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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正式职业是“反明星”，被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艺人，成为他们在网络和其他场合肆意攻击的对象。反明星组织是一个半地下的“网友组织”，在全国已有11万会员。
一天24小时，铃子用三分之二的时间上网。23岁的她平时不喜欢逛街，顶多去电脑城转转。
如果不是4个月前的那场酣战，铃子恐怕一直都是个普通网民。她说，她不喜欢现在那些“素质低下”的明星，却欣赏80年代的艺人，看重他们的敬业精神和良好修养。
当同龄女孩都在享受美好青春，铃子却一心潜伏在虚拟世界中，她没有其他工作，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了一项神秘的“事业”——反明星。
从卧底到爆吧
“组织一般不接受采访，如果需要公开露面，就必须戴面具或口罩。”尽管如此，铃子还是成了“反星组织”接受采访的第一个“要人”。
今年7月，湖南卫视将《我的淘气王子》等6部爱情偶像剧放在官网上供网友投票点播，其中《我》剧由杨丞琳主演。
熟知内情者都知道，杨丞琳这个18岁就出道的女孩，曾不慎在综艺节目中流露对抗日战争的“轻视”，在内地一直口碑不佳。尽管她在今年4月新浪网召开的发布会上，就此事“郑重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但这一举动并不被网友所认同，相反，还被认为是公司在炒作。
为了“净化娱乐圈”，反星组织早早地开始了针对杨丞琳的特别行动。铃子就在这时开始佯装“琳迷”，成功地潜入了杨丞琳歌迷会，卧底达4个月之久。她一边在其中挑拨离间，一边偷偷联系“爆吧团”，最终促成了行动的胜利。
7月23日，铃子和她的战友们在天涯论坛首先发难，掀起了“万人签名抵制收看杨丞琳电视剧”的高潮，几个小时内便有500多人次留言。而到了月底，杨丞琳百度贴吧又在铃子的策划下猛然出现10万余个反对贴，骂声迭起。整个“爆吧”行动持续两日，参与者保守估计达400人，管理员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所谓“爆吧”，就是网友有组织地发表各种反对贴、垃圾贴，干预贴吧内的正常交流。一个贴吧被爆几次，往往就有大量粉丝气愤离去。
凭借这一役，铃子从组长一跃当上“成都分会长”。斗争的结果是，湖南卫视不得不撤下《我的淘气王子》。
这着实让铃子兴奋了一把。或许是尝到了甜头，反星组织对杨丞琳的攻击愈演愈烈。他们声称：“国内任何一个企业如果和杨丞琳有连带关系，都将受到批判。”
10月26日，总部决定对杨丞琳实施“最后消失”行动，代号“全球灭羊”的这次行动，号称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她消失在大陆”。最近，全国各地的分会长将集聚成都举行活动，到场会员每人可领取一斤鸡蛋投掷杨丞琳的画像，“让她不得翻身”。
铃子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给杨丞琳“敲一下警钟”。
全国有会员11万
“爱国有理，爆吧无罪。”在反星组织所攻击的众多明星里，只要带有亲日和“台独”色彩，就是“重点关注对象”。
从1984年第一届ＣＣＴＶ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举办至今，中国电视的造星运动已经走过了23个年头。在最早，一个歌手要想出名，必须经过电视大赛的洗礼，或者得把歌拿到广播电台去打榜，然后才会被观众听到并接受。而如今，随着媒体渠道的畅通，各式各样的造星活动大行其道，彻底打破了传统造星程序，名利纠缠导致黑幕重重，速成明星的身上往往存在诸多道德和专业水准问题。
“反明星是大家真的想反吗？不是！是明星太过分了。”反星组织上海分会长秋雨斩钉截铁地說道。
铃子认为：“80年代的艺人会想怎么帮助人，现在的艺人是想怎么赚钱、怎么骗观众，拿国家历史炒作、拿吸毒炒作，他们只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愤怒，他们玷污了明星这两个字！”
当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遍地开花，反星组织以一个批判者的姿态，自发开展了抵制活动。时至今日，他们已发展了10个分会，会员多达11万人，仅上海一地就有6万，成员以80后居多。
