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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汉字识中国
汉字是表达的工具但又不仅仅是，它还带着与生俱来的历史温度和文化内涵。陈寅恪先生说：“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确实，每一个字的诞生，都有诸多构成因素以及变化与演进特点。其中一些汉字甚至记录和承载了文明的进程、文化的特性、民族的特点、国家的发展，它们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树立了中华文明的旗帜。
“国”字记录了中国历史的重要讯息：从最初的定居点，到稍后的初级城市，到更加发达的都城，这些被称为“国”的所在，是时代风云的汇聚之地。有“国”，就有“中国”，这个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民族概念和文化概念的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争议不绝。而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中国”，与古代的“中国”早已大相径庭。
理清了“国”与“中国”变迁的脉络，就了解了中国历史的内核。
城市的雏形
公元前841年，是中国信史时代的开始。这一年，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北）发生了一件大事。大批平民袭围王宫，逼使周厉王姬胡出奔，并险些杀死太子姬静，幸亏有召公和周公出面平息了叛乱，镐京才没有陷入崩溃的境地。这一事件，史称“国人暴动”。
这个“国人”和如今习见于报端的“国人”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因为参与暴动者仅限于生活在国都镐京的人，国都之外的人自然不在“国人”之列。何谓“国人”？这需要先弄明白国字的内涵。
国字较早的写法是“國”或者“或”，出现于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迄今为止，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尚未发现“國”与“或”的影子。周代早期的金文中，国字写作“或”。
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中说：“或者，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大意是，“國”字表示的是一片有士兵守卫的疆域。有人加以发挥，说这个“國”字表明一个国家应该具备四个条件：一是人口，以小“口”代表；二是土地，以“一”代表；三是军队组织，以“戈”代表；四是范围，以大“囗”代表。
这个解释富有哲理，但遭到许多学者的反对。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中批驳说，许慎的说法完全出于臆测，殊不足据。他认为国字的初文与邑字的初文关系紧密，因此其本意当是指城、邑。这个观点在后世的典籍中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比如《周礼·冬官考工记》的“匠人营国，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其中的国显然是城邑，而非国土疆域。
当然，早期的城邑必定很简陋，大约就是定居的居民点，人口不多，也不会有明确的行业分工——绝大部分人还得当农民，春种秋收，在城邑周边或内部的土地上劳碌。这样的居民点虽然简陋，却是后世城市的雏形。既然是城，则城内城外必有分别，于是城内称为“国”，城外不远处谓之“郊”；相应的，城里人便被称作“国人”，郊外的人被称为“郊人”、“野人”或者“鄙人”。
这种称呼一直延续到后世，所以公元前841年的那次重大事件，就被称作“国人暴动”。但此时的国，其规模一定远较早期为大，但数量却少很多。
据史书记载，大禹之时，天下有“万国”，可谓数量惊人。挤去点水分，估计数目也不会小。如此庞大的数目说明一个问题：这些国都很小。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先生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曾说，那时候一个国不过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所以“大的也就相当于今天一个小县城，小的大概只等于一个‘三家村’”。
“万国”共存的盛况在商代发生重大变化。商代第一任君主商汤之时，天下大约有国三千，约六百年后，当最后一任商王纣在位期间，这个数字大约又锐减了一半。周武王姬发大举伐纣之时，《史记·周本纪》上说有八百诸侯（实际就是国）在盟津（在今河南洛阳孟津）等他。
姬发最终在商郊牧野（在今河南淇县一带）击败了纣的大军，然后经过一系列征伐，“灭了九十九国，降了六百五十二国”，把天下攥到了周人手里。周人施行的是分封制，据说姬发一口气分封了一千七百多个诸侯，于是，西周时呈现出的景象就是，住在国都的周天子，统治着数不清的诸侯。等级虽不同，但周天子与诸侯们居住的城邑，却都称为“国”。
天下的中心
大约在西周初年，第一次出现了“中国”这个词。
1963年，陕西省宝鸡市贾村出土了一口青铜酒尊，上刻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意思是说，周武王姬发攻克商的都城之后，举行了一个盛大庄严的仪式，祭告上天：我已经占据中国，统治了这里的百姓。
