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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杨家埠作为我国三大年画产地之一，制作木版年画的历史悠久。但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生活习惯的变迁，使得年画市场日益萎缩。本文旨在深入分析其式微原因，并结合国内外如何传承及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功案例，探寻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复兴之道。
关键词：杨家埠；木版年画；非物质文化遗产；复兴
中图分类号：J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205-02
杨家埠木版年画经历了几百年的动荡起伏，以其别具一格的古拙形象和喜庆祥和的象征意义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艺术品种，山东潍坊杨家埠也成为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齐名的中国三大木版年画产地之一。
杨家埠年画于明代应运而生，到清代初期及中期发展成熟并逐渐创新、出现新的品种并在清代末年走向繁荣、达到鼎盛，除了满足当时当地居民的需求外，还远销全国各地，名噪一时。然而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清末民初，杨家埠木版年画逐渐萧条，渐渐走上了下坡路，拼凑画面成了这一时期的通病，纸质的变化使这一时期的年画质量日趋下降，再加上石印年画对市场的争夺，更使得木版年画日渐失宠，呈现出萧条的状态。此后，社会动荡、战乱频繁，许多画商纷纷另谋别业，只有极少数几家坚持经营并突破杨家埠年画的陈规，追求创新，为建国后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复苏与振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国后，杨家埠年画的发展仍并非一帆风顺。建国初期，政府十分重视木版年画的研究和发展，短短几年时间，木版年画的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华东文化部和山东省文化部于1951年和1952年先后两次派人入驻杨家埠进行全面调查、辅助并指导工作，结合实际提出发展建议，生产出许多描写当时生活的年画题材，如《过新年》《妇女翻身》《自有婚姻好》等，使杨家埠木版年画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的了新的统一与创新。这一时期，杨家埠年画如枯木逢春一般迅速发展，年销售量达到了近千万张，并成立了“杨家埠年画改进委员会”等组织专门对其发展与改进进行研究。
然而好景不长，杨家埠年画在“文革”时期被列为“四旧”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年画生产被迫停止，大量年画被销毁，许多传统艺人遭到打击。幸运的是“文革”结束后，杨家埠年画在抢救传统文化的行动中获得新生。1977年到1979年期间，山东省文化局组织专家到潍坊创办年画学习班，力求使木版年画得到发扬；同时组织年画进京小组，于中国美术馆展出年画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木版年画，使杨家埠木版年画这项传统艺术在纵向传承和横向发扬上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杨家埠年画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1980年，潍坊杨家埠、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在潍坊市举办三地年画联展，提高传统年画的知名度，也为木板年画爱好者提供了欣赏观摩的机会。此后，杨家埠年画事业蒸蒸日上，年销售量达到1000多万张，远销世界各国。1983年，杨家埠年画赴美洲、欧洲、非洲等9个国家巡回展览，为中国传统工艺走出国门增添新的历史痕迹。2002年，时年76岁的“同顺德”画店传人杨洛书先生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如今已经90岁的老先生仍然在为年画事业而坚持工作。
如今，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和人们审美方式的变化，作为农耕时代产生的古朴文化无可避免的面临着工业文明浪潮的冲击，如何将这项传统艺术传承和发扬，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年画是一种年节风俗衍生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象征性装饰艺术，具有一定的时间限定，并且由于农村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人们在家中张贴年画的习惯也在渐渐消失，以往年画的广阔市场和销量也不再存在，杨家埠木版年画的题材和样式缺乏时代的气息，很难切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但是由于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惟妙惟肖的刻工和多版套印工艺，其艺术品特性帮助杨家埠木版年画经受住了现代化进程的考验，未在时代的长河中烟消云散，木版年画进入了收藏者和游客的家中，从变成了藏品和纪念品。