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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伴随着粤港两地经济的接轨和融合，愈来愈多的内地人和香港人选择奔波于深港之间，跨境上班，过着一种双城生活。
“80后”香港居民鲁幸民就是其中一位，他已在两地之间奔走16年。
无论是对深圳还是对香港，2020年都是特殊的一年。从2月8日至今，为更好地防控疫情，深圳与香港之间的通关限制已持续了9个月，270多天。大部分陆路口岸被关闭，包括昔日人流量较大的罗湖口岸和落马洲口岸，深圳湾口岸成为深港之间唯一一个陆路通关口岸，也成为大部分“上班族”通关的唯一选择。
对于“在香港上班，在深圳安家”的鲁幸民而言，2020年跨越深港通关历经的四次隔离（两次香港，两次深圳）成为观察的契机：地理上仅隔着一条深圳河，当深港都面临着新冠肺炎病毒的威胁，两地的防疫隔离措施和背后的制定逻辑有着哪些区别？为何截至目前，两地的防疫隔离标准还未能完全统一，防疫措施未能全部衔接？跨境上班族如何应对这个问题？鲁幸民的经历或许能解开部分疑惑，以下是他的自述：
香港核酸检测费用为深圳10倍，居家隔离是无奈之选
自2月8日深港两地通关受到限制后，回家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港返深意味着要在深圳隔离14天，从深去港意味着要在香港隔离14天，“相隔100米，往返28天”在两地之间实时上演。
虽然来回如此折腾，但我的心里依旧很渴望回家，疫情之前基本上每周回两三次家，而现在只隔着一条深圳河，和家里人已经阔别了小半年。7月上旬的一个周末，随着所在公司开始鼓励在港工作人员有计划地进行休假，我处理好工作后便直奔深圳湾口岸，迫不及待想回深圳探望妻子和孩子。
当时，香港疫情开始出现反弹迹象，确诊人数不断增加，加上暑假伊始，很多家长选择带着孩子回深圳，所以深圳湾口岸香港这边的出境大堂门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足足等了5个小时后，我才完成过关，甚至因此错过了午餐时间，但我的心里没有一丝不快，甚至在看到出关后的等待区有免费小面包和水供应时，依然觉得有些庆幸。
近半年没有团聚，妻子也很想我，她主动建议我填写福田区常住地的地址，这样便可以在家附近的酒店隔离，然后她可以给我送饭。送饭期间，让我难忘的一幕发生了：妻子特地带女儿来酒店楼下看我，我从酒店房间窗户和女儿打招呼。我想，这算是疫情带给生活的礼物吧。
在酒店隔离的第一天，我开始申请居家隔离。但问题来了，由于孩子要上学，所以居家隔离只能填龙华区的房子地址，这意味着我要从福田区转去龙华区隔离。
由于防疫期间很多情况可能是首次遇到，所以包括工作人员在内，对于跨区居家隔离的细节该如何处理也持有疑惑。在酒店隔离的第7天，情况一度陷入僵局：龙华的房子所在街道办的网格员表示，应该由福田所在地街道办送我过去，但福田所在地街道办认为，应该由龙华所在街道办来接我，我尝试提出自己包车回去，但未能得到明确回应。
第8天下午，终于有工作人员接我回到龙华房子进行居家隔离，那里有家人准备好的食物。一个月后，我的假期结束，开始返港工作。
在香港，我主要是居家隔离。作为香港居民，如果去过高风险地区，一律要去隔离中心强制隔离14天;如果没有，则可以直接申请居家隔离，但需佩戴一种“居安抗疫”电子追踪手环，方便政府人员追踪。