这口青铜尊定名为“何尊”，其年代被确定为周代第二任王周成王姬诵之时，即公元前11世纪。何尊铭文是目前所见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实物证据。典籍方面，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是《尚书·梓材》篇，其文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这是周成王姬诵追述往事的一句话，大意是：皇天把中国的人民和疆土付与了先王。先王即周武王姬发。
于省吾先生以何尊金文和典籍互相验证，认定“中国”这一名称起源于周武王姬发之时。也就是说，这个古老的词至少已有三千年的历史。那么，当时的“中国”所指何处？
周代分封制下，周天子与诸侯所在的城邑都称为“国”，但周天子的“国”与诸侯们的“国”却又不同，因为周天子的“国”，也就是周的京师，居于天下之中的地位（至少周天子是这么认为的），所以称之为“中国”。但这个“中国”的范围并没有保持太长时间就开始急剧扩大。周武王姬发去世之后，其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此时，由于京师镐京远在西方，不利于控制东方诸侯，所以周公姬旦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的白马寺附近兴建了洛邑，称“成周”，又在今洛阳市区筑王城，并迁来大批周人，使洛邑成为周的陪都。洛邑地理位置优越，政治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久而久之，也被称“中国”。
葛剑雄先生说，从此开始，“中国”就不再是指一个单纯的政治中心，它开始扩大为地理中心。
“国人暴动”70年后，公元前771年，镐京再次发生重大事变：关中西部的犬戎族攻破镐京，在骊山之下杀死了周幽王姬宫涅。周平王即位后，仓皇迁都于洛邑。镐京就此失去了“中国”的地位，而东都洛邑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
伟大的东周时代开始了，但周天子的好日子也基本上过到了头——东迁之后，周天子的权威日渐衰落，往日一呼百应的号令也不再起作用了。与此同时，四周一些实力雄厚的诸侯们却逐渐强大起来，开始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吞并游戏。一番折腾，历史进入“春秋五霸”的时代，齐、晋、楚、吴、秦等诸侯国相继称霸，吞掉小国无数，只剩一些大国继续互相拼杀。此时，“中国”的范围已大致相当于后世所谓的“中原”，包括了今河南、山西、山东的大部分地区。
春秋之后是战国，秦、齐、楚、燕、赵、魏、韩等“战国七雄”继续着相互厮杀的宿命。随着这些大国疆域的不断拓展，“中国”的范围也更加广大。到战国后期，葛剑雄先生说，“中国”所指区域，南达长江中下游，北抵阴山、燕山，西至陇山、四川盆地西缘，向东自不必说，齐国的势力范围到哪，“中国”的范围就到哪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帝嬴政灭了六国，一统天下，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中国”出现了——秦的疆域所至，几乎都可划入“中国”的范围。但边远地区不算，因为那里是蛮、夷、戎、狄之乡，化外之地。此后的汉代也是如此：即便某个地方已经划入帝国的版图，但知识分子们依然不会称其为“中国”，因为那里不是汉人的聚居区，文化也极其落后。
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且始终夹杂着挥之不去的民族色彩。
心理上的“中国”
民族色彩在“中国”里的体现，古已有之。比如西周时的吴国与楚国，虽然也是受封的诸侯国，但因其地处偏远，以“蛮夷”自居，所以长期被排斥于“中国”之外。“六王毕，四海一”之后，虽然吴、楚基本已算在“中国”之内，但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区，还是被视为非“中国”。
在汉代，对“中国”的理解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国”，是指王朝的疆域范围；狭义的“中国”，所指实际上是中原地区，因为那里既是汉人聚居之地，经济也最发达。比如，赤壁之战时，孙权就称曹操控制的地域为“中国”。
此情在晋代始改变，北方兴起的少数民族强大起来，将汉人的政权赶到了长江以南，他们自己则占据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如此一来，偏安的汉族王朝在南方依然自称“中国”，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把“中国”用在了自己身上。民族色彩在“中国”里就此被淡化，随后完成统一的隋唐时代，则把南方和北方都称为“中国”，而且分别修了《南史》和《北史》；后来元朝修史之时，更是一视同仁，分别修了《宋史》、《辽史》和《金史》。
少数民族政权之所以对“中国”二字耿耿于怀，还因为它是“正统”的象征，占据了“中国”，就可以“正统”自居，为自己的政权争取到合法性。
历史进入到明朝，“中国”发生了另一个重大变化：它开始转变为一个国家概念。这个转变，在外国人的著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从明朝后期开始，来华的外国人已广泛地使用“中国”、“中华”、“中央帝国”一类的词来称呼这个东方的国度，而不是像称呼“大唐帝国”一样称呼明朝为“大明”，称呼清朝为“大清”。
中国人自己也逐渐习惯使用“中国”来指代自己的国家，比如1689年清朝与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其满文文本就自称“中国”。但正如葛剑雄先生所指出的，外国人所使用的“中国”与清朝政府所使用的“中国”尚有区别：外国人只是在指称一个国家，与我们今日说法国、英国、美国相同，但清政府却把“中国”当做“中央帝国”的简称，其中依然蕴含着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
