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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旨在讲述本刊重大新闻出台的背景。本刊今年第4期的《“史上最牛幼儿园”和背后的谎言》刊发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我们从中感受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而正义和责任正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从山东省广饶县回到北京已是晚上11点了,本以为再不会与这个县城有任何瓜葛,孰料在文章《“史上最牛幼儿园”和背后的谎言》见刊后的第二天,主编就打来电话,告知“广饶”方面要来杂志社“了解情况”。事实当然不止“了解情况”这么简单。
“不要害怕,只要该报道的证据确凿,他们不会拿你怎么样的。”主编让我第二天带上证据去杂志社与“广饶方面”当面交涉。放下电话,我心里还是忐忑不安起来,倒不是担心证据不够,实在是之前从没有遇过类似情况。
约摸隔了10分钟,主编又来电话,告知“广饶方面”第二天不过来了,下周一才能过来。”其实一直到事发后的今天,也再不见“广饶方面”到杂志社来“了解情况”。
据了解,《“史上最牛幼儿园”和背后的谎言》一文见刊后,中央电视台、《中华工商时报》、《南方周末》、《南都周刊》等媒体的记者先后参与调查。我当时猜想,“许是他们应付这些媒体都焦头烂额了,哪有心思来理会我。”
果不其然,4月3日,《南方周末》A6版全版刊发记者孟登科文章《不只是“史上最牛幼儿园”》,文章更加详细地列举了广饶拆迁背后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幕幕。
4月5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还就此事专门召开了“山东广饶拆迁事件法理研讨会”,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博树以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等11位专家学者参与了研讨会。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个莫大的鼓舞。
其实,除了学术界、新闻界的支持,《史上最牛幼儿园和背后的谎言》一文背后的调查及其后期新闻传播远非如此顺利。
因为预计一旦广饶县相关部门知道记者要报道此事,一定会动用其资源“拦截”记者发稿,我在广饶县的采访没有惊动任何部门,在拆迁后夷为平地的地方拍照也是尽量小心,没有丝毫耽搁。
好在我拿到了山东省相关部门以及广饶县发改委、妇联等部门的拆迁文件,几相对比,疑窦顿生,迷雾也自然揭去。这也是我离开广饶县时,对是否要去采访相关部门的问题百般矛盾的原因。当然,最终没去采访,还有另一个考虑:一旦记者接近这些部门,此稿或将不能见报。
《“史上最牛幼儿园”和背后的谎言》一文见刊后,在网上迅速传播。当天,四大门户网站以及其他一些新闻网站,包括论坛、博客都以不同的形式转载、讨论,据笔者调查,仅网易深度频道,对此事参与讨论的网友就达千余。可喜可贺的同时我们也得知,广饶相关部门冒充我们的记者给各大网站打电话,称该报道“纯属弄虚作假,望尽快删除”。某网站就一度做出删除的决定,后来他们联系到我们,在事实得到澄清后,该文得以再次挂出。
在一次次的拆迁报道(包括2004年记者罗昌平率先报道的“嘉禾拆迁”)之后,我们看见的是恶性拆迁事件屡发不止,当事人“反抗”无力,媒体也是很难介入。倘若不是“嘉禾拆迁”导致姐妹俩同时离婚,倘非“广饶拆迁”造出了个“史上最大幼儿园”的丑闻,很难想象没有媒体监督的拆迁会是何种乱像。
对此,许多当事人,包括学者、专家都寄希望于通过法律解决。的确,新闻有新闻的规律,没有“新闻点”的拆迁事件,倘若得不到曝光,问题照样难以解决。当然,过多寄希望于媒体,也是过多依赖于“人治”的表现。
