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前中国奥委会副主席、2000年奥申委秘书长、北京2008奥组委高级顾问……一串长长的头衔向人们展示着魏纪中和奥运的不解之缘。
　　2008年，古稀之年的魏纪中正期待着以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的身份见证奥运会。奥运百年，魏纪中亲身经历了50年。这50年，魏纪中见证了中国崎岖的奥运之路。总结这50年的体育生涯，他说：“我不能说我有所成就，我只能说我尽到了责任，惟一的遗憾就是有些事情还能干得更好。”
　　
　　与体育结缘
　　
　　2008年年初，我们见到了72岁的魏纪中。他虽然满头白发，但1.8米以上的大个子，腰板直挺。这是“沾了搞体育的光”——提及自己的身体状况，魏老打趣说。
　　如果没有50年前的那段往事，恐怕魏纪中不会是现在的样子。
　　魏纪中上中学时就读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他的同学中有后来成为“当代毕”的王选。和王选相比，魏纪中肯定是属于“不爱学习爱运动”的那一类。
　　1954年，魏纪中入南京大学学习。他的个子长得高，又有运动天赋，是南京大学排球队的主力，继而成为南京市排球代表队、江苏省排球代表队的队员。但在大学时他所学的专业是法国文学，他还把法国古典文学、戏剧作为自己的选修课。
　　“当时我拣到一个大便宜，可以打球，又可以混到毕业文凭。”魏纪中笑着回忆说。
　　按常规，学法国文学的魏纪中，在大学毕业后，从事的应该是和法语或外国文学编译相关的工作。但当时22岁的魏纪中多了一个选择的机会。
　　1958年8月的某个下午，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把魏纪中叫到办公室。校长问魏纪中，现在有两个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国家体委，你去哪一个？
　　魏纪中怯怯地问了一句：“是让我说真话呢，还是让我说假话？”校长笑了笑，说：“当然是说实话了！”
　　魏纪中鼓足勇气，说：“按理说，党培养了我那么久，我一定要服从党的分配；从兴趣上来讲，我还是愿意到国家体委。”校长表示再考虑一下。几天后，魏纪中被分配到国家体委，并在不久后到了国家体委国际司。
　　就这样，魏纪中的一句“大实话”定了自己的终身，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体育。而对于那位开明的校长，魏纪中至今仍心怀感激。
　　
　　萨马兰奇称他为“最好的朋友”
　　
　　在魏纪中身后的柜子上，摆放着他与萨马兰奇的合影，他们俩合影的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相机快门按下的那一瞬间，这两个年轻人何曾想到，他们将改写体育的历史?
　　因为法语方面的专业优势，魏纪中进入国家体委之后，仅在排球管理中心待了不长时间。“当时国际司有两个会法语的领导，还缺个‘兵’，我就过去当了‘兵’。”
　　“当时在国际司，我的工作就是和国际奥委会‘打架’。”魏纪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工作。1956年11月，中国宣布退出墨尔本第16届奥运会，原因是中国参加这届奥运会的先遣队由于到达墨尔本时，发现台湾体育代表团已经住进了奥运村并升了所谓的“国旗”。
　　1958年8月，中国奥委会发表声明，中断同国际奥委会的一切关系，反对奥委会搞“两个中国”的阴谋。那段时间，魏纪中的工作就是和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谈判，他大骂国际奥委会是美国人操纵的政治工具。
　　1974年，邓小平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接手的第一个机构便是国家体委。邓小平对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王猛说:“我看要把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问题提上日程，我们不能总是在奥运会之外，要进去进行斗争和工作，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同时把台湾当局从国际奥委会中驱逐出去。”
