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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并不只是现实的反映，文学作品通过塑造“形象”将读者引入对未知世界的想象，而电影作为一门视听艺术，与传统的艺术叙事方式有明显的區别，电影与文本的形象必然因受到各种限制而改编。本文以严歌苓的小说《少女小渔》为对象，从形象学的角度分析电影与文本中形象的差异以及展现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少女小渔;形象学;文化内涵
自《少女小渔》出版，就有不少针对人物形象的研究，在张艾嘉导演翻拍之后，关于电影与文本区别的研究层出不穷，研究多关注于电影与文本之间人物和情节的改动以及产生的影响，缺少一定的理论来分析人物形象及其影响，本文就试图通过形象学的理论来分析中西方文化语境下对人物的影响，从故事的发展中展现人物性格的变化同时表现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本文将以“形象”的塑造为切入点，在具体的情节中比较电影与文本中男女形象的差异，并结合文本的创作语境，探讨“形象”塑造背后展现的文化内涵。
一、“形象”的含义
“形象学从本质上说就是一门关于文学的形象学，从文学中的形象入手，涉及到许多跨学科的知识，如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美学、人类学等，并最终回到研究文学形象本身[1]。”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制造了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他们置身于其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空间[2]。”形象的塑造包含着自我意识的表达，严歌苓初到美国时，其专职作家的身份不被认同，到美国后，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劳动赚取生活费，在美国的这段经历被写进《少女小渔》中，通过小渔这一形象表现海外华人生活的艰难，严歌苓的生活经历几乎全部揉进《少女小渔》中，小渔的生活就是严歌苓生活的写照，小渔带有作者的主观意识感情，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不论是电影还是文本，老头、江伟与小渔都是主要人物，三者通过作家与导演的形象塑造完成自我想象。作为代表着中西文化的江伟、小渔和老头，三者不断互为参照，展现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江伟和小渔两个东方文化的互视，小渔通过观察江伟反观自我。小渔和老头的互视，展现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老头对小渔的欣赏、爱护以及主动接受，表现其对东方文化的接受认同。 “在小说中，一个成功人物形象会增加读者对小说故事的记忆度与辨识度，这对于电视电影的观众来说也是同理，并且一个立体丰满的人物角色还能降低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的难度”[3]。就是这样的文艺形式塑造了老头、江伟与小渔眼中不同的形象，也塑造了东方与西方世界的不同形象。
二、 从单向变为双向互动
从文本和电影对人物与环境塑造的不同可以看出，严歌苓在文本中着重探讨移民身份对角色的影响，有着强烈的身份焦虑，严歌苓笔下的小渔并非指小渔这一个人，而是整个海外华人移民群体，在西方社会，华人总是处于边缘位置，不同的文化产生很多歧义与误解，华人一进入西方社会，大多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严歌苓通过小渔的形象展现了一个以弱胜强的东方女性在西方世界艰难生存的现象。而张艾嘉则以人物为中心，讲述女性成长的故事，这也是电影中人物弧光的展现。人物弧光指的是人物的个性、思想发生的渐进性的改变，张艾嘉导演通过小渔与老头的相互影响，展现出与文本不同的两个人物的新形象，“对塑造者来说，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包含着自我意识的确立和表达，而对于观看者来说，观看他者形象的过程则有可能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接收。而且由于形象本身是经过塑造的，所以观看者的认知更多的是一种“想象”并非现实。由此，“形象”带来了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并常常引发塑造者与观看者的矛盾关系[4]。”从文学与电影中可以看出，严歌苓与张艾嘉塑造的小渔与马里奥虽然有相同之处，但是更多是两种不同的人物性格，张艾嘉通过对发生地的明确也看出她着重关注的女性成长。