可是机器胶印下量产的年画成本低、效率高、价格低廉，对依赖于手工刻版的杨家埠木版年画造成了一定冲击。更重要的是，创造杨家埠木版年画精湛技艺的艺人们也在渐渐老去，精力慢慢消退，而现代年轻人大多对木版年画知之甚少，也不愿意从事这个需要漫长的时间打磨的行业，老艺人的子女们也很少承父业，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传承这一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但是随着民间遗产抢救工程和非物质遗产保护活动开展，杨家埠木版年画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潍坊政府采取将传统的木版年画与旅游业相结合，在潍坊千里民俗旅游线上，杨家埠显然是重要的一站，潍坊不仅在春节期间举办年画节，还通过建立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汇聚几大地方特色，建立年画展览馆，收集大量的刻版，邀请手工艺人现场进行年画教学，不仅体现出政府对保护年画的真切重视，也能借此宣传杨家埠木版年画，扩大杨家埠特色年画的销售市场。据统计，杨家埠已有民俗产品经营业户70多家，从业人员800多人，印制年画2300万张，成为地地道道的民俗作坊。
在我们实地调研的过程中也发现，民间艺术大观园确实成为市民和游客出游选择的地点，而学校也会组织学生们来到大观园观摩学习。大观园中的老手工艺人也告诉我们，制作木版年画需要大量的经验，学会快，印好却很难，他们的子女也因为木版年画不赚钱，所以没有和他们一样走上这条道路，比起机器印制的年画，他们更推崇手工制作富含人文气息的作品，而不是死板的商业产品。目前，杨家埠木版年画的保护正在慢慢完善，相关的文献资料也取得可喜的丰富成果，但是它的保护也不应该停留在表面上的“维持”，而是从制作，传承，发展上的全面保护，将重视传统文化的观念重新注入人们的思想，并促进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创新，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国外有许多较为成功的案例。在这里，不得不提苏格兰和威尔士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他们很重视对本民族的特色手工艺和语言的保护。所以，当英国对历史环境进行立法保护时，苏格兰和威尔士也开始从三个方面对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在对三个途径进行阐释之前，首先需要了解英国的态度。虽然英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未表现出太高的热情，但是，英国并没有反对英格兰和威尔士采取相关保护措施。从另一个侧面看，在大的制度便利方面，英国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了支持。
一、立法规制，行有出处
苏格兰借助知识产权制度颁布了《苏格兰威士忌条例》和《苏格兰格子注册法》。《苏格兰威士忌条例》利用地理标志制度实现对苏格兰威士忌的保护，为对其他国家公司的仿冒行为提起诉讼提供了便利。此外还通过《2011年威尔士语措施》、《2005年苏格兰盖尔语法》保护各民族语言，这些条例都受到宪章的保护。
二、政策支持，发展创意
在政策支持方面主要采用发展创意产业的方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本身与发展创意产业并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刘宇在关于文化创意的论文中写道，“非遗可以作为传统文化的遗产基因，通过现代文化创意，生发出全新而又不失传统神韵、核心价值与精神内涵的创意作品，通过现代商业市场的运作加以传播，形成由文化传承人、文化事象到市场，再有市场反哺文化传承人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1]
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表现为扶植博物馆、画廊、文化艺术培养、提供财政和基金资助。英国的DCMS（文化媒体体育部）出台了许多支持博物馆发展的政策，并提供大量的资金资助。英国非常注重青少年的艺术培养，这有助于从小培养青少年的文化素养和创造力。与此同时，也开展各种文化教育项目，调动青少年的文化热情，向青少年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在资金资助方面，以盖尔语委员会为例，英格兰政府每年都会为委员会提供资金。
三、民间参与，上下一心
