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穷，三荒季节常常闹得上餐不接下餐，哪还有条件奢望穿得好，因而，小孩们掰着手指盼过年，盼父母给自己做上新衣裳，盼穿着新衣裳去外婆家拜年，从外婆、舅妈那里领到红纸包。
　　新春里孩子们会天天穿着新衣裳，放鞭炮、捉迷藏，与表兄妹们一起追逐嬉闹、跌打滚爬，累了饿了就分吃口袋里的糖果，常常乐得不知回家。新衣裳不仅脏得快，也破得快，但就是不愿意脱下来换洗。直到母亲说快要开学了，要穿着新衣裳去上学时，才会无奈地脱下来，换上已穿了一年的旧衣裳。小孩子长得快，旧衣裳明显不合身了，就不喜欢穿。为了一年的新衣裳有两年可以穿，聪明的母亲就会要求缝纫师傅做大一些。有时碰到天天下雨，晒不干新衣裳，母亲会用火熜烘干；或者用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来换。那时的衣服，不管是大人的还是小孩的，几乎都会有大大小小的补丁。读小学时，有一课讲的就是雷锋叔叔“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故事，老师在课堂上教授我们：衣服破了没关系，回家补上照样可以穿；有补丁的衣服没关系，只要干净就行。那年月，穿上补丁的衣服不会觉得是件倒霉的没面子的事。
　　記得那年秋，相邻几个村的小学组织文艺汇演，老师挑选一些同学排练节目，我也是其中一个，等到快要参加表演了，老师要我们穿上新衣裳。条件好的人家特意为自家孩子赶做了新衣裳，可我做不到啊！就穿着过年时的衣裳参加了演出，相比之下，我的衣裳确实旧了些小了些，但一点不影响我的演出。
　　上初中后的一个腊月里，堂小姑要嫁人了，父亲看我长大了，有意要我抬嫁妆送小姑出嫁。我知道这是个好差使，不仅可以美美地吃上鱼肉荤腥，还可以体验做娘家人的味道。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可我没有新衣裳啊！过年的新衣裳母亲还没有准备做啊！母亲就借来了同村姨哥的衣裳。这个姨哥是我二姨妈的儿子，二姨妈家的条件要比我家好得多，我小时候常常跟在这个姨哥后面，以求得到他的小人书看、得到他认为可以赏给我玩玩的东西，比如：弹弓、玩具手枪、鸡毛毽子等。姨哥的新衣裳就是多，我换了两套才换上较合身的，就兴高采烈地抬着嫁妆加入了送亲的队伍中。也许是遗传的原因，这次送亲，我和几个堂兄、叔伯配合默契，迎亲的人不仅没有灌醉我们，反而被我们灌醉了好几个。有堂叔回来后在我父亲面前表扬了我，说我有才，以后会有出息的。
　　改善我家生活条件的，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父亲，从种茶采茶制茶售茶到种桑养蚕卖茧，从种稻种麦种番薯种玉米到加工手工面番薯粉年糕霉干菜，几年后，父亲买了辆自行车，方便出山进城，给姐姐买了缝纫机。
　　买了缝纫机后，姐姐每年都给家里人做一套夏装、冬装。在我读中专的日子里，姐姐还特意给我做了两套新衣裳，方便我换洗，我就将这两套衣裳轮流换着穿。以至于我够入党条件提交申请后，党支部在讨论吸收我预备党员的会上，语文老师用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说出我是个条件艰苦又朴素的学生，一学期下来就两件衣裳换着穿，还听人说，金海同学自己洗被子、缝被子，学习成绩也不错，我同意他加入党组织。
　　参加工作后，终于可以每月领到一份工资，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工资孝敬孝敬父母长辈了。当然，我也买了几套自己喜欢的衣裳，从此再也不用为没有换洗的衣服、穿不上新衣裳而发愁了。
　　姐姐出嫁那会儿，我特意到浦江最大的服装店买了一套当时已开始在机关干部中流行的西装。第一次穿上西装，对着镜子，不知什么原因，镜子里的我显得怪怪的，感觉西服不像是我应该穿的。但为了姐姐的出嫁，我这个被人称为国家干部的小舅子，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就应该有新模样，于是，我拍拍胸脯买下了第一套西装。
　　在人们还在为能不能站起来、为温饱而努力的岁月里，除了要新婚的男女外，几乎很少有人会去关注自己的长相和容颜，补丁的衣裳也成了那年代的特征。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陈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