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藏的线路道阻且长，沿途常可见弯道或是悬崖旁振风而鼓的佛教经幡，雪域之行因而在众口相传中有了朝拜的意味，巨大的海拔落差一日之间变幻出从亚热带雨林到西伯利亚苔原的景致，也是唯有亲自踏上“世界屋脊”才有的报偿。

康定锅庄

　　如今下了成雅（成都-雅安）高速公路，康定城几乎在望。别克“寰行中国”车队从上海出发，几乎是沿着318国道一路西进康定。这座以“跑马溜溜的山”名世的川北重镇，是通常意义上进入藏区的分界。起伏的丘陵山势渐裸露在植被之外，山顶上到处码着玛尼堆，挂起大小各色印有藏语经文的旗帜，勾勒出一派佛国气象。消失在道路拐弯处的大渡河，到了康定一段变得湍急，打着旋儿从山坳里涌出，已闪着高原流水富含矿物质的磷白色。由东门进入康定城，狭长的中山街上，就像诸多游记和导游手册上指点的，挤满了藏地打扮的男女，男的头上多盘了一条大辫，两耳戴了很大的绿松石，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动，女人多在辫尾上编进了红绿丝线，脖上挂着金或银制的小佛盒……只是这身装束如今少了“中古骑士”的味道（邢肃芝语，著有《雪域求法记》），倒是看起来更像符合游人浪漫化想象的戏服。
　　康定旧称“打箭炉”。据清人松筠所著《卫藏通志》载，打箭炉“昔为汉诸葛武侯征孟获时，遣将郭达往彼处造箭，因名”。处在西南交通要道上的康定建城年代久远，因而此地在民国年间还曾是西康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产自四川等内地的茶叶由此行销藏地，而康、藏出产的兽皮、鹿茸、麝香、虫草等土产，也均经此流通各地。1937年赴西藏求法的汉人邢肃芝行经此地，曾有这样的感叹，“康定不仅汉藏混居，外国人也不少”，单单是康定的汉族商人就有川帮、滇帮、陕西帮等，川滇帮以经营茶叶为主，山西帮专以山货药材为生，各有雄厚的资金及根深蒂固的生意基础，在此经营起一个五方杂处、又颇富汉地气息的通商都会。
　　当时适逢戴季陶受命民国政府出使西藏，疏通汉藏关系，浩荡的一行人占用了康定所有汉人经营的旅馆，邢肃芝及其行脚僧人只得在“锅庄”借宿。所谓锅庄，是一种藏式“经济型旅店”。因康藏人出门旅行都是自带卧具、自备炊具，身上穿的长袍脱下来就可以当被子盖，就着自带的青稞酒过糍粑，吃到兴起就在弦子的伴奏下起舞当歌，更形成了“跳锅庄”的风俗。
　　到了1938年，康定尚有13家锅庄继续营业，解放前后更一度兴旺到48家之多，但是1957年人民政府限制英、印货物从西藏输入，而川茶则开始通过青海运入西藏，锅庄终于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彻底从历史上消失。据邢肃芝回忆，当年靠近中山街一带多是仅可容几人及驮马的小型锅庄，而能招待十数人的大型锅庄则散布在城郊。如今河东街背后的小巷里，石板街已经被水泥覆盖。残留的几段木板房子在高楼下蜷缩着，那里有川人在木板后的玻璃罩子内做“传统锅盔”，偶尔你能在两层木楼的屋檐下发现还没有脱落的雕花，招牌后的墙板上还残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字样。
　　更有趣的是木板房后还有小教堂，就在它不远处，一个小清真寺显示出康定鼎盛时期的多元文化。西康地区本就民性强悍，再加上语言的隔阂与当地的特殊风俗，满清时总督赵尔丰的高压政策，在民国革命后已不适用于当地。刘文辉（曾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政西康十年）的治康方针是对藏地信仰主流加以赞助，除了用金钱补助西康境内喇嘛修建寺庙、刻印经文之外，每年还派手下的参事前往拉萨布施三大寺。

