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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延边地处吉林的东南部，以图们江为界，接壤朝鲜的咸镜北道。20世纪10年代，延边地区牛瘟横行，每年有数百头牛死于牛瘟。延边的地方官府为了减少农民的经济损失和防止日本、俄国的干涉，采取了制定牛瘟法规，培养警察兽医，治理警察腐败等一系列防疫措施，但因经费不足及基层警察、农村社会普遍出现的各种违法行为，牛瘟未能得到彻底根治。
关键词 20世纪10年代；牛瘟；防疫；陶彬；延边地区
中图分类号：S858.2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890X（2014）10--3
19世纪后半期，清政府开禁东北，关内及朝鲜流民剧增，蒙古和西伯利亚的牛瘟迅速流入东北地区。延边地处中朝俄的三角地带，人畜交流频繁，牛瘟猖獗。据记载，19世纪70年代起延边地区遭受牛瘟的肆虐。1878年有过席卷各地的大流行，此后，每隔几年都会有周期性的爆发。据1908年韩国农商工部调查，从1907年5月-1908年8月，延边地区因牛瘟死亡约1 800头。进入20世纪10年代，除了1911年、1912年、1919年之外，年年发生，每年都有数百头牛死于牛瘟（20世纪10年代，延边地区的养牛头数约6万头）。
牛瘟流行是农业、运输业的大敌，能否成功地预防和对付这些疫病关系地方经济的兴衰成败。然而，清末，地方官府除了偶尔实行交通管制外，无其他有效防疫措施。延边地区真正意义上的牛瘟防疫始于民国初年陶彬执政期间。
1 防疫体系的建立
1913年1月初，时隔2年半后，延吉府又发生牛瘟。时任吉林东南路兵备道道员的陶彬随即着手防疫。陶彬给延吉府下发《防牛疫方法》，要求基层警察按其规定执行。它是应一时之需而临时制定的牛瘟防疫方法，包括交通封锁、张贴告知、病牛的隔离、牛舍消毒等内容。此后，陶彬又给各府县及商埠分局分发《牛疫及预防法》。此书是驻延吉的俄罗斯领事馆赠送的牛瘟宣传资料，详细记载了牛瘟的由来、欧洲及亚洲的牛瘟流行、牛瘟症状、预防与免疫措施、俄罗斯的防疫技术等内容。
1月中旬，疫情愈演愈烈，逐渐扩散到和龙、汪清等县。陶彬向吉林都督陈昭常发电，要求急派兽医，而陈昭常回电称：“兽疫既灼，省中又少，妥医深恐缓不济，急应请就近雇用”[1]。陶彬正发愁之际，局子街日本领事分馆岩永重觉访问陶彬，极力推荐日本兽医，并暗示若雇用日本兽医，总督府可以赠送药品。
民国初期，延边财政拮据，缺乏防疫经验及药品，于是陶彬不得不接受日本领事官的“好意”。
雇用日本兽医，暂时解决了防疫无兽医的局面，但随之带来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当初，根据岩永重觉的建议，陶彬允许了领事馆警察的牛瘟调查，但未允许其在疫区实施赈灾措施。但防疫班活动开始后，领事馆警察无视此规定，随意到各个村庄采取杀病畜、消毒等措施。3月5日，延吉县头道沟地方发生牛瘟时，日本领事馆警察先到疫区，销毁病牛。随后赶到的中国警察报告称：“此事外人干涉有关国际问题”[2]。虽然这样的措施可以弥补中国警察的防疫漏洞，是有利于防疫，但其活动超越了日本领事馆的职权范围，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同年6月牛瘟暂时平息，陶彬便解雇了日本兽医。次年，延吉道从奉天聘请一名中国兽医。然而，一个人很难防范各地多发的牛瘟。
1915年5月，陶彬决定在延吉道内设置牛瘟传习所，自己培养兽医人才。随即，延吉道发布了《延吉道牛疫预防传习所简章》，要求各县及商埠分局派遣，年龄20岁以上、警察经历1年以上、文理通顺者2～4名。同时，陶彬通过局子街领事馆从朝鲜总督府聘请了叫井野场条次的日本兽医。这是日本兽医自1913年6月以来第一次踏上延边，考虑到前车之鉴，陶彬要求日本兽医只讲课，不涉及防疫活动。
7月初旬正式开课，设置了细菌学、兽疫制遏法、家畜传染病、解剖学、屠肉检查学、兽疫预防法、朝鲜语等7个科目。同年8月课程结束。考试后，按选派部门选拔成绩最优者各一名，任命为学习兽医员。学习兽医员负责各县、商埠分局的防疫事宜。
2 加强防疫之背景
