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汪锋是位职业革命家，我就出生在他当年工作的陕西地下党机关所在地，直到5岁时把我“疏散”回老家蓝田县，才有了过年的概念。
　　我的故乡是一个半山区小村庄。大年三十，女眷们在一起包饺子、做包子、蒸馍馍。年间，小提篮里放上几个馍、一把挂面，日子好的再捎上几个鸡蛋，就是串亲戚的礼物。除夕夜男人们喜欢边喝小酒，边行酒令，边聊大天。
　　那时的陕西农村有长辈过年给孩子送灯笼的习俗。我是长孙，能收到十几个灯，一挂就是一大串儿。灯笼有彩纸的也有绸子的，里面戳着小蜡烛。元宵节的晚上，娃们和大人一起把灯笼全挂在自家院子里点亮，漂亮极了！
　　放炮仗也挺有意思，我的炮仗有爷爷奶奶和亲戚们给的，也有用压岁钱买的。我心境从小就特别男子汉：我都6岁了，已经帮爷爷割草、放牛、做地里活儿了，炮仗当然也要自己放。
　　晚辈拜年要磕头——接灯笼要磕头，串亲戚也要磕头。爷爷特别开明，大年初一给他老人家磕一个头就行了。
　　
　　9岁那年，地下工作者带我越过封锁线到延安。
　　延安小学的校门口挂着大红校旗，旗上写着“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小学”，李铁映、伍绍祖等都是我的校友。
　　学校在邓家沟，与枣园、杨家岭都很近，一是放假回到机关时，二是主席在河边散步时，我们总能见到他。“毛伯伯！”“毛主席！”我们快乐地招呼着，他高兴地挥着手，有时还指着我们学校说：“你们是‘抗小’的吧！”
　　1945年学校专门安排给毛主席拜年的活动，结果周恩来副主席出来了，他告诉我们主席昨天工作了一晚上，正在休息，他说：“我代表主席，向大家祝贺新年！”虽然没有见到毛主席，但我们这些孩子还是很快进入了各自的演出角色。我在老师创作的一个重视教育的秧歌剧中演小淘气，还有同学演《夫妻识字》、《选好人》等节目，大家一起扭秧歌，欢庆新年。当时我们就知道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即将在这年4月召开。父亲也出席了七大。
　　
　　1947年春节我是在许家沟西北局留守处度过的，这是最让我难过的一个春节，因为我惦记家里的爷爷。
　　我1946年就该小学毕业了，可那时的延安中学已经变成野战医院，大家只能继续跟着小学一边行军一边工作，我是小队长，负责管理一批小同学。那时母亲他们也撤离了延安，后来我们母子一见面她就问我：“老家被烧了，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顿时，我想起了爷爷！
　　母亲说：“放心，你爷爷他们没事儿。”
　　如今阅读有关史料印证了那段历史：1946年8月，李先念、王震同志率部中原突围，汪锋奉毛泽东同志之命，前往商洛地区接应。根据中央的指示，他安排地下交通线，冲破千里封锁，将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中原局、中原军区高级干部安全护送回到延安……父亲利用家乡天时、地利、人和出色完成任务，从而也惹怒了胡宗南，他的人到蓝田抓父亲未果便残忍地烧掉了爷爷家的房子，致使我们全家流离失所。
　　“爷爷，保重啊……”。我想起奶奶年夜饭做的点红点儿的大馍馍和蒸笼里的小面兔、小面猪；想起看爷爷奶奶点灯、放炮地忙碌，想起守岁熬不住时就扎在哪位长辈怀里睡着的温馨；也想起爷爷素日不仅忙地里的活儿，也帮父亲做工作，家乡的很多子弟兵都是由他送到延安的。那一年春节，我是在对爷爷的思念中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