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一词,大概是相对于官场的浑浊而来的吧。
　　当年唐太宗挥舞起科举的指挥棒,让天下士子围着他团团转,于是他老人家拈须微笑,洋洋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然而,相对于官场的浊流,中国的士大夫中还有一股清流。这股清流虽没有成为滔滔之势,却也是细流涓涓,流淌千年,绵绵不断,在中国的历史上纷呈异彩,让史学家们大书而特书的。
　　应该说,中国官场上的这股清流,源远流长,如果追溯源头的话,最早应该是许由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许由只写了一句话,“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但让人不解的是,尧的时代,实行的是一种禅让的制度,选天下有德之人,经过考察,然后把帝位传给他,这应该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可许由不但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坚辞不受不说,还偷偷地跑掉。关于许由还有一段佳话,说是许由逃跑后,尧又派人来劝说他,许由觉得这些话脏了自己的耳朵,便跑到河边,用清水来洗。这时,隐士巢父正好牵着一头牛到河边饮水,见许由洗耳,问其故。许由说:“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一听,鄙视道,“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我犊口。”许由傻眼了,他碰到的这位巢父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后来到了夏的时候,又出现了卞随、务光两个人。商汤也是一个很有贤德的君主,商汤让位于他们,不明白他们究竟为何坚辞不受。不过,司马迁很为他们遗憾,认为他们的德行是最高尚的,可惜那些正儿八经的书中却没有记载。所以,司马迁在发愤写《史记》的时候,没忘了把这几个人写进去。在《史记》的七十列传中,司马迁专门写了一篇《伯夷列传》,并把许由和卞随、务光也带上一笔,好让他们的“积仁洁行”和高风亮节名垂千古。
　　于是,伯夷和叔齐就成为史书中第一位“清流”者了。
　　伯夷和叔齐生活在商代,他们的那个小国叫孤竹国,父亲叫孤竹君,名字够雅的。本来孤竹君是安排叔齐为国君的,可是,等孤竹君去世后,叔齐说什么也不肯即位,他觉得应该哥哥当国君。但是哥哥怎么能当呢?当初父亲就没那个意思。所以伯夷坚辞不就,并对叔齐说,“如果你坚持让我做国君,那我就只好一走了之。”结果弟弟也坚决不肯做这个国君,他对哥哥说,“如果你一走了之,那我就和你一起一走了之。”于是两兄弟一起一走了之。但是伯夷的二弟还是很有责任心的,你们都走了,国家怎么办?老百姓怎么办?于是自己便做了国君。
　　伯夷和叔齐的做法,历史上一直争议不断。唐代的韩愈,还写了一篇文章,叫《伯夷颂》,对伯夷和叔齐的高风亮节大加赞颂。他说“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还说他“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其评价不可谓不高。
　　但是,韩愈的观点却也有人不赞同。其中一位是明朝的缔造者朱元璋,一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朱元璋在看了韩愈的《伯夷颂》之后,心里不太高兴,写了一篇《驳韩愈颂伯夷文》。这位朱天子说:“忽见颂伯夷之文,乃悉观之,中有疵焉。疵者何?曰过天地、小日月是也。伯夷过天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为何物,此果诬耶妄耶?”