在成都分会，每天有20多个人负责搜集媒体消息，“如果发现故意炒作和道德低劣的明星，就将他们列入黑名单”，再根据调查核实，最后确定被攻击者的对象。
组织内部，上有部长，下有分会长，再接着是副会长、秘书、助理、管事、会员和临时会员，命令一旦被传达下去，各地分会就进入运作，协同作战。若有人想加入组织，必须先进入一个临时群，待审查通过后才能成为会员。若没有组织的命令，任何会员不得擅自行动。
财力上，成都分会是会长铃子出马拉赞助，现已得到不少商家的支持。“虽然一开始还没哪个商家敢接招，但后来看看没事，又觉得有意义也有商机，就都来了”，毕竟“我们不可能一直靠卖软件在现实中和明星斗，那样根本没多少资金可以用”。
此外，总部还会考察各地分会的活动情况，管理严格。比如上海分会长时间未处理临时会员问题被记了小过。铃子11月累计犯错4次，将有可能被逐出组织。
上海分会会长的故事
在全国各地的分会中，上海和长沙发展得最好。据铃子介绍，上海分会长秋雨是个“比我还厉害的小女子”，只是平时行事低调，不愿出来露面。
最近的一次行动，上海分会盯上了艺人罗志祥。唱片公司让他站在车身印有“八国联军”的吉普里做专辑宣传，结果被反星组织的“新闻小组”查个正着。铃子透露说，组织本已准备对付罗志祥了，去他的贴吧和论坛发了留言。结果唱片公司和歌迷团马上发函道歉，希望不要追究。“歌迷是无辜的，最后我们就算了。”
事后不久，新浪和天涯的相关帖子被全部删除，只在百度贴吧里留下一段话，奉劝其他网民不要对反星活动采取攻击行动，“否则就是和我们过不去”。
在记者发出采访请求后的第三天，秋雨才登陆ＱＱ，浮出水面。而这一用来接受采访的ＱＱ号，还是刚刚从杨丞琳上海歌迷会的会员那里盗来的。秋雨说：“反正她‘死’定了，这是北京的命令”，她只是负责让杨丞琳“在内地彻底消失掉”。
把反星作为事业，26岁的秋雨在反星组织里已经做了4年。在她的ＱＱ签名档中，赫然写着“我反明星已四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明星死在部长手，让我伤心让我兴。”
几年以前，秋雨还是一名大学生，在上海某高校学习计算机专业。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她也有过追星的岁月。当时她最喜欢的明星之一是赵薇，但2001年的“军旗装事件”却一下磨灭了她对赵薇的喜爱，随之，恨意开始滋长。
“反明星的人基本都是被明星伤害过的人。”尽管这件事情现在都过去了，不过打那以后，她慢慢走上了反明星的道路，“那时候只是闹着玩，帮部长（反星组织总部）卖卖软件，后来发现现在不少明星越来越糟糕，就把反星当做职业。”
毕业以后，秋雨没有找工作，而是把反星作为第一选择。熟悉网络的她知道，“做好的黑客月收入一万不是梦”。于是，她和另外几十个网络高手组成黑客小组，加入了反星队伍。
刚开始时，秋雨还在北京总部工作，后来到了上海，长期在七宝和徐家汇地区发展自己的群体。现在，她每月可以从总部拿到工资1900元，加上卖软件、ＱＱ号、游戏账号所得，总共3000多元。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不是一份正经工作。但秋雨的家长并不反对，而且还很支持。
“家里反对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职业，而且我还补贴家用。”一开始，家里并不知道秋雨做什么，但眼见孩子突然开始有了钱，在家长的询问下。秋雨坦白了。父亲没有说什么，只要求“不做违法的事就行”，还给她买了两台电脑。于是这一做，又是3年。
支持不单来自家庭。如今秋雨的很多朋友在分会里做事，她一人带着4个助理、2个秘书和6个副会长，统领全局。秋雨很自豪地告诉记者，“不用说了，我男朋友很支持我。”
然而时间久了，她也渐渐失去开始时的激情和冲劲。“我在想等明星变好了，我还能做什么”，她已经把4年青春献给了反星组织，倦怠感不言而喻。
“没垃圾明星，我就解散分会。这也是组织上想的，因为我们都要结婚生子，以后孩子长大一点，问妈妈你每天都坐在电脑前，不上班吗？如果告诉孩子我上班就是反明星，我说不出来，我估计部长、铃子他们都说不出来。所以我打算再干几年，然后把会长位置让出来给后面人来做。”
激进主义隐忧
在铃子和秋雨的描述中不难发现，反星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即“部长”，一直在暗中控制大局，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能轻举妄动。记者向铃子反复请求采访部长，但铃子说，“你明知道他不接受采访的……”最终，这位神秘的“部长”没有现身。
