的历史发展问题上所进行的重要思考;而这正是我们在当下中国语境中致力于探究主体的新质形态与主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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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清点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概念的意义  众所周知,就如同现代中国文学是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冲击中诞生发展的一样,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也是在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模式的观照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已经过去的将近一百年中,借助于近代以后逐步输入中国的各种系统化的西方理论,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阐释模式与概念系统。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也逐渐发现,这些批评概念在实际运用中的成效却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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