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垦学术的处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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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晗出生于1985年,属于“八零后”。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喜欢写诗、写小说的不少,喜欢研究文学的似乎不多。而作家陈应松在向我推荐韩晗时一再强调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人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指文学研究),这样的年轻人现在真的不多!”后来,我了解到韩晗已经出版了散文集《大国小城》、学术专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等八种,更感到了应松兄此言不虚。这不,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入学不到半年,韩晗又拿出了他的最新成果《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并告诉我,其中的几篇已经或即将在《书屋》、《汕头大学学报》等刊发表。借此书出版之机,韩晗希望我能写篇序言,我当然乐意玉成此事。
  期刊研究、文学的传播研究都是近年来学界的热门话题。关于那些深刻影响了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期刊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成果。韩晗一面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一面迅速进入了对于那些学界一时尚未关注的期刊的研究,通过对原刊的细致阅读、研究,有所发现,从而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园地。例如《絜茜》、《夜莺》、《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呐喊(烽火)》这些学界的研究显然还不够的刊物,韩晗都能拂去历史的烟尘,还其清晰的历史面目,揭示其在历史上也许不那么深远、但不容忽略的文化意义。这样,这本书就具有了某种拓展新知、填补空白的意义。同时,韩晗有意在对于不同期刊的研究中剔发不同的文化意义,努力呈现出对于期刊研究的多侧面理解,也使得本书具有了摇曳多姿的灵动感。此外,更有意义的是,韩晗能够走入历史的深处,去理解那些前辈文化人的追求与迷惘,去发掘那些好像已经湮没在历史废墟中的文化陈迹,我觉得是显示了一个“八零后”学人对于前辈和历史的浓厚兴趣、也是显示了文心的薪尽火传的。
  现在有不少青年学人,常常习惯从某一西方的流行理论入手去讨论问题。然而,西方的理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千变万化的文学现象,却是一个问题。甚至在西方,对文学评论的理论化倾向的质疑也时有所闻。美国文学评论家韦勒克就曾经指出:“当前迫切的问题……理论是接受了,而与文本的接触却越来越少了。”因此,如何从对于文本的阅读感觉入手,去感受、描述文学的丰富与微妙,进而深刻领悟人生的丰富与微妙,就成为避免沦为流行理论附庸的关键所在。我在读了这部书稿以后,感到韩晗既能关注新的理论,并从中摄取研究的灵感,又能不为理论所囿,努力还原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多变,读来常有移步换景之感。例如《“遗失的美好”》一章对《絜茜》月刊的研究对于“三个张资平”、“两个《絜茜》月刊”的发现就颇有新意地揭示了中国文人命运的多变;《知识分子、公共交往以及话语范式》一章中对《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创刊号”特色的发现——“‘重中轻西’、‘昌明国粹’仿佛是《季刊》的办刊宗旨——这与以欧美留学生为主要撰稿梯队的刊物似乎十分不符”,同时这一现象也有特别的文化意义:“恰恰因为有着一群优秀的留学生(尤其是欧美留学生)供稿者,他们既有着西学的视野,又有着国学的底子”,做起“昌明国粹”的事业来才别具特色……都能体现出作者从史料的钩沉、分析入手,去重新发现历史的风云变幻、历史人物的命运多变的求实精神。
  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还原历史的复杂绝非易事。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问题、人事纠葛缠绕在一起,没有深厚的学养,是难以透彻地做到“知人论世”的。而深厚的学养,当然是建立在常年的积累基础之上的。由于作者毕竟年轻,虽然在对于那些“冷门”期刊的研究上能够有所发现,但当他试图“以点带面”评论那些错综复杂的思潮时,有时难以做到深处,就显示了作者之短。例如书中对于现代文学史上唯美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评述就明显有简单化之嫌。因此,这本书虽然已经出版,还是需要进一步打磨的。我相信韩晗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既然他真心地喜欢学问。而且,他还如此年轻!
  (韩晗:《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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