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之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之路。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胜利推进，靠的就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引领。
　　 “实事求是”，语出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句。此处“实事求是”的意思是考证古代经典文本的真正含义。1917年，岳麓书院改建为“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上任之初便为岳麓书院题写了“實事求是”匾额，并配以“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的对联，勉励学生勤奋钻研，追求真理。从此，“实事求是”越来越引人注目。毫无疑问，当年毛泽东寄宿岳麓书院看见“实事求是”匾额时，必然会进一步激发他对“实事求是”的深入思考。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实学”的影响也密切相关。在杨昌济先生引导下，毛泽东对三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很感兴趣。一是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他反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和“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而强调“行先知后”;二是实学思想家颜元，他主张“习动”“实学”“习行”“致用”几方面并重，主张培养文武兼备、经世致用的人才;三是顾炎武，毛泽东很推崇顾炎武“足迹半天下”“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的学风。这三位反对理学的著名思想家都给青年毛泽东以深刻影响，毛泽东把他们的观点都抄录在自己的《讲堂录》中。他的《讲堂录》中还有关于曾国藩“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等言论的记载，并分析评论说，“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所以，毛泽东很早就主张“既要读有字之书，也要读无字之书”，即要向实践学习。1917年暑期和1918年春，他同萧子昇等先后到湖南一些县乡游学，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青年时期养成的这种尊重事实、注重调查的习惯，成为他日后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雏形，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都得益于他重视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
　　 1941年，毛泽东以《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光辉文献拉开了延安整风的序幕。在这篇文献中，他对“实事求是”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实事”不再是指古代文本，而是指“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不再指“是非”意义下的“是”，而是指“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也不简单是指考证，而是指深入“研究”。这里，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内涵，从考证文本的本意，转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清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脱离实际、违背实事求是精神的教条主义流毒，使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认识统一和组织团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胜利推进奠定了思想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方法指南。
　　 毛泽东之所以无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不仅因为他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早的倡导者，而且因为他是“实事求是”的伟大践行者。离开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毛泽东就不能深刻揭示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就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一次理论飞跃、形成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之所以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征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理论飞跃，就在于他坚定不移地恢复和弘扬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他曾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把实事求是上升到事关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高度，进一步丰富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增加了“解放思想”的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一个新高度，就是因为这一思想自始至终贯穿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正是基于这些事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历史方位作出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与此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另一种事实，我们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等等。正是基于上述必须正视的事实，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我国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这两个重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有针对性地提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完整地构造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框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飞跃。
　　 （作者系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