记者将一段网友的评论给秋雨看，其大意是谴责反星组织将娱乐与政治挂钩，“抓住别人的小错误乱骂人”。但秋雨看后却很肯定地告诉记者，发帖人是杨丞琳公司的枪手，“我们一看就知道”。
尽管反星组织一再强调不会像韩国“Ａｎｔｉ－Ｆａｎ”一样对明星实行人身攻击。（在韩国，大多数艺人都有自己的“Ａｎｔｉ－Ｆａｎ”。这群人如“歌迷会”一样，结成盟派，并成立专属网站，在网络上发表对明星不满的言辞，甚至做出过激的伤人行为。他们曾向“东方神起”成员郑允浩赠送掺有强力胶的果汁，导致其中毒，最后被迫送医院洗胃。）
为了表明与韩国“Ａｎｔｉ－Ｆａｎ”的区别，秋雨向记者举例道，曾有某超女的经纪人试图出资让他们攻击另外一个人，但组织最终拒绝了经纪人的请求。她说：“超女我们都不喜欢，而且没什么证据的事情我们不做”。她还说，“给钱的事情不能做，这样的话反明星行动就不纯洁了，性质全变了，和我们初衷不一致，我们只反伤害过大众、有辱国家尊严的明星。”
“我们都怕了”，铃子说，“歌迷要是抓住我们，我们就死定了。我和秋雨，是歌迷抓的重点。”
社会需要介入和引导
如何看待反星组织，上海社科院青年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孙抱弘认为，“总的来讲应该肯定他们的行为，因为明星的不良言行确实有泛滥的迹象，对整个民族精神不利”。但同时反星组织又具有“缺乏公共理性”的特点，犯下许多“幼稚病”。
“首先是政治上，把杨丞琳等弄得生不如死，这是‘民主的暴政’。其次，它是反理性的，比如卧底，这是一种敌对的办法，是人性不好的一面。第三是经济上的，当然他们很注意这个问题，可真正进入商业运作，就很难自我控制了。”
另外，孙抱弘还表示相关管理部门應该适当介入，给他们提些建议，做好引导工作，“如果能通过反星组织让老百姓认可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将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明星需要约束，民间约束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从更深远的角度来讲，反星组织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
年轻人在里面滚打、锻炼，将来成为很成熟的公民。”孙抱弘总结道，“我们现在的公民教育还没有完全展开，公共空间非常有限。但网络还是个空白的地方，发言比较自由，所以公民社会可能首先在网络社会形成。”
一天24小时，铃子用三分之二的时间上网。23岁的她平时不喜欢逛街，顶多去电脑城转转。
如果不是4个月前的那场酣战，铃子恐怕一直都是个普通网民。她说，她不喜欢现在那些“素质低下”的明星，却欣赏80年代的艺人，看重他们的敬业精神和良好修养。
当同龄女孩都在享受美好青春，铃子却一心潜伏在虚拟世界中，她没有其他工作，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了一项神秘的“事业”——反明星。
从卧底到爆吧
“组织一般不接受采访，如果需要公开露面，就必须戴面具或口罩。”尽管如此，铃子还是成了“反星组织”接受采访的第一个“要人”。
今年7月，湖南卫视将《我的淘气王子》等6部爱情偶像剧放在官网上供网友投票点播，其中《我》剧由杨丞琳主演。
熟知内情者都知道，杨丞琳这个18岁就出道的女孩，曾不慎在综艺节目中流露对抗日战争的“轻视”，在内地一直口碑不佳。尽管她在今年4月新浪网召开的发布会上，就此事“郑重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但这一举动并不被网友所认同，相反，还被认为是公司在炒作。
为了“净化娱乐圈”，反星组织早早地开始了针对杨丞琳的特别行动。铃子就在这时开始佯装“琳迷”，成功地潜入了杨丞琳歌迷会，卧底达4个月之久。她一边在其中挑拨离间，一边偷偷联系“爆吧团”，最终促成了行动的胜利。
7月23日，铃子和她的战友们在天涯论坛首先发难，掀起了“万人签名抵制收看杨丞琳电视剧”的高潮，几个小时内便有500多人次留言。而到了月底，杨丞琳百度贴吧又在铃子的策划下猛然出现10万余个反对贴，骂声迭起。整个“爆吧”行动持续两日，参与者保守估计达400人，管理员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所谓“爆吧”，就是网友有组织地发表各种反对贴、垃圾贴，干预贴吧内的正常交流。一个贴吧被爆几次，往往就有大量粉丝气愤离去。
凭借这一役，铃子从组长一跃当上“成都分会长”。斗争的结果是，湖南卫视不得不撤下《我的淘气王子》。
