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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长期保持的贸易顺差使人民币汇率承受着来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政治施压。这些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存在着怎样的传导机制值得关注和研究。文章以美国为例，运用预测价值检验法验证市场预期在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传导机制中发挥的作用，以揭示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可能的影响路径和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部政治压力主要通过市场层面和政策层面向人民币汇率传导，市场预期在两种传导机制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政治施压从总体上看具有预测价值，即外汇市场的参与者会因施压事件的发生而改变对人民币汇率变化趋势的预期从而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趋势;当人民币汇率处于贬值阶段时，美国政治施压事件更易于对市场预期产生影响。
[关键词]外部政治压力;市场预期;人民币汇率
[中图分类号]F114;F8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01-0084-08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汇率问题不只是单纯的经济现象，更是一種政治现象。作为出口大国，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保持着较大的贸易顺差，中国政府也因此被指责通过“低估”人民币汇率获得贸易中的不平等优势。人民币汇率的决定与波动背后存在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即便人民币自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至2014年2月已经升值近30%，即使人民币汇率制度也在中国政府和货币当局的努力改革中逐步走向市场化、国际化，且IMF也公开作出人民币汇率“不再被低估”的表态，人民币汇率仍受到一些指责与施压。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令中美经贸关系再次陷入紧张局面，2019年8月6日，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令人民币汇率问题又一次被推向了风口浪尖，自1994年以来，美国财政部每半年一次向国会提交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从未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而就在2019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破7元关口之后，美国财政部草率地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汇率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外部政治压力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传导的？这些问题值得关注。
关于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在近年来作出了大量研究，其中大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或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决定是存在一定影响的，例如Liu & Laurent （2010） 从美国的主要报刊收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新闻事件，通过构建政治压力指标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2005年7月至2011年5月期间，来自美国和非美国国家对人民币的政治施压对人民币汇率日收益率的影响均不显著，但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有条件的波动性是存在影响的;Chao和Tung（2013）研究2002年到2008年间中美官员会面后的会议公报，将中国官员发布的、人民银行在季度报告中公布的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决定以及美国官员发表的与中国政府达成关于人民币汇率弹性调整共识的言论，都看作是美国政治施压成功影响中国汇率政策的结果，结论是中国的汇率决定的确受到国外政治压力的影响。张欣等（2015）采用2005年至2014年的数据，运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测度外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间博弈对汇率水平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政府间的政治博弈以及外国政府的政治施压行为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有重要影响。Paul Bowles和Baotai Wang（2016）运用2000年到2014年的数据研究美国施压事件和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与美国施压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Weiss和Wichowsky（2016）用VAR模型分析美国政治施压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2005年至2012年间，美国施压的影响是显著的。既然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存在影响的可能，那么这种影响是通过怎样的传导机制发生的呢？市场预期作为最可能的传导诱因，在整个传导机制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关于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的讨论，相关文献凤毛麟角，其中，陈三毛（2008）认为别国主要通过指控中国操纵汇率，借助外交手段或渠道，利用多边机制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化，利用媒体左右国际舆论等方式向中国施压。刘涛、周继忠（2011）在研究外部压力是否推动了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中，认为外部压力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包括市场预期渠道和政府目标渠道。朱孟楠等（2015）通过建立“政治周期外溢效应模型”分析政治周期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美国政治周期对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有着直接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流动与政策调控传导的。但此类文献并没有就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展开系统性研究和分类探讨不同传导渠道的传导路径和效果，也未对市场预期在传导机制中的作用进行分析。而从市场预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的角度展开研究的文献中，大部分探讨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外汇市场干预活动、上一期人民币汇率、中美利差变动以及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等因素对市场预期产生的影响从而改变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如杜晓蓉，2011），并没有考虑市场预期在国际政治施压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中的影响。
