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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陌生来客
1921年7月中旬，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私立博文女子学校，陆续迎来了9位男客。此前，上海《妇女之声》杂志编辑王会悟女士已与女校校长黄绍兰打过招呼，说北京大学有一个暑期旅行团要来上海，想借住在女校。王会悟与黄绍兰很熟，以前做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徐宗汉又是这所女校的董事长，所以黄绍兰很痛快就同意了。这时正值学生暑假，校舍是空的。这9名“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成员陆续抵达，均由王会悟和她的丈夫、商务印书馆编译李达两个人带到女校入住。女校校舍没有床铺，王会悟弄了些芦席打地铺，因为天气热，倒还过得去。她找来一个相识的役工，请他给这9人做饭，顺便当门卫。
这9位临时住客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北京代表刘仁静，来自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周佛海，以及来自广东代表陈独秀列席的包惠僧。
北京的另一位代表张国焘经常来女校，不过他在外面另有住处。上海的代表是李达和李汉俊，他们住在各自家里。还有一位广东代表陈公博，他带着妻子李励庄住进了大东旅社，那是上海十里洋场数得上的豪华旅馆。
这些人代表当时全国的几十位党员，即将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个租界密探
1921年7月23日，这一天的上海十分闷热。当日的《申报》专门刊登了一篇《夏令卫生要诀》的小文，提醒市民注意防暑。傍晚时分，距离博文女校不远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石库门，陆陆续续走进去一些陌生人。这些人中，有穿布长衫的年轻人，有留八字胡的中年人，有活泼的中学生，有文质彬彬的大学讲师模样的人，有记者打扮的人，甚至还有两个外国人。暮色中，在路边和阳台上纳凉的人们并没有很留意他们。原因很简单，106号这座清水青砖镶嵌红砖的两层小楼，此时正是同盟会元老、曾任黄兴留守处参谋长的李书城租下来住的公馆，李公馆的客人，谁又会没事主动去过问呢？
这里就是中共一大的会场，地点是李汉俊跟李达、王会悟等人定的。当时的考虑是，因为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罗斯人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外国人进出女校太过显眼。而此时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身在外地，留在家里的李书城妻子薛文淑只有16岁，厨子女役不识字，李书城的公馆也不是寻常租界巡捕能随便进的，作为会场相对安全。
7月23日晚，就在李书城的公馆内，中共一大正式召开，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负责记录。会议的首日和次日，代表们拟定了会议的日程、听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及情况报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代表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均因故没有出席会议。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中共一大的代表们围绕目前的政治状况、党的基本任务、党章以及组织问题，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
7月30日，温度高达37℃，中共一大在李公馆二楼举行第六次会议，周佛海因为腹泻没有参加。晚上八点多，一个身穿灰色竹布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从后面弄堂进屋，闯进会场。后人考证，此人就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程子卿。在王会悟等人盘问之下，他一面支支吾吾地佯称“来找社联的王先生，走错了门”，一面迅速打量会场内诸人。程子卿虽然随后离去（有资料显示，程子卿曾与上海大亨黄金荣结拜，后来曾帮助过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解放后因这次侦探事件接受审查，最终免于逮捕），但他的行动已经引起大家警觉。参会代表的日后回忆显示，李达说他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他在“窥探”，陈公博说他“面目可疑”，陈潭秋说他“獐头鼠目”，通过对同一人的不同描述，我们甚至可以分析出代表们的某些差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判断，这个人很可能是租界的探子，建议立即休会。参会人员迅速离开。李汉俊是房主，他和陈公博留下来应付。参会人员离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两辆警车就开到了公馆门口，法国警官带着巡捕一拥而入，搜查后没发现什么大问题，最后得知公馆是李书城的，悻悻而去。当法国警官盘问李汉俊的时候，陈公博不停地抽烟，显得有些紧张。
一条南湖上的船
与此同时，转移的参会人员紧急协商下一步的行动。王会悟建议，去她的故乡嘉兴继续开会，那里的南湖比较安全。大家决定，7月31日白天前往嘉兴南湖继续会议。
就在7月31日凌晨5点左右，陈公博夫妇所住的大东旅社响起了枪声。“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陈公博在十几天后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周佛海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当夜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命案第二天，《申报》对这一案件的描述是：浦东人瞿松林，系英国某医生私人仆役，盗窃主人钱款及手枪后，与缫丝厂女工孔阿琴结成露水夫妻，30日住进大东旅社，于31日清晨枪杀孔阿琴后逃离。
接连受到惊吓，陈公博夫妇随即离开上海前往杭州，没有出席最后一天的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等人考虑到自己是外国人，而且可能已被租界巡捕注意，为保证会议安全进行，也没有前往。
7月31日早上7点35分，上海开往嘉兴的快车准时发车，代表们就在这趟列车上，10点25分列车抵达嘉兴。他们雇了一条船，带着麻将和酒菜，以湖上游玩为名，将船开到湖心。这天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1点才结束，通过了党章，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讨论了与孙中山的关系问题，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此结束。
由于当事人记忆模糊，以及资料的散佚，目前为止我们仍无法确定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上的闭幕会议确切是哪一天。唯一能确定的是，1921年8月1日下午，嘉兴南湖上空风暴大作。就像这场风暴洗礼后嘉兴南湖上空出现彩虹一般，参加中共一大的人们，也将在随后经历革命风暴的洗礼。他们中，有人为革命而献身，有人叛变革命，有人被开除出党，还有人百折不挠，最终见证新中国的彩虹。