虽然相比于内地，香港申请居家隔离的过程要简便许多，但这其实是普通香港居民无奈之选，也潜藏着种种风险。为何这么说呢？以核酸检测为例，相比于深圳“当天做，当天出结果，隔离期间做好几次”的常态，在香港做核酸检测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需提前預约，亲自跑去检测和亲自去拿检测结果，当天拿结果需要另外加钱，整体费用算下来是深圳的10倍。
除了核酸检测，香港的支付方式选择也比较有限，大部分地区并没有普及微信支付，现金支付方式较常见，但现金里面是否沾染了新冠肺炎病毒却是未知数。所以相对而言，居家隔离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选择。
不过，居家隔离很考验个人的自觉性。我从当地新闻中看到，在香港近期集中出现疫情的兰桂坊等场所，就曾出现一批戴着“居安抗疫”电子追踪手环的人士喝酒的现象，他们之中有些人也会不自觉去超市等公共场合买东西，这都是隐患。
香港特区政府并不会特意追踪每个居家隔离人士的“居安抗疫”电子追踪手环记录，这也与香港的文化比较注重个人隐私有关，只是偶尔会有工作人员打电话问你是不是在家，你回答“我在家”，他就挂电话了，有极少数不负责任的人甚至会把手环丢在家里再出门。
但是，一旦有人举报你，然后政府又监督到你未按居家隔离要求进行隔离，那你将面临很严格的惩罚，可能是6个月的牢狱之灾。香港的防疫措施逻辑也正在于此：防疫执行依靠个人自觉性，一旦被发现违反规定，且证据充足，将施予重罚，严惩不贷;内地的防疫措施逻辑则有些反过来：防疫执行主要依靠强制规定，工作人员监督起到很大作用，将问题苗头尽量扑灭在前期。
香港健康码与深圳无法互通
10月，因工作缘故，我再一次从港返深，也就由此经历了第二次在深隔离。吸取了上次跨区隔离的麻烦，这一次，我选择直接去龙华区龙华街道维也纳酒店油松健康驿站隔离，这样后面申请居家隔离也就相对方便点。
这一次，妻子也没有了送饭的热情，孩子上学后，她变得比较忙碌，而且随着对无症状患者等防疫知识了解的深入，她也不再着急劝我早些回家，而是让我为了孩子，做好这一次的隔离措施。
第二次在深隔离收获最多的是感动。从深圳湾口岸出来，等车区域的饮食选择变得丰富了起来：有方便面、八宝粥、小面包、热水供应，工作人员也很给力，考虑到饮水机加热水比较慢，就用热得快烧开水给大家泡面。我真的是好几年没吃泡面了，不禁感慨一下，老坛酸菜面味道还不错。 不再那么迫切進行居家隔离，我的心情也放松了许多。第一天入住，我忍不住点了烧烤外卖，吃着烧烤顿时感觉幸福感在心里滋长，工作人员很快专门送来两个防疫小礼包，里面有旅行装的洗漱用品和防疫用品。
我还加入了油松隔离群，发现里面有120多号人，热闹得很。在群里，大家都很自觉地每天两次上报体温，还有人会分享隔离的体会和瑜伽、保健等知识，隔离结束的朋友还会给大家打招呼告别、留言感谢工作人员。而且，群里还有专门的餐饮负责人，可以直接点早餐、午餐和晚餐，可选菜品多样。
有很多细节令人难忘，比如，随着午餐送过来的，还有一盒装着3～4种水果的盒子，里面还附送一张鼓励卡片;某天晚上我在房间跳了几次绳子，吵到了楼下，楼下住客在群里问，又打电话去前台投诉，前台小心翼翼地打电话过来问我运动时间是不是有点长了，我马上换了一种运动方式，不觉得有丝毫不快，只觉得他们的态度都非常礼貌。
隔离第5天，因需要咨询居家隔离的相关问题和微信转账，我加到了护士的微信，并翻看了她的微信朋友圈照片，感觉是一个乐观、开朗、爱旅游、爱美食的女孩。这在内地看起来再常见不过的操作，在香港却是难以想象的。