　　于是，魏纪中又和同事们一起走上了漫漫的谈判之路。幸运的是，魏纪中在西班牙邂逅了日后言必称“我是中国的朋友”的萨马兰奇。当时他是国际奥委会的秘书长，准备竞选主席。听到中国代表团的来意，萨马兰奇热情地表示：支持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但他提出，要求中国支持他竞选奥委会主席。
　　1979年9月让魏纪中永生难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确认中国奥委会是代表全中国的惟一合法成员，同时允许台湾奥委会在改变旗帜和歌曲的条件下，以“中国台北奥委会”名义，保留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地位。
　　1980年，萨马兰奇在莫斯科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为了实现当初对萨马兰奇的承诺，中国派出了魏纪中等四人协助萨马兰奇。当时没有投票权的中国代表实际上并不能为萨马兰奇做什么，魏纪中硬着头皮找到了萨马兰奇，告诉他自己是来支持他竞选的，随时听从他吩咐。就这样，魏纪中成了萨马兰奇的“跟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着中国人的承诺：每天早晨8点整，魏纪中就等候在萨马兰奇的办公室前，等待萨马兰奇分配一天的工作。一天下来，魏纪中干的都是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跑腿送信的杂事全被他一人包揽了。每天晚上，只有萨马兰奇宣布这一天的工作结束了，魏纪中才赶回住处。
　　有一次，萨马兰奇让魏纪中帮忙送文件给一位奥委会委员，魏纪中在那人家门口等了五个多小时，才把东西送到。萨马兰奇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非常感动，说中国人很负责，中国人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直到现在，萨马兰奇仍称呼我为‘最好的朋友’，而且国际奥委会的许多委员和我们不打不成交，都成为了朋友。”魏纪中说。
　　
　　当好后勤，为运动员跑腿服务
　　
　　人们尊称魏纪中为“魏老”，将他视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见证者和经历者，但魏纪中说他宁愿人们将他看成是一名体育的“老志愿者”，或者就干脆叫他“魏老头”。
　　“魏老头”尽管活出了“中国体育史”的地位，但实际上，魏纪中一生中的所有工作，说到底都是在为国家体育搞“服务”，“打杂”、“跑腿儿”什么都干。小事积累得多了，便有了高度和厚度，这似乎也正符合他所说的“把简单的事情做成则不简单，把平凡的事做成则不平凡”的人生原则。
　　有人说魏纪中是福将，抓什么项目什么项目就出成绩。他抓排球，女排就拿了个五连冠，至今他还是国际排联第一副主席，亚洲排联主席；他抓跆拳道，跆拳道就连获奥运会冠军，现在他仍是世界跆拳道联合会执委。魏纪中称，自己所做的事就是和运动员心与心之间的一种坦诚交流。
　　中国回归国际奥委会后，1984年开始第一次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夏季奥运会。洛杉矶当地报纸报道说：“红色中国运动员回到奥林匹克大家庭。”而中国人则说：“52年前，我们派了一名运动员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他的成绩不令人满意。52年过去了，中国又到了洛杉矶，它要永远留在奥林匹克大家庭。”此时，魏纪中的角色又进行了一次转变，他以中国奥委会办公室主任、秘书长的身份带队参加国际比赛和奥运会。
　　洛杉矶奥运会后，拿金牌成为全中国的热望，特别是中国女排在国际上辉煌的成就，让体育与振兴中华民族联系在一起，望之切，责任便大，压力也大，似乎全民族的希望都压在体育一根弦上。
　　魏纪中身处其中，但他将自己秘书长这个位置，放在为运动员跑腿服务上，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
　　1981年，魏纪中任中国女排领队，和袁伟民搭档。他当领队时从不搞什么宣誓之类，而是从疼爱关心入手，想方设法让女排姑娘们高兴、放松。在日本打世界杯，每次开会袁伟民都让领队讲话，魏纪中总是三言两语，便起身离去，外出采购。孙晋芳爱吃鱿鱼丝，陈招娣爱吃大樱桃，曹慧英爱吃花生米……他都一一记在心上，至今还如数家珍。等姑娘们开完会，便到他那里去领好吃的。姑娘们想家了，魏纪中就给她们去买电话卡，姑娘们想吃中国菜，他就到处去找中国饭店。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魏纪中的办公室里放了几个大冰箱和微波炉，里面装着运动员们爱吃的鸡腿、崩豆、花生米、火腿，谁想吃就去冰箱拿，食物凉了就用微波炉热一热，还有人把想吃的东西写在条子上，魏纪中二话不说立即去采购，什么时候买来了，给运动员打个电话说：“好了，来吃吧。”