现有文献关于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尚未有完整和系统的研究，因此对于外部政治施压事件主要通过怎样的路径影响人民币汇率尚不明确。深入理解外部政治施压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路径对于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外部诱因以及寻求稳定汇率的货币政策具有重要价值，因而无论外部政治压力是否会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产生实质性影响，探讨其对人民币汇率的可能的传导机制仍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市场预期在这些可能的传导路径中发挥的作用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尝试以美国为例，探讨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并收集2005年7月22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美国官方（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对人民币汇率的施压事件，运用预测价值检验法验证市场预期在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传导机制中发挥的作用。 二、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以美国为例
国际货币权力理论中与汇率政策施压相关的概念主要有三个：货币权力、货币权术和汇率武器。根据David M.Andrews（2006）的定义，货币权力是一种关系属性，当一国由于其与其他国家的货币关系而改变行为时，这种权力表现明显，如果从因果视角来看，假定A国比B国拥有更高的货币权力，那么A国与B国的关系会导致B国对特定政策C做出特定反应，也就是说两国间的货币权力差异会导致权力弱的一国直接或间接改变其政策行为。货币权术，则是指一国为了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而实行的有意的货币关系操纵。根据 David M.Andrews 的看法，货币权力体现为一国的行为变化受到与它存在货币关系的其他国家影响，而货币权术有着更加严格的定义：对货币关系有意识地操纵以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两者最主要的差异在于货币权力是一种历史演化的产物，一种客观存在，其影响力是自然产生的;而货币权术是出于强烈的目的性而形成的，是一国为了某种特定利益对另一国货币关系的操纵。所谓汇率武器，就是一国利用汇率使得另一个国家改变政策的做法。在国际货币权力理论中，汇率武器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在现实中，汇率武器也得到了反复的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货币权力关系形成新的格局，汇率武器在国际收支冲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操控欧洲、日本等国的本币对美元汇率，迫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和货币当局按照美国的意愿调整汇率政策都是很好的例子。学者们认为这种杠杆性的工具在解释国际间汇率政策调整中有重要作用，但是一国对于汇率武器的使用，通常也会引发其他国家实行相应的反制措施，例如外贸区域整合、外汇积累与外汇干预、改变国际投资方向等，这些措施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汇率武器的使用效果。
国际货币权力包括自治权和影响力两个主要方面，其中自治权指的是一国能够独立地决定、执行、改变本国的货币政策，掌握对本国政策的自主权;而影响力是指一国通过对其他国家进行施压而强迫别国按照其意愿和目标改变货币政策的能力。在这两种能力之间，自主权是影响力的先决条件。国际货币权力的功能从本质上看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延迟的能力（the power to delay），二是转移的能力（the power to deflect）。所謂延迟的能力是指一国处在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下时，推迟承担、延期支付持续性调整成本的能力;而转移的能力是指一国将调整失衡的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承担的能力。衡量一国在国际货币关系中延迟能力的强弱主要考虑该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和借入外债的能力;而衡量转移能力的强弱主要参考一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和适应性等基础结构因素。一国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其产业越容易遭到外部冲击，其转移能力越小;若一国生产要素流动性越强，信息的获取程度越高，则适应性越强，经济调整恢复的速度越快，转移的能力也就越强。
在国际实践中，尽管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中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顺差，属于国际贸易中的出口强国，但对比美国，无论从延迟的能力还是转移的能力来看，中国都不属于国际货币关系中的强国，美国凭着美元特殊的全球性角色，成为国际货币事务中最有权力的国家。正因为这种特殊的国际货币地位，使得美国能够向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下文就这两个层面以美国为例讨论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可能的传导机制。
美国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可能的传导机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市场层面，二是政策层面。市场层面中，政治施压事件主要通过市场预期引导外汇市场参与者的外汇操作，从而影响离岸人民币汇率（CNH）的变动，离岸人民币汇率（CNH）再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渠道影响在岸人民币汇率（CNY）的变动;在政策层面中，央行通过汇率沟通（口头干预）以及调控工具的使用（实际干预）两种渠道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控，以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其中政策层面的传导包括央行的汇率沟通和口头干预，这类属于间接干预的手段。市场和政策构成了传导机制的两个主要部分，是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市场预期产生影响的两种重要来源。
（一）市场层面的传导
在市场层面，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主要是通过外汇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引导离岸人民币汇率变动，离岸人民币汇率变动向在岸人民币汇率传导来实现的。具体地，当美国官方通过国会议案、总统访华、财政部长访华等方式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时， 政治信息首先会影响外汇市场参与者对人民币汇率的市场预期，无论是出于投资还是投机的考虑，这些外汇市场参与者都可能在政治事件影响下改变或进一步强化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判断，从而进行相应的汇率买卖操作。例如，当人民币处于持续升值阶段时，如果美国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政治施压要求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升值，那么本来预测人民币升值外汇市场参与者们很可能会强化对人民币汇率未来升值的预期，加大幅度买入人民币，抛售美元;本来预测人民币未来将下跌的外汇市场参与者们则可能会改变预期方向，也开始买入人民币并抛售美元，这些操作的结果最终会使人民币汇率与政治施压的目标方向走向一致，也就是继续升值。当人民币处于贬值阶段时，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同样可能通过对市场预期方向的引导而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方向。