1913年初，疫情爆发后，陶彬迅速着手牛瘟防疫，并聘请日本兽医，使当年的牛瘟得以迅速扑灭。而此后，不管其效果如何，陶彬及其后任张世铨一直重视防疫工作，其原因如下。
第一，经济原因。当时牛瘟流行严重危害延边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的生活。延边水草丰盛，人口少，几乎户户都养牛。其在扩大再生产、农耕、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失去牛，农民不仅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还失去重要的生产、运输工具。尤其对朝鲜农民的打击大，因为朝鲜农民历来只饲养牛，不习惯养马、养驴，要是失去牛则没有可替换的役畜。
此外，牛瘟流行还影响着延边和朝鲜咸镜北道之间的贸易与往来。牛是朝鲜人的唯一的运输工具，很多农民拉着牛车到朝鲜贩卖谷物，然后从朝鲜购买生活和生产用品。据统计，20世纪10年代每个月来往于图们江的牛约3万头。但一旦延边地区发生牛瘟，朝鲜总督府就禁止牛、羊的过境。1913年1月14日，朝鲜咸镜北道警务部因发生牛瘟禁止牛、羊的边境往来，陶彬第二天就找局子街日本领事分馆，提出抗议，要求尽快解除封锁，恢复两地朝鲜人的贸易与往来，而咸镜北道警务部未予理睬。
第二，政治原因。延边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处，该地方是中（即东北地区）、朝、俄（俄罗斯沿海州）三国人民移动和贸易的中转站。一般牛瘟病毒是从蒙古高原出发，经吉林长春等地，扩散到延边，然后，随着朝鲜人的移动又传播给朝鲜或俄罗斯。相对于延边地区松散的防疫体系，日本和俄罗斯的防疫体系比较完整。如日本是1908年在朝鲜釜山建立了农商务省牛疫血清制造所，普及免疫血清，并在1909年起图们江南岸（朝鲜境内）派遣5名兽医，专门负责边境线防疫。因此，日俄两国一遇疫病就埋怨中国的防疫措施，声称“我境牛疫流行于彼境有莫大关系”[3]。对此，地方官府也十分头疼，担心日俄以牛瘟防疫不力为由，干涉延边的牛瘟防疫，侵犯中国主权。于是经常给各县署下公文发出“我不实行查防，彼必起而干涉”[4]等警告。 另外，延边居住着约18万（1915年统计）朝鲜人，他们的存在对日本的朝鲜统治是个很大的威胁。日本一直希望在延边地区扩大其势力，掌握延边朝鲜人。日韩合并（1910年）后，鉴于延边朝鲜人的反日情绪的高涨，日本领事馆主要是以经济、教育、医疗等事业来笼络人心。陶彬担心如果延边地区牛瘟持续升温，日本人可能以保护朝鲜人为由，介入延边的牛瘟防疫，把其当成安抚朝鲜人的一种手段。
3 存在的问题
3.1 警察的违法违规
20世纪10年代，虽然地方官府重视牛瘟防疫，但防疫中问题较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警察的怠慢行为。牛瘟调查中，很多基层警察敷衍了事，不积极调查，发现牛瘟也不及时上报。据统计，1914年观察使署查出基层警察违规行为共6次，都是自己的担当区疫病流行，而担当警察全然未知或未打报告的情况，而这6次仅仅是被观察使署发现的，可以想象多少次牛瘟流行被隐瞒。
1915年3月，陶彬给各县下达147号令，称：“有疫发而不知，知而不查，查而不报，报而不实”[5]，并要求“各县各区如有牛疫发见，驻在巡官并未派警查报，经本公署委员或外人查见一次者，应将该区巡官罚薪半月，再则倍之若至，三次即行撤差，并将该县知事告诫”[6]。此后，1915年5月，珲春县第一区发生牛瘟，毙牛37头，而担当警察未上报。一个月后，陶彬了解此事，对担当警察罚薪一个月工资。
违法行为也层出不穷。1915年6月，延吉县依兰沟地方数头牛死亡。一个月后，当地警察巡长获悉某农民牛因疫死亡，于是罚250吊。然而，他（巡长）侵吞罚金，未给上级报告。其实当时无明文规定，隐瞒疫情可以罚款。此后，该民赴官府举报，巡长被以私罚钱财、隐匿不报之规定受罚。
20世纪10年代，时局混乱，类似的违法、违规事件接连发生，从未间断。虽然陶彬加强了处罚力度，但无立竿见影之效果。
3.2 防疫经费之不足
民国时期，道级别没有防疫预算，都由省财政直接拨款。而当时，吉林经济落后，税收不多，且军费预算所占比重过大，防疫经费亦属有限。延边的牛瘟防疫一直受到缺乏经费的困扰。