《少女小渔》中最值得探讨的就是小渔与老头之间的关系，在小说中，严歌苓塑造了一位善良、温柔、宽容的东方女人和同样来自异国的贫穷老头，两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为着不同的目的而“结婚”，在两个人物相处的时光里，小渔与老头的关系是单向的，即老头接受小渔的“改造”，小渔默默地忍受无理由涨房租，无理由地发脾气，无理由地谩骂，渐渐地，老头被这个温柔的女人感动，开始改变自己。而电影中呈现的是两个人物的双向互动，这样的双向关系让小渔以更加饱满的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小渔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作为西方文化代表的马里奥相互影响，在和马里奥同居之后，小渔的善良、宽容、忍让逐渐感染了他，而马里奥给小渔灌注的西方文化中的文本思想也逐渐改变了小渔的思想，如让她不要总说对不起，不要轻易自责，要听求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是跟着江伟的意思走等等，这样的思想与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差异，同时也震撼着小渔的内心。从结局可以看出小渔思想的变化，小说中的小渔在结尾也没有留下照顾老头，而电影中小渔在接受马里奥人本主义思想影响后，在马里奥临死时不顾江伟的反对要送他最后一程，并且面对江伟的“跟我走吧”的请求产生了犹豫，电影的开放式结局暗示小渔将重新审视与江伟的关系，并且开始找寻自我价值。在电影情节的展开中可以看出小渔思想的转变，“人物弧光”让人物的性格处在动态之中，而不是静止的，作为会思考的独立个体，人物的思想、人格、对事物的态度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逃避到面对、从懦弱到勇敢、从自卑到自信，而电影中常常通过人物弧光这一技巧来塑造性格饱满的人物。而小渔就是这样的人物。由于电影时长的限制，不能完整展现小渔性格的转变，但是在马里奥的影响下，小渔会成长为一个会反抗的女性。
三、“他者”与自我
如果说小渔是严歌苓塑造出的“自我”，那么老头与移民所生活的城市就是“他者”;如果说电影中的小渔是张艾嘉塑造的“自我”，那代表美国文化的马里奥就是“他者”。小说与文本相同的是，都是两种文化的碰撞。“在严歌苓的小说中，这种‘注视’却是双向的，即西方在注视东方的同时，东方也在注视着西方，东方也就从‘他者’成为‘自我’，西方从‘自我’变成‘他者’” [5]。
在小说文本中，故事的地点含糊不清，严歌苓只是提到了悉尼这个城市名和暗示南北半球季节的差异，没有更多的信息，这样模糊的设定满足了读者对于移民和留学生活的想象，而张艾嘉导演的《少女小渔》给了观众一个既定的地点认知——纽约的中国城，把想象推及到具象，让人物情节实地展开。小说中的老头是意大利人，和小渔一样，是异乡人，而电影中的老头马里奥，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文本中同样作为“他者”存在的老头和小渔之间的文化冲突不够明显，主要是展现整个城市对于移民的“异国人”不包容，两位人物都是移民潮下的牺牲者。电影中马里奥的美国人身份让中西文化冲突更加尖锐，这个鲜明的“左派”人物有着美国人的自豪感，时常对善良温柔的小渔进行居高临下的“教育”，马里奥与小渔的相处前期充满着冲突，而后期则展现中西文化的交融，小渔的善良感染马里奥，让他不再颓废，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马里奥的平等思想影响着小渔，开始怀疑江伟对自己的感情。“在文化与文化的交互中总会伴随着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想象，这就有了他者形象产生的可能，对异族的书写总是体现着诠释者主体对异族的想象以及对自身欲望的否认与维护，通俗来说，异族形象是一面镜子，它一方面呈现出异族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可以折射出塑造者主体的形象，显现出其自身的欲望、恐惧和梦想[6]。”文艺作品可以通过塑造形象给观众构建一个想象的空间，从而影响他们对于现实世界的判断，小渔与老头就是被塑造出来的表达作者与导演感情的人物，严歌苓通过两个异乡人展现移民焦虑，张艾嘉则通过小渔思想的转变表现女性的成长史，电影与文本都通过“他者”这一中介展现作家与导演的“想象”。
文学作品与电影存在差异，在电影中会删增一些故事内容，将情节完整地展现给观众，电影有时候虽然不能完整地表现原著展现的思想文化内涵，但是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升华了文学的主题，张艾嘉导演改编的《少女小渔》就给观众呈现了一个东西方文化在相互碰撞后融合的景观，东西方文化固然存在差异，但融合需要双方互相努力才能完成。
参考文献：
〔1〕申兰兰.论严歌苓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建构[D].吉首大学，2019.
〔2〕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苏湛.严歌苓小说及其改编电影的互动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7.
〔4〕赵希.关于"形象"的形象——王安忆《我爱比尔》的形象学分析[J].名作欣赏，2018，629（33）：96-98;101.
