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林彪率领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精锐部队进行了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战，虽然给对方沉重打击，但是我军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军伤亡总数达万人以上，主力部队元气大伤。黄克诚的新四军3师7旅，原为井冈山老部队。战后仅剩下3000余人。万毅的山东3师原有13000人，战斗伤亡及撤退被击散，只剩下四五千人，都失去战斗力。其他部队损失也相当严重。
　　东北的局面非常严峻。东北民主联军处于疲劳混乱的状况，要与国民党军大打没有什么胜利的希望。当国民党军队突破松花江防线时，林彪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放弃哈尔滨，将部队化整为零，到辽南的山区去打游击。关内的各解放区也笼罩着战争阴云，蒋介石已经完成了军队的调动和部署，即将发起全面攻击。
　　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共应该如何应对?在东北西满军区工作的李富春和黄克诚给中央送上一份报告，阐述他们对局势的看法。他们认为：二战结束后，苏联严重受伤了，美国却相对地加强了。解放区还没有形成几省联成一片的根据地，目前又得不到国际革命的援助。蒋介石军队的增多，又得到美国的援助，国民黨方面虽然也面临严重的困难，但目前我方的力量不足以制其死命。
　　基于上述估计，李、黄建议：我党应力求采取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目前和战已到最后关头，拖延下去的可能性很小。如采取让步以达和平的方针，若能求得全师而退，保存干部、部分军队和解放区，还是以让步求和平为宜。但估计蒋介石不会放下屠刀，这样则不如采取坚决打下去的方针。这样做当然也危险，胜利把握不大，但如打得好可能取得打打停停，可以长期坚持以待国内外的根本变化。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胡乔木认为，这个报告反映的观点和疑虑，在当时是带有普遍性的。由于国共力量对比差距太大，谁也不敢说我方肯定能打胜。后来毛泽东对李、黄报告作了批示，并作为指示电转发给各战区指挥员：“你们分析中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同时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二战后各国革命力量所处的地位，比一战后要好得多，而不是要差些。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与无理要求又能予以坚决的斗争，其结果比付出更大更多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
　　各战区将领看着这份指示电，感到不解。说蒋介石比我们还困难，谁相信呢?
　　其实蒋介石就是比共产党困难。作为国民党政权的首领，抗战之后百废待兴，有多少烦心的事情要处理。第一，他要把政府机构从重庆迁回南京。第=，他要在半个中国大的原日伪沦陷区重建各级政府机构，恢复经济秩序。别的不论，仅仅用国民政府的货币调换日伪的钞票，就是一项多么复杂烦琐的事情。第三，他要收编300万伪军，审判汉奸，清查接收逆产。第四，他要负责把投降的300万日军及其家属用轮船全部遣返回国。
　　这些都是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最后一项才是和共产党作战。蒋认为，以他的680万正规军对付共产党的120万军队和游击队，三个月内完全有把握解决问题。
　　相比之下，共产党的目标就是一个：抛弃和平幻想，以自卫战争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虽然在初期的力量对比上，共产党和解放区面临种种不利条件。但是共产党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动员群众万众一心地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果只看到敌方强大，被其吓倒，那就永远不会有胜利的希望。只有善于发现和捕捉对方的弱点，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才有可能扭转不利局面，逐渐实现实力的转换。三年解放战争的过程，充分证实了以弱胜强的正确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