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教育，我的起点很难再低了。不但谈不上什么家学，小时除了木台上供的几本蒙文家谱，就是一本翻得稀烂的皇历。从家境来说，小学毕业都很勉强。
　　上私塾
　　我读书的私塾是尼姑庵的一间堆房，一间又黑又潮湿的大屋子。我们十几个男孩子成天扯了喉咙喊“子曰”。老师仰坐在一把快散架的太师椅上，成天“吧嗒”他那根兼做“刑具”的老长老长的烟袋锅儿，不讲解，不训导。
　　老师还有个权柄：他掌管一块木牌，为了限制学生出恭（上厕所），每次凭牌只放一名。于是，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跑起接力：一个孩子刚回来，另一个准立刻接上去。
　　揣上木牌后，我们并不奔向厕所，而是借机闲散一下，在尼姑庵里到处溜达。有时去前殿偷看尼姑焚香念经，有时在草丛里捉蛐蛐。反正干什么都比关在那大黑屋子里开心。
　　五四运动前夕，妈妈把我送进了一家私立的“新式”学堂。第一课是“人手足刀尺”，还有图画。上学那天，她让我穿上特意为我新缝制的蓝布大褂，亲自把我送去。
　　我们进到老师家后，妈妈就打开手绢包儿，拿出她用汗水低三下四为我挣来的学费，毕恭毕敬地放在八仙桌的一角。然后就赔着笑脸托付开了。
　　“新式”学堂倒是不再念“子曰”，改念“马牛羊，鸡犬豕”了。课本是新式装帧，还可以嗅出印刷的油墨气味。可是照旧上一段死背一段，照旧扯了喉咙“唱”。再有就是，学费之外，要钱的花样更多了一些。凭我妈妈那点工钱，很快我就又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学生了。
　　半工半读的小学生活
　　后来，我进了长老会办的崇实小学。学校用工读办法让穷孩子也能上学。那里设有地毯房、小型印刷厂和羊奶房。我干过地毯活：从绕线、织杂毛或粗牛毛毯直到织上羊毛地毯。
　　我是在刚织上土耳其凸花活时被调去送羊奶的。那时我起早贪黑，一个月只挣一元五角。最令我伤心的是我妈妈就在我第一次领到工资的那个黄昏辞世了。
　　羊圈里干的都是露天的活儿。这里没啥技术，但需要的是一颗爱动物的心。打扫羊圈，尤其喂羊，都是挺愉快的活儿。
　　但我怵（chù）的是送奶。前后襟背上十几瓶奶，天没亮就蹬上车，穿过没有行人的大街小巷，我不在乎。我怕的是把新奶瓶放下、取走空奶瓶时，洋狗“汪汪汪”地死死纠缠。我手里没棍子，就只好把那辆破自行车横过来抵挡。
　　我的艺术教育
　　我的艺术教育最早是在庙会里受的。那时，初一、十五东岳庙，七、八护国寺，逢九逢十隆福寺，以及天桥、鼓楼后身，都是举行庙会的场所，也就是我的课堂。
　　走进庙门就像是进入了童话世界。这里有三尺长的大风筝——沙雁或是龙睛鱼；有串成朝珠一般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山里红；有香甜可口的“驴打滚”，也有一个大子儿一碗的豆汁；有粘破瓷器的鳔（biào）胶，也有能把生锈的器皿擦得锃亮的一
　　包包粉末。
　　一个角落是动物园——卖各种虫鱼禽鸟，
　　毛兔、松鼠；另一个角落是植物园——
　　从各种奇花异草到一个小子儿一
　　捆的“死不了”。还有算灵卦的，
　　捏面人儿的。摔跤能手宝三和练
　　十八般武艺的各路把式，都在这
　　里大显身手。
　　最吸引我的，还是蓝布篷底下围满一圈人的那些说书唱曲的。场子周围有一排板凳，那是给“正式”听众坐的。有两种人站在板凳后面，一种是打算听上两句就走开的，一坐上板凳再走就不那么便当了；一种是自知掏不出几个钱，不敢去坐的。我是属于后一种人。
　　评书快板、大鼓岔曲里那丰富而生动的语言常使我听得入迷。有一次我听评书出了神，竟然把身上穿着的布衫丢了，而且也说不出是给人扒下的，还是脱了拿在手里丢的。
　　对我来说，那些曲艺比至圣先师的“子曰学而时习之”有意思多了。在庙会这个课堂里，我往往也是个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演完一场，艺人照例拿着盘子或笸箩向观众要钱。我也偶尔从口袋里摸得出一两个大子儿，一般情况下则只能站脚助威。
　　好在庙会里棚子连棚子，处处是课堂，我时常从这一家又溜到另一家。那时候北京风沙可大啦！逛一趟庙会，回去就成了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