1913年1月延吉府发生牛瘟后，陶彬随即致电吉林都督陈昭常，要求防疫费5 000两。陈昭常当即答应拨款赈济，并先拨款3 000两，而余下2 000两却迟迟未能兑现。6月份陶彬曾多次致电敦促。7月初陈昭常称：“防治牛疫係属慈善范围，现值国费奇绌，前发延吉银三仟两係由司勉为挪垫，至今无策归补，应令和龙汪清两县，就地设筹，以纾财力”[7]。陶彬马上回电：“各县地瘠民贫，且本年疫务，日人于垦民百计笼络，若再就地筹款，事无济，被授人口实”[8]。8月份，吉林财政厅终于拨了剩下的2 000两。
1914年，因经费不足吉林都督缩减各观察使署财政总预算30%；同时，还规定各地防疫费先由地方先垫付，等吉林财政有资金时还款。这使得延边不能再购买免疫血清等高价预防液，防疫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相对于1913年的防疫费约5万9千吊（5 000两），1914年的防疫费只有4 800吊，其防疫效果可想而知。
整个20世纪10年代，延边的防疫费不足问题未能得到改善，严重影响防疫工作的正常开展。
3.3 农民的违法行为
牛瘟发生以来，农村各地普遍存在隐匿不报、食用病牛肉、贩卖病牛等违法现象。虽然地方官府张贴布告宣传，加强处罚力度，但效果甚微，报告者还是寥寥无几，大多数农民依然隐蔽疫情。
农民如此不配合官府的原因有以下四个。其一，官民之间缺乏信赖关系。由于警察经常欺压、勒索百姓，使官民关系紧张。牛瘟防疫也如此。日本领事馆在其一份内部报告中阐述：“防疫中，中国官宪经常采取强制性或挑拨性的行动，使农民隐蔽病牛”[9]。1913年3月28日，防疫班在延吉县三道沟地方张松清（中国人）家，采取杀病牛，消毒等防疫措施时，张松清怒称：“你们这些官人，特来我村，名讬防疫，暗行加害”，动员众人百般阻扰，并招呼了携带武器的清乡会队员数人，以武力对抗防疫班，差一点发生流血事件[10]。由此可以看到，农民对官府的极度的不信任。其二，杀病畜后，对牛主的补偿过少。如果农民自报疫情，警察赶到现场后将病牛扑杀，并支付耕牛价格的三分之一补助，但这对农民来说是个不小的损失。当时，贩卖给屠宰业者或自家食用也超过此价；同时，有些牛感染后因免疫力较强而痊愈的可能性。其三，延边属于新开发地，行政机构还不完备，官府没有完全控制边远山村。其四，在延边，朝鲜人占延边人口的70%以上，与警察的沟通上存在很多问题。
4 结语
民国初期，延边地区牛瘟迭起，陶彬采取了聘请日本兽医、制定牛瘟法规、设立牛疫讲习所等一系列措施，使延边的防疫事业逐渐步入近代化历程。这似乎表明20世纪10年代的防疫措施得当、效率良好。其实并不尽然，1913年的浩浩荡荡的牛瘟防疫并不能掩盖整个20世纪10年代赈灾乏力的现实。由于防疫经费不足、警察的腐败以及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违法行为等问题，整个20世纪10年代，延边的牛瘟流行一直是被动的救灾补救措施，牛瘟也未能得到彻底消灭。而出现诸多问题的原因是跟民国时期腐败的社会政治有关。民初，延边的地方行政机构直接脱胎于清末的行政组织，虽改朝换代，但人员制度无变化，尤其是警察，基本都是清末旧军队出身，素质低劣，目不识丁，影响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间岛协约”缔结后，中日两国关系进入了短暂的安定状态，日本方面利用经济、教育、卫生等怀柔手段，深入朝鲜人社会，牛瘟防疫也其一。牛是朝鲜人最重要的财产，受到家庭成员之待遇。牛瘟的预防与治疗可以抑制朝鲜人的反日情绪。但是，整个20世纪10年代，中日之间未发生围绕牛瘟防疫的更多纠纷。原因在于第一，1913年日本参与延边的牛瘟防疫，更多的是日本领事馆主导的行为，而不是朝鲜总督府及日本外务省的有针对性的行动，之后由于中国方面的警惕，领事馆再没有轻举妄动。第二，20世纪10年代前期是“间岛协约”体制时期，日本的大陆侵略政策还未真正发动，中日关系处于小康状态，日本没有把牛瘟防疫当成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
参考文献
[1]吉林都督致电吉林东南路兵备道道员陶彬[Z].原件藏吉林省延边州档案馆，档案号：4-1-319，1913-1-18.