这着实让铃子兴奋了一把。或许是尝到了甜头，反星组织对杨丞琳的攻击愈演愈烈。他们声称：“国内任何一个企业如果和杨丞琳有连带关系，都将受到批判。”
10月26日，总部决定对杨丞琳实施“最后消失”行动，代号“全球灭羊”的这次行动，号称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她消失在大陆”。最近，全国各地的分会长将集聚成都举行活动，到场会员每人可领取一斤鸡蛋投掷杨丞琳的画像，“让她不得翻身”。
铃子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给杨丞琳“敲一下警钟”。
全国有会员11万
“爱国有理，爆吧无罪。”在反星组织所攻击的众多明星里，只要带有亲日和“台独”色彩，就是“重点关注对象”。
从1984年第一届ＣＣＴＶ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举办至今，中国电视的造星运动已经走过了23个年头。在最早，一个歌手要想出名，必须经过电视大赛的洗礼，或者得把歌拿到广播电台去打榜，然后才会被观众听到并接受。而如今，随着媒体渠道的畅通，各式各样的造星活动大行其道，彻底打破了传统造星程序，名利纠缠导致黑幕重重，速成明星的身上往往存在诸多道德和专业水准问题。
“反明星是大家真的想反吗？不是！是明星太过分了。”反星组织上海分会长秋雨斩钉截铁地說道。
铃子认为：“80年代的艺人会想怎么帮助人，现在的艺人是想怎么赚钱、怎么骗观众，拿国家历史炒作、拿吸毒炒作，他们只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愤怒，他们玷污了明星这两个字！”
当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遍地开花，反星组织以一个批判者的姿态，自发开展了抵制活动。时至今日，他们已发展了10个分会，会员多达11万人，仅上海一地就有6万，成员以80后居多。
在成都分会，每天有20多个人负责搜集媒体消息，“如果发现故意炒作和道德低劣的明星，就将他们列入黑名单”，再根据调查核实，最后确定被攻击者的对象。
组织内部，上有部长，下有分会长，再接着是副会长、秘书、助理、管事、会员和临时会员，命令一旦被传达下去，各地分会就进入运作，协同作战。若有人想加入组织，必须先进入一个临时群，待审查通过后才能成为会员。若没有组织的命令，任何会员不得擅自行动。
财力上，成都分会是会长铃子出马拉赞助，现已得到不少商家的支持。“虽然一开始还没哪个商家敢接招，但后来看看没事，又觉得有意义也有商机，就都来了”，毕竟“我们不可能一直靠卖软件在现实中和明星斗，那样根本没多少资金可以用”。
此外，总部还会考察各地分会的活动情况，管理严格。比如上海分会长时间未处理临时会员问题被记了小过。铃子11月累计犯错4次，将有可能被逐出组织。
上海分会会长的故事
在全国各地的分会中，上海和长沙发展得最好。据铃子介绍，上海分会长秋雨是个“比我还厉害的小女子”，只是平时行事低调，不愿出来露面。
最近的一次行动，上海分会盯上了艺人罗志祥。唱片公司让他站在车身印有“八国联军”的吉普里做专辑宣传，结果被反星组织的“新闻小组”查个正着。铃子透露说，组织本已准备对付罗志祥了，去他的贴吧和论坛发了留言。结果唱片公司和歌迷团马上发函道歉，希望不要追究。“歌迷是无辜的，最后我们就算了。”
事后不久，新浪和天涯的相关帖子被全部删除，只在百度贴吧里留下一段话，奉劝其他网民不要对反星活动采取攻击行动，“否则就是和我们过不去”。
在记者发出采访请求后的第三天，秋雨才登陆ＱＱ，浮出水面。而这一用来接受采访的ＱＱ号，还是刚刚从杨丞琳上海歌迷会的会员那里盗来的。秋雨说：“反正她‘死’定了，这是北京的命令”，她只是负责让杨丞琳“在内地彻底消失掉”。
把反星作为事业，26岁的秋雨在反星组织里已经做了4年。在她的ＱＱ签名档中，赫然写着“我反明星已四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明星死在部长手，让我伤心让我兴。”
几年以前，秋雨还是一名大学生，在上海某高校学习计算机专业。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她也有过追星的岁月。当时她最喜欢的明星之一是赵薇，但2001年的“军旗装事件”却一下磨灭了她对赵薇的喜爱，随之，恨意开始滋长。
“反明星的人基本都是被明星伤害过的人。”尽管这件事情现在都过去了，不过打那以后，她慢慢走上了反明星的道路，“那时候只是闹着玩，帮部长（反星组织总部）卖卖软件，后来发现现在不少明星越来越糟糕，就把反星当做职业。”