英国的民间团体有非常强烈的非遗保护继承意识，一些博物馆专家、学者都积极呼吁政府对非遗进行保护。民间团体积极组织各种节日、委员会等来发展非遗事业。非遗事业的发展必然是要全员参与，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英国可以很骄傲地指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让整个世界都欣羡不已”。英国政府在各界敦促下采取的非遗保护和创新措施，为我国的非遗创新保护提供了主要的方法，但在一些具体操作方面我们还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创新保护方式。
以日本为例，日本在保护yuki-tusumugi这一种传统制布工艺方面，采用了申请世界非遗文化遗产、增加新闻曝光率、在学校开办相关课程的方法对该技艺进行保护传承。此外，还可以参考的是阿根廷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种名为Filete porte?o的绘画技艺的创新保护。该绘画技艺采用特别的字母风格，绘制的内容涉及社会，宗教、政治、音乐和运动等流行热点，并将其绘制在公交车、商店等随处可见的绘制平台上。此外，他们鼓励对此感兴趣的人零门槛学习绘画技法。此种传播方式，所需的资金更少，也更方便于操作。很值得杨家埠木版年画学习。
木版年画想要重新焕发活力，符合当下社会审美，使大多数人认可并接受就需不断创新。这种创新不同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年画研习社，需要将古老的年画艺术和现代潮流结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
一、依托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年画形式，延长产业链
近年来，以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苏州博物院等为首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日臻繁荣，市场前景越来越广阔，潜在的消费人群也越来越庞大。文创行业的蓬勃发展十分有利于年画产业的创新，依托技术和资金的支持，开发出人们喜闻乐见的年画产品。
过去年画印于纸上，或者印在台历、明信片上，这些传统的方式以前比较受欢迎。而现在年画的欣赏变得越来越小众化，甚至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不再购买年画，杨家埠作为我国三大年画产地之一亟需做出改变。
二、走高端定制道路，提升品牌定位
杨家埠木版年画取材于农民生活，贴近现实，风格淳朴粗犷，这也是杨家埠有别于天津杨柳青和苏州桃花坞细腻的宫廷画风格的一个特色。此处所说的走高端定制道路，并非摒弃原有的风格定位，而是以杨家埠木版年画这一总品牌为依托，开发出新的针对高端消费群的子品牌。这种来样加工的高端定制路线和“广彩”（清朝的一种外销瓷器）类似，根据顾客的要求和喜好，打造独特的年画产品或衍生品。囿于年画的时节性，某种程度上妨碍了年画的进一步发展，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年画是春节专属，在平时则没有消费年画的习惯和行为，所以年画需要从节日用品转型为艺术收藏品或文化创意产品。
三、数字化技术保护，建立专题博物馆
作为入选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杨家埠木版年画，其传统技艺的保护也不可忽视。这种技艺除了年画世家的代代相传或者师徒制的传承，还需要建立依靠专题博物馆，利用数字化技术来保护。调研队曾经去山东潍坊杨家埠村调查，在主打民俗旅游的杨家埠大观园中，存在木版年画专题博物馆，但在此博物馆中只是介绍其发展脉络，并陈列了一些刻板、样画、制作工具，既没有做到数字化的保护，也没有做到与参观者的良好互动。在实地走访杨家埠之余，调研队还前往天津和苏州这两大年画产地进行考察，参观了杨柳青年画博物馆和桃花坞年画博物馆，其现状和杨家埠年画博物馆大体类似。且刻板材质大多为棠梨木，木质不易于长久保存，基于此现状，木版年画的数字化保护十分必要。
四、木版年画艺术进课堂，培养年轻一代的文化习惯
从个体层面来说，年轻一代接触木版年画的机会较少，如果将年画技艺引进学校教育，作为一门必修或选修课程，让孩子较早地对木版年画有一些了解，也有利于日后兴趣的培养。一门技艺不想被束之高阁或后继乏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一直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
在笔者离开潍坊杨家埠前夕，两名年轻人慕名来到非遗传承人杨洛书老先生家中购买年画。在谈话中我们得知她们专程从北京赶来，其中一名是国家京剧演员，对传统文化特别是木版年画十分感兴趣，此次专为收藏而来。这不禁又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希望，希望杨家埠木版年画能够永葆青春。
参考文献：
[1]刘宇、张礼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本位基因的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96页.
[2]郭玉军、司文：《英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色及其启示》，《文化遗产》2015年第四期，第3页.