[2]头道沟商埠分局局长致函陶彬吉林东南路观察使[Z].原件藏吉林省延边州档案馆，档案号：6-1-37，1913-4-1.
[3]吉林延吉道公署训令第250号[Z].原件藏吉林省延边州档案馆，档案号：21-2-173，1916-11-25.
[4]陶彬致信延吉府知事[Z].原件藏吉林省延边州档案馆，档案号：21-2-173，1913-1-13.
[5]吉林延吉道道尹公署第147号[Z].原件藏吉林省延边州档案馆，档案号：21-2-106，1915-3-24.
[6]吉林延吉道道尹公署第147号[Z].原件藏吉林省延边州档案馆，档案号：21-2-106，1915-3-24.
[7]吉林东南路兵备道道员陶彬致电吉林都督[Z].原件藏吉林省延边州档案馆，档案号：4-1-330，1913-2-10.
[8]吉林都督致电吉林东南路兵备道道员陶彬[Z].原件藏吉林省延边州档案馆，档案号：4-1-330，1913-2-18.
[9]间岛总领事馆代理领事铃木要太郎致电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Z].原件藏日本外交史料馆，档案号：3-11-4-14，1917-1-27.
[10]头道沟商埠分局局长致函陶彬吉林东南路观察使[Z].原件藏吉林省延边州档案馆，档案号：6-1-37，1913-4-1.
（责任编辑：赵中正）
关键词 20世纪10年代；牛瘟；防疫；陶彬；延边地区
中图分类号：S858.2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890X（2014）10--3
19世纪后半期，清政府开禁东北，关内及朝鲜流民剧增，蒙古和西伯利亚的牛瘟迅速流入东北地区。延边地处中朝俄的三角地带，人畜交流频繁，牛瘟猖獗。据记载，19世纪70年代起延边地区遭受牛瘟的肆虐。1878年有过席卷各地的大流行，此后，每隔几年都会有周期性的爆发。据1908年韩国农商工部调查，从1907年5月-1908年8月，延边地区因牛瘟死亡约1 800头。进入20世纪10年代，除了1911年、1912年、1919年之外，年年发生，每年都有数百头牛死于牛瘟（20世纪10年代，延边地区的养牛头数约6万头）。
牛瘟流行是农业、运输业的大敌，能否成功地预防和对付这些疫病关系地方经济的兴衰成败。然而，清末，地方官府除了偶尔实行交通管制外，无其他有效防疫措施。延边地区真正意义上的牛瘟防疫始于民国初年陶彬执政期间。
1 防疫体系的建立
1913年1月初，时隔2年半后，延吉府又发生牛瘟。时任吉林东南路兵备道道员的陶彬随即着手防疫。陶彬给延吉府下发《防牛疫方法》，要求基层警察按其规定执行。它是应一时之需而临时制定的牛瘟防疫方法，包括交通封锁、张贴告知、病牛的隔离、牛舍消毒等内容。此后，陶彬又给各府县及商埠分局分发《牛疫及预防法》。此书是驻延吉的俄罗斯领事馆赠送的牛瘟宣传资料，详细记载了牛瘟的由来、欧洲及亚洲的牛瘟流行、牛瘟症状、预防与免疫措施、俄罗斯的防疫技术等内容。
1月中旬，疫情愈演愈烈，逐渐扩散到和龙、汪清等县。陶彬向吉林都督陈昭常发电，要求急派兽医，而陈昭常回电称：“兽疫既灼，省中又少，妥医深恐缓不济，急应请就近雇用”[1]。陶彬正发愁之际，局子街日本领事分馆岩永重觉访问陶彬，极力推荐日本兽医，并暗示若雇用日本兽医，总督府可以赠送药品。
民国初期，延边财政拮据，缺乏防疫经验及药品，于是陶彬不得不接受日本领事官的“好意”。