但是，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大规模的外汇自由兑换也仍未实现， 外汇市场参与者如何通过外汇操作来影响人民币汇率呢？答案是离岸人民币汇率市场。香港银行从2004年2月起开始得到办理人民币业务的许可，包括个人汇款、存款、信用卡和货币兑换业务。2011年，将中国香港地区发展成为重要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的政策被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2011—2015）。目前，全球约80%的离岸人民币结算在中国香港离岸市场完成，除了中国香港之外，伦敦、新加坡、巴黎、卢森堡、法兰克福、首尔等地也设有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离岸人民币汇率——CNH中H的含义从最初的 HongKong 扩展到“海外”。
由表1可知在岸人民币汇率（CNY）市场和离岸人民币汇率（CNH）市场的几点区别，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离岸人民币汇率市场受到中国国内的政策限制较少，而受到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变化、政局变动等因素的影响较多，更能充分反映出人民币的真实供需状况。因此，当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政治施压事件发生时，在市场预期的影响下，离岸人民币汇率（CNH）会比在岸人民币汇率（CNY）更敏感，变动更为剧烈。同时，两个市场又并非相互隔离的，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CNH）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对在岸人民币汇率（CNY）进行传导。 首先是贸易渠道——跨境进出口企业贸易结算。当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发生时，市场会倾向于预期人民币升值，那么外汇参与者们在中国香港等离岸市场上的买卖操作会使离岸人民币汇率（CNH）升值，并高于在岸人民币汇率（CNY）。这时，跨境出口企业会倾向于在在岸人民币汇率市场上交易，因为同样的美元收入可以换取更多的人民币。出口企业在在岸市场上买入人民币，抛售美元的行为会使在岸人民币升值。这样就使升值的趋势从离岸人民币汇率市场向在岸人民币汇率市场传导。当然，现实中，两个市场的影响是相互的，传导也是双向的，在上述的场景中，跨境进口企业也会在离岸市场上买入美元并抛售人民币，两种方向的外汇操作会逐渐烫平两个汇率市场中的价差，减小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向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传导的力度和效果。同时，针对跨境进出口企业的这种行为，政府是有所限制的，如果从事跨境贸易的企业选择在离岸市场进行交易就必须按照离岸汇率结算，那么交易中所获取的收益是不允许转回到在岸市场的。但尽管如此，在市场预期的引导和利益的驱动下，离岸人民币汇率依然会向在岸人民币汇率传导。
其次是资本渠道。外汇交易市场中的参与者，无论是出于投资或是投机的动机，都对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信息非常敏感。当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发生时，外汇市场参与者们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市场预期会发生改变或者进一步强化，市场预期引导下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外汇买卖操作会引起离岸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尽管我国有关政策规定，禁止各类离岸金融机构从事任何在岸人民币市场交易活动，同时也禁止各类在岸金融机构从事任何离岸人民币市场交易活动，从而防止离岸和在岸金融机构利用汇率差价在两个市场之间进行套汇交易。但是，这些机构作为市场参与者可以通过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市场进行以上操作。具体地，离岸金融机构可以通过NDF市场和离岸人民币远期市场进行套汇，而在岸金融机构可以通过NDF市场和在岸人民币远期市场进行套汇，如此一来，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必然会向在岸人民币汇率市场传导，在国际政治因素影响下离岸人民币汇率市场波澜起伏，在岸人民币汇率市场也不可能风平浪静。同时，在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政治事件背后还可能存在来自美国资本市场的诱因。美国一些华尔街巨鳄、大型投资基金和投机者还可能在利益的驱使下游说美国政府、国会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每次施压事件前后通过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外汇买卖操作而获利，引起离岸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并将波动传导到在岸人民币汇率中。
（二）政策层面的传导
根据国际货币权力理论，一国的政策决定受到该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货币关系的影响。在货币关系中， 拥有较强货币权力的一国可能并有能力改变货币权力较弱的国家的行为，使其他国家制定出它愿意接受的政策安排。通过货币关系中的优势改变他国政策行为的方式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的方式包括公开的政策施压，间接的方式包括将货币事务议题与其他国际事务议题捆绑，进行利益交换或施压威胁。
在各国货币当局的实践中，干预外汇市场常用的方式主要是汇率沟通（verbal intervention）和实际干预（actual intervention）两种。汇率沟通又被称为口头干预，指的是货币当局通过公开场合发表对汇率变动的看法与立场，间接影响外汇市场参与者对汇率变动的市场预期，从而引导汇率变动走势的方式。而实际干预指的是货币当局直接参与到外汇市场中，运用各种实际外汇操作的方式影响外汇供求，从而使汇率的变动走势与货币当局的干预目标走向一致。目前在国际实践中，大部分国家的货币当局采取两种调控方式并用的汇率干预策略，但由于实际干预存在政策时滞的问题，且容易破坏外汇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一些外汇市场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例如美国、欧盟、日本等不断加大口头干预的使用频率，同时逐渐减少实际干预，甚至放弃实际干预手段的使用。我国近年来开始重视汇率沟通方式的使用（王自锋等，2015），央行的汇率沟通（口头干预）方式是通过影响市场对汇率的预期而发挥作用的。
三、市场预期在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中发挥的作用
据上文的分析可知，在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中，无论是市场层面的传导还是政策层面的传导，市场预期都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市场层面的传导中，施压事件必须通过市场预期引导外汇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从而引起离岸人民币汇率变动，并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渠道向在岸人民币汇率传导。其次，政策层面的传导机制中，央行的汇率沟通（口头干预）方式也是通过影响市场对汇率的预期而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美国政治施压很可能最终是通过市场预期来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要验证这一点，需要通过预测价值检验，验证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市场预期是否存在影响，即是否存在正的预测价值。如果美国政治施压对人民币汇率从总体上看具有预测价值，说明美国政治施压对人民币汇率的市场预期是存在影响的，外汇市场的参与者会因施压事件的发生而改变对人民币汇率变化趋势的预期从而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趋势。本文运用2005年7月22日到2016年3月31日期间收集到的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官方施压事件）进行预测价值检验，以考察美国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是否通过市场预期进行传导，或者说，美国施压事件能否能过影响市场对人民币走势的预期而最终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