　　魏纪中笑一笑，满脸是慈爱：“比赛也要有张有弛，运动员们吃零食，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松弛。你看外国运动员总是嘴里嚼着口香糖参加比赛，那是一种放松的办法。姑娘们总不能嚼口香糖上场吧，不雅观，那么就吃零食吧，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是啊，运动员们承受的东西太多了，压力太大了，中国人憋了那么久，从东亚病夫的屈辱、近现代被侵略的创伤到在奥运会上的种种失利，如今终于有和别人平等比试的机会了，怎么能不去拼啊？魏纪中记得，他念中学的时候，第一次知道奥运会是看到报纸报道一名叫楼文敖的中国人参加了1948年伦敦奥运会，虽然中途跑掉了鞋子，仍然坚持跑完全程。他知道，中国人的体育不可能和民族的期望分开。但得有人来关心疼爱这些运动员，为他们做一些零七八碎的事情，而他看到那群年轻的孩子们鸟儿一般围着他找食吃时，便感到很满足。
　　2000年9月30日，18岁的陈中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跆拳道奥运金牌，实现了中国跆拳道的“零突破”。但赛前魏纪中得知陈中的父母双双下岗。于是魏纪中便专程到河南，找河南省的领导说，解决陈中父母的上岗问题，哪怕只解决一个人的，就是为奥运作贡献。
　　“我相信”，国际奥委会“总有一天会选择北京”
　　1990年7月，邓小平在视察亚运会场馆后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敢不敢去申办一次奥运会啊?”
　　这句话对魏纪中触动很大。
　　亚运会一结束，组委会的原班人马没有解散，立刻着手开始做申奥的准备。
　　不久，中国奥委会向国务院提交了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的报告，并提出“开放的中国盼奥运”的申奥口号。
　　但魏纪中很快也意识到，这次申奥将是一场激烈的竞争。“因为连土耳其当时的人均GDP都高于我们，更不用提另外三个参与申办的发达国家了。”
　　魏纪中很早就尝到了一种失败所独有的苦涩滋味，这在蒙特卡洛化作了泪水。
　　而申奥前期的种种曲折，似乎也一直在印证着这种征兆。
　　而让魏纪中印象最深的，是在国际奥委会决定主办城市的前四天，一家澳大利亚电视台对北京市某领导的采访断章取义并加以曲解，谎称如果北京拿不到主办权，就要抵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作为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魏纪中马上赶往蒙特卡洛处理这条“爆炸性新闻”。
　　在立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魏纪中开门见山地提到：“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的16枚奥运金牌绝对不够，我们还要在亚特兰大拿到更多。”
　　此言一出，立刻招来外国记者反问：“那澳大利亚电视台的新闻是怎么回事?”
　　“这我哪知道，你问他们去，他们最清楚。电视新闻是可以剪辑的。别忘了，悉尼的主要申奥对手正是北京。”魏纪中巧妙地回答。
　　新闻发布会之后，魏纪中马上安排北京市政府官员与亚特兰大奥组委官员会面，非议迅速得以平息。
　　作为中国奥委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北京奥申委秘书长，魏纪中一直没有对这次申办的结果过于乐观。1993年9月23日，当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仅以两票之差丧失了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的时候，许多人都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第一次申办没有成功，这怪我，我当时是奥申委秘书长，工作没做好，心中有愧。”时间过去了十几年，魏纪中对此仍念念不忘。“但我始终相信，中国总有一天会申办成功奥运会”。
　　回国之后，魏纪中并没有在票数问题上背思想包袱。他曾多次对媒体说:“这当然是多数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选择，那些规矩都摆在那里，我们应当尊重才是。不过，我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选择北京。”