雇用日本兽医，暂时解决了防疫无兽医的局面，但随之带来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当初，根据岩永重觉的建议，陶彬允许了领事馆警察的牛瘟调查，但未允许其在疫区实施赈灾措施。但防疫班活动开始后，领事馆警察无视此规定，随意到各个村庄采取杀病畜、消毒等措施。3月5日，延吉县头道沟地方发生牛瘟时，日本领事馆警察先到疫区，销毁病牛。随后赶到的中国警察报告称：“此事外人干涉有关国际问题”[2]。虽然这样的措施可以弥补中国警察的防疫漏洞，是有利于防疫，但其活动超越了日本领事馆的职权范围，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同年6月牛瘟暂时平息，陶彬便解雇了日本兽医。次年，延吉道从奉天聘请一名中国兽医。然而，一个人很难防范各地多发的牛瘟。
1915年5月，陶彬决定在延吉道内设置牛瘟传习所，自己培养兽医人才。随即，延吉道发布了《延吉道牛疫预防传习所简章》，要求各县及商埠分局派遣，年龄20岁以上、警察经历1年以上、文理通顺者2～4名。同时，陶彬通过局子街领事馆从朝鲜总督府聘请了叫井野场条次的日本兽医。这是日本兽医自1913年6月以来第一次踏上延边，考虑到前车之鉴，陶彬要求日本兽医只讲课，不涉及防疫活动。
7月初旬正式开课，设置了细菌学、兽疫制遏法、家畜传染病、解剖学、屠肉检查学、兽疫预防法、朝鲜语等7个科目。同年8月课程结束。考试后，按选派部门选拔成绩最优者各一名，任命为学习兽医员。学习兽医员负责各县、商埠分局的防疫事宜。
2 加强防疫之背景
1913年初，疫情爆发后，陶彬迅速着手牛瘟防疫，并聘请日本兽医，使当年的牛瘟得以迅速扑灭。而此后，不管其效果如何，陶彬及其后任张世铨一直重视防疫工作，其原因如下。
第一，经济原因。当时牛瘟流行严重危害延边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的生活。延边水草丰盛，人口少，几乎户户都养牛。其在扩大再生产、农耕、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失去牛，农民不仅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还失去重要的生产、运输工具。尤其对朝鲜农民的打击大，因为朝鲜农民历来只饲养牛，不习惯养马、养驴，要是失去牛则没有可替换的役畜。
此外，牛瘟流行还影响着延边和朝鲜咸镜北道之间的贸易与往来。牛是朝鲜人的唯一的运输工具，很多农民拉着牛车到朝鲜贩卖谷物，然后从朝鲜购买生活和生产用品。据统计，20世纪10年代每个月来往于图们江的牛约3万头。但一旦延边地区发生牛瘟，朝鲜总督府就禁止牛、羊的过境。1913年1月14日，朝鲜咸镜北道警务部因发生牛瘟禁止牛、羊的边境往来，陶彬第二天就找局子街日本领事分馆，提出抗议，要求尽快解除封锁，恢复两地朝鲜人的贸易与往来，而咸镜北道警务部未予理睬。
第二，政治原因。延边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处，该地方是中（即东北地区）、朝、俄（俄罗斯沿海州）三国人民移动和贸易的中转站。一般牛瘟病毒是从蒙古高原出发，经吉林长春等地，扩散到延边，然后，随着朝鲜人的移动又传播给朝鲜或俄罗斯。相对于延边地区松散的防疫体系，日本和俄罗斯的防疫体系比较完整。如日本是1908年在朝鲜釜山建立了农商务省牛疫血清制造所，普及免疫血清，并在1909年起图们江南岸（朝鲜境内）派遣5名兽医，专门负责边境线防疫。因此，日俄两国一遇疫病就埋怨中国的防疫措施，声称“我境牛疫流行于彼境有莫大关系”[3]。对此，地方官府也十分头疼，担心日俄以牛瘟防疫不力为由，干涉延边的牛瘟防疫，侵犯中国主权。于是经常给各县署下公文发出“我不实行查防，彼必起而干涉”[4]等警告。 另外，延边居住着约18万（1915年统计）朝鲜人，他们的存在对日本的朝鲜统治是个很大的威胁。日本一直希望在延边地区扩大其势力，掌握延边朝鲜人。日韩合并（1910年）后，鉴于延边朝鲜人的反日情绪的高涨，日本领事馆主要是以经济、教育、医疗等事业来笼络人心。陶彬担心如果延边地区牛瘟持续升温，日本人可能以保护朝鲜人为由，介入延边的牛瘟防疫，把其当成安抚朝鲜人的一种手段。