不过,在“广饶拆迁”个案里,维权斗士张峰洲通过法律得来的却是“9天的司法拘留”以及“二审败诉的结局”。显然,一个不见得中立的法院组织在巨大的公权力面前,也往往软弱无力。也正是此时,媒体责任不可或缺。记者不由想起《南方周末》往年的那句办报理念: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从山东省广饶县回到北京已是晚上11点了,本以为再不会与这个县城有任何瓜葛,孰料在文章《“史上最牛幼儿园”和背后的谎言》见刊后的第二天,主编就打来电话,告知“广饶”方面要来杂志社“了解情况”。事实当然不止“了解情况”这么简单。
“不要害怕,只要该报道的证据确凿,他们不会拿你怎么样的。”主编让我第二天带上证据去杂志社与“广饶方面”当面交涉。放下电话,我心里还是忐忑不安起来,倒不是担心证据不够,实在是之前从没有遇过类似情况。
约摸隔了10分钟,主编又来电话,告知“广饶方面”第二天不过来了,下周一才能过来。”其实一直到事发后的今天,也再不见“广饶方面”到杂志社来“了解情况”。
据了解,《“史上最牛幼儿园”和背后的谎言》一文见刊后,中央电视台、《中华工商时报》、《南方周末》、《南都周刊》等媒体的记者先后参与调查。我当时猜想,“许是他们应付这些媒体都焦头烂额了,哪有心思来理会我。”
果不其然,4月3日,《南方周末》A6版全版刊发记者孟登科文章《不只是“史上最牛幼儿园”》,文章更加详细地列举了广饶拆迁背后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幕幕。
4月5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还就此事专门召开了“山东广饶拆迁事件法理研讨会”,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博树以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等11位专家学者参与了研讨会。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个莫大的鼓舞。
其实,除了学术界、新闻界的支持,《史上最牛幼儿园和背后的谎言》一文背后的调查及其后期新闻传播远非如此顺利。
因为预计一旦广饶县相关部门知道记者要报道此事,一定会动用其资源“拦截”记者发稿,我在广饶县的采访没有惊动任何部门,在拆迁后夷为平地的地方拍照也是尽量小心,没有丝毫耽搁。
好在我拿到了山东省相关部门以及广饶县发改委、妇联等部门的拆迁文件,几相对比,疑窦顿生,迷雾也自然揭去。这也是我离开广饶县时,对是否要去采访相关部门的问题百般矛盾的原因。当然,最终没去采访,还有另一个考虑:一旦记者接近这些部门,此稿或将不能见报。
《“史上最牛幼儿园”和背后的谎言》一文见刊后,在网上迅速传播。当天,四大门户网站以及其他一些新闻网站,包括论坛、博客都以不同的形式转载、讨论,据笔者调查,仅网易深度频道,对此事参与讨论的网友就达千余。可喜可贺的同时我们也得知,广饶相关部门冒充我们的记者给各大网站打电话,称该报道“纯属弄虚作假,望尽快删除”。某网站就一度做出删除的决定,后来他们联系到我们,在事实得到澄清后,该文得以再次挂出。
在一次次的拆迁报道(包括2004年记者罗昌平率先报道的“嘉禾拆迁”)之后,我们看见的是恶性拆迁事件屡发不止,当事人“反抗”无力,媒体也是很难介入。倘若不是“嘉禾拆迁”导致姐妹俩同时离婚,倘非“广饶拆迁”造出了个“史上最大幼儿园”的丑闻,很难想象没有媒体监督的拆迁会是何种乱像。
对此,许多当事人,包括学者、专家都寄希望于通过法律解决。的确,新闻有新闻的规律,没有“新闻点”的拆迁事件,倘若得不到曝光,问题照样难以解决。当然,过多寄希望于媒体,也是过多依赖于“人治”的表现。
不过,在“广饶拆迁”个案里,维权斗士张峰洲通过法律得来的却是“9天的司法拘留”以及“二审败诉的结局”。显然,一个不见得中立的法院组织在巨大的公权力面前,也往往软弱无力。也正是此时,媒体责任不可或缺。记者不由想起《南方周末》往年的那句办报理念: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