我在香港工作生活了16年，深觉香港社会很注重个人隐私，除非是朋友，不会让陌生人加私人微信或者拿到私人电话，普遍不会像内地人那么敞开。
也许正是太过注重私隐，所以香港迟迟无法推出深港两地互认的健康码，深圳健康码上对行程的详细记录是部分香港人难以接受的，而这在内地已经司空见惯，可以说没有健康码寸步难行。反过来，相对于深圳健康码，香港目前推行的健康码记录比较粗略，所以深圳也很难做到与其一致，这样恐怕会增加深圳的抗疫风险。
我们到底该不该为了公众安全让渡部分个人隐私？我觉得经历过这次疫情，大家心里各自有着答案。我的答案是关系到个人正常生活的那部分个人隐私是要捍卫的，但是能够提升社会管理效率，尤其是在特殊情况下时公众需要的那部分个人隐私，应该是要让渡出去的。
所以，深港两地互认的健康码迟迟未能推出，说明两地防疫隔离标准还未能完全统一，防疫措施未能全部衔接。截至11月8日，深港两地互认的健康码何时推出仍是个未知数，跨境上班人士经历双重隔离也就在所难免。
除了两地防疫标准的问题，另一个让我感触较深的就是防疫工作站服务的问题。我没有想到，龙华区居然是一个2017年1月7日才挂牌成立的新区，它的隔离站在抗疫工作上做得如此细致及人性化，管理和服务让人很服气。
作为全球公认的服务业水平较高的城市，香港的防疫规定不可谓不细致，可以说是随机应变，且保障弱势群体，比如说考虑到短期内很难马上建好医院，就征集单位作为隔离使用，不仅仅是酒店，文化中心、部队宿舍也在征求范围中;电子追踪手环也是相当有震慑力的。
但是，效果在后期并不很令人满意，这当中有多方面的原因。我认为，其中之一是执行的问题。抗疫工作遇到的很多特殊情况可以说是空白和无章可循的，需要个人在规定之内做出合理的决断，也就是我们说的人性化，机械化管理很难令人满意。此外，抗疫是需要上下一心，全员合作，相互谅解才能成功的。所以，对于工作人员而言，抗疫工作需要他们拥有除利益考量之外的精神追求，人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21期）
“80后”香港居民鲁幸民就是其中一位，他已在两地之间奔走16年。
无论是对深圳还是对香港，2020年都是特殊的一年。从2月8日至今，为更好地防控疫情，深圳与香港之间的通关限制已持续了9个月，270多天。大部分陆路口岸被关闭，包括昔日人流量较大的罗湖口岸和落马洲口岸，深圳湾口岸成为深港之间唯一一个陆路通关口岸，也成为大部分“上班族”通关的唯一选择。
对于“在香港上班，在深圳安家”的鲁幸民而言，2020年跨越深港通关历经的四次隔离（两次香港，两次深圳）成为观察的契机：地理上仅隔着一条深圳河，当深港都面临着新冠肺炎病毒的威胁，两地的防疫隔离措施和背后的制定逻辑有着哪些区别？为何截至目前，两地的防疫隔离标准还未能完全统一，防疫措施未能全部衔接？跨境上班族如何应对这个问题？鲁幸民的经历或许能解开部分疑惑，以下是他的自述：
香港核酸检测费用为深圳10倍，居家隔离是无奈之选
自2月8日深港两地通关受到限制后，回家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港返深意味着要在深圳隔离14天，从深去港意味着要在香港隔离14天，“相隔100米，往返28天”在两地之间实时上演。
虽然来回如此折腾，但我的心里依旧很渴望回家，疫情之前基本上每周回两三次家，而现在只隔着一条深圳河，和家里人已经阔别了小半年。7月上旬的一个周末，随着所在公司开始鼓励在港工作人员有计划地进行休假，我处理好工作后便直奔深圳湾口岸，迫不及待想回深圳探望妻子和孩子。