毕业以后，秋雨没有找工作，而是把反星作为第一选择。熟悉网络的她知道，“做好的黑客月收入一万不是梦”。于是，她和另外几十个网络高手组成黑客小组，加入了反星队伍。
刚开始时，秋雨还在北京总部工作，后来到了上海，长期在七宝和徐家汇地区发展自己的群体。现在，她每月可以从总部拿到工资1900元，加上卖软件、ＱＱ号、游戏账号所得，总共3000多元。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不是一份正经工作。但秋雨的家长并不反对，而且还很支持。
“家里反对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职业，而且我还补贴家用。”一开始，家里并不知道秋雨做什么，但眼见孩子突然开始有了钱，在家长的询问下。秋雨坦白了。父亲没有说什么，只要求“不做违法的事就行”，还给她买了两台电脑。于是这一做，又是3年。
支持不单来自家庭。如今秋雨的很多朋友在分会里做事，她一人带着4个助理、2个秘书和6个副会长，统领全局。秋雨很自豪地告诉记者，“不用说了，我男朋友很支持我。”
然而时间久了，她也渐渐失去开始时的激情和冲劲。“我在想等明星变好了，我还能做什么”，她已经把4年青春献给了反星组织，倦怠感不言而喻。
“没垃圾明星，我就解散分会。这也是组织上想的，因为我们都要结婚生子，以后孩子长大一点，问妈妈你每天都坐在电脑前，不上班吗？如果告诉孩子我上班就是反明星，我说不出来，我估计部长、铃子他们都说不出来。所以我打算再干几年，然后把会长位置让出来给后面人来做。”
激进主义隐忧
在铃子和秋雨的描述中不难发现，反星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即“部长”，一直在暗中控制大局，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能轻举妄动。记者向铃子反复请求采访部长，但铃子说，“你明知道他不接受采访的……”最终，这位神秘的“部长”没有现身。
记者将一段网友的评论给秋雨看，其大意是谴责反星组织将娱乐与政治挂钩，“抓住别人的小错误乱骂人”。但秋雨看后却很肯定地告诉记者，发帖人是杨丞琳公司的枪手，“我们一看就知道”。
尽管反星组织一再强调不会像韩国“Ａｎｔｉ－Ｆａｎ”一样对明星实行人身攻击。（在韩国，大多数艺人都有自己的“Ａｎｔｉ－Ｆａｎ”。这群人如“歌迷会”一样，结成盟派，并成立专属网站，在网络上发表对明星不满的言辞，甚至做出过激的伤人行为。他们曾向“东方神起”成员郑允浩赠送掺有强力胶的果汁，导致其中毒，最后被迫送医院洗胃。）
为了表明与韩国“Ａｎｔｉ－Ｆａｎ”的区别，秋雨向记者举例道，曾有某超女的经纪人试图出资让他们攻击另外一个人，但组织最终拒绝了经纪人的请求。她说：“超女我们都不喜欢，而且没什么证据的事情我们不做”。她还说，“给钱的事情不能做，这样的话反明星行动就不纯洁了，性质全变了，和我们初衷不一致，我们只反伤害过大众、有辱国家尊严的明星。”
“我们都怕了”，铃子说，“歌迷要是抓住我们，我们就死定了。我和秋雨，是歌迷抓的重点。”
社会需要介入和引导
如何看待反星组织，上海社科院青年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孙抱弘认为，“总的来讲应该肯定他们的行为，因为明星的不良言行确实有泛滥的迹象，对整个民族精神不利”。但同时反星组织又具有“缺乏公共理性”的特点，犯下许多“幼稚病”。
“首先是政治上，把杨丞琳等弄得生不如死，这是‘民主的暴政’。其次，它是反理性的，比如卧底，这是一种敌对的办法，是人性不好的一面。第三是经济上的，当然他们很注意这个问题，可真正进入商业运作，就很难自我控制了。”
另外，孙抱弘还表示相关管理部门應该适当介入，给他们提些建议，做好引导工作，“如果能通过反星组织让老百姓认可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将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明星需要约束，民间约束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从更深远的角度来讲，反星组织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
年轻人在里面滚打、锻炼，将来成为很成熟的公民。”孙抱弘总结道，“我们现在的公民教育还没有完全展开，公共空间非常有限。但网络还是个空白的地方，发言比较自由，所以公民社会可能首先在网络社会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