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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朝时期蒙古文翻译活动的现实情况显示，作为翻译策略选择制约主体因素的译者，在各类各级管理机构中的配备、翻译能力培养及翻译文本的选择等方面均受到权力网络的操控。权力网络是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力因素所组成的。本文从翻译与权力关系入手，主要以元朝时期蒙汉翻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为例，试论权力对蒙古文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以拓宽该领域研究视野。
[关键词]权力；翻译策略；元代；蒙古文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8-0123-02
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差异问题。传统翻译理论一般是建立在“两种文化之间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即翻译的前提是两种文化具有平等的地位。事实上，从后殖民主义角度来看，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使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产生了权力差异，导致实际翻译并非在人们所预期的“平等对话”的前提下进行。后殖民主义理论从殖民视角反观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和权力运作。那么，受到权力运作制约而建立在“不平等对话”基础上的翻译行为如何解决文化差异问题呢？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往往求助于翻译策略来解决，即归化及异化策略。由于二者对原语文化的态度存在差异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孰轻孰重的争论持续了多年。
归化和异化在语言文化层面上各不相同，它们不同于传统的翻译方法即直译和意译。在翻译实践中，从译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用到译文的编辑、阅读、评论，都会受到译语语言文化及社会状况的影响和干涉。因此，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的选择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到译者、读者、赞助人以及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等因素的制约。
结合元朝时期蒙古文翻译活动的现实情况来看，作为翻译策略选择制约主体因素的译者，在各类各级管理机构中的配备、翻译能力培养及翻译文本的选择等方面均受到权力网络的操控。权力网络是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力因素所组成的。因而，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也会受到这种权力网络的影响、制约，甚至是操控。通事及译史本着皇权至上、为皇权服务的终极目的，在翻译活动过程中选择异化策略是可想而知的，这尤其体现在对皇帝圣旨、皇后懿旨、太子令旨、帝师法旨等各种官方文牍的翻译过程中。因为异化策略是以原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策略，即尽力再现原文的色彩以便更好地保留原语文化的异质性。实施到元朝的蒙古文翻译活动中时，就是以蒙古语言文化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全力再现蒙古文色彩以便尽量地保存蒙古语言及文化的原汁原味。元朝时期的硬译文体就是译者在蒙古文翻译过程中采取极端异化翻译策略的有力佐证。
元世祖忽必烈在蒙古新字创制之后，便规定诏书制诰及官方文书一律以蒙古文为正本，附以各地区的文字。出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需要，诏书之类的官方文书就必须译成汉文。在译者受到权力关系操控而采取极度异化的翻译策略的背景下，在元代文献中，出现了一大批词语奇特、句法乖戾的公牍，它们既不能用古汉语书面语常规训释，又与纯粹的元代汉语口语不同，是这一批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习惯，径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公文。我们把元代公牍的这种文体称为硬译文体。留存至今的元朝硬译文体公牍，多是元廷庙议记录、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宗教、社会制度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元朝决策性的文件多采用这种文体，散见于《元典章》、《通制条格》、《宪台通纪》、《南台备要》、《永乐大典》所收《经世大典》残篇，以及元代圣旨、令旨碑文和《高丽史》、《元史》等书中。下面仅以1314年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圣旨碑为例对硬译文体的一般特征进行阐释。该圣旨碑蒙古语原文以庄重的蒙古雅语书写，用词简练，还有固定的格式。从这篇圣旨碑文来看，想要对其进行通读对现在的人来说并不太困难。由于篇幅所限这里省原文，仅以该圣旨碑的汉语译文来进行论证。译文全文如下：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行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汗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着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
如今呵、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彰德路有的善应储祥宫里住持的提点，葆和显真弘教大师陈道明，彰德路应有的宫观提调着行者么道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宫观里，他每的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袛应休与者，税休与者。但属宫观的水土、园林、碾磨、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不拣甚他每的，不拣谁休倚气力者。更这陈道明倚着有圣旨么道，无体例勾当休做者。做呵，他不怕那甚么？
圣旨虎儿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仓有时分写来。
如上所引，碑文的汉语译文其实并不是元代白话，而是具有译者及行政官员双重身份的通事及译史受到权力的影响和操纵，进而采取了极端异化翻译策略所产生的一种不伦不类的典型硬译体。其特点是：第一，大量夹杂音译的蒙古语词语，如“达鲁花赤”、“也里可温”、“察罕仓”、“完者都”等。第二，不用汉语的正常术语，而是硬译蒙古词语，例如“体例”应为“法律”、“道理”，“不拣甚”应为“任何”、“任何人”、“任何事”，“勾当”应为“公务”或“事情”等。第三，硬译蒙古语的语法，破坏了汉语的习惯说法，例如以“根底”硬译蒙古语中的介词“在”、“向”、“从”、“同”、“把”等，而且后置；条件句式用“呵”表示假设，或表示一个动作引导出另一个动作；以“有”表达现在时，以“来”或“有来”或“了”表达过去时；此外，宾语移植到谓语前。