〔5〕张清.论严歌苓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D].四川外国语大学，2019.
〔6〕徐雅宁.形象学视域中美国电影的华人男性形象研究[J].电影评介，2019（8）：72-75.
关键词：少女小渔;形象学;文化内涵
自《少女小渔》出版，就有不少针对人物形象的研究，在张艾嘉导演翻拍之后，关于电影与文本区别的研究层出不穷，研究多关注于电影与文本之间人物和情节的改动以及产生的影响，缺少一定的理论来分析人物形象及其影响，本文就试图通过形象学的理论来分析中西方文化语境下对人物的影响，从故事的发展中展现人物性格的变化同时表现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本文将以“形象”的塑造为切入点，在具体的情节中比较电影与文本中男女形象的差异，并结合文本的创作语境，探讨“形象”塑造背后展现的文化内涵。
一、“形象”的含义
“形象学从本质上说就是一门关于文学的形象学，从文学中的形象入手，涉及到许多跨学科的知识，如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美学、人类学等，并最终回到研究文学形象本身[1]。”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制造了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他们置身于其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空间[2]。”形象的塑造包含着自我意识的表达，严歌苓初到美国时，其专职作家的身份不被认同，到美国后，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劳动赚取生活费，在美国的这段经历被写进《少女小渔》中，通过小渔这一形象表现海外华人生活的艰难，严歌苓的生活经历几乎全部揉进《少女小渔》中，小渔的生活就是严歌苓生活的写照，小渔带有作者的主观意识感情，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不论是电影还是文本，老头、江伟与小渔都是主要人物，三者通过作家与导演的形象塑造完成自我想象。作为代表着中西文化的江伟、小渔和老头，三者不断互为参照，展现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江伟和小渔两个东方文化的互视，小渔通过观察江伟反观自我。小渔和老头的互视，展现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老头对小渔的欣赏、爱护以及主动接受，表现其对东方文化的接受认同。 “在小说中，一个成功人物形象会增加读者对小说故事的记忆度与辨识度，这对于电视电影的观众来说也是同理，并且一个立体丰满的人物角色还能降低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的难度”[3]。就是这样的文艺形式塑造了老头、江伟与小渔眼中不同的形象，也塑造了东方与西方世界的不同形象。
二、 从单向变为双向互动
从文本和电影对人物与环境塑造的不同可以看出，严歌苓在文本中着重探讨移民身份对角色的影响，有着强烈的身份焦虑，严歌苓笔下的小渔并非指小渔这一个人，而是整个海外华人移民群体，在西方社会，华人总是处于边缘位置，不同的文化产生很多歧义与误解，华人一进入西方社会，大多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严歌苓通过小渔的形象展现了一个以弱胜强的东方女性在西方世界艰难生存的现象。而张艾嘉则以人物为中心，讲述女性成长的故事，这也是电影中人物弧光的展现。人物弧光指的是人物的个性、思想发生的渐进性的改变，张艾嘉导演通过小渔与老头的相互影响，展现出与文本不同的两个人物的新形象，“对塑造者来说，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包含着自我意识的确立和表达，而对于观看者来说，观看他者形象的过程则有可能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接收。而且由于形象本身是经过塑造的，所以观看者的认知更多的是一种“想象”并非现实。由此，“形象”带来了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并常常引发塑造者与观看者的矛盾关系[4]。”从文学与电影中可以看出，严歌苓与张艾嘉塑造的小渔与马里奥虽然有相同之处，但是更多是两种不同的人物性格，张艾嘉通过对发生地的明确也看出她着重关注的女性成长。