3 存在的问题
3.1 警察的违法违规
20世纪10年代，虽然地方官府重视牛瘟防疫，但防疫中问题较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警察的怠慢行为。牛瘟调查中，很多基层警察敷衍了事，不积极调查，发现牛瘟也不及时上报。据统计，1914年观察使署查出基层警察违规行为共6次，都是自己的担当区疫病流行，而担当警察全然未知或未打报告的情况，而这6次仅仅是被观察使署发现的，可以想象多少次牛瘟流行被隐瞒。
1915年3月，陶彬给各县下达147号令，称：“有疫发而不知，知而不查，查而不报，报而不实”[5]，并要求“各县各区如有牛疫发见，驻在巡官并未派警查报，经本公署委员或外人查见一次者，应将该区巡官罚薪半月，再则倍之若至，三次即行撤差，并将该县知事告诫”[6]。此后，1915年5月，珲春县第一区发生牛瘟，毙牛37头，而担当警察未上报。一个月后，陶彬了解此事，对担当警察罚薪一个月工资。
违法行为也层出不穷。1915年6月，延吉县依兰沟地方数头牛死亡。一个月后，当地警察巡长获悉某农民牛因疫死亡，于是罚250吊。然而，他（巡长）侵吞罚金，未给上级报告。其实当时无明文规定，隐瞒疫情可以罚款。此后，该民赴官府举报，巡长被以私罚钱财、隐匿不报之规定受罚。
20世纪10年代，时局混乱，类似的违法、违规事件接连发生，从未间断。虽然陶彬加强了处罚力度，但无立竿见影之效果。
3.2 防疫经费之不足
民国时期，道级别没有防疫预算，都由省财政直接拨款。而当时，吉林经济落后，税收不多，且军费预算所占比重过大，防疫经费亦属有限。延边的牛瘟防疫一直受到缺乏经费的困扰。
1913年1月延吉府发生牛瘟后，陶彬随即致电吉林都督陈昭常，要求防疫费5 000两。陈昭常当即答应拨款赈济，并先拨款3 000两，而余下2 000两却迟迟未能兑现。6月份陶彬曾多次致电敦促。7月初陈昭常称：“防治牛疫係属慈善范围，现值国费奇绌，前发延吉银三仟两係由司勉为挪垫，至今无策归补，应令和龙汪清两县，就地设筹，以纾财力”[7]。陶彬马上回电：“各县地瘠民贫，且本年疫务，日人于垦民百计笼络，若再就地筹款，事无济，被授人口实”[8]。8月份，吉林财政厅终于拨了剩下的2 000两。
1914年，因经费不足吉林都督缩减各观察使署财政总预算30%；同时，还规定各地防疫费先由地方先垫付，等吉林财政有资金时还款。这使得延边不能再购买免疫血清等高价预防液，防疫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相对于1913年的防疫费约5万9千吊（5 000两），1914年的防疫费只有4 800吊，其防疫效果可想而知。
整个20世纪10年代，延边的防疫费不足问题未能得到改善，严重影响防疫工作的正常开展。
3.3 农民的违法行为
牛瘟发生以来，农村各地普遍存在隐匿不报、食用病牛肉、贩卖病牛等违法现象。虽然地方官府张贴布告宣传，加强处罚力度，但效果甚微，报告者还是寥寥无几，大多数农民依然隐蔽疫情。
农民如此不配合官府的原因有以下四个。其一，官民之间缺乏信赖关系。由于警察经常欺压、勒索百姓，使官民关系紧张。牛瘟防疫也如此。日本领事馆在其一份内部报告中阐述：“防疫中，中国官宪经常采取强制性或挑拨性的行动，使农民隐蔽病牛”[9]。1913年3月28日，防疫班在延吉县三道沟地方张松清（中国人）家，采取杀病牛，消毒等防疫措施时，张松清怒称：“你们这些官人，特来我村，名讬防疫，暗行加害”，动员众人百般阻扰，并招呼了携带武器的清乡会队员数人，以武力对抗防疫班，差一点发生流血事件[10]。由此可以看到，农民对官府的极度的不信任。其二，杀病畜后，对牛主的补偿过少。如果农民自报疫情，警察赶到现场后将病牛扑杀，并支付耕牛价格的三分之一补助，但这对农民来说是个不小的损失。当时，贩卖给屠宰业者或自家食用也超过此价；同时，有些牛感染后因免疫力较强而痊愈的可能性。其三，延边属于新开发地，行政机构还不完备，官府没有完全控制边远山村。其四，在延边，朝鲜人占延边人口的70%以上，与警察的沟通上存在很多问题。