当时，香港疫情开始出现反弹迹象，确诊人数不断增加，加上暑假伊始，很多家长选择带着孩子回深圳，所以深圳湾口岸香港这边的出境大堂门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足足等了5个小时后，我才完成过关，甚至因此错过了午餐时间，但我的心里没有一丝不快，甚至在看到出关后的等待区有免费小面包和水供应时，依然觉得有些庆幸。
近半年没有团聚，妻子也很想我，她主动建议我填写福田区常住地的地址，这样便可以在家附近的酒店隔离，然后她可以给我送饭。送饭期间，让我难忘的一幕发生了：妻子特地带女儿来酒店楼下看我，我从酒店房间窗户和女儿打招呼。我想，这算是疫情带给生活的礼物吧。
在酒店隔离的第一天，我开始申请居家隔离。但问题来了，由于孩子要上学，所以居家隔离只能填龙华区的房子地址，这意味着我要从福田区转去龙华区隔离。
由于防疫期间很多情况可能是首次遇到，所以包括工作人员在内，对于跨区居家隔离的细节该如何处理也持有疑惑。在酒店隔离的第7天，情况一度陷入僵局：龙华的房子所在街道办的网格员表示，应该由福田所在地街道办送我过去，但福田所在地街道办认为，应该由龙华所在街道办来接我，我尝试提出自己包车回去，但未能得到明确回应。
第8天下午，终于有工作人员接我回到龙华房子进行居家隔离，那里有家人准备好的食物。一个月后，我的假期结束，开始返港工作。
在香港，我主要是居家隔离。作为香港居民，如果去过高风险地区，一律要去隔离中心强制隔离14天;如果没有，则可以直接申请居家隔离，但需佩戴一种“居安抗疫”电子追踪手环，方便政府人员追踪。
虽然相比于内地，香港申请居家隔离的过程要简便许多，但这其实是普通香港居民无奈之选，也潜藏着种种风险。为何这么说呢？以核酸检测为例，相比于深圳“当天做，当天出结果，隔离期间做好几次”的常态，在香港做核酸检测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需提前預约，亲自跑去检测和亲自去拿检测结果，当天拿结果需要另外加钱，整体费用算下来是深圳的10倍。
除了核酸检测，香港的支付方式选择也比较有限，大部分地区并没有普及微信支付，现金支付方式较常见，但现金里面是否沾染了新冠肺炎病毒却是未知数。所以相对而言，居家隔离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选择。
不过，居家隔离很考验个人的自觉性。我从当地新闻中看到，在香港近期集中出现疫情的兰桂坊等场所，就曾出现一批戴着“居安抗疫”电子追踪手环的人士喝酒的现象，他们之中有些人也会不自觉去超市等公共场合买东西，这都是隐患。
香港特区政府并不会特意追踪每个居家隔离人士的“居安抗疫”电子追踪手环记录，这也与香港的文化比较注重个人隐私有关，只是偶尔会有工作人员打电话问你是不是在家，你回答“我在家”，他就挂电话了，有极少数不负责任的人甚至会把手环丢在家里再出门。
但是，一旦有人举报你，然后政府又监督到你未按居家隔离要求进行隔离，那你将面临很严格的惩罚，可能是6个月的牢狱之灾。香港的防疫措施逻辑也正在于此：防疫执行依靠个人自觉性，一旦被发现违反规定，且证据充足，将施予重罚，严惩不贷;内地的防疫措施逻辑则有些反过来：防疫执行主要依靠强制规定，工作人员监督起到很大作用，将问题苗头尽量扑灭在前期。
香港健康码与深圳无法互通
10月，因工作缘故，我再一次从港返深，也就由此经历了第二次在深隔离。吸取了上次跨区隔离的麻烦，这一次，我选择直接去龙华区龙华街道维也纳酒店油松健康驿站隔离，这样后面申请居家隔离也就相对方便点。