（一）数据说明
1.汇率数据
本文选择人民币每日收益率作为人民币汇率数据，人民币每日收益率：
2.事件数据
本文对事件的处理有两个步骤。首先是数据收集。根据郭维（2017）的事件分类，本文将施压事件定义为来自美国官方的公开施压事件，主要包括与人民币汇率有关的国会议案和听证会、美国财政部长访华、SED和S & ED会议、中美元首会晤、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发布、JCCT中美商贸联委会。在2005年7月22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共收集到上述事件116件。以上数据分别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Thomas信息系统（http：//thomas.loc.gov/home/thomas.php） 、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网站（http：//waysandmeans.house.gov）、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网站（http：//www.finance.senate.gov/hearings）以及美国财政部官网（https：//www.treasury.gov/Pages/default.aspx）。其次是事件分类。本文根据2005年7月22日以来人民币波动的趋势，分为人民币汇率升值期（2005.7.22—2014.1.31）和贬值期（2014.2.1—2016.3.31），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分类仅代表人民币汇率在一定时期内的波動趋势，并不意味着在某个期间内，每日的人民币汇率都呈同方向变动。 為了丰富本研究的结论，本文在证明总体上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市场预期存在影响的基础上，根据事件研究法中的定义，并参考多个学者的成功事件分类标准（Neely，2005;Rasmus Fatum & Michael M. Hutchison，2003;Marcel Fratzscher，2005;刘涛和周继忠，2011），将事件分成反转、平滑和放大三类，具体分类方法见郭维（2017）。其中，反转是指当人民币汇率处于持续贬值状态时，受到美国政治施压影响后由贬值转为升值的情况;平滑是指当人民币汇率处于贬值状态时，美国政治施压事件的发生并没有使人民币汇率转向升值，但是贬值的幅度有所收窄的情况;而放大则是当人民币汇率处于升值状态时，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发生后，升值幅度有所放大的情况。将此分类纳入预测价值检验的分析结果中，以便观测在人民币汇率处于哪种状态下时，美国政治施压事件更易于对市场预期产生影响。
（二）预测价值检验方法介绍
政治施压事件对市场基本面不会产生直接影响，对汇率的影响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市场预期传导的。美国国会或行政部门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即便不会影响到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机制和中国政府的汇率政策，也很可能会影响到市场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期，这种预期会通过市场渠道最终影响到人民币汇率的变动。Henriksson和 Merton（1981）最早开始运用预测价值检验这种非参数检验方法来评估投资经理预测股票和债券绩效的能力。其后这种方法逐渐被运用在经济管理领域中，例如Leahy（1995）运用这个检验过程来调查干预产生的利润。Humpage（2000）采用这个方法研究外汇市场干预对汇率市场预期的影响， 以美国买入德国马克对美元兑马克汇率的影响为例，探讨外汇市场干预事件的预测价值。刘涛和周继忠（2011）参照Humpage的思路，采用预测价值检验对外部施压事件是否对市场预期产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强化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问题进行了验证。在此，本文通过预测价值检验，验证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市场预期是否存在影响，即是否存在正的预测价值。
以上结果表明，首先，美国政治施压对人民币汇率变动从总体上看具有预测价值，即外汇市场的参与者会因施压事件的发生而改变对人民币汇率变化趋势的预期从而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趋势，说明市场预期在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具有预测价值的事件主要来自平滑和反转事件（使汇率从贬值转为升值的事件），而非放大事件（使汇率在升值基础上进一步放大升值幅度的事件）。这个结果可以解释为：当人民币汇率处于贬值阶段时，美国政治施压事件更易于对市场预期产生影响，并且此阶段发生的施压事件往往是较强的施压事件，因此也具有更强的预测价值，最终使人民币汇率在市场预期的作用下由贬值转为升值。
四、结 论
美国财政部选择在中美贸易战的僵持阶段，人民币汇率“破7”之时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意味着中美贸易战已经蔓延到汇率战场。不难预见，未来美国很可能进一步针对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一国的汇率变动往往受到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汇率稳定又关系到金融安全问题，研究人民币汇率可能受到的外部政治压力及其传导机制有助于理解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国际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求维持汇率稳定、降低汇率风险的对策。本文以美国为例分析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可能的传导机制，揭示了市场预期在传导机制的市场和政策两个层面中的关键作用，并通过事件收集和预期价值检验证明了这一点，文章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可能的传导机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市场层面，二是政策层面。在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中，无论是以上哪个层面的传导，市场预期都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市场层面的传导中，外部施压事件必须通过市场预期引导外汇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从而引起离岸人民币汇率变动，并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渠道向在岸人民币汇率传导。其次，政策层面的传导机制中，央行的汇率沟通（口头干预）方式也是通过影响市场对汇率的预期而发挥作用的。
第二，预测价值检验结果表明，在2005.7.22—2016.3.31期间，无论在人民币升值阶段还是贬值阶段，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政治施压从总体上看具有预测价值，即外汇市场的参与者会因施压事件的发生而改变对人民币汇率变化趋势的预期从而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趋势，说明市场预期在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具有预测价值的事件主要来自平滑和反转事件（使汇率从贬值转为升值的事件），而非放大事件（使汇率在升值基础上进一步放大升值幅度的事件），这一结果表明，当人民币汇率处于贬值阶段时，美国政治施压事件更易于对市场预期产生影响，且此阶段发生的施压事件往往是较强的施压事件，因此也具有更强的预测价值，最终使人民币汇率在市场预期的作用下由贬值转为升值。
