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时，蒋介石分别邀请各界人士赶往庐山，举行谈话会及国防参议会，共商救国图存大计。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一批学界要人应邀出席。
　　 这时，平津两地各高校正逢暑期，被邀请到庐山参加会议的各大学校长、院长与著名教授，以及部分在外地的教职员工，由于远离平津，对战事真相难辨真伪，而混乱的时局伴着恐怖的谣言，如同风中野火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流窜飞腾。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在庐山的几位校长坐卧不安，其情状正如梅贻琦所言：“实属肠一回而九折。”为此，三校校长与学术界资深人士纷纷陈情，盼望中央政府尽快作出决断，以挽救平津，挽救水火中的高校和学界同仁。
　　 1937年8月中旬，傅斯年在同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所大学校长及学界名流反复商讨后，力主将北大、清华和南开等三校师生撤出平津，在相对安全的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经过再三呼号，这一决定得到南京国民政府同意。
　　 伴随战时中国教育揭开新的一页，战火中不遗余力挽救民族精神与教育火种的诸位学者、大学校长，也从此成为学界旗帜，鼓舞着学术精英们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奋进。而说到这三位校长，他们虽然拥有相同的爱国情怀，却也各具独特的教育理念与风骨。
　　梅氏当校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为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梅贻琦等人组织各界名流102人，发表联合声明，揭露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罪行，提出了“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
　　 正是在梅贻琦等人的坚持和呼吁下，这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并要求尽快组织师生撤出平津地区在新校舍开课。此后，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这场大撤退意义重大，一方面延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教育火种，另一方面为莘莘学子提供了未断裂的战时教育，培养出许多后来在各行各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优秀人才。
　　 抗战爆发之际，梅贻琦为保护民族火种而奔走呼号，其功绩当为世人铭记，而他作为清华大学校长，以及他提出的六条教育纲领，则更值得今人铭记。
　　 梅贻琦以独特的人格魅力被时人称为“寡言君子”，正如清华早期著名的体育教员马约翰对梅贻琦的评价：“他有他的人格……真君子Real Gentleman的精神。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是这样一位“君子”，由他出任清华校长，可谓众望所归。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到职。到校当天，即在全校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说：“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其愉快的事。……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能无罪于清华足矣。”同时梅贻琦宣布了自己的六条治校纲领，其中包括：办大学的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既要造就人才，更要（合理）利用人才，避免人才浪费，等等。
　　 这六条施政方针，对清华后来的发展，具有奠基作用。梅贻琦对于这些基本思想终生奉行不渝，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还不断加以充实、完善。梅贻琦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在短短的五六年间，使清华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黄金时代”。
　　 但就是这位“清华永远的校长”，却在抗战胜利几年后，于1948年12月，经过对政治时局和个人处境的慎重考虑并与同事、好友等商讨，决定离开清华，乘坐飞机先抵达南京，之后随国民党前往台湾并终老孤岛。
　　 在梅贻琦离开清华校园之前，不少学生张贴海报并结队至校长办公室和住宅请愿，要求校长不要跟随国民党南撤，留下来继续主持学校事宜。此时已秘密赴解放区投奔中共的吴晗，也发来“挽留”函电，设在张家口的中共电台发出广播，谓“北平各大学唯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可以留任，请勿擅离”等。但梅贻琦不为所动，毅然决然飞离北平赴南京，进入溃退中的国民党中枢，未久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海外生活。
　　
　　治校与做官
　　 20世纪20年代末，在北方政局扰攘中，曾经作为中国学术界一面旗帜的北大，地位一度有所动摇。蔡元培曾说：“今则首都既已南迁。一市之中，大学林立，一国之中，大学更林立，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
　　 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并让北大重回老大地位的，正是有着一套教育家治校理念和政客钻营头脑的蒋梦麟。他虽是蔡元培的学生，但接任校长后并未固步自封、萧规曹随，而是有进步有革新，创下自己的功业。