4 结语
民国初期，延边地区牛瘟迭起，陶彬采取了聘请日本兽医、制定牛瘟法规、设立牛疫讲习所等一系列措施，使延边的防疫事业逐渐步入近代化历程。这似乎表明20世纪10年代的防疫措施得当、效率良好。其实并不尽然，1913年的浩浩荡荡的牛瘟防疫并不能掩盖整个20世纪10年代赈灾乏力的现实。由于防疫经费不足、警察的腐败以及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违法行为等问题，整个20世纪10年代，延边的牛瘟流行一直是被动的救灾补救措施，牛瘟也未能得到彻底消灭。而出现诸多问题的原因是跟民国时期腐败的社会政治有关。民初，延边的地方行政机构直接脱胎于清末的行政组织，虽改朝换代，但人员制度无变化，尤其是警察，基本都是清末旧军队出身，素质低劣，目不识丁，影响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间岛协约”缔结后，中日两国关系进入了短暂的安定状态，日本方面利用经济、教育、卫生等怀柔手段，深入朝鲜人社会，牛瘟防疫也其一。牛是朝鲜人最重要的财产，受到家庭成员之待遇。牛瘟的预防与治疗可以抑制朝鲜人的反日情绪。但是，整个20世纪10年代，中日之间未发生围绕牛瘟防疫的更多纠纷。原因在于第一，1913年日本参与延边的牛瘟防疫，更多的是日本领事馆主导的行为，而不是朝鲜总督府及日本外务省的有针对性的行动，之后由于中国方面的警惕，领事馆再没有轻举妄动。第二，20世纪10年代前期是“间岛协约”体制时期，日本的大陆侵略政策还未真正发动，中日关系处于小康状态，日本没有把牛瘟防疫当成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
参考文献
[1]吉林都督致电吉林东南路兵备道道员陶彬[Z].原件藏吉林省延边州档案馆，档案号：4-1-319，1913-1-18.
[2]头道沟商埠分局局长致函陶彬吉林东南路观察使[Z].原件藏吉林省延边州档案馆，档案号：6-1-37，1913-4-1.
[3]吉林延吉道公署训令第250号[Z].原件藏吉林省延边州档案馆，档案号：21-2-173，1916-11-25.
[4]陶彬致信延吉府知事[Z].原件藏吉林省延边州档案馆，档案号：21-2-173，1913-1-13.
[5]吉林延吉道道尹公署第147号[Z].原件藏吉林省延边州档案馆，档案号：21-2-106，1915-3-24.
[6]吉林延吉道道尹公署第147号[Z].原件藏吉林省延边州档案馆，档案号：21-2-106，1915-3-24.
[7]吉林东南路兵备道道员陶彬致电吉林都督[Z].原件藏吉林省延边州档案馆，档案号：4-1-330，1913-2-10.
[8]吉林都督致电吉林东南路兵备道道员陶彬[Z].原件藏吉林省延边州档案馆，档案号：4-1-330，1913-2-18.
[9]间岛总领事馆代理领事铃木要太郎致电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Z].原件藏日本外交史料馆，档案号：3-11-4-14，1917-1-27.
[10]头道沟商埠分局局长致函陶彬吉林东南路观察使[Z].原件藏吉林省延边州档案馆，档案号：6-1-37，1913-4-1.
（责任编辑：赵中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