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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海 主持
海洋国家与海洋经济
凌云海：过去，我们一直都有一个很深的观念，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大陆国家。其实不然，18000公里长的海岸线和600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足以证明中国也是一个海洋国家，只是传统的内陆农业文明中心观念使我们很多人淡薄了本应有的海洋意识。从历史学的角度，我们应如何重新认识?
杨国桢：海洋是中国社会和人文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考古学界的新发现已经显示，中国古文明的发展包括了我们的祖先在海洋沿岸地区和岛屿开发的海洋文明；而历史学家们在沿海区域经济史、航海史、海外交通史、海外移民史、海关史等等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则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中国海洋发展连续性的事实。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长期优势和强势造成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定位，妨碍了对中国社会历史“多元一体”的认识，往往把海洋发展看作只是农业文明的延伸，用“海洋农业文化”概括中国海洋文明就是突出的一例。而西方学界传统上把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资本主义划等号，忽视其多样性、阶段性，也妨碍了我们对海洋历史真面目的追求。改变思维定位去思考，重新诠释海洋经济、海洋社会的内涵，我们完全可以从经济、社会、人文诸方面来确定“中国也是一个海洋国家”这样的判断。中国有自己传统的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并以渐进的方式向近代转型，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海洋人文特征，并成为中国社会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再发现”对认识中国社会人文的多样性具有深远的意义。
陈东有：海洋经济是海洋国家的指标之一。海洋经济是指在海洋中及以海洋资源为对象的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以海为田”是中国海洋经济的传统模式。“以海为田”，最初是海洋捕捞和近海养殖。海洋捕捞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以前，到明代，福建渔民则组织船队去浙江集体作业。而在宋代，沿海渔民已经熟练地把养殖海蛎的技术运用到加固桥墩方面。宋元时，泉州是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明中叶开始，“以海为田”中的海洋捕捞和近海养殖比重开始退为其次，而海洋运输和海外贸易则上升为主要内容。明清时期，世界市场通过海洋运输，越来越依赖中国东南地区的市场，虽然当时的明清各朝多以限制和管制来对付海外贸易，但沿海商民仍然以各种方式与世界市场发生互动性的贸易，海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并成为沿海地区政府税收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支柱。
吕淑梅：沿海地区具有陆地与海洋的两重性格，传统农业经济与海洋经济互激互荡，因此海岸带和岛屿带的开发，既有农业型的，又有渔业型、工商贸易型以至综合型的不同模式。海岸带经济和海岛经济利用海洋的成份不断加重，成为海洋经济运作的基地。如闽南人民为主对台湾宝岛的开发，使台湾不仅成为了闽台海洋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中国东南海域对外贸易的最大中转之地。海洋经济的需求，推动了沿海港市的形成发展和外向型农业、手工业的兴起。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许多海港都市，都是海洋经济历史发展的结晶，如天津、青岛、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香港、基隆、高雄等等。
曾少聪：海外移民也是中国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批的移民海外开始于海洋经济较为发展的明中叶，当时主要是去海外经商和谋生，他们在东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的散居网，是中国海商与西方商人、亚洲商人的贸易中介，为中国创造了有利的外部市场，推动中国海洋经济与世界经济相连接。
海洋社会与海洋人文
凌云海：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与海洋经济相应的海洋社会的内涵也是丰富的，我记得杨老师曾经说过，海洋社会是指向海洋用力的社会组织、行为制度、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的组合，即与海洋经济互动的社会和文化组合。