直到1912年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中国”才正式成为这个国家的名称，一如美国之于美利坚合众国、法国之于法兰西共和国，仅仅是个简称。
“祖国美好如玉”
在漫长的历史时间内，国字大多写作“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代中期对汉字进行规范化，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字整理组广泛搜集国字的异体字，竟然搜集到不下40种。在选择哪一个字做规范字时，起了争议。
繁体的“國”字，使用最广泛，但笔画较多书写不易；“囗”字倒是简单一些，而且在建国初期一度盛行，但极易与“口”字混淆；“囯”字历史悠久，容易书写，太平天国期间曾广泛使用，但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中间的“王”字不符合时代潮流；“囻”字倒是在政治上合格了，也曾使用于民国期间，可是过于生僻，恐怕人们难以接受……
最终，问题被提交至汉字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时任委员会副主任的郭沫若提议，“国”字里再加一个点，成为“国”，既便于书写，又蕴含着“祖国美好如玉”的意思，于是全体通过。只是如此一来，国字最初的含义已荡然无存。
链接：汉字释义
帝：“帝”字在战国以前专指天帝，战国时始以指人间君主，秦以后为“皇帝”简称。中国古代历史的叙述体系中，帝系是中国历史之始，也是古代统治秩序之体现。
王：“王”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据考其本义为斧，唯王者可设斧扆。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王字本像斧铖之立置形。古代氏族首领率军打仗，斧铖象征其军事统帅权。进入阶级社会，王为最高统治者称谓。王权、王道、帝王文化等有其丰富内涵。
兵：“兵”是武器、战士等与军事或战争有关事物的统称。兵这个字最初是“双手持斤（斧）”的形象，并不是今天我们看来的“丘”和“八”。兵对中国文化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作战的策略和方法”，也就是兵法。这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智慧，如今已经运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车：古文字中的“车”，是整个古代车的象形，后为简化，只去了车轮部分，这就是今天的“车”字。车据说起源于黄帝时期，先秦以来，就根据不同的用途、等级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最高级的可以嵌金镶玉，最低级的是不加修饰的本色木材，由此形成丰富多彩的车文化。
汉字是表达的工具但又不仅仅是，它还带着与生俱来的历史温度和文化内涵。陈寅恪先生说：“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确实，每一个字的诞生，都有诸多构成因素以及变化与演进特点。其中一些汉字甚至记录和承载了文明的进程、文化的特性、民族的特点、国家的发展，它们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树立了中华文明的旗帜。
“国”字记录了中国历史的重要讯息：从最初的定居点，到稍后的初级城市，到更加发达的都城，这些被称为“国”的所在，是时代风云的汇聚之地。有“国”，就有“中国”，这个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民族概念和文化概念的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争议不绝。而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中国”，与古代的“中国”早已大相径庭。
理清了“国”与“中国”变迁的脉络，就了解了中国历史的内核。
城市的雏形
公元前841年，是中国信史时代的开始。这一年，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北）发生了一件大事。大批平民袭围王宫，逼使周厉王姬胡出奔，并险些杀死太子姬静，幸亏有召公和周公出面平息了叛乱，镐京才没有陷入崩溃的境地。这一事件，史称“国人暴动”。
这个“国人”和如今习见于报端的“国人”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因为参与暴动者仅限于生活在国都镐京的人，国都之外的人自然不在“国人”之列。何谓“国人”？这需要先弄明白国字的内涵。
国字较早的写法是“國”或者“或”，出现于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迄今为止，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尚未发现“國”与“或”的影子。周代早期的金文中，国字写作“或”。
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中说：“或者，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大意是，“國”字表示的是一片有士兵守卫的疆域。有人加以发挥，说这个“國”字表明一个国家应该具备四个条件：一是人口，以小“口”代表；二是土地，以“一”代表；三是军队组织，以“戈”代表；四是范围，以大“囗”代表。