《少女小渔》中最值得探讨的就是小渔与老头之间的关系，在小说中，严歌苓塑造了一位善良、温柔、宽容的东方女人和同样来自异国的贫穷老头，两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为着不同的目的而“结婚”，在两个人物相处的时光里，小渔与老头的关系是单向的，即老头接受小渔的“改造”，小渔默默地忍受无理由涨房租，无理由地发脾气，无理由地谩骂，渐渐地，老头被这个温柔的女人感动，开始改变自己。而电影中呈现的是两个人物的双向互动，这样的双向关系让小渔以更加饱满的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小渔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作为西方文化代表的马里奥相互影响，在和马里奥同居之后，小渔的善良、宽容、忍让逐渐感染了他，而马里奥给小渔灌注的西方文化中的文本思想也逐渐改变了小渔的思想，如让她不要总说对不起，不要轻易自责，要听求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是跟着江伟的意思走等等，这样的思想与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差异，同时也震撼着小渔的内心。从结局可以看出小渔思想的变化，小说中的小渔在结尾也没有留下照顾老头，而电影中小渔在接受马里奥人本主义思想影响后，在马里奥临死时不顾江伟的反对要送他最后一程，并且面对江伟的“跟我走吧”的请求产生了犹豫，电影的开放式结局暗示小渔将重新审视与江伟的关系，并且开始找寻自我价值。在电影情节的展开中可以看出小渔思想的转变，“人物弧光”让人物的性格处在动态之中，而不是静止的，作为会思考的独立个体，人物的思想、人格、对事物的态度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逃避到面对、从懦弱到勇敢、从自卑到自信，而电影中常常通过人物弧光这一技巧来塑造性格饱满的人物。而小渔就是这样的人物。由于电影时长的限制，不能完整展现小渔性格的转变，但是在马里奥的影响下，小渔会成长为一个会反抗的女性。
三、“他者”与自我
如果说小渔是严歌苓塑造出的“自我”，那么老头与移民所生活的城市就是“他者”;如果说电影中的小渔是张艾嘉塑造的“自我”，那代表美国文化的马里奥就是“他者”。小说与文本相同的是，都是两种文化的碰撞。“在严歌苓的小说中，这种‘注视’却是双向的，即西方在注视东方的同时，东方也在注视着西方，东方也就从‘他者’成为‘自我’，西方从‘自我’变成‘他者’” [5]。
在小说文本中，故事的地点含糊不清，严歌苓只是提到了悉尼这个城市名和暗示南北半球季节的差异，没有更多的信息，这样模糊的设定满足了读者对于移民和留学生活的想象，而张艾嘉导演的《少女小渔》给了观众一个既定的地点认知——纽约的中国城，把想象推及到具象，让人物情节实地展开。小说中的老头是意大利人，和小渔一样，是异乡人，而电影中的老头马里奥，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文本中同样作为“他者”存在的老头和小渔之间的文化冲突不够明显，主要是展现整个城市对于移民的“异国人”不包容，两位人物都是移民潮下的牺牲者。电影中马里奥的美国人身份让中西文化冲突更加尖锐，这个鲜明的“左派”人物有着美国人的自豪感，时常对善良温柔的小渔进行居高临下的“教育”，马里奥与小渔的相处前期充满着冲突，而后期则展现中西文化的交融，小渔的善良感染马里奥，让他不再颓废，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马里奥的平等思想影响着小渔，开始怀疑江伟对自己的感情。“在文化与文化的交互中总会伴随着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想象，这就有了他者形象产生的可能，对异族的书写总是体现着诠释者主体对异族的想象以及对自身欲望的否认与维护，通俗来说，异族形象是一面镜子，它一方面呈现出异族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可以折射出塑造者主体的形象，显现出其自身的欲望、恐惧和梦想[6]。”文艺作品可以通过塑造形象给观众构建一个想象的空间，从而影响他们对于现实世界的判断，小渔与老头就是被塑造出来的表达作者与导演感情的人物，严歌苓通过两个异乡人展现移民焦虑，张艾嘉则通过小渔思想的转变表现女性的成长史，电影与文本都通过“他者”这一中介展现作家与导演的“想象”。
文学作品与电影存在差异，在电影中会删增一些故事内容，将情节完整地展现给观众，电影有时候虽然不能完整地表现原著展现的思想文化内涵，但是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升华了文学的主题，张艾嘉导演改编的《少女小渔》就给观众呈现了一个东西方文化在相互碰撞后融合的景观，东西方文化固然存在差异，但融合需要双方互相努力才能完成。
参考文献：
〔1〕申兰兰.论严歌苓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建构[D].吉首大学，2019.
〔2〕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苏湛.严歌苓小说及其改编电影的互动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7.
〔4〕赵希.关于"形象"的形象——王安忆《我爱比尔》的形象学分析[J].名作欣赏，2018，629（33）：96-98;101.
〔5〕张清.论严歌苓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D].四川外国语大学，2019.
〔6〕徐雅宁.形象学视域中美国电影的华人男性形象研究[J].电影评介，2019（8）：7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