　　 蒋梦麟具有出众的行政才华，擅长官场角力，与官僚打交道左右逢源，尤擅长筹措经费。他正式接掌北大帅印后，励精图治，推动着北京大学“有意识地向着近代式的大学方面走”。
　　 1931年1月，蒋梦麟在北大一次纪念仪式上，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治校方针：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他更提出：“教授须延聘大师、学者充之。校长当改善学校环境使教授同学打成一片，潜心努力学术。”在这样的治校理念下，没过多久，北大实行的就不再是蔡元培心目中19世纪德国式大学的模式，而逐渐变为20世纪欧美大学的风格。北大师生间坐而论道的风气也大为改观，调查实验、合作研究之风气日盛，产生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全校上下对蒋梦麟也赞誉有加，吴相湘说：“蒋梦麟先生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蔡元培。”
　　 尽管有这样的功绩，蒋梦麟在抗战爆发后的表现却遭人诟病，不少北大同仁认为他这段时间治校颇为“敷衍”，一门心思就想做官。曾有人说：“蒋校长的兴趣不在大学教育。战时他对北大的事不问，但他每日忙着招待无关重要的外国人同云南的显要，可见他的兴趣所在。”
　　 甚至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蒋梦麟本人都不在北大，而是远在庐山参加政府会议，于是北大的各项善后工作落到了秘书长郑天挺身上。
　　 抗战胜利后，由于蒋自己想进入政府权力中枢，成就一番升官发财的美梦，遂有胡适主掌北京大学的机会。
　　 蒋梦麟辞却北京大学校长，跟着“世人皆曰杀”的皇亲国戚、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鞍前马后跑了一阵龙套，于气喘吁吁中额头上的汗珠尚未擦干，便随着宋子文的轰然倒台而摔于阴沟中。所谓树倒猢狲散，想不到已经一把年纪的蒋梦麟，又亲自品尝了一下猢狲四散后的尴尬与辛酸。
　　 红火一时的行政院秘书长官帽没有了，好在仍有几个如中央监察委员、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官帽戴在头上，蒋梦麟依仗这几顶风雨飘摇的纸糊高帽于长吁短叹中熬过了1948年夏天，终于又遇到了人生中最后一次转机，有幸成为权倾一时的农复会掌门人和名重台岛的“国之重臣”。 所谓“天不灭曹”的历史典故，在蒋梦麟身上又重演了一把。
　　
　　悲剧张伯苓
　　 1937年7月29日，日军炮兵轰炸南开，校园内弹如雨下，楼塌屋倒，几十万册宝贵图书和珍稀资料灰飞烟灭。这所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等人创办、靠各界人士赞助，经过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中国当时最杰出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成为一片废墟。当时已转往南京的张伯苓闻此消息，当场昏厥，尔后老泪纵横，悲怆不能自制。
　　当天下午，张伯苓强忍悲痛，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随后，蒋介石约见张伯苓，以同样的悲壮与坚毅之情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校园成为一片焦土后，南开大学师生接到命令，乘船沿海路陆续南下。1938年1月中旬，由于武汉战事吃紧，扬子江一线受到威胁，根据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生遂分三路向昆明进发，4月28日上午，最后一批步行的师生到达昆明，开始了为期八年多的流亡学习生活。
　　 当年国立西南联大组建后，南开的规模最小，鉴于“将来复校必感才荒”的预感，张伯苓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开始提前谋划复校事宜。
　　 1942年春节前，张伯苓拜会蒋介石，就南开复校问题进行沟通。蒋介石兑现当年的诺言，允诺南开复校时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1946年4月3日，蒋介石批准教育部提出的南开大学改为国立的“签呈”，在拨付西南联大复校资金30亿法币中，南开分得8亿元。4月9日，教育部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任校长。从此，南开进入与北大、清华并驾齐驱的国立大学时代。
　　 到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曾两次专程会见正在养病的张伯苓，请他随国民政府迁台，并许诺：只要张氏乐意行动，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此时，周恩来也辗转托香港的南开校友，以“无名氏”署名的信件挽留张伯苓。张遂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谢绝蒋介石的邀请，并坚辞有名无实的考试院长，最终坚持留在了大陆。
　　 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回到天津，此时南开已被一些对张伯苓怀有敌意的师生所控制。未久，南开校庆，75岁高龄的张伯苓打起精神前去参加，却备受冷遇。经此一击，张伯苓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再也没有抗战初“因此挫折而愈奋励”的神勇之气。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于郁闷、孤独中凄凉地告别了这个世界，终年76岁。
　　作者为近代文化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