这种采取极度异化的翻译策略产生的译文，对于不具备蒙古语言知识的人来说，读起来实在困难，甚至会不知其所云。因为这种硬译文体的语汇采自元代汉语口语，而语法却是蒙古语的语法，等于一份死死遵循蒙古语词法和句法，而用汉语作的记录文字。就是说，硬译体从词到各类句式，还有语法都体现了蒙古语言的特点，其表述方式具有鲜明的蒙古特色，尽量地保留了原语文化，即蒙古文化的异质性。 说其是极端异化的翻译，是因为硬译体的翻译已超出了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上保存文化的异质性的限度，是译者对于蒙古文原语的极度屈从。这种屈从一方面是因为被翻译的文本大多是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等官方文书，译者不敢有半点疏忽，翻译时诚惶诚恐。另一方面是由于元朝翻译活动之初译者对于蒙汉双语的熟练掌握程度低，驾驭能力有限，为了避免出现纰漏而采取这样的极端异化的翻译策略。硬译体的形成除了上述译者极端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原文题材的特殊性及译者双语驾驭能力有限所致外，从权力理论角度看，在语言方面，回鹘式蒙古文及国字八思巴在元朝具有话语主导权力。当时的翻译不仅是以原语，即蒙古文为出发点的，而且也是以其为归宿点的。这就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始终以蒙古文为中心，机械地记录蒙古文的词、词义、词法、句式以及语法，几乎完全打破了译语，即汉语的语言规范，形成了我们今日所见到的硬译体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权力理论与元朝时期译者蒙古文翻译策略选择的结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权力理论来源于殖民地文化，在后殖民语境下，存在着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分，强势文化的群体在政治、经济方面同时占据主导，即具有霸权地位。弱势文化群体译介强势文化群体的作品时，由于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霸权，二者之间就会存在权力差异，弱势文化译者就会受到来自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的权力操控，总是以原语文化为主导行事。然而在元朝时期，具有政治统治地位的蒙古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相比却属于弱势文化，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促使从事元朝时期蒙古文翻译活动的译史及通事在译介强势文化的作品时所受到的权力操控力度更加强有力，这是元朝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现实导致的。为了更好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地位，当权者积极地向先进文化学习借鉴，通过强有力的权力操控手段汲取对于自身发展有利的一切文化养分。
然而，在研究翻译策略的选择与权力的关系过程中，必须辩证地看待权力关系。语言文化权力的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译者应该屈服于文化霸权，对翻译中的权力意识形态操控的描述和揭露并不说明操控是正当的。过于强调社会文化制约可能会导致译者地位的下降，完全忽略它们又可能使乱翻乱译的不良风气盛行。权力关系理论有助于了解翻译的社会文化成因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是对其他译论的有意义的补充，能使翻译研究更为全面和客观。因此，必须持辩证的态度，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键词]权力；翻译策略；元代；蒙古文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8-0123-02
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差异问题。传统翻译理论一般是建立在“两种文化之间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即翻译的前提是两种文化具有平等的地位。事实上，从后殖民主义角度来看，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使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产生了权力差异，导致实际翻译并非在人们所预期的“平等对话”的前提下进行。后殖民主义理论从殖民视角反观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和权力运作。那么，受到权力运作制约而建立在“不平等对话”基础上的翻译行为如何解决文化差异问题呢？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往往求助于翻译策略来解决，即归化及异化策略。由于二者对原语文化的态度存在差异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孰轻孰重的争论持续了多年。
归化和异化在语言文化层面上各不相同，它们不同于传统的翻译方法即直译和意译。在翻译实践中，从译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用到译文的编辑、阅读、评论，都会受到译语语言文化及社会状况的影响和干涉。因此，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的选择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到译者、读者、赞助人以及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等因素的制约。
结合元朝时期蒙古文翻译活动的现实情况来看，作为翻译策略选择制约主体因素的译者，在各类各级管理机构中的配备、翻译能力培养及翻译文本的选择等方面均受到权力网络的操控。权力网络是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力因素所组成的。因而，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也会受到这种权力网络的影响、制约，甚至是操控。通事及译史本着皇权至上、为皇权服务的终极目的，在翻译活动过程中选择异化策略是可想而知的，这尤其体现在对皇帝圣旨、皇后懿旨、太子令旨、帝师法旨等各种官方文牍的翻译过程中。因为异化策略是以原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策略，即尽力再现原文的色彩以便更好地保留原语文化的异质性。实施到元朝的蒙古文翻译活动中时，就是以蒙古语言文化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全力再现蒙古文色彩以便尽量地保存蒙古语言及文化的原汁原味。元朝时期的硬译文体就是译者在蒙古文翻译过程中采取极端异化翻译策略的有力佐证。