这一次，妻子也没有了送饭的热情，孩子上学后，她变得比较忙碌，而且随着对无症状患者等防疫知识了解的深入，她也不再着急劝我早些回家，而是让我为了孩子，做好这一次的隔离措施。
第二次在深隔离收获最多的是感动。从深圳湾口岸出来，等车区域的饮食选择变得丰富了起来：有方便面、八宝粥、小面包、热水供应，工作人员也很给力，考虑到饮水机加热水比较慢，就用热得快烧开水给大家泡面。我真的是好几年没吃泡面了，不禁感慨一下，老坛酸菜面味道还不错。 不再那么迫切進行居家隔离，我的心情也放松了许多。第一天入住，我忍不住点了烧烤外卖，吃着烧烤顿时感觉幸福感在心里滋长，工作人员很快专门送来两个防疫小礼包，里面有旅行装的洗漱用品和防疫用品。
我还加入了油松隔离群，发现里面有120多号人，热闹得很。在群里，大家都很自觉地每天两次上报体温，还有人会分享隔离的体会和瑜伽、保健等知识，隔离结束的朋友还会给大家打招呼告别、留言感谢工作人员。而且，群里还有专门的餐饮负责人，可以直接点早餐、午餐和晚餐，可选菜品多样。
有很多细节令人难忘，比如，随着午餐送过来的，还有一盒装着3～4种水果的盒子，里面还附送一张鼓励卡片;某天晚上我在房间跳了几次绳子，吵到了楼下，楼下住客在群里问，又打电话去前台投诉，前台小心翼翼地打电话过来问我运动时间是不是有点长了，我马上换了一种运动方式，不觉得有丝毫不快，只觉得他们的态度都非常礼貌。
隔离第5天，因需要咨询居家隔离的相关问题和微信转账，我加到了护士的微信，并翻看了她的微信朋友圈照片，感觉是一个乐观、开朗、爱旅游、爱美食的女孩。这在内地看起来再常见不过的操作，在香港却是难以想象的。
我在香港工作生活了16年，深觉香港社会很注重个人隐私，除非是朋友，不会让陌生人加私人微信或者拿到私人电话，普遍不会像内地人那么敞开。
也许正是太过注重私隐，所以香港迟迟无法推出深港两地互认的健康码，深圳健康码上对行程的详细记录是部分香港人难以接受的，而这在内地已经司空见惯，可以说没有健康码寸步难行。反过来，相对于深圳健康码，香港目前推行的健康码记录比较粗略，所以深圳也很难做到与其一致，这样恐怕会增加深圳的抗疫风险。
我们到底该不该为了公众安全让渡部分个人隐私？我觉得经历过这次疫情，大家心里各自有着答案。我的答案是关系到个人正常生活的那部分个人隐私是要捍卫的，但是能够提升社会管理效率，尤其是在特殊情况下时公众需要的那部分个人隐私，应该是要让渡出去的。
所以，深港两地互认的健康码迟迟未能推出，说明两地防疫隔离标准还未能完全统一，防疫措施未能全部衔接。截至11月8日，深港两地互认的健康码何时推出仍是个未知数，跨境上班人士经历双重隔离也就在所难免。
除了两地防疫标准的问题，另一个让我感触较深的就是防疫工作站服务的问题。我没有想到，龙华区居然是一个2017年1月7日才挂牌成立的新区，它的隔离站在抗疫工作上做得如此细致及人性化，管理和服务让人很服气。
作为全球公认的服务业水平较高的城市，香港的防疫规定不可谓不细致，可以说是随机应变，且保障弱势群体，比如说考虑到短期内很难马上建好医院，就征集单位作为隔离使用，不仅仅是酒店，文化中心、部队宿舍也在征求范围中;电子追踪手环也是相当有震慑力的。
但是，效果在后期并不很令人满意，这当中有多方面的原因。我认为，其中之一是执行的问题。抗疫工作遇到的很多特殊情况可以说是空白和无章可循的，需要个人在规定之内做出合理的决断，也就是我们说的人性化，机械化管理很难令人满意。此外，抗疫是需要上下一心，全员合作，相互谅解才能成功的。所以，对于工作人员而言，抗疫工作需要他们拥有除利益考量之外的精神追求，人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