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6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华盛顿签署。这一协议的达成代表着两国愿意对等、理性地解决彼此重大分歧，体现了两个世界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就像习近平主席在带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信中所指出的，中美双方完全可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找到有关问题的妥善处理和有效解决办法。
　　协议文本十分翔实，具体看有三个主要特点。
　　首先，这是一份对等的协议。与谈判前期美方曾单方面提出的种种过分和苛刻要求相比，第一阶段协议把双方放在对等的位置，义务和权利是对等的。比如，在第一章知识产权部分，强调“双方应确保公平、充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对于依赖知识产权保护的一方，对方应确保为其提供公平、平等的市场准入”。权责对等、互信合作的支持产权和技术转让不仅让国外企业更加放心地让更多知识产权进入中国，也有利于我国发展创新型企业、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两国还将“对等”落实到沟通和执行程序上，明确了常态化的争端解决方式，从而规避了历史上大国争端最后升级为政治摩擦、军事斗争甚至滑入长期冷战的风险。协议明确了贸易争端处理的具体流程，并设立“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办公室”。办公室将评估双方协议履行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接受中美任何一方提交的申诉，这就为实事求是地解决争端提供了基础。协议同时强调各自的“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办公室”可向具有相关专业能力的政府部门咨询，对“信息请求”的相关要求细节也做出了规定，足以体现双方对于建立更高效沟通和减少误会的诚意。协议体现出的“对等”反映了中美两个大国在竞争中寻求有效合作、建立适应于未来双赢机制的努力，人们对于中美贸易争端是否会转化为军事、政治冲突的担心大大降低了，常态化的经济竞争与合作将会成为总体趋势。
　　第二，这是一份多赢的协议。在扩大贸易的部分，双方本着互惠互利以及市场化原则，扩大双向贸易，推动双向投资。中美两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加占全球约4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推进器。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背景下，协议的签署不仅有助于推动中美两国经济增长，也有利于稳定世界各国的贸易和投资，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更进一步的经济全球化。协议规定美国对中国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将由15%降至7.5%，3000亿美元的第二部分关税减免，不再加征，这显然有助于中国企业维持和扩大出口。
　　中国正处于全面转型升级的时期，人民生活质量快速提高，但“人口众多、耕地稀缺”的现实也决定了必须加强农业国际合作，合理增加农产品进口。根据海关总署的公开数据：2017年中国大豆进口量是9553万吨，其中从美国进口3258万吨;2018年进口大豆8803.1万吨，其中从美国进口1664万吨，同比分别减少7.9%、49.4%，这是自2012年以来的首次减少，主要原因就是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未来两年，以保证主粮“自给自足”的安全底线为前提，加大对大豆、玉米、肉类等农产品的进口，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老百姓食品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也为农业提质增效提供更多时间空间。2019年由于非洲猪瘟的影响，中国猪肉价格高企并引发物价上涨，当年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达到4.5%，自美国加大肉类进口也会有助于缓解国内物价上涨压力。在其国内经济复苏缓慢、农民日益不满的情况下，美国也迫切需要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农产品出口至少是维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对中国农产品市场预期较高。
　　总体来看，中美两国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满足双方利益的结果。尽管过程曲折，但最终达成共同认可的协议，不仅符合两国期待，也让世界其他国家悬着的心暂时落了下来。
　　第三，这是一份理性的协议。在近两年的中美经贸摩擦过程中，两国国内都曾出现过情绪激动甚至是非理性的言辞。不过在谈判过程中，中方在恪守原则与展现灵活性之间保持了动态平衡。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指出的，中方始终坚守“三条红线”，同时采取渐进方式来逐步解决问题，增强了文本的平衡性和协议的公平性。协议内容体现出双方相互尊重对方制度和法律体系、尊重对方诉求的原则，本质上体现的是两国的理性。

　　对于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在“涉及侵犯商业秘密责任人的范围、民事程序举证、药品相关知识产权及数据、一般市场准入相关的地理标志问题”这些问题上，“美国确认，美国现行措施给予与本条款规定内容同等的待遇”，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了美国对中国经济和科技自主发展成就的理性认可，消除了近几年国际上尤其是美国国内对中国企业的不实指责和诬陷，为我国产业升级并在全球制造业链条中向高附加值转移创造了条件。客观来看，中美未来科技合作互补性强，潜力巨大，加强合作是各自和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发表的数据显示，在全球十大科研资助巨头中，七个来自中国，三个来自美国，排名第一的是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两国均领先世界各国的发展，虽然美国在人才、技术方面具有优势，但中国在应用、市场、数据方面更有潜力，如果两国能携手合作，无疑能极大地推动该领域的发展。
　　协议也提出要尊重双方的货币政策自主权，对我国未来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提供了保障，对人民币汇率也有适当安排。在反复磋商与博弈之后，中美两国都从大局出发，正视分歧、管控分歧，就两国间的汇率问题达成协议，不仅显示了美国更加理性，也表明中国更加成熟。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协议确实会给国内某些行业带来压力，但压力同时也应转化成我国加快相关领域改革的动力。比如在金融服务部分，双方就“平等互利银行服务”具有重要意义达成了共识，并将在资产管理领域加快合作，允许美方机构可以“直接从中资银行收购不良贷款”，加快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步伐。截至2018年底中国资产管理行业总规模约124.03万亿元，是2012年27万亿元的4.5倍多，2019年全球银行业排名中，我国四大行的资产规模占了前四名，银行业的总资产达到284.67万亿元，折算成美元超过了40万亿美元，但大而不强的特征还比较明显。随着这几年供给侧改革的加快，一方面银行体系内存在越来越多需要处理的不良债务，这迫切需要加快建立现代化的银行体系，同时，我国资管行业粗放式发展特征明显，与当前人民群众财富管理的要求还存在距离，管理能力亟需提高。随着资管新规的实施，部分资产管理机构将会难以适应新规定，同时在加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可能面临被淘汰的压力。类似的，我国评级机构实力相对落后，而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家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共占据了全球市场超过90%的份额。因此，加大开放力度，让更多国外先进金融服务机构来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也要形成改革的压力，提高国内相关机构的经营效率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