（责编：石磐）
1921年7月中旬，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私立博文女子学校，陆续迎来了9位男客。此前，上海《妇女之声》杂志编辑王会悟女士已与女校校长黄绍兰打过招呼，说北京大学有一个暑期旅行团要来上海，想借住在女校。王会悟与黄绍兰很熟，以前做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徐宗汉又是这所女校的董事长，所以黄绍兰很痛快就同意了。这时正值学生暑假，校舍是空的。这9名“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成员陆续抵达，均由王会悟和她的丈夫、商务印书馆编译李达两个人带到女校入住。女校校舍没有床铺，王会悟弄了些芦席打地铺，因为天气热，倒还过得去。她找来一个相识的役工，请他给这9人做饭，顺便当门卫。
这9位临时住客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北京代表刘仁静，来自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周佛海，以及来自广东代表陈独秀列席的包惠僧。
北京的另一位代表张国焘经常来女校，不过他在外面另有住处。上海的代表是李达和李汉俊，他们住在各自家里。还有一位广东代表陈公博，他带着妻子李励庄住进了大东旅社，那是上海十里洋场数得上的豪华旅馆。
这些人代表当时全国的几十位党员，即将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个租界密探
1921年7月23日，这一天的上海十分闷热。当日的《申报》专门刊登了一篇《夏令卫生要诀》的小文，提醒市民注意防暑。傍晚时分，距离博文女校不远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石库门，陆陆续续走进去一些陌生人。这些人中，有穿布长衫的年轻人，有留八字胡的中年人，有活泼的中学生，有文质彬彬的大学讲师模样的人，有记者打扮的人，甚至还有两个外国人。暮色中，在路边和阳台上纳凉的人们并没有很留意他们。原因很简单，106号这座清水青砖镶嵌红砖的两层小楼，此时正是同盟会元老、曾任黄兴留守处参谋长的李书城租下来住的公馆，李公馆的客人，谁又会没事主动去过问呢？
这里就是中共一大的会场，地点是李汉俊跟李达、王会悟等人定的。当时的考虑是，因为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罗斯人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外国人进出女校太过显眼。而此时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身在外地，留在家里的李书城妻子薛文淑只有16岁，厨子女役不识字，李书城的公馆也不是寻常租界巡捕能随便进的，作为会场相对安全。
7月23日晚，就在李书城的公馆内，中共一大正式召开，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负责记录。会议的首日和次日，代表们拟定了会议的日程、听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及情况报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代表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均因故没有出席会议。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中共一大的代表们围绕目前的政治状况、党的基本任务、党章以及组织问题，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
7月30日，温度高达37℃，中共一大在李公馆二楼举行第六次会议，周佛海因为腹泻没有参加。晚上八点多，一个身穿灰色竹布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从后面弄堂进屋，闯进会场。后人考证，此人就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程子卿。在王会悟等人盘问之下，他一面支支吾吾地佯称“来找社联的王先生，走错了门”，一面迅速打量会场内诸人。程子卿虽然随后离去（有资料显示，程子卿曾与上海大亨黄金荣结拜，后来曾帮助过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解放后因这次侦探事件接受审查，最终免于逮捕），但他的行动已经引起大家警觉。参会代表的日后回忆显示，李达说他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他在“窥探”，陈公博说他“面目可疑”，陈潭秋说他“獐头鼠目”，通过对同一人的不同描述，我们甚至可以分析出代表们的某些差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判断，这个人很可能是租界的探子，建议立即休会。参会人员迅速离开。李汉俊是房主，他和陈公博留下来应付。参会人员离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两辆警车就开到了公馆门口，法国警官带着巡捕一拥而入，搜查后没发现什么大问题，最后得知公馆是李书城的，悻悻而去。当法国警官盘问李汉俊的时候，陈公博不停地抽烟，显得有些紧张。
一条南湖上的船
与此同时，转移的参会人员紧急协商下一步的行动。王会悟建议，去她的故乡嘉兴继续开会，那里的南湖比较安全。大家决定，7月31日白天前往嘉兴南湖继续会议。
就在7月31日凌晨5点左右，陈公博夫妇所住的大东旅社响起了枪声。“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陈公博在十几天后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周佛海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当夜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命案第二天，《申报》对这一案件的描述是：浦东人瞿松林，系英国某医生私人仆役，盗窃主人钱款及手枪后，与缫丝厂女工孔阿琴结成露水夫妻，30日住进大东旅社，于31日清晨枪杀孔阿琴后逃离。
接连受到惊吓，陈公博夫妇随即离开上海前往杭州，没有出席最后一天的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等人考虑到自己是外国人，而且可能已被租界巡捕注意，为保证会议安全进行，也没有前往。
7月31日早上7点35分，上海开往嘉兴的快车准时发车，代表们就在这趟列车上，10点25分列车抵达嘉兴。他们雇了一条船，带着麻将和酒菜，以湖上游玩为名，将船开到湖心。这天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1点才结束，通过了党章，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讨论了与孙中山的关系问题，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此结束。
由于当事人记忆模糊，以及资料的散佚，目前为止我们仍无法确定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上的闭幕会议确切是哪一天。唯一能确定的是，1921年8月1日下午，嘉兴南湖上空风暴大作。就像这场风暴洗礼后嘉兴南湖上空出现彩虹一般，参加中共一大的人们，也将在随后经历革命风暴的洗礼。他们中，有人为革命而献身，有人叛变革命，有人被开除出党，还有人百折不挠，最终见证新中国的彩虹。
（责编：石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