[3]李欣，《数字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路向》，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
[4]介子平，《消失的民艺：年画》，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
关键词：杨家埠；木版年画；非物质文化遗产；复兴
中图分类号：J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205-02
杨家埠木版年画经历了几百年的动荡起伏，以其别具一格的古拙形象和喜庆祥和的象征意义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艺术品种，山东潍坊杨家埠也成为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齐名的中国三大木版年画产地之一。
杨家埠年画于明代应运而生，到清代初期及中期发展成熟并逐渐创新、出现新的品种并在清代末年走向繁荣、达到鼎盛，除了满足当时当地居民的需求外，还远销全国各地，名噪一时。然而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清末民初，杨家埠木版年画逐渐萧条，渐渐走上了下坡路，拼凑画面成了这一时期的通病，纸质的变化使这一时期的年画质量日趋下降，再加上石印年画对市场的争夺，更使得木版年画日渐失宠，呈现出萧条的状态。此后，社会动荡、战乱频繁，许多画商纷纷另谋别业，只有极少数几家坚持经营并突破杨家埠年画的陈规，追求创新，为建国后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复苏与振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国后，杨家埠年画的发展仍并非一帆风顺。建国初期，政府十分重视木版年画的研究和发展，短短几年时间，木版年画的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华东文化部和山东省文化部于1951年和1952年先后两次派人入驻杨家埠进行全面调查、辅助并指导工作，结合实际提出发展建议，生产出许多描写当时生活的年画题材，如《过新年》《妇女翻身》《自有婚姻好》等，使杨家埠木版年画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的了新的统一与创新。这一时期，杨家埠年画如枯木逢春一般迅速发展，年销售量达到了近千万张，并成立了“杨家埠年画改进委员会”等组织专门对其发展与改进进行研究。
然而好景不长，杨家埠年画在“文革”时期被列为“四旧”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年画生产被迫停止，大量年画被销毁，许多传统艺人遭到打击。幸运的是“文革”结束后，杨家埠年画在抢救传统文化的行动中获得新生。1977年到1979年期间，山东省文化局组织专家到潍坊创办年画学习班，力求使木版年画得到发扬；同时组织年画进京小组，于中国美术馆展出年画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木版年画，使杨家埠木版年画这项传统艺术在纵向传承和横向发扬上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杨家埠年画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1980年，潍坊杨家埠、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在潍坊市举办三地年画联展，提高传统年画的知名度，也为木板年画爱好者提供了欣赏观摩的机会。此后，杨家埠年画事业蒸蒸日上，年销售量达到1000多万张，远销世界各国。1983年，杨家埠年画赴美洲、欧洲、非洲等9个国家巡回展览，为中国传统工艺走出国门增添新的历史痕迹。2002年，时年76岁的“同顺德”画店传人杨洛书先生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如今已经90岁的老先生仍然在为年画事业而坚持工作。
如今，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和人们审美方式的变化，作为农耕时代产生的古朴文化无可避免的面临着工业文明浪潮的冲击，如何将这项传统艺术传承和发扬，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年画是一种年节风俗衍生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象征性装饰艺术，具有一定的时间限定，并且由于农村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人们在家中张贴年画的习惯也在渐渐消失，以往年画的广阔市场和销量也不再存在，杨家埠木版年画的题材和样式缺乏时代的气息，很难切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但是由于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惟妙惟肖的刻工和多版套印工艺，其艺术品特性帮助杨家埠木版年画经受住了现代化进程的考验，未在时代的长河中烟消云散，木版年画进入了收藏者和游客的家中，从变成了藏品和纪念品。