本文的结论证明外部政治施压对人民币汇率具有预测价值，即外汇市场的参与者会因施压事件的发生而改变对人民币汇率变化趋势的预期从而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趋势，但同时也证明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是一种短期效应，会被市场迅速消化，无法真正改变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变化趋势。根据此结论，货币当局应一方面密切关注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多种传导渠道以及市场预期在传导中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深化汇率制度改革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降低外部政治压力可能带来的汇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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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部政治压力;市场预期;人民币汇率
[中图分类号]F114;F8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01-0084-08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汇率问题不只是单纯的经济现象，更是一種政治现象。作为出口大国，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保持着较大的贸易顺差，中国政府也因此被指责通过“低估”人民币汇率获得贸易中的不平等优势。人民币汇率的决定与波动背后存在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即便人民币自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至2014年2月已经升值近30%，即使人民币汇率制度也在中国政府和货币当局的努力改革中逐步走向市场化、国际化，且IMF也公开作出人民币汇率“不再被低估”的表态，人民币汇率仍受到一些指责与施压。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令中美经贸关系再次陷入紧张局面，2019年8月6日，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令人民币汇率问题又一次被推向了风口浪尖，自1994年以来，美国财政部每半年一次向国会提交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从未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而就在2019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破7元关口之后，美国财政部草率地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汇率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外部政治压力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传导的？这些问题值得关注。
关于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在近年来作出了大量研究，其中大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或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决定是存在一定影响的，例如Liu & Laurent （2010） 从美国的主要报刊收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新闻事件，通过构建政治压力指标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2005年7月至2011年5月期间，来自美国和非美国国家对人民币的政治施压对人民币汇率日收益率的影响均不显著，但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有条件的波动性是存在影响的;Chao和Tung（2013）研究2002年到2008年间中美官员会面后的会议公报，将中国官员发布的、人民银行在季度报告中公布的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决定以及美国官员发表的与中国政府达成关于人民币汇率弹性调整共识的言论，都看作是美国政治施压成功影响中国汇率政策的结果，结论是中国的汇率决定的确受到国外政治压力的影响。张欣等（2015）采用2005年至2014年的数据，运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测度外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间博弈对汇率水平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政府间的政治博弈以及外国政府的政治施压行为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有重要影响。Paul Bowles和Baotai Wang（2016）运用2000年到2014年的数据研究美国施压事件和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与美国施压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Weiss和Wichowsky（2016）用VAR模型分析美国政治施压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2005年至2012年间，美国施压的影响是显著的。既然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存在影响的可能，那么这种影响是通过怎样的传导机制发生的呢？市场预期作为最可能的传导诱因，在整个传导机制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关于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的讨论，相关文献凤毛麟角，其中，陈三毛（2008）认为别国主要通过指控中国操纵汇率，借助外交手段或渠道，利用多边机制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化，利用媒体左右国际舆论等方式向中国施压。刘涛、周继忠（2011）在研究外部压力是否推动了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中，认为外部压力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包括市场预期渠道和政府目标渠道。朱孟楠等（2015）通过建立“政治周期外溢效应模型”分析政治周期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美国政治周期对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有着直接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流动与政策调控传导的。但此类文献并没有就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展开系统性研究和分类探讨不同传导渠道的传导路径和效果，也未对市场预期在传导机制中的作用进行分析。而从市场预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的角度展开研究的文献中，大部分探讨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外汇市场干预活动、上一期人民币汇率、中美利差变动以及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等因素对市场预期产生的影响从而改变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如杜晓蓉，2011），并没有考虑市场预期在国际政治施压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中的影响。
现有文献关于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尚未有完整和系统的研究，因此对于外部政治施压事件主要通过怎样的路径影响人民币汇率尚不明确。深入理解外部政治施压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路径对于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外部诱因以及寻求稳定汇率的货币政策具有重要价值，因而无论外部政治压力是否会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产生实质性影响，探讨其对人民币汇率的可能的传导机制仍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市场预期在这些可能的传导路径中发挥的作用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尝试以美国为例，探讨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并收集2005年7月22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美国官方（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对人民币汇率的施压事件，运用预测价值检验法验证市场预期在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传导机制中发挥的作用。 二、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以美国为例