杨国桢：是的。海洋社会与海洋经济的兴衰是相适应的。海洋社会初始表现为沿海和海域专业从事海洋活动的生产、生活群体，比如渔村、蛋户；后来发展为民间社会的基层组织，比如在渔村中的宗族组织，由海商们纠合而成的海商群体甚至在特定时期出现的亦商亦盗的海盗集团，刚才少聪讲到的海外移民中多种多样的宗亲群体以及他们在海外为生存所需而团结起来组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再进一步发展，则上升为地方性或全国性的社会结构成份。海洋社会从思想意识到行为模式与陆地社会，农业社会或游牧社会，有显著的区别，其中最主要的，海洋社会是开放型的，海洋是流动的国土决定了这一点。试想，一个海洋国家或地区，把自己与别的国家与地区的海洋联系割裂开来，鸡犬也不相闻，老死也不相往来，它势必停滞不前，经济必然衰退，最终困死于自我封闭之中。就中国的海洋发展史来看，凡是开放或弛禁的时代，沿海的社会经济就发展．反之，则衰落。所以当保守的王朝禁海或限制海洋活动时，沿海人民只有违禁闯海，以种种方式获得海上活动的空间，争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虽然中国海洋社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只是沿海地方性的社会结构，但它的运作机制和体现出来的中国海洋人文精神，在世界海洋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吕淑梅：海洋社会的社会心理就是开放意识，开放性实际上就是与别的地区的社会经济及其文化的联系性。海上捕捞和海上运输往往都需要突破本地区的生产和生存范围，海外贸易更是地区间，特别是洲际间的商品交换。封闭式的，或者自给自足式的经济都不可能形成海洋社会。
曾少聪：正是海洋社会的这种开放性特征，促成了人们活跃而又积极地外向性思维，他们很不安分于贫穷落后，更不愿死守家园，而是走出去，迎着海洋的风浪冲出去，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然后再回来，又带出一批亲朋好友，发展自己的事业，壮大海洋经济的队伍，发展海洋社会。明清时期多次移民的方式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们再反观历史，即使在朝廷禁海和限制贸易时期，也有一些官员主张弛禁通商，这些官员中的大多数人都成长于沿海地区，或是在沿海地区任职为官，对海洋社会有着程度不同的体验认识。
陈东有：海洋社会的开放特征往往与海洋活动中必须具有的冒险精神是相辅相成的。海洋经济的活动范围决定丁海洋社会的开放性，而海洋活动的方式又决定了海洋社会中人的冒险精神。与自然界的海洋风暴作斗争，需要冒险；进入不同文化的国家地区参与市场竞争，需要冒险。当然，我们可以在这种冒险中加入机智、勇敢的内涵，但冒险精神仍然是最重要的。没有海洋冒险精神，开放性的海洋活动很难实现。为了在冒险中取胜，海洋社会在表现个人的勇敢行为时，也强调集体行为的重要。在茫茫的大海上，个人的力量难以战胜自然的威力；海船更需要多人的通力合作才有可能远航和抛锚。
凌云海：海洋社会的人们需要勇敢的精神，与此相同的是，海洋社会的人们同样需要心灵的平衡。所以海洋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神灵崇拜，最为突出的是海内外华人的妈祖崇拜。把妈祖作为航海保护神是宋元时期的事，一直至今，这是一种很有海洋文化特征的神灵崇拜。
从海洋走向世界强国之列
杨国桢：刚才大家所说，只是对中国海洋社会人文发展史作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勾勒，真正的历史过程是非常复杂的。由于中国海洋人文发展的历史成果大量散佚或者“失忆”，而且至今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忽视海洋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仍然是深层次的改革难点。不可忘记，近代世界的发展史，就是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史；世界强国的道路主要是在海洋之上；近现代一百五十年来，我们国家从一个东方强国衰微落后成为一个受列强欺侮的“病夫”，从海洋上退却是主要原因之一；今天又由弱而强，则是打开国门，由海洋走向世界的结果。冷战之后的现代世界之争，主要不在宇宙空间，而是在海洋空间。不在月亮、金星、火星上的资源之争，而是在地球海洋资源的必得。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显示我国海洋发展的紧迫性。如何去获得这种发展，道路很多，但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不能丢掉，这就是重新“发现”中国海洋历史遗产，对中国海洋人文传统和现实存在进行认真总结。否则，我们将难以实现进一步的海洋经济圈的建设。因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海洋人文社会学，设立相应的研究基地，培养跨世纪的优秀人才，对发展我国的海洋事业，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是当务之急。
凌云海：杨老师倡议建立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学，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发展之时，向海洋发展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一种很必要的超前考虑和跨世纪理论工程。我们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海洋发展，为发展我们国家的海洋事业，从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韩春萌)
海洋国家与海洋经济
凌云海：过去，我们一直都有一个很深的观念，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大陆国家。其实不然，18000公里长的海岸线和600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足以证明中国也是一个海洋国家，只是传统的内陆农业文明中心观念使我们很多人淡薄了本应有的海洋意识。从历史学的角度，我们应如何重新认识?