　　毛泽东也不喜欢韩愈的这篇文章,不赞成“伯夷叔齐”。他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这两个人,一个嫌韩愈把伯夷说得过高了,一个嫌韩愈竟歌颂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但两人的意思几乎都是一样,如果都向伯夷学习起来,我手下可就无人差遣了。但不管怎样,伯夷叔齐之后,官场上的这股清流还是源源不断地流淌起来。
　　我国有一个节叫寒食节,这个节就在清明的前一天。其来历就和清流有关。春秋的时候,晋国有一个人叫介子推。当时晋国的公子重耳流亡在国外。开始奔逃的那几年非常惨,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有一天重耳饿得都快晕过去了,和他一起逃亡的介子推便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做成汤,救了重耳一命。但是后来重耳当上国君,成了晋文公,封赏有功人员的时候,把介子推给忘了。于是介子推便背着老母到山上隐居去了。晋文公后来想起介子推,派人请他下山,介子推不肯。于是晋文公便放火烧山,逼他出来做官。没想到这个介子推很有气节,抱着大树,被活活烧死。晋文公无奈,为纪念介子推,便在介子推死亡的那天禁烟火,只吃冷食,用以纪念,于是便有了寒食节。
　　春秋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个人就是范蠡。如果说,介子推不肯做官多少有些和晋文公赌气的成分,那么范蠡不肯做官则是明哲保身了。范蠡在越王勾践的手下当大臣,这人足智多谋,西施的美人计就是他想出来的。但是当越王革命成功,庆功会上却找不到了范蠡。原来人家范蠡走了,而且他还给朋友文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夫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顾,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其处乐,子若不去,将害于子。”不出所料,文种贪恋权位,最后被杀。范蠡不仅有远见,也很有本事,他弃官经商,成了天底下第一号的富翁。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流当数晋代的嵇康那一伙人了。他们每天坐在竹林里一杯清茶,谈天说地,菲薄礼教,不肯做官。尤其那位嵇康,人家山巨源推荐他,本来是要好的朋友,可他竟写了一封信,把人家挖苦了一番,还和人家绝交。那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倒成了千古名篇。其实,嵇康不是不肯做官,只是不肯做司马氏的官。于是司马氏便找个理由,把他给杀掉了。临刑的时候,嵇康摆上琴,神色自若,奏一曲《广陵散》,从容赴死。嵇康的朋友中,包括阮籍以及向秀等人,也都不愿和司马氏合作。这些人都是出于一种对前朝皇帝的忠贞不贰,和对后朝皇帝的不屑一顾,他们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于是便有了魏晋风骨。而那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和嵇康这些人比起来,却显得温和了许多。
　　看来,清流绝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悠闲与潇洒,其中也有刀光剑影,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代价最为惨烈的当数明代的方孝孺了。
　　方孝孺是明代第二个皇帝建文帝的老师,名满天下。而朱棣夺了建文帝的皇位之后,却非要方孝孺来写即位诏书不可。方孝孺鄙视朱棣,坚决不肯。朱棣说:“这写诏书的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毫不客气,执笔写下“燕贼篡位”几个大字,然后把笔一扔,厉声骂道,“我就是死了也不会写的。”朱棣恼羞成怒,“难道你就不怕诛九族吗?”方孝孺正在气头上,想都没想,顺嘴就说,“就是诛我十族又怎么样?”
　　和皇帝较真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朱棣气急败坏,果然说到做到,立即派人把方孝孺的九族再加上学生,凑齐十族,八百余口,当着方孝孺的面,杀戮。
　　方孝孺的气节可以说天底下再也没人可比了。但是,方孝孺毕竟言重了,面对一个丧心病狂的帝王,还是不要过于意气用事为好。因为除他以外的那八百余人毕竟是无辜的,他们的想法未必和你方孝孺一样。所以,相比之下,汉朝时的龚胜就做得很得体。这个人在汉哀帝时,三举孝廉,有些名气,后来因为王莽篡逆,便归隐乡里。王莽慕其名,多次派遣使者,要拜他为上卿。开始他装病,可是王莽派的人就在那儿等着,你什么时候病好了就什么时候带你走。龚胜泡了一两年,实在没有办法,既“受汉厚恩,岂以一身事二姓”,又不能和王莽对抗,给子孙带来祸患,于是绝食一十四天,气绝身亡。自己死了,名节有了,儿孙也保住了。
　　说到这,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这人叫楼琏,官侍读。方孝孺死后,朱棣便命他草诏,史书记载,“楼琏承命不敢辞,归语妻子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辈耳。’其夕,遂自刭。”这位楼琏没有像方孝孺那样大义凛然,但也视死如归,自杀而死,而未牵累妻小。
　　方孝孺说过诛十族的话之后,大概也会后悔的,悔的不是自己死,而是牵连那么多无辜的人。据说方孝孺的胞弟方孝友临刑时,方孝孺泪如雨下,不知是不是心有悔意,但是弟弟的大义凛然,不在哥哥之下。其弟从容吟诗:“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
　　其实,说来说去,这些事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都不是什么太大的原则问题,无非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而已。用朱棣的话说,“此朕家事”,别人犯不着过于较真。但历史上的确有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却是含糊不得的。