元世祖忽必烈在蒙古新字创制之后，便规定诏书制诰及官方文书一律以蒙古文为正本，附以各地区的文字。出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需要，诏书之类的官方文书就必须译成汉文。在译者受到权力关系操控而采取极度异化的翻译策略的背景下，在元代文献中，出现了一大批词语奇特、句法乖戾的公牍，它们既不能用古汉语书面语常规训释，又与纯粹的元代汉语口语不同，是这一批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习惯，径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公文。我们把元代公牍的这种文体称为硬译文体。留存至今的元朝硬译文体公牍，多是元廷庙议记录、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宗教、社会制度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元朝决策性的文件多采用这种文体，散见于《元典章》、《通制条格》、《宪台通纪》、《南台备要》、《永乐大典》所收《经世大典》残篇，以及元代圣旨、令旨碑文和《高丽史》、《元史》等书中。下面仅以1314年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圣旨碑为例对硬译文体的一般特征进行阐释。该圣旨碑蒙古语原文以庄重的蒙古雅语书写，用词简练，还有固定的格式。从这篇圣旨碑文来看，想要对其进行通读对现在的人来说并不太困难。由于篇幅所限这里省原文，仅以该圣旨碑的汉语译文来进行论证。译文全文如下：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行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汗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着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
如今呵、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彰德路有的善应储祥宫里住持的提点，葆和显真弘教大师陈道明，彰德路应有的宫观提调着行者么道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宫观里，他每的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袛应休与者，税休与者。但属宫观的水土、园林、碾磨、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不拣甚他每的，不拣谁休倚气力者。更这陈道明倚着有圣旨么道，无体例勾当休做者。做呵，他不怕那甚么？
圣旨虎儿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仓有时分写来。
如上所引，碑文的汉语译文其实并不是元代白话，而是具有译者及行政官员双重身份的通事及译史受到权力的影响和操纵，进而采取了极端异化翻译策略所产生的一种不伦不类的典型硬译体。其特点是：第一，大量夹杂音译的蒙古语词语，如“达鲁花赤”、“也里可温”、“察罕仓”、“完者都”等。第二，不用汉语的正常术语，而是硬译蒙古词语，例如“体例”应为“法律”、“道理”，“不拣甚”应为“任何”、“任何人”、“任何事”，“勾当”应为“公务”或“事情”等。第三，硬译蒙古语的语法，破坏了汉语的习惯说法，例如以“根底”硬译蒙古语中的介词“在”、“向”、“从”、“同”、“把”等，而且后置；条件句式用“呵”表示假设，或表示一个动作引导出另一个动作；以“有”表达现在时，以“来”或“有来”或“了”表达过去时；此外，宾语移植到谓语前。
这种采取极度异化的翻译策略产生的译文，对于不具备蒙古语言知识的人来说，读起来实在困难，甚至会不知其所云。因为这种硬译文体的语汇采自元代汉语口语，而语法却是蒙古语的语法，等于一份死死遵循蒙古语词法和句法，而用汉语作的记录文字。就是说，硬译体从词到各类句式，还有语法都体现了蒙古语言的特点，其表述方式具有鲜明的蒙古特色，尽量地保留了原语文化，即蒙古文化的异质性。 说其是极端异化的翻译，是因为硬译体的翻译已超出了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上保存文化的异质性的限度，是译者对于蒙古文原语的极度屈从。这种屈从一方面是因为被翻译的文本大多是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等官方文书，译者不敢有半点疏忽，翻译时诚惶诚恐。另一方面是由于元朝翻译活动之初译者对于蒙汉双语的熟练掌握程度低，驾驭能力有限，为了避免出现纰漏而采取这样的极端异化的翻译策略。硬译体的形成除了上述译者极端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原文题材的特殊性及译者双语驾驭能力有限所致外，从权力理论角度看，在语言方面，回鹘式蒙古文及国字八思巴在元朝具有话语主导权力。当时的翻译不仅是以原语，即蒙古文为出发点的，而且也是以其为归宿点的。这就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始终以蒙古文为中心，机械地记录蒙古文的词、词义、词法、句式以及语法，几乎完全打破了译语，即汉语的语言规范，形成了我们今日所见到的硬译体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权力理论与元朝时期译者蒙古文翻译策略选择的结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权力理论来源于殖民地文化，在后殖民语境下，存在着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分，强势文化的群体在政治、经济方面同时占据主导，即具有霸权地位。弱势文化群体译介强势文化群体的作品时，由于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霸权，二者之间就会存在权力差异，弱势文化译者就会受到来自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的权力操控，总是以原语文化为主导行事。然而在元朝时期，具有政治统治地位的蒙古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相比却属于弱势文化，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促使从事元朝时期蒙古文翻译活动的译史及通事在译介强势文化的作品时所受到的权力操控力度更加强有力，这是元朝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现实导致的。为了更好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地位，当权者积极地向先进文化学习借鉴，通过强有力的权力操控手段汲取对于自身发展有利的一切文化养分。
然而，在研究翻译策略的选择与权力的关系过程中，必须辩证地看待权力关系。语言文化权力的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译者应该屈服于文化霸权，对翻译中的权力意识形态操控的描述和揭露并不说明操控是正当的。过于强调社会文化制约可能会导致译者地位的下降，完全忽略它们又可能使乱翻乱译的不良风气盛行。权力关系理论有助于了解翻译的社会文化成因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是对其他译论的有意义的补充，能使翻译研究更为全面和客观。因此，必须持辩证的态度，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