杨国桢：海洋是中国社会和人文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考古学界的新发现已经显示，中国古文明的发展包括了我们的祖先在海洋沿岸地区和岛屿开发的海洋文明；而历史学家们在沿海区域经济史、航海史、海外交通史、海外移民史、海关史等等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则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中国海洋发展连续性的事实。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长期优势和强势造成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定位，妨碍了对中国社会历史“多元一体”的认识，往往把海洋发展看作只是农业文明的延伸，用“海洋农业文化”概括中国海洋文明就是突出的一例。而西方学界传统上把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资本主义划等号，忽视其多样性、阶段性，也妨碍了我们对海洋历史真面目的追求。改变思维定位去思考，重新诠释海洋经济、海洋社会的内涵，我们完全可以从经济、社会、人文诸方面来确定“中国也是一个海洋国家”这样的判断。中国有自己传统的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并以渐进的方式向近代转型，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海洋人文特征，并成为中国社会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再发现”对认识中国社会人文的多样性具有深远的意义。
陈东有：海洋经济是海洋国家的指标之一。海洋经济是指在海洋中及以海洋资源为对象的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以海为田”是中国海洋经济的传统模式。“以海为田”，最初是海洋捕捞和近海养殖。海洋捕捞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以前，到明代，福建渔民则组织船队去浙江集体作业。而在宋代，沿海渔民已经熟练地把养殖海蛎的技术运用到加固桥墩方面。宋元时，泉州是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明中叶开始，“以海为田”中的海洋捕捞和近海养殖比重开始退为其次，而海洋运输和海外贸易则上升为主要内容。明清时期，世界市场通过海洋运输，越来越依赖中国东南地区的市场，虽然当时的明清各朝多以限制和管制来对付海外贸易，但沿海商民仍然以各种方式与世界市场发生互动性的贸易，海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并成为沿海地区政府税收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支柱。
吕淑梅：沿海地区具有陆地与海洋的两重性格，传统农业经济与海洋经济互激互荡，因此海岸带和岛屿带的开发，既有农业型的，又有渔业型、工商贸易型以至综合型的不同模式。海岸带经济和海岛经济利用海洋的成份不断加重，成为海洋经济运作的基地。如闽南人民为主对台湾宝岛的开发，使台湾不仅成为了闽台海洋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中国东南海域对外贸易的最大中转之地。海洋经济的需求，推动了沿海港市的形成发展和外向型农业、手工业的兴起。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许多海港都市，都是海洋经济历史发展的结晶，如天津、青岛、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香港、基隆、高雄等等。
曾少聪：海外移民也是中国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批的移民海外开始于海洋经济较为发展的明中叶，当时主要是去海外经商和谋生，他们在东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的散居网，是中国海商与西方商人、亚洲商人的贸易中介，为中国创造了有利的外部市场，推动中国海洋经济与世界经济相连接。
海洋社会与海洋人文
凌云海：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与海洋经济相应的海洋社会的内涵也是丰富的，我记得杨老师曾经说过，海洋社会是指向海洋用力的社会组织、行为制度、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的组合，即与海洋经济互动的社会和文化组合。