国际货币权力理论中与汇率政策施压相关的概念主要有三个：货币权力、货币权术和汇率武器。根据David M.Andrews（2006）的定义，货币权力是一种关系属性，当一国由于其与其他国家的货币关系而改变行为时，这种权力表现明显，如果从因果视角来看，假定A国比B国拥有更高的货币权力，那么A国与B国的关系会导致B国对特定政策C做出特定反应，也就是说两国间的货币权力差异会导致权力弱的一国直接或间接改变其政策行为。货币权术，则是指一国为了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而实行的有意的货币关系操纵。根据 David M.Andrews 的看法，货币权力体现为一国的行为变化受到与它存在货币关系的其他国家影响，而货币权术有着更加严格的定义：对货币关系有意识地操纵以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两者最主要的差异在于货币权力是一种历史演化的产物，一种客观存在，其影响力是自然产生的;而货币权术是出于强烈的目的性而形成的，是一国为了某种特定利益对另一国货币关系的操纵。所谓汇率武器，就是一国利用汇率使得另一个国家改变政策的做法。在国际货币权力理论中，汇率武器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在现实中，汇率武器也得到了反复的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货币权力关系形成新的格局，汇率武器在国际收支冲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操控欧洲、日本等国的本币对美元汇率，迫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和货币当局按照美国的意愿调整汇率政策都是很好的例子。学者们认为这种杠杆性的工具在解释国际间汇率政策调整中有重要作用，但是一国对于汇率武器的使用，通常也会引发其他国家实行相应的反制措施，例如外贸区域整合、外汇积累与外汇干预、改变国际投资方向等，这些措施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汇率武器的使用效果。
国际货币权力包括自治权和影响力两个主要方面，其中自治权指的是一国能够独立地决定、执行、改变本国的货币政策，掌握对本国政策的自主权;而影响力是指一国通过对其他国家进行施压而强迫别国按照其意愿和目标改变货币政策的能力。在这两种能力之间，自主权是影响力的先决条件。国际货币权力的功能从本质上看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延迟的能力（the power to delay），二是转移的能力（the power to deflect）。所謂延迟的能力是指一国处在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下时，推迟承担、延期支付持续性调整成本的能力;而转移的能力是指一国将调整失衡的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承担的能力。衡量一国在国际货币关系中延迟能力的强弱主要考虑该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和借入外债的能力;而衡量转移能力的强弱主要参考一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和适应性等基础结构因素。一国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其产业越容易遭到外部冲击，其转移能力越小;若一国生产要素流动性越强，信息的获取程度越高，则适应性越强，经济调整恢复的速度越快，转移的能力也就越强。
在国际实践中，尽管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中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顺差，属于国际贸易中的出口强国，但对比美国，无论从延迟的能力还是转移的能力来看，中国都不属于国际货币关系中的强国，美国凭着美元特殊的全球性角色，成为国际货币事务中最有权力的国家。正因为这种特殊的国际货币地位，使得美国能够向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下文就这两个层面以美国为例讨论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可能的传导机制。
美国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可能的传导机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市场层面，二是政策层面。市场层面中，政治施压事件主要通过市场预期引导外汇市场参与者的外汇操作，从而影响离岸人民币汇率（CNH）的变动，离岸人民币汇率（CNH）再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渠道影响在岸人民币汇率（CNY）的变动;在政策层面中，央行通过汇率沟通（口头干预）以及调控工具的使用（实际干预）两种渠道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控，以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其中政策层面的传导包括央行的汇率沟通和口头干预，这类属于间接干预的手段。市场和政策构成了传导机制的两个主要部分，是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市场预期产生影响的两种重要来源。
（一）市场层面的传导
在市场层面，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主要是通过外汇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引导离岸人民币汇率变动，离岸人民币汇率变动向在岸人民币汇率传导来实现的。具体地，当美国官方通过国会议案、总统访华、财政部长访华等方式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时， 政治信息首先会影响外汇市场参与者对人民币汇率的市场预期，无论是出于投资还是投机的考虑，这些外汇市场参与者都可能在政治事件影响下改变或进一步强化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判断，从而进行相应的汇率买卖操作。例如，当人民币处于持续升值阶段时，如果美国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政治施压要求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升值，那么本来预测人民币升值外汇市场参与者们很可能会强化对人民币汇率未来升值的预期，加大幅度买入人民币，抛售美元;本来预测人民币未来将下跌的外汇市场参与者们则可能会改变预期方向，也开始买入人民币并抛售美元，这些操作的结果最终会使人民币汇率与政治施压的目标方向走向一致，也就是继续升值。当人民币处于贬值阶段时，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同样可能通过对市场预期方向的引导而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方向。
但是，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大规模的外汇自由兑换也仍未实现， 外汇市场参与者如何通过外汇操作来影响人民币汇率呢？答案是离岸人民币汇率市场。香港银行从2004年2月起开始得到办理人民币业务的许可，包括个人汇款、存款、信用卡和货币兑换业务。2011年，将中国香港地区发展成为重要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的政策被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2011—2015）。目前，全球约80%的离岸人民币结算在中国香港离岸市场完成，除了中国香港之外，伦敦、新加坡、巴黎、卢森堡、法兰克福、首尔等地也设有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离岸人民币汇率——CNH中H的含义从最初的 HongKong 扩展到“海外”。