可是机器胶印下量产的年画成本低、效率高、价格低廉，对依赖于手工刻版的杨家埠木版年画造成了一定冲击。更重要的是，创造杨家埠木版年画精湛技艺的艺人们也在渐渐老去，精力慢慢消退，而现代年轻人大多对木版年画知之甚少，也不愿意从事这个需要漫长的时间打磨的行业，老艺人的子女们也很少承父业，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传承这一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但是随着民间遗产抢救工程和非物质遗产保护活动开展，杨家埠木版年画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潍坊政府采取将传统的木版年画与旅游业相结合，在潍坊千里民俗旅游线上，杨家埠显然是重要的一站，潍坊不仅在春节期间举办年画节，还通过建立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汇聚几大地方特色，建立年画展览馆，收集大量的刻版，邀请手工艺人现场进行年画教学，不仅体现出政府对保护年画的真切重视，也能借此宣传杨家埠木版年画，扩大杨家埠特色年画的销售市场。据统计，杨家埠已有民俗产品经营业户70多家，从业人员800多人，印制年画2300万张，成为地地道道的民俗作坊。
在我们实地调研的过程中也发现，民间艺术大观园确实成为市民和游客出游选择的地点，而学校也会组织学生们来到大观园观摩学习。大观园中的老手工艺人也告诉我们，制作木版年画需要大量的经验，学会快，印好却很难，他们的子女也因为木版年画不赚钱，所以没有和他们一样走上这条道路，比起机器印制的年画，他们更推崇手工制作富含人文气息的作品，而不是死板的商业产品。目前，杨家埠木版年画的保护正在慢慢完善，相关的文献资料也取得可喜的丰富成果，但是它的保护也不应该停留在表面上的“维持”，而是从制作，传承，发展上的全面保护，将重视传统文化的观念重新注入人们的思想，并促进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创新，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国外有许多较为成功的案例。在这里，不得不提苏格兰和威尔士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他们很重视对本民族的特色手工艺和语言的保护。所以，当英国对历史环境进行立法保护时，苏格兰和威尔士也开始从三个方面对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在对三个途径进行阐释之前，首先需要了解英国的态度。虽然英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未表现出太高的热情，但是，英国并没有反对英格兰和威尔士采取相关保护措施。从另一个侧面看，在大的制度便利方面，英国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了支持。
一、立法规制，行有出处
苏格兰借助知识产权制度颁布了《苏格兰威士忌条例》和《苏格兰格子注册法》。《苏格兰威士忌条例》利用地理标志制度实现对苏格兰威士忌的保护，为对其他国家公司的仿冒行为提起诉讼提供了便利。此外还通过《2011年威尔士语措施》、《2005年苏格兰盖尔语法》保护各民族语言，这些条例都受到宪章的保护。
二、政策支持，发展创意
在政策支持方面主要采用发展创意产业的方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本身与发展创意产业并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刘宇在关于文化创意的论文中写道，“非遗可以作为传统文化的遗产基因，通过现代文化创意，生发出全新而又不失传统神韵、核心价值与精神内涵的创意作品，通过现代商业市场的运作加以传播，形成由文化传承人、文化事象到市场，再有市场反哺文化传承人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1]
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表现为扶植博物馆、画廊、文化艺术培养、提供财政和基金资助。英国的DCMS（文化媒体体育部）出台了许多支持博物馆发展的政策，并提供大量的资金资助。英国非常注重青少年的艺术培养，这有助于从小培养青少年的文化素养和创造力。与此同时，也开展各种文化教育项目，调动青少年的文化热情，向青少年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在资金资助方面，以盖尔语委员会为例，英格兰政府每年都会为委员会提供资金。
三、民间参与，上下一心
英国的民间团体有非常强烈的非遗保护继承意识，一些博物馆专家、学者都积极呼吁政府对非遗进行保护。民间团体积极组织各种节日、委员会等来发展非遗事业。非遗事业的发展必然是要全员参与，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英国可以很骄傲地指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让整个世界都欣羡不已”。英国政府在各界敦促下采取的非遗保护和创新措施，为我国的非遗创新保护提供了主要的方法，但在一些具体操作方面我们还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创新保护方式。