杨国桢：是的。海洋社会与海洋经济的兴衰是相适应的。海洋社会初始表现为沿海和海域专业从事海洋活动的生产、生活群体，比如渔村、蛋户；后来发展为民间社会的基层组织，比如在渔村中的宗族组织，由海商们纠合而成的海商群体甚至在特定时期出现的亦商亦盗的海盗集团，刚才少聪讲到的海外移民中多种多样的宗亲群体以及他们在海外为生存所需而团结起来组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再进一步发展，则上升为地方性或全国性的社会结构成份。海洋社会从思想意识到行为模式与陆地社会，农业社会或游牧社会，有显著的区别，其中最主要的，海洋社会是开放型的，海洋是流动的国土决定了这一点。试想，一个海洋国家或地区，把自己与别的国家与地区的海洋联系割裂开来，鸡犬也不相闻，老死也不相往来，它势必停滞不前，经济必然衰退，最终困死于自我封闭之中。就中国的海洋发展史来看，凡是开放或弛禁的时代，沿海的社会经济就发展．反之，则衰落。所以当保守的王朝禁海或限制海洋活动时，沿海人民只有违禁闯海，以种种方式获得海上活动的空间，争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虽然中国海洋社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只是沿海地方性的社会结构，但它的运作机制和体现出来的中国海洋人文精神，在世界海洋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吕淑梅：海洋社会的社会心理就是开放意识，开放性实际上就是与别的地区的社会经济及其文化的联系性。海上捕捞和海上运输往往都需要突破本地区的生产和生存范围，海外贸易更是地区间，特别是洲际间的商品交换。封闭式的，或者自给自足式的经济都不可能形成海洋社会。
曾少聪：正是海洋社会的这种开放性特征，促成了人们活跃而又积极地外向性思维，他们很不安分于贫穷落后，更不愿死守家园，而是走出去，迎着海洋的风浪冲出去，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然后再回来，又带出一批亲朋好友，发展自己的事业，壮大海洋经济的队伍，发展海洋社会。明清时期多次移民的方式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们再反观历史，即使在朝廷禁海和限制贸易时期，也有一些官员主张弛禁通商，这些官员中的大多数人都成长于沿海地区，或是在沿海地区任职为官，对海洋社会有着程度不同的体验认识。
陈东有：海洋社会的开放特征往往与海洋活动中必须具有的冒险精神是相辅相成的。海洋经济的活动范围决定丁海洋社会的开放性，而海洋活动的方式又决定了海洋社会中人的冒险精神。与自然界的海洋风暴作斗争，需要冒险；进入不同文化的国家地区参与市场竞争，需要冒险。当然，我们可以在这种冒险中加入机智、勇敢的内涵，但冒险精神仍然是最重要的。没有海洋冒险精神，开放性的海洋活动很难实现。为了在冒险中取胜，海洋社会在表现个人的勇敢行为时，也强调集体行为的重要。在茫茫的大海上，个人的力量难以战胜自然的威力；海船更需要多人的通力合作才有可能远航和抛锚。
凌云海：海洋社会的人们需要勇敢的精神，与此相同的是，海洋社会的人们同样需要心灵的平衡。所以海洋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神灵崇拜，最为突出的是海内外华人的妈祖崇拜。把妈祖作为航海保护神是宋元时期的事，一直至今，这是一种很有海洋文化特征的神灵崇拜。
从海洋走向世界强国之列
杨国桢：刚才大家所说，只是对中国海洋社会人文发展史作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勾勒，真正的历史过程是非常复杂的。由于中国海洋人文发展的历史成果大量散佚或者“失忆”，而且至今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忽视海洋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仍然是深层次的改革难点。不可忘记，近代世界的发展史，就是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史；世界强国的道路主要是在海洋之上；近现代一百五十年来，我们国家从一个东方强国衰微落后成为一个受列强欺侮的“病夫”，从海洋上退却是主要原因之一；今天又由弱而强，则是打开国门，由海洋走向世界的结果。冷战之后的现代世界之争，主要不在宇宙空间，而是在海洋空间。不在月亮、金星、火星上的资源之争，而是在地球海洋资源的必得。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显示我国海洋发展的紧迫性。如何去获得这种发展，道路很多，但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不能丢掉，这就是重新“发现”中国海洋历史遗产，对中国海洋人文传统和现实存在进行认真总结。否则，我们将难以实现进一步的海洋经济圈的建设。因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海洋人文社会学，设立相应的研究基地，培养跨世纪的优秀人才，对发展我国的海洋事业，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是当务之急。
凌云海：杨老师倡议建立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学，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发展之时，向海洋发展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一种很必要的超前考虑和跨世纪理论工程。我们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海洋发展，为发展我们国家的海洋事业，从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韩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