　　
　　再次申奥，他转到了幕后
　　
　　2001年夏天，魏纪中预见到了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成功。一到莫斯科，很多奥委会的委员便不请自到，主动找北京代表团谈话，表示会投北京的票。从许多相熟的投票人那里，魏纪中了解到更多真实的信息，他认为北京成功的把握有80%。这一次，他选择了相信自己的判断。在与那些老朋友的交谈中，魏纪中敏锐地意识到:这次不是北京能否举办的问题，而是如何办好的问题。“凭直觉我就知道，此次一定能成功。”在莫斯科，中国中央电视台要请一位申奥代表团专家为投票当天的现场直播做解说。没有人愿意去，因为成功与否，谁也不能确定。最终，魏纪中去了。
　　北京的陈述报告完毕，现场委员们创纪录地提出了13个问题。“委员们是不是对北京不满，对我们有意见？”热心观众的电话打到了莫斯科的演播室。魏纪中告诉观众，问题越多说明委员们对北京越关注、越希望了解北京。
　　2001年7月13日晚，北京如愿以偿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那一夜，天安门广场上人们欢庆的场面让魏纪中终生难忘。“过去对老百姓有愧，现在终于有了交待。”
　　当萨马兰奇宣布结果后，魏纪中觉得多年的负担终于可以卸下了。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他与1993年的奥申委秘书长万嗣铨痛痛快快地干了一杯酒，说：“我们终于成功了！”
　　在北京决定再次申奥之前，魏纪中就说过:“再次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到了，如错过了这次机会，我们一定会后悔的。”
　　那时他就认为:今天的中国比上次申办时更有底气了。
　　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之初，有关方面本想让魏纪中再次“披挂上阵”，而这一次他却婉言谢绝了：“我确实老了，也许我的那些东西不再适合，不宜再上第一线。我想让申奥团队换一张新面孔。让那些年轻的、能代表中国未来的新一代出现在台前。”
　　在退出申奥第一线后，魏纪中的工作从台前转到了幕后。他在奥组委内凭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并发挥自己的外语特长，负责财务预算、市场开发计划；和另一位申奥的资深人士楼大鹏承担起了申办报告中几十万英、法文字的校审工作。
　　“原有方案中人工、技术和竞赛费用的预算太低了。”他把奥申委官员领进了国际奥委会，希望进行一些调整。经过科学的计算，后来的预算增加了25个百分点。
　　魏纪中认为，预算上升是有科学依据的，遵循着“量入为出”的原则。“当初的方案，不会造成赤字，还会获得1500万美元的盈余。”
　　2000年末，北京奥运会申办报告进入到了最后的翻译定稿阶段。定稿小组的组长何振梁突然因病住进医院，定稿的重任最后落在已经65岁的魏纪中肩上。
　　2001年元旦期间，是魏纪中一生中最累的一段日子。他把自己关在了一个小房间内，坚持全天校稿。
　　“累了就睡会儿，饿了就喝啤酒吃酱牛肉。”他觉得牛肉最有韧劲，而啤酒能提神。涉及到申奥报告中的一些专业性知识，他就打电话请各位专家进行确认。他还要将中英法三种版本的报告逐字逐句进行对照，并在每页复印前进行签字。
　　2001年1月4日午夜，定稿完成。魏纪中终于睡了一个踏实觉。
　　“2008年北京申奥成功了，我就是死也能瞑目了！”回国后，魏纪中拿到的惟一物质奖励就是一块纪念铜盘。而为他订做的礼服，魏老也把它捐赠给了首都博物馆。
　　不少人都以为魏纪中会把1993年那次申办失败当作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可他却不这么认为。十几年后，回首1993年的那次申奥经历，魏纪中的心结早已打开了，他说：“其实现在不该再说申办的事，历史都已经过去，现在我们要展望未来。”“1993年的失败和2001年的成功，都是世界大格局决定的。1993年第一次申办，大格局是国际奥委会让中国边缘化，人家不知道今后中国往哪里发展，所以不会轻易把你纳入奥运会承办国，那时候如果中国申办成功的话，才真正能推动经济发展，因为那时正是我们需要动力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很精，知道你需要动力，但暂时不给你！”“七年以后的2001年，我们的实力显著增强了，国际奥委会不可能继续把我们排挤在大门之外，它要把我们纳入大家庭按照国际规则办事。严格来说，2001年我们申办成功并没有太大的难度。申奥成功当年我们就进入WTO，这不是偶然的。如果说第一次申奥我们是逆水而上，第二次申奥则是水到渠成。”