　　拿元朝来说,很多宋代的老臣就是采取不合作态度的,不管你元朝皇帝给什么高级职务,多优厚待遇,我就是坚辞不就,宁死不屈。有一个叫谢枋得的人,南宋文学家,进士出身。宋灭亡后,隐居闽中。元朝皇帝很看重他,多次诏他出来做官,他坚辞不就。后来皇帝派人硬是把他绑到北京,可是谢枋得坚贞不屈,绝食二十多天而死。
　　元朝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叫文天祥,更是名满神州,无人不晓。宋亡后,文天祥被俘,写下《正气歌》。元人佩服他的气节和才能,舍不得杀他,要授他高官显位,而且元世祖亲自召见文天祥,劝他投降。但是文天祥不为所动,只求一死。行刑那天,文天祥面南而跪,从容就义。他那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感天动地。
　　清朝的情况和元代有些相似,都是外族入主中原,但是他们都没有以胜利者自居,而是非常虚心地学习汉族文化,努力与汉族融合。尽管如此,汉族的士大夫们该拒绝合作的照样拒绝合作,该坚辞不就的照样坚辞不就。
　　康熙的时候,开了一个“博学鸿词科”,意思是只要有各地官员或朝廷大臣的推荐,那些有学问有才能的人,不必通过考试,就可以直接做官。但是,面对诱惑,明代的那些有名的士大夫们,照样不为所动。那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就拒绝出山。还有黄宗羲,清政府屡次逼他出来做官,他坚决不肯,隐居家中,讲学著书,开思想启蒙的先河。还有一位叫吕留良的,清朝逼他做官,他不但拒绝,还出家做了和尚。他还写诗说:“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公然表示和清廷不合作的态度。
　　到了清朝以后的民国,这股清流越发地滔滔起来。也许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关系,各种势力需要的人才多了起来,所以坚辞不就、不违心做官的人,也就渐渐多了起来。
　　先说黎元洪。如果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革命党从桌子底下把他揪出来,逼他作大元帅,他坚辞不就是因为形势并不明朗,革命党能否成功还是未知数的话,那么1915年袁世凯称帝,册封他为武义亲王的时候,黎元洪能做到坚辞不就,可以说在政治上就比较成熟了,知道什么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什么叫不得人心。甚至袁世凯派人带全套礼仪前去宣旨,黎元洪连门都不开。
　　还有,民国的五位总统除袁世凯外,其他几位如徐世昌、曹锟、段祺瑞这几个人,在民族大义面前,都没有给中国人丢脸,这一点,很值得我们骄傲。日本侵略中国后,多次邀请徐世昌出任华北政府要职,但徐世昌几请几辞。那位在中国选举史上被称为贿选总统的曹锟,虽然花钱买总统,但当日本人几次邀请他到“冀察政务委员会”任职的时候,都被他断然拒绝。他的这种精神还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嘉奖,死后被追授为陆军一级上将。还有段祺瑞,为了拉拢段祺瑞,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但段祺瑞坚决拒绝,并离开天津,躲到上海,不和你日本人来往了。
　　其实,在民族大义上,人们还是很容易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面对革命党的时候,人家亮出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旗,在选择上,就有些难度了。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在武昌起义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因不满袁世凯专权而辞职。后来作为北大校长,又为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愤而辞职。一九二八年的时候,他又不愿意和蒋介石合作,辞去所兼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来国民政府任命他为监察院院长,他坚辞不就。
　　还有胡适先生,一生崇尚自由主义,蒋介石多次邀他参加政府,并施加压力,他仍不接受。他认为自己不愿做官,“理由无他,乃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我不愿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
　　说起来也真是有些怪,蔡元培左一次辞官右一次辞官,偏偏越辞名气越大,找他当官的人也越来越多。就连胡适这样坚决不肯做官的人,反倒越发地受人敬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各路人马纷纷进京做官去了,坚辞不就的事便渐渐少了下来,因为人民政府嘛,为人民做事,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可偏偏就有,这人便是陈寅恪。陈寅恪一生恪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特立独行,独往独来。一九五三年,中央决定任命陈寅恪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可是他最终还是没有去,一生都在中山大学做他的教授。
　　陈寅恪之后,还有一个值得我们一提的人,这人就是粟裕。一九五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设了十位元帅,十位大将。粟裕一生戎马倥偬,战功显赫,令人敬仰。但是他却不是元帅,而是大将,名列元帅之末,大将之首。据《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这本书介绍说,粟裕本来应该评为元帅,但是由于他自己主动请辞,把元帅让了出去,于是被评为大将。这种高风亮节,主动让帅的做法,感人至深。
　　粟裕之后,再也听不到有主动让官的了,毕竟时代发展了,尤其现在,都是中华民族了,所以我们也就不大提起这些人的气节了。但无论如何,这股清流却永远是一个民族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