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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文化报》报载,吉林农安县第十中学对班级实行百分制考核,并规定一旦被扣分,学生就得按照所扣分数向老师交纳罚款。有学生反映,男女同学并肩行走要扣5分,导致学生经常借钱交罚款。该校副校长表示,若有教师私自罚款,将严肃处理。
学校对班级进行量化考核,继而班级再对学生进行扣分管理,早已不算新鲜事。我们也都知道,如果学校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仅凭班主任的热情与学生的自觉,是无法进行有效管理的。但是,将学生的人格品质量化为分数,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罚款,就更不可取了。
可是,在很多学校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为了考核或为了罚款而存在的量化细则:宿舍床下放两双鞋,扣1分;男女同学并肩行走,按行为不当各扣5分;上学迟到,扣1分;熄灯就寝后还聊天,扣1分;走读生上学迟到跳墙进来,扣10分……显然,这些细则有些比军队还要严格。
应该说,中小学生的日常行为有许多需要纠正的地方,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的这些行为乃至他们的人格可以被定位到一个百分系统内。举个例子,在学校日常管理中,许多老师喜欢安静的孩子,而不喜欢活泼好动的孩子,因而在同样的考核体系中,文静老实的学生要比调皮捣乱的学生沾光不少。而事实上,这并不代表他们的人格与品质有好坏优劣之分。
当然,在我国,学生道德品质被几个数字定性的例子并不鲜见。去年11月,上海交大要对学生实施“人格证书”管理之举,引起社会的热议。笔者上大学时,曾拿着一张表去让导师给自己的“思想品德”打分,结果导师拍案而起: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难道是能用几个数字来量化的?于是,我们只能硬着头皮给自己“伪造”了一个“好看”一点的数据。
成了一名教师后我发现,我仍然需要“被打分”“被评价”,并且,我们更要时不时地给班里的学生打分……问题不在于学生该不该被学校管理,而在于对学生的行为和人格进行打分本身就是一件荒谬的事。
自然,分数只是一个象征,如果没有奖励与惩处,所有的分数都将一文不值。比如,大學里搞“人格证书”是为了区分谁优秀、谁平庸;中小学生被打分,是为了让学校完成对班级的考核和评比,乃至对班主任能力的评定。问题在于,学生的人格在刻板的制度面前被彻底地工具化了。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已经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教育本来是为了教书育人,而不以考核奖惩为目标;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将学生的不良行为进行纠正,而不在于给他们每一学年、每个学期甚至每个月、每一周定性为“你的人格及格或不及格”;教育是公益的,更不是为了用分数来量化罚款而存在……总之,分数化学生人格与行为不但无益,更可能无效,当力避之。
责任编辑余志全
学校对班级进行量化考核,继而班级再对学生进行扣分管理,早已不算新鲜事。我们也都知道,如果学校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仅凭班主任的热情与学生的自觉,是无法进行有效管理的。但是,将学生的人格品质量化为分数,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罚款,就更不可取了。
可是,在很多学校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为了考核或为了罚款而存在的量化细则:宿舍床下放两双鞋,扣1分;男女同学并肩行走,按行为不当各扣5分;上学迟到,扣1分;熄灯就寝后还聊天,扣1分;走读生上学迟到跳墙进来,扣10分……显然,这些细则有些比军队还要严格。
应该说,中小学生的日常行为有许多需要纠正的地方,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的这些行为乃至他们的人格可以被定位到一个百分系统内。举个例子,在学校日常管理中,许多老师喜欢安静的孩子,而不喜欢活泼好动的孩子,因而在同样的考核体系中,文静老实的学生要比调皮捣乱的学生沾光不少。而事实上,这并不代表他们的人格与品质有好坏优劣之分。
当然,在我国,学生道德品质被几个数字定性的例子并不鲜见。去年11月,上海交大要对学生实施“人格证书”管理之举,引起社会的热议。笔者上大学时,曾拿着一张表去让导师给自己的“思想品德”打分,结果导师拍案而起: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难道是能用几个数字来量化的?于是,我们只能硬着头皮给自己“伪造”了一个“好看”一点的数据。
成了一名教师后我发现,我仍然需要“被打分”“被评价”,并且,我们更要时不时地给班里的学生打分……问题不在于学生该不该被学校管理,而在于对学生的行为和人格进行打分本身就是一件荒谬的事。
自然,分数只是一个象征,如果没有奖励与惩处,所有的分数都将一文不值。比如,大學里搞“人格证书”是为了区分谁优秀、谁平庸;中小学生被打分,是为了让学校完成对班级的考核和评比,乃至对班主任能力的评定。问题在于,学生的人格在刻板的制度面前被彻底地工具化了。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已经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教育本来是为了教书育人,而不以考核奖惩为目标;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将学生的不良行为进行纠正,而不在于给他们每一学年、每个学期甚至每个月、每一周定性为“你的人格及格或不及格”;教育是公益的,更不是为了用分数来量化罚款而存在……总之,分数化学生人格与行为不但无益,更可能无效,当力避之。
责任编辑余志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