这个解释富有哲理，但遭到许多学者的反对。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中批驳说，许慎的说法完全出于臆测，殊不足据。他认为国字的初文与邑字的初文关系紧密，因此其本意当是指城、邑。这个观点在后世的典籍中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比如《周礼·冬官考工记》的“匠人营国，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其中的国显然是城邑，而非国土疆域。
当然，早期的城邑必定很简陋，大约就是定居的居民点，人口不多，也不会有明确的行业分工——绝大部分人还得当农民，春种秋收，在城邑周边或内部的土地上劳碌。这样的居民点虽然简陋，却是后世城市的雏形。既然是城，则城内城外必有分别，于是城内称为“国”，城外不远处谓之“郊”；相应的，城里人便被称作“国人”，郊外的人被称为“郊人”、“野人”或者“鄙人”。
这种称呼一直延续到后世，所以公元前841年的那次重大事件，就被称作“国人暴动”。但此时的国，其规模一定远较早期为大，但数量却少很多。
据史书记载，大禹之时，天下有“万国”，可谓数量惊人。挤去点水分，估计数目也不会小。如此庞大的数目说明一个问题：这些国都很小。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先生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曾说，那时候一个国不过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所以“大的也就相当于今天一个小县城，小的大概只等于一个‘三家村’”。
“万国”共存的盛况在商代发生重大变化。商代第一任君主商汤之时，天下大约有国三千，约六百年后，当最后一任商王纣在位期间，这个数字大约又锐减了一半。周武王姬发大举伐纣之时，《史记·周本纪》上说有八百诸侯（实际就是国）在盟津（在今河南洛阳孟津）等他。
姬发最终在商郊牧野（在今河南淇县一带）击败了纣的大军，然后经过一系列征伐，“灭了九十九国，降了六百五十二国”，把天下攥到了周人手里。周人施行的是分封制，据说姬发一口气分封了一千七百多个诸侯，于是，西周时呈现出的景象就是，住在国都的周天子，统治着数不清的诸侯。等级虽不同，但周天子与诸侯们居住的城邑，却都称为“国”。
天下的中心
大约在西周初年，第一次出现了“中国”这个词。
1963年，陕西省宝鸡市贾村出土了一口青铜酒尊，上刻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意思是说，周武王姬发攻克商的都城之后，举行了一个盛大庄严的仪式，祭告上天：我已经占据中国，统治了这里的百姓。
这口青铜尊定名为“何尊”，其年代被确定为周代第二任王周成王姬诵之时，即公元前11世纪。何尊铭文是目前所见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实物证据。典籍方面，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是《尚书·梓材》篇，其文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这是周成王姬诵追述往事的一句话，大意是：皇天把中国的人民和疆土付与了先王。先王即周武王姬发。
于省吾先生以何尊金文和典籍互相验证，认定“中国”这一名称起源于周武王姬发之时。也就是说，这个古老的词至少已有三千年的历史。那么，当时的“中国”所指何处？
周代分封制下，周天子与诸侯所在的城邑都称为“国”，但周天子的“国”与诸侯们的“国”却又不同，因为周天子的“国”，也就是周的京师，居于天下之中的地位（至少周天子是这么认为的），所以称之为“中国”。但这个“中国”的范围并没有保持太长时间就开始急剧扩大。周武王姬发去世之后，其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此时，由于京师镐京远在西方，不利于控制东方诸侯，所以周公姬旦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的白马寺附近兴建了洛邑，称“成周”，又在今洛阳市区筑王城，并迁来大批周人，使洛邑成为周的陪都。洛邑地理位置优越，政治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久而久之，也被称“中国”。
葛剑雄先生说，从此开始，“中国”就不再是指一个单纯的政治中心，它开始扩大为地理中心。
“国人暴动”70年后，公元前771年，镐京再次发生重大事变：关中西部的犬戎族攻破镐京，在骊山之下杀死了周幽王姬宫涅。周平王即位后，仓皇迁都于洛邑。镐京就此失去了“中国”的地位，而东都洛邑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
伟大的东周时代开始了，但周天子的好日子也基本上过到了头——东迁之后，周天子的权威日渐衰落，往日一呼百应的号令也不再起作用了。与此同时，四周一些实力雄厚的诸侯们却逐渐强大起来，开始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吞并游戏。一番折腾，历史进入“春秋五霸”的时代，齐、晋、楚、吴、秦等诸侯国相继称霸，吞掉小国无数，只剩一些大国继续互相拼杀。此时，“中国”的范围已大致相当于后世所谓的“中原”，包括了今河南、山西、山东的大部分地区。
春秋之后是战国，秦、齐、楚、燕、赵、魏、韩等“战国七雄”继续着相互厮杀的宿命。随着这些大国疆域的不断拓展，“中国”的范围也更加广大。到战国后期，葛剑雄先生说，“中国”所指区域，南达长江中下游，北抵阴山、燕山，西至陇山、四川盆地西缘，向东自不必说，齐国的势力范围到哪，“中国”的范围就到哪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帝嬴政灭了六国，一统天下，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中国”出现了——秦的疆域所至，几乎都可划入“中国”的范围。但边远地区不算，因为那里是蛮、夷、戎、狄之乡，化外之地。此后的汉代也是如此：即便某个地方已经划入帝国的版图，但知识分子们依然不会称其为“中国”，因为那里不是汉人的聚居区，文化也极其落后。