由表1可知在岸人民币汇率（CNY）市场和离岸人民币汇率（CNH）市场的几点区别，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离岸人民币汇率市场受到中国国内的政策限制较少，而受到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变化、政局变动等因素的影响较多，更能充分反映出人民币的真实供需状况。因此，当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政治施压事件发生时，在市场预期的影响下，离岸人民币汇率（CNH）会比在岸人民币汇率（CNY）更敏感，变动更为剧烈。同时，两个市场又并非相互隔离的，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CNH）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对在岸人民币汇率（CNY）进行传导。 首先是贸易渠道——跨境进出口企业贸易结算。当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发生时，市场会倾向于预期人民币升值，那么外汇参与者们在中国香港等离岸市场上的买卖操作会使离岸人民币汇率（CNH）升值，并高于在岸人民币汇率（CNY）。这时，跨境出口企业会倾向于在在岸人民币汇率市场上交易，因为同样的美元收入可以换取更多的人民币。出口企业在在岸市场上买入人民币，抛售美元的行为会使在岸人民币升值。这样就使升值的趋势从离岸人民币汇率市场向在岸人民币汇率市场传导。当然，现实中，两个市场的影响是相互的，传导也是双向的，在上述的场景中，跨境进口企业也会在离岸市场上买入美元并抛售人民币，两种方向的外汇操作会逐渐烫平两个汇率市场中的价差，减小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向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传导的力度和效果。同时，针对跨境进出口企业的这种行为，政府是有所限制的，如果从事跨境贸易的企业选择在离岸市场进行交易就必须按照离岸汇率结算，那么交易中所获取的收益是不允许转回到在岸市场的。但尽管如此，在市场预期的引导和利益的驱动下，离岸人民币汇率依然会向在岸人民币汇率传导。
其次是资本渠道。外汇交易市场中的参与者，无论是出于投资或是投机的动机，都对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信息非常敏感。当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发生时，外汇市场参与者们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市场预期会发生改变或者进一步强化，市场预期引导下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外汇买卖操作会引起离岸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尽管我国有关政策规定，禁止各类离岸金融机构从事任何在岸人民币市场交易活动，同时也禁止各类在岸金融机构从事任何离岸人民币市场交易活动，从而防止离岸和在岸金融机构利用汇率差价在两个市场之间进行套汇交易。但是，这些机构作为市场参与者可以通过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市场进行以上操作。具体地，离岸金融机构可以通过NDF市场和离岸人民币远期市场进行套汇，而在岸金融机构可以通过NDF市场和在岸人民币远期市场进行套汇，如此一来，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必然会向在岸人民币汇率市场传导，在国际政治因素影响下离岸人民币汇率市场波澜起伏，在岸人民币汇率市场也不可能风平浪静。同时，在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政治事件背后还可能存在来自美国资本市场的诱因。美国一些华尔街巨鳄、大型投资基金和投机者还可能在利益的驱使下游说美国政府、国会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每次施压事件前后通过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外汇买卖操作而获利，引起离岸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并将波动传导到在岸人民币汇率中。
（二）政策层面的传导
根据国际货币权力理论，一国的政策决定受到该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货币关系的影响。在货币关系中， 拥有较强货币权力的一国可能并有能力改变货币权力较弱的国家的行为，使其他国家制定出它愿意接受的政策安排。通过货币关系中的优势改变他国政策行为的方式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的方式包括公开的政策施压，间接的方式包括将货币事务议题与其他国际事务议题捆绑，进行利益交换或施压威胁。
在各国货币当局的实践中，干预外汇市场常用的方式主要是汇率沟通（verbal intervention）和实际干预（actual intervention）两种。汇率沟通又被称为口头干预，指的是货币当局通过公开场合发表对汇率变动的看法与立场，间接影响外汇市场参与者对汇率变动的市场预期，从而引导汇率变动走势的方式。而实际干预指的是货币当局直接参与到外汇市场中，运用各种实际外汇操作的方式影响外汇供求，从而使汇率的变动走势与货币当局的干预目标走向一致。目前在国际实践中，大部分国家的货币当局采取两种调控方式并用的汇率干预策略，但由于实际干预存在政策时滞的问题，且容易破坏外汇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一些外汇市场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例如美国、欧盟、日本等不断加大口头干预的使用频率，同时逐渐减少实际干预，甚至放弃实际干预手段的使用。我国近年来开始重视汇率沟通方式的使用（王自锋等，2015），央行的汇率沟通（口头干预）方式是通过影响市场对汇率的预期而发挥作用的。
三、市场预期在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中发挥的作用
据上文的分析可知，在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中，无论是市场层面的传导还是政策层面的传导，市场预期都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市场层面的传导中，施压事件必须通过市场预期引导外汇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从而引起离岸人民币汇率变动，并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渠道向在岸人民币汇率传导。其次，政策层面的传导机制中，央行的汇率沟通（口头干预）方式也是通过影响市场对汇率的预期而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美国政治施压很可能最终是通过市场预期来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要验证这一点，需要通过预测价值检验，验证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市场预期是否存在影响，即是否存在正的预测价值。如果美国政治施压对人民币汇率从总体上看具有预测价值，说明美国政治施压对人民币汇率的市场预期是存在影响的，外汇市场的参与者会因施压事件的发生而改变对人民币汇率变化趋势的预期从而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趋势。本文运用2005年7月22日到2016年3月31日期间收集到的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官方施压事件）进行预测价值检验，以考察美国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是否通过市场预期进行传导，或者说，美国施压事件能否能过影响市场对人民币走势的预期而最终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
（一）数据说明
1.汇率数据
本文选择人民币每日收益率作为人民币汇率数据，人民币每日收益率：
2.事件数据