　　“第二次申办奥运会成功了，这跟我没多大关系，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功劳。”魏纪中把目光投向了如何办好奥运会，“这不仅是北京的大事，而且是我们全国的大事。办好奥运会将是我们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我愿意为北京奥运会做一个老志愿者”
　　
　　退居到幕后，魏纪中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前不久，魏纪中的新书《我的体育生涯》出版了，他说：“最早是外交部来约，说准备出一本奥运和外交的书，写的过程中觉得有些东西可以作为历史留下来。这本书我只写了一个半月，一气呵成，它并不是我的自传，因为我只是一个参与者、见证者。”
　　除了写书，魏纪中还写专栏文章，写得相当勤奋，涉猎的领域从运动员备战、奥运会筹备、奥运对中国的影响到体育产业的方方面面。魏纪中表示：“我当了40年的官，退下来后把所有的官职都辞掉，我就想当一个老百姓。当老百姓我没有权力了，但是我有了权利，这就是参与权和话语权。”
　　魏纪中虽然已72岁，但他的生活比20多岁的小伙子还要充实：一年中，他要抽出一定时间到全国各地参加社会活动，要是在北京，他就会来中体产业上班。何振梁用“中国体育产业第一人”的称谓来评价魏纪中，这既是对他很高的赞誉，也是中肯的评价。
　　2004年，魏纪中从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上退下来之后，面对总局领导的执意挽留，他说：“我能干点什么就干点儿什么，不能干什么了我就不干了，但我还会读书，或与媒体合作写点什么。总之，还得继续尽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应尽的责任。”
　　现在让魏纪中最忙的职务有两个，都是国际上的：一个是国际排联第一副主席，基本上要帮着主持常务；另一个是亚奥理事会的体育委员会主席。魏纪中笑着说：“办亚运会跟办奥运会不一样，办个奥运会，奥组委有1000多人；办亚运会，亚奥理事会就我一个人，工作人员只是帮着办点具体的事。”
　　“我与奥林匹克运动结缘已经50多年了。最后的心愿——奥运会在中国召开也要实现了。一生中经历过多少事情，我不想去数它了，但回味一下，即便仅仅是一个参与者，我也是一个老的、有经验的人啦。”
　　“我愿意为北京奥运会做一个老志愿者。”魏纪中说。
　　在亚奥理事会的执委中，魏纪中是有名的“难题专家”。当他看到北京奥运会的不足时，总是直言不讳地说出来。
　　“把‘鸟巢’说成是2008年奥运会的标志性建筑，我有点保留意见。”魏纪中写文章说道。他说，奥运会历史上有太多的不成功的建筑，当初人们都认为它们“独一无二”，但后来人们不是发现它们大而无用，就是缺少文化含义。
　　“我个人有一个想法，在北京奥运村的正式入口处，修建一座纯中华民族建筑风格的牌楼。过去北京城里有很多标志性的牌楼，现在都不复存在了。为2008年奥运会再修一个新的牌楼，我想会有点纪念意义的。”
　　而“鸟巢”最初的预算造价超过35亿元人民币，并且还要大大超过预算，“一些外国设计家根本不考虑成本，只求新奇。也就是说，有些东西他自己的国家里做不到，但可以拿到北京来做，因为‘他是花别人的钱’”。
　　魏纪中将自己这些想法和看法称作是“非主流”评论。从2000年开始，他便拿起笔来，以平均每天1500字的速度，将自己的建议和想法写下来。
　　“我从不用电脑，因为眼睛不好使，所有的文章都是手写。”一篇篇小豆腐块文章，最后汇集起来是一本20万字的书——《我看中国体育》。同时，魏纪中还兼任着《体坛周报》《中国体育报》等报刊杂志专栏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都远远超出了一个70多岁老人精力允许的范围，但他认为这是在为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为北京传播奥运精神。
　　对每个中国人来说，2008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这都是一个理想。对魏纪中来说，他见证了这个理想的生根、发芽、成长，同时还将见证它的开花、结果。眺望即将到来的2008年奥运会，魏纪中说他的最大心愿，就是坐在北京奥运指挥中心，充当一名高级志愿者。
　　(责编 曲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