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且始终夹杂着挥之不去的民族色彩。
心理上的“中国”
民族色彩在“中国”里的体现，古已有之。比如西周时的吴国与楚国，虽然也是受封的诸侯国，但因其地处偏远，以“蛮夷”自居，所以长期被排斥于“中国”之外。“六王毕，四海一”之后，虽然吴、楚基本已算在“中国”之内，但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区，还是被视为非“中国”。
在汉代，对“中国”的理解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国”，是指王朝的疆域范围；狭义的“中国”，所指实际上是中原地区，因为那里既是汉人聚居之地，经济也最发达。比如，赤壁之战时，孙权就称曹操控制的地域为“中国”。
此情在晋代始改变，北方兴起的少数民族强大起来，将汉人的政权赶到了长江以南，他们自己则占据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如此一来，偏安的汉族王朝在南方依然自称“中国”，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把“中国”用在了自己身上。民族色彩在“中国”里就此被淡化，随后完成统一的隋唐时代，则把南方和北方都称为“中国”，而且分别修了《南史》和《北史》；后来元朝修史之时，更是一视同仁，分别修了《宋史》、《辽史》和《金史》。
少数民族政权之所以对“中国”二字耿耿于怀，还因为它是“正统”的象征，占据了“中国”，就可以“正统”自居，为自己的政权争取到合法性。
历史进入到明朝，“中国”发生了另一个重大变化：它开始转变为一个国家概念。这个转变，在外国人的著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从明朝后期开始，来华的外国人已广泛地使用“中国”、“中华”、“中央帝国”一类的词来称呼这个东方的国度，而不是像称呼“大唐帝国”一样称呼明朝为“大明”，称呼清朝为“大清”。
中国人自己也逐渐习惯使用“中国”来指代自己的国家，比如1689年清朝与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其满文文本就自称“中国”。但正如葛剑雄先生所指出的，外国人所使用的“中国”与清朝政府所使用的“中国”尚有区别：外国人只是在指称一个国家，与我们今日说法国、英国、美国相同，但清政府却把“中国”当做“中央帝国”的简称，其中依然蕴含着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
直到1912年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中国”才正式成为这个国家的名称，一如美国之于美利坚合众国、法国之于法兰西共和国，仅仅是个简称。
“祖国美好如玉”
在漫长的历史时间内，国字大多写作“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代中期对汉字进行规范化，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字整理组广泛搜集国字的异体字，竟然搜集到不下40种。在选择哪一个字做规范字时，起了争议。
繁体的“國”字，使用最广泛，但笔画较多书写不易；“囗”字倒是简单一些，而且在建国初期一度盛行，但极易与“口”字混淆；“囯”字历史悠久，容易书写，太平天国期间曾广泛使用，但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中间的“王”字不符合时代潮流；“囻”字倒是在政治上合格了，也曾使用于民国期间，可是过于生僻，恐怕人们难以接受……
最终，问题被提交至汉字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时任委员会副主任的郭沫若提议，“国”字里再加一个点，成为“国”，既便于书写，又蕴含着“祖国美好如玉”的意思，于是全体通过。只是如此一来，国字最初的含义已荡然无存。
链接：汉字释义
帝：“帝”字在战国以前专指天帝，战国时始以指人间君主，秦以后为“皇帝”简称。中国古代历史的叙述体系中，帝系是中国历史之始，也是古代统治秩序之体现。
王：“王”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据考其本义为斧，唯王者可设斧扆。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王字本像斧铖之立置形。古代氏族首领率军打仗，斧铖象征其军事统帅权。进入阶级社会，王为最高统治者称谓。王权、王道、帝王文化等有其丰富内涵。
兵：“兵”是武器、战士等与军事或战争有关事物的统称。兵这个字最初是“双手持斤（斧）”的形象，并不是今天我们看来的“丘”和“八”。兵对中国文化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作战的策略和方法”，也就是兵法。这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智慧，如今已经运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车：古文字中的“车”，是整个古代车的象形，后为简化，只去了车轮部分，这就是今天的“车”字。车据说起源于黄帝时期，先秦以来，就根据不同的用途、等级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最高级的可以嵌金镶玉，最低级的是不加修饰的本色木材，由此形成丰富多彩的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