折多过界

　　康定的“溜溜”在藏语中是狭窄的意思，而川、藏的分水岭折多山则顾名思义是道路曲折之义。在1954年未通公路之前，这一路需要走整整八天。扼住这出关要道的有十多户民居，在康定城外约二十公里，年老的住民会这般相告，从此向西有两条路可深入藏区腹地：一条是翻山到甘孜、德格、邓柯，这是北路，路较平坦，水草丰盛，很少有土匪滋扰；一条是翻山经雅江、巴塘、到宁静，这是南路，山路崎岖且有土匪出没。
　　要越过这段多艰的路途，真正进到西藏，在上世纪上半叶长久以来只有一条长约15公里的公路，是刘文辉手下的一个团长仿照正常公路规格修筑的，这在当年的康北十分稀罕。公路建成后，这名团长还征用了四名夫役，从西康首府康定人抬马驼了一辆摩托车到甘孜，以便在新建的公路上一骑绝尘，让当地人见识什么是“摩登”。
　　现如今，折多的经幡、雾凇吸引着成群穿着摄影背心的人们，端着像长枪短炮的相机，四处游弋。新都桥一带更成为更广为人知的“摄影者的天堂”。他们从两座分界桥上错身（错车）而过，都来不及辨清对方的面孔。凡从西康南路或云南来此的人，必须经过云南桥；凡由西康北路来这里的人，则要经过四川桥。当年架在澜沧江上的双桥，每座长约十丈，有三根巨木作为桥梁，上铺设木板，过桥时人和牲口在上面走动，会感到剧烈的摇晃。低头向桥下望去，只见大江在脚下奔流。
　　今天从雅安到康定一线已经与内地交通无异。曾经的天险二郎山在2002年被以4亿巨资打通隧道后，已经变成了旅游景点。从雅安到泸定，细心人会注意到沿途山坳内沿着内坡线修筑的老川藏线废弃的段落。

“前现代”的圣城

　　当年邢肃芝一行跨过昌都和岗拖之间的要冲，进入求法的目的地圣城拉萨外围的江达地界，振风而鼓的经幡之外，飘过一阵悠扬的军乐，用他的话说，“仔细分辨它的音韵，很像苏格兰人演奏的乐器。”及至被邀请到戍守关卡的一位甲本（相当于连长）家里用餐，按西藏风俗，在客厅里的坐垫上坐定之后，他发现坐垫上铺的本地织造的羊毛地毯，尽管绘上了喇嘛教特色的符号花纹，但地毯四周用得是英国红呢绒镶边。当年英国元素浸透入藏区的上流社会由此可见一般。这个地方每年五月都有一次集市，除了陈列各种土特产品，更有印度运来的英制布匹、颜料、厨具、皮鞋等等，不过价钱十分昂贵，一般老百姓买不起。 　　1936年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在《圣城拉萨》中记载的这座城市并不是一座皇皇都城，而是围绕大昭寺发展起来的，聚集着僧侣、信徒、贵族、乞丐的小城，而待到十年后，英国前锡金商务官员麦克唐纳已在《旅藏十七年》中提到了尚在草创阶段的西藏警察、邮政、电报及电灯等现代化公共设施。
　　如今城中心八廓街与其说是商业街，不如说是半个多世纪前西藏进入早期现代化的试验区。尽管直到英国人离开，拉萨的电气灯只有大昭寺前的一盏，尚未普及到商家和居民；邮政只是以拉萨为起点，东迄工布江达，西止日喀则；电报则是只从这里到英属印度之间的往还。至今保留的噶林厦、索康府等大院落里，一边是两层高的仆人房，一边是对着太阳的三层高主人房，中间是宽大的养马区，仍依稀可以看出当年藏区贵族的悠闲，而和游客们触目所见不是川菜馆就是藏餐馆不同，生活在八廓街附近的老拉萨人总是能找见深巷里的西餐厅，当年在酥油味缭绕的古城里撞见老友，只消吆喝一声，“吃牛扒去”。这样的日子成了一部分年老的拉萨人的秘辛，如今他们已不事张扬，毕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样的西化生活习惯也曾被当作藏区一部分人的“特权”而一度遭到禁绝。
　　（别克“寰行中国”的第四站，将行走青藏线，探寻这块羌、回、汉等多民族激荡的华夏边缘地带，如何以“有容乃大”的姿态从古文明中现代转身。敬请期待下一期的《南都周刊》“转型中途-‘寰行中国’别克·中国文化之旅”系列报道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