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许多独具魅力的女性角色，在这些女性角色中有一类悖于常规的形象极具特色—恶女。这些女性既不符合传统审美对于女性的要求也不符合传统道德规范。以法国作家左拉笔下的岱蕾斯·赖根和中国作家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例，她们背离了传统对于女性的束缚，沉溺于欲望，泯灭了人性，甚至践踏了他人的生命。比起那些千篇一律的女性形象，在这类非常态的恶女身上我们更能够看到女性身上复杂多样的人性，将被固化了的女性还原为有血有肉的真正的“人”。
　　无论是对自然主义流派进行研究还是对左拉进行研究，《岱蕾斯·赖根》都是不可忽视的一本书。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本能地严格地按照自然主义手法描写野兽、分析其反应，但不作判断”。主人公岱蕾斯·赖根与同样深受自然主义影响的张爱玲笔下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身体孱弱的丈夫、不幸的婚姻、常年的性苦闷、旺盛的情欲、婚外私情。岱蕾斯走上了杀夫的道路，最终与情人罗朗双双自杀，曹七巧将自己的不幸传递到了儿女的身上，破坏儿子的婚姻，致使儿媳被折磨致死，还一手埋葬了女儿的爱情。她们都是受欲望支配的不符合传统的“恶女”，在她们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人类的原始欲望，还可以看到对于欲望的不同排解方式最终会把人们带去何方。
　　一、原始欲望的象征—岱蕾斯
　　“在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中，进化论无疑是颇具影响力的因素，它为自然主义文学思想提供了方便而有说服力的材料”。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在中世纪神学的压制之下找回了人的地位与尊严，那么自然主义就是在生物学、生理学的引导下抹去了理性把人“降低”到动物的层次。据龚古尔兄弟的回忆，左拉曾对他们说：“我们笔下的人物，他们的性格决定于人的繁殖器官，这是达尔文的理论！”很显然，左拉把他笔下人物走向毁灭原因归之为欲望，而且不是普通的对于金钱与权力一类的“人类欲望”，而是如同动物一样的来自肉体的欲望。
　　左拉在《岱蕾斯·赖根》的创作中践行了自然主义的创作理论，将作品视为是对人的一种科学实验，如同医学解剖一样。将人身上的社会属性淡化了，只从心理和生理角度来剖析人物。支配着主人公行为的不是人类的理性与感情，而是纯兽类的欲望与动物性原则。遗传的观念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岱蕾斯旺盛的性欲望和健壮的体格是来自她原始非洲部落的母亲，作为白人军官和非洲女人的混血儿，她既是人类被文明化的象征又有着人类作为动物无法压抑的野性。她从小跟随姑母赖根太太长大，嫁给了青梅竹马的表哥格弥尔，但他们之间没有两小无猜的浪漫爱情。格弥尔从小身体孱弱，岱蕾斯寄人篱下不得不压抑自己，寂寞苦闷的生活如同跗骨之疽不断地折磨着岱蕾斯。当格弥尔的发小罗朗出现时，他健康的体魄给了岱蕾斯直观性的吸引和冲击。两人都在这段不伦之恋中获得了肉体的满足与精神的刺激，他们不再满足于偶尔间断性的偷情。趁着三人外出泛舟，罗朗将格弥尔推入湖中淹死。不明真相的姑母在旁人的建议下让罗朗和岱蕾斯结了婚。原以为幸福的生活就要开始时意外发生了，格弥尔落水时在挣扎之中咬伤了罗朗的脖子，这个伤口一直无法愈合，每当岱蕾斯和罗朗想要亲密接触时这个伤口就会使罗朗痛苦不已。曾经让两人沉迷的肉欲现在变成了痛苦的折磨。激情和快乐都消失了，还要每时每刻接受鬼魂的折磨。两个人开始互相埋怨，不约而同地想到杀死对方结束这个噩梦。他们从对方的眼神中读出了相同的默契，于是双双饮下了毒酒死在了早已瘫痪的老赖根太太面前。
　　二、情欲异变的产物—曹七巧
　　阅读张爱玲的小说可以发现，大多数她对笔下人物的描写都是保持着一种清醒冷静甚至是冷酷的态度。她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在讲述动荡年代里那些旧式家庭中的男女爱情故事和他们的日常世俗生活。她笔下的人物大多也是“不彻底的”，既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也不是恶魔。张爱玲虽然不是自然主义作家但是她的作品里表现出了明显的自然主义风格，人类的非理性、动物性、被欲望控制后的异化在她作品里许多人物身上都有体现。《金锁记》的主人公曹七巧作为张爱玲认为的“彻底的”人物，是一个一辈子都被欲望支配的“疯子”。曹七巧不仅是张爱玲笔下最恶毒、最疯狂的女人，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极具代表性的女性角色。