本文对事件的处理有两个步骤。首先是数据收集。根据郭维（2017）的事件分类，本文将施压事件定义为来自美国官方的公开施压事件，主要包括与人民币汇率有关的国会议案和听证会、美国财政部长访华、SED和S & ED会议、中美元首会晤、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发布、JCCT中美商贸联委会。在2005年7月22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共收集到上述事件116件。以上数据分别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Thomas信息系统（http：//thomas.loc.gov/home/thomas.php） 、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网站（http：//waysandmeans.house.gov）、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网站（http：//www.finance.senate.gov/hearings）以及美国财政部官网（https：//www.treasury.gov/Pages/default.aspx）。其次是事件分类。本文根据2005年7月22日以来人民币波动的趋势，分为人民币汇率升值期（2005.7.22—2014.1.31）和贬值期（2014.2.1—2016.3.31），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分类仅代表人民币汇率在一定时期内的波動趋势，并不意味着在某个期间内，每日的人民币汇率都呈同方向变动。 為了丰富本研究的结论，本文在证明总体上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市场预期存在影响的基础上，根据事件研究法中的定义，并参考多个学者的成功事件分类标准（Neely，2005;Rasmus Fatum & Michael M. Hutchison，2003;Marcel Fratzscher，2005;刘涛和周继忠，2011），将事件分成反转、平滑和放大三类，具体分类方法见郭维（2017）。其中，反转是指当人民币汇率处于持续贬值状态时，受到美国政治施压影响后由贬值转为升值的情况;平滑是指当人民币汇率处于贬值状态时，美国政治施压事件的发生并没有使人民币汇率转向升值，但是贬值的幅度有所收窄的情况;而放大则是当人民币汇率处于升值状态时，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发生后，升值幅度有所放大的情况。将此分类纳入预测价值检验的分析结果中，以便观测在人民币汇率处于哪种状态下时，美国政治施压事件更易于对市场预期产生影响。
（二）预测价值检验方法介绍
政治施压事件对市场基本面不会产生直接影响，对汇率的影响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市场预期传导的。美国国会或行政部门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即便不会影响到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机制和中国政府的汇率政策，也很可能会影响到市场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期，这种预期会通过市场渠道最终影响到人民币汇率的变动。Henriksson和 Merton（1981）最早开始运用预测价值检验这种非参数检验方法来评估投资经理预测股票和债券绩效的能力。其后这种方法逐渐被运用在经济管理领域中，例如Leahy（1995）运用这个检验过程来调查干预产生的利润。Humpage（2000）采用这个方法研究外汇市场干预对汇率市场预期的影响， 以美国买入德国马克对美元兑马克汇率的影响为例，探讨外汇市场干预事件的预测价值。刘涛和周继忠（2011）参照Humpage的思路，采用预测价值检验对外部施压事件是否对市场预期产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强化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问题进行了验证。在此，本文通过预测价值检验，验证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市场预期是否存在影响，即是否存在正的预测价值。
以上结果表明，首先，美国政治施压对人民币汇率变动从总体上看具有预测价值，即外汇市场的参与者会因施压事件的发生而改变对人民币汇率变化趋势的预期从而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趋势，说明市场预期在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具有预测价值的事件主要来自平滑和反转事件（使汇率从贬值转为升值的事件），而非放大事件（使汇率在升值基础上进一步放大升值幅度的事件）。这个结果可以解释为：当人民币汇率处于贬值阶段时，美国政治施压事件更易于对市场预期产生影响，并且此阶段发生的施压事件往往是较强的施压事件，因此也具有更强的预测价值，最终使人民币汇率在市场预期的作用下由贬值转为升值。
四、结 论
美国财政部选择在中美贸易战的僵持阶段，人民币汇率“破7”之时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意味着中美贸易战已经蔓延到汇率战场。不难预见，未来美国很可能进一步针对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一国的汇率变动往往受到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汇率稳定又关系到金融安全问题，研究人民币汇率可能受到的外部政治压力及其传导机制有助于理解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国际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求维持汇率稳定、降低汇率风险的对策。本文以美国为例分析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可能的传导机制，揭示了市场预期在传导机制的市场和政策两个层面中的关键作用，并通过事件收集和预期价值检验证明了这一点，文章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可能的传导机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市场层面，二是政策层面。在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中，无论是以上哪个层面的传导，市场预期都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市场层面的传导中，外部施压事件必须通过市场预期引导外汇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从而引起离岸人民币汇率变动，并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渠道向在岸人民币汇率传导。其次，政策层面的传导机制中，央行的汇率沟通（口头干预）方式也是通过影响市场对汇率的预期而发挥作用的。
第二，预测价值检验结果表明，在2005.7.22—2016.3.31期间，无论在人民币升值阶段还是贬值阶段，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政治施压从总体上看具有预测价值，即外汇市场的参与者会因施压事件的发生而改变对人民币汇率变化趋势的预期从而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趋势，说明市场预期在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具有预测价值的事件主要来自平滑和反转事件（使汇率从贬值转为升值的事件），而非放大事件（使汇率在升值基础上进一步放大升值幅度的事件），这一结果表明，当人民币汇率处于贬值阶段时，美国政治施压事件更易于对市场预期产生影响，且此阶段发生的施压事件往往是较强的施压事件，因此也具有更强的预测价值，最终使人民币汇率在市场预期的作用下由贬值转为升值。
本文的结论证明外部政治施压对人民币汇率具有预测价值，即外汇市场的参与者会因施压事件的发生而改变对人民币汇率变化趋势的预期从而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趋势，但同时也证明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是一种短期效应，会被市场迅速消化，无法真正改变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变化趋势。根据此结论，货币当局应一方面密切关注外部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多种传导渠道以及市场预期在传导中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深化汇率制度改革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降低外部政治压力可能带来的汇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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