以日本为例，日本在保护yuki-tusumugi这一种传统制布工艺方面，采用了申请世界非遗文化遗产、增加新闻曝光率、在学校开办相关课程的方法对该技艺进行保护传承。此外，还可以参考的是阿根廷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种名为Filete porte?o的绘画技艺的创新保护。该绘画技艺采用特别的字母风格，绘制的内容涉及社会，宗教、政治、音乐和运动等流行热点，并将其绘制在公交车、商店等随处可见的绘制平台上。此外，他们鼓励对此感兴趣的人零门槛学习绘画技法。此种传播方式，所需的资金更少，也更方便于操作。很值得杨家埠木版年画学习。
木版年画想要重新焕发活力，符合当下社会审美，使大多数人认可并接受就需不断创新。这种创新不同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年画研习社，需要将古老的年画艺术和现代潮流结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
一、依托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年画形式，延长产业链
近年来，以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苏州博物院等为首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日臻繁荣，市场前景越来越广阔，潜在的消费人群也越来越庞大。文创行业的蓬勃发展十分有利于年画产业的创新，依托技术和资金的支持，开发出人们喜闻乐见的年画产品。
过去年画印于纸上，或者印在台历、明信片上，这些传统的方式以前比较受欢迎。而现在年画的欣赏变得越来越小众化，甚至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不再购买年画，杨家埠作为我国三大年画产地之一亟需做出改变。
二、走高端定制道路，提升品牌定位
杨家埠木版年画取材于农民生活，贴近现实，风格淳朴粗犷，这也是杨家埠有别于天津杨柳青和苏州桃花坞细腻的宫廷画风格的一个特色。此处所说的走高端定制道路，并非摒弃原有的风格定位，而是以杨家埠木版年画这一总品牌为依托，开发出新的针对高端消费群的子品牌。这种来样加工的高端定制路线和“广彩”（清朝的一种外销瓷器）类似，根据顾客的要求和喜好，打造独特的年画产品或衍生品。囿于年画的时节性，某种程度上妨碍了年画的进一步发展，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年画是春节专属，在平时则没有消费年画的习惯和行为，所以年画需要从节日用品转型为艺术收藏品或文化创意产品。
三、数字化技术保护，建立专题博物馆
作为入选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杨家埠木版年画，其传统技艺的保护也不可忽视。这种技艺除了年画世家的代代相传或者师徒制的传承，还需要建立依靠专题博物馆，利用数字化技术来保护。调研队曾经去山东潍坊杨家埠村调查，在主打民俗旅游的杨家埠大观园中，存在木版年画专题博物馆，但在此博物馆中只是介绍其发展脉络，并陈列了一些刻板、样画、制作工具，既没有做到数字化的保护，也没有做到与参观者的良好互动。在实地走访杨家埠之余，调研队还前往天津和苏州这两大年画产地进行考察，参观了杨柳青年画博物馆和桃花坞年画博物馆，其现状和杨家埠年画博物馆大体类似。且刻板材质大多为棠梨木，木质不易于长久保存，基于此现状，木版年画的数字化保护十分必要。
四、木版年画艺术进课堂，培养年轻一代的文化习惯
从个体层面来说，年轻一代接触木版年画的机会较少，如果将年画技艺引进学校教育，作为一门必修或选修课程，让孩子较早地对木版年画有一些了解，也有利于日后兴趣的培养。一门技艺不想被束之高阁或后继乏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一直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
在笔者离开潍坊杨家埠前夕，两名年轻人慕名来到非遗传承人杨洛书老先生家中购买年画。在谈话中我们得知她们专程从北京赶来，其中一名是国家京剧演员，对传统文化特别是木版年画十分感兴趣，此次专为收藏而来。这不禁又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希望，希望杨家埠木版年画能够永葆青春。
参考文献：
[1]刘宇、张礼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本位基因的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96页.
[2]郭玉军、司文：《英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色及其启示》，《文化遗产》2015年第四期，第3页.
[3]李欣，《数字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路向》，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
[4]介子平，《消失的民艺：年画》，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