　　本是出身良家的曹七巧出于对金钱的欲望嫁给了有软骨病瘫痪在床的姜家二少爷。她的丈夫承担不了丈夫应有的责任也满足不了七巧的情欲。虽然七巧生下了一对儿女，但是她自己也说：“真的，连我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越想越不明白！”孩子的存在不过是七巧争夺金钱的利器。七巧将作为女人最后的感情都寄托在姜家三少爷姜季泽身上了。她将姜季泽视为自己的救赎和唯一的安慰，在姜季泽拒绝七巧之后她身上所有的女性特征都被抹杀了。情欲被压抑后母性也随之扭曲，她身上只有对金钱的欲望以及变态的控制欲。承担着恶果的就是她的儿女。她为儿子长白娶了妻子，却又不满于儿子被其他女人夺走。“她眯缝着眼望着他，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在七巧的时代，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女性只有得到男性的承认才能获得存在的合理性—就是所谓的“三从”。反观七巧，她本来也不是时代的叛逆者，年少时她也是顺从哥哥的意思嫁入姜家。情欲的压抑使七巧将身边唯一的男性长白视为自己的救世主和唯一的支撑，七巧被压抑的性欲也投射到了长白身上。七巧让长白给她讲他和妻子的性生活，从中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一种宣泄。为了排挤儿媳，七巧当着儿媳妇母亲的面将儿子媳妇的私房事公之于众，逼得儿媳妇郁郁寡欢最终病逝。当长白的妾室绢姑娘被扶正后也逃不过七巧的折磨，一年后便自杀了。她长期压抑情欲导致的对长白的变态占有欲就是长白婚姻悲剧的源头。身为女性的长安也同样被卷入了悲剧的旋涡。在长安小时候，表哥春熹好心将快要摔倒的长安抱下来，七巧大骂侄儿说他想贪图自己的财产。还找借口给已经十三岁的长安裹脚导致长安落下残疾。七巧对长安的折磨不仅是出于对金钱的贪欲更多的是一种嫉妒心理。七巧将长安视为自己的替身与延续。七巧自己没有体验过健康的婚姻，作为另一个七巧的长安也不能得到。出身大户的长安觅得如意郎君的机会很大，所以七巧将长安所有爱情的苗头都扼杀了。一步一步将长安同化，裹小脚、让长安退学、吸鸦片。长安也真的“渐渐放弃了一切上进的思想，安分守己起来。她学会了挑是非，使小坏，干涉家里的行政。她不时地跟母亲怄气，可是她的言谈举止越来越像她母亲了”。
　　长安与长白悲剧的根源就是七巧自身的不幸。儿女的不幸正是七巧自身不幸的映照，就如张爱玲在小说结尾所言：“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透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
　　三、“她们”的悲剧
　　岱蕾斯在丈夫死后不断遭受心灵的煎熬和良心的谴责，和情人罗朗的关系日益恶化，对身边一切事物都产生了厌恶，最终走上了死亡的道路。左拉对岱蕾斯大量的心理描写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精神沉沦的痛苦、剧烈的心理挣扎。这种深刻的痛苦令人惊心动魄又不得不反思，如果自己不幸陷入此等境地是否会重蹈覆辙，发人深思。与左拉直接将人物心理活动直白地描写出来不同，《金锁记》中除了最后点出了曹七巧的遗憾、怨恨可以算作她的反思之外，她的大部分行为都还需要揣摩后才能理解。曹七巧的痛苦不像岱蕾斯那么直接，但她的痛苦更加令人靈魂颤动。曹七巧的悲剧的直接原因是她原始欲望的不断压抑，导致她的人性的异化，在她的异变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催化剂：封建的婚姻制度、门第观念、情感被玩弄等。这些背景的存在使得我们对曹七巧不得不多了一分同情。与之相对，左拉为了更好地表达人受生理欲望的控制将外部因素对岱蕾斯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她和罗朗的奸情从未被撞破、他们没有受到社会的指责、他们没有遇到过任何威胁，所有的压力都来自他们内心。岱蕾斯的悲剧完全归于自然本能。但是总的说来，两个女人都在畸形的情欲的折磨下逐渐异化，不仅毁灭了自己还毁灭了他人。长年的自我压抑使得人类引以为傲的理性与自制力在欲望面前溃不成军。古希腊的命运悲剧揭示的是人类无法抵抗命运的安排，岱蕾斯与曹七巧的悲剧揭示的就是人类的欲望无法强行压抑，它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反而会愈演愈烈。
　　这两个女性的悲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恶人有恶报，在她们恶的行为之上我们更应该看到原本的善性是如何被摧毁，人是如何被原始欲望支配走向毁灭的。直到今天，生理知识的匮乏、对性行为的谈虎色变都是一个要引起重视的社会问题。淡化时代背景等外部因素，单纯从女性情欲压抑导致变态心理角度，解释这两出恶女的悲剧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