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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了平江五峰山脚下。
薄雾缭绕，犬吠鸡鸣。抬头望，五峰耸立，宛若手指。我也伸手朝它轻轻道了声“嗨”，算是双方打了声招呼，用同样的礼节行了个见面礼。
依偎在五峰山下的村叫五角村，据说也是因了这山才得了这名。这个村子和别的地方的村子一样，有很多两层的楼房，显示出一种“小康”的味道。不过，村头的“何公案”，却传递出一种古朴的气息。
“何公案”是一个小庙。据当地村民讲，这何公是一位敢于诤言的御史。小庙的正堂供奉着一尊不大的塑像，塑像上方的匾额上，是“永绥南土”四个楷书大字。侧室有一方灶，还有许多桌椅，或许这是供村民们在特殊的时节，在庙前的坝子上聚餐所用。
“聪明正直，死而为神”，这句古话，在这村中，凝成一个“何公案”。不过，即使这里的一般老百姓，对于身后之事也格外重视。在我自己的家乡四川，儿女们一般会为老人准备好“老木”，但在这里，人们还准备好了自己的坟茔和墓碑。稍事安顿后，我的房东还饶有兴味地带我去看了他们夫妇的墓——他们今年只有四十来岁。这坟墓几乎可以用“豪华”来形容，碑文已经拟好，只是“卒年月”一栏空着而已。上面有对联曰：“仰面壮观天上景，长眠静品时间情”，中间一列字是“棠棣竞秀”。这对联连同那碑文，雅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要知道，这坟墓的主人就在旁边，他们不过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尚且如此讲究！
生和死之间，对村民而言，不过意味着变换了睡觉的地方而已，有一种东西似乎不会间断。对于逝者的重视，背后是对于传统的珍重。这里的传统，也不曾间断。
实际上，这次到这里，我不是想看这山，也不是想看这庙或墓。我只想找一位老者，一位传承着诗书的老者，他姓朱。很多媒体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位私塾先生。
从北京到岳阳的火车上，脑海中始终浮现着一幅画面，这画面穿越了悠悠两千年。
秦火浩劫，诗书蒙难。大汉方兴，典籍无存。整个国，在兵火后的废墟中寻觅关于先祖智慧的只言片语。风华正茂的晁错，秉承着汉文帝交付的使命，千里迢迢地从首都长安赶到济南，跪在九十多岁的伏生面前。伏生口齿已不太清楚，而且方言又颇多阻隔，晁错竭力听清每一句话，不时地询问伏生，最后谨慎地记下来。临别之时，晁错长长一揖，伏生两行清泪。一部《尚书》，辗转流传至今。
我当然不敢自比晁错，况且今日诗书文本俱在。我只是想，被今人打入历史史册的私塾，究竟怎样走完了它最后的历程？在最后一个私塾先生的身上，又凝结了怎样一部活的诗书？当他年弦歌之声响彻华夏的时候，我们又怎样重走这段来时路？这种心情是一个梦。一个常年累月萦绕心头的梦，一个期盼弦歌的梦。在北京认识了朱老先生的弟子小王之后，揣着这个梦，我随他寻觅到了平江。
平江位于湖南省东北角，属于岳阳地区。它在近代史上最有名的亮相，就是彭德怀所领导的平江起义，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平江。但是，“舞文弄墨”的平江更让我心向往之。
在平江，私塾教育被称为“教老书”，又叫“蒙馆”——人们用“教新书”代表民国时期的新式学堂以及解放后中小学的教育。相应地，私塾先生被乡民们称为“教老书的”。他们所教的“老书”，包括读古文、习书法、作诗词、学应酬等等。
据《平江县志》记载，1940年全县共有私塾168所，学生4000余人。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平江农村“读老书”蔚然成风，私塾蒙馆重又复兴。最鼎盛时，一个自然村平均有一两所，多的有五六所，至1988年，全县有私塾84所。
然而，2003年，随着80多岁的朱老先生的“封馆弃教”，这一切已成回忆。当我们见到他时，他独自一个人坐在老屋的墙根旁，抽着烟，很少言语。见到昔日的学生小王，朱老先生的脸上一下生动起来，小王也“先生”长“先生”短地称呼着。朱老先生也没有忘记我这位远客，进屋搬了两把椅子，让我们次第坐下。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呈上带来的礼物——“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夫子古训昭然，这次拜见私塾先生，当然更不敢忘。
小王给先生点燃烟。长聊，就此开始。有时候，我们在旁边的空地上坐着闲谈，一条花狗也躺在脚边，毫无保留地把肚皮交给午后温润的阳光。
方言阻隔，能听明白的十不及一，幸好小王坐在中间，充作翻译。
朱先生生于1923年，大概在1930年前后，七岁的朱先生开始读书——读老书。那时，距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设立新式学堂的1905年，已经隔了整整25年的光景；之后再过5年，南京政府明令各地取缔私塾。即使在封闭的平江，当时“教新书的”学堂也已经遍地开花，至少占据半壁江山，朱先生周围也有不少孩子进入了新式学堂。在私塾似乎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势的1930年代，朱先生的父亲朱紫贵老先生为什么却坚定地为自己唯一的儿子选择了读老书？并且，这个老书一读就是十二三年！要知道，在当时，即使十年寒窗，也再难以金榜题名。
小王转述的朱老先生的父亲在当地流传甚广的故事，打消了我心头的问号。
这是他父亲为村民争取五峰山，到县城打官司的一个故事。这个山原来为刘家一姓占据。他父亲去见我们平江县县官的时候，回答了两句话。县官问，你为什么来打这个官司？难道你死了就没人打这个官司吗？那时他就回答了这句话：犁圆未就，翘木先生。就是说耕田的犁把手是圆形的，虽然犁头还没做好，但是做犁头把手的翘木头已经长好了，这个翘木头就是我。我只要没死，就要打这个官司，因为我是这块料。后来那县官说，别人的事情，为什么你一个人那么操心。他就说，一人铺桥，免得千人下水。后来这个官司就打成了，把这座山批下来了。就是说，此山不属于某一人某一家某一姓，这是公共的，谁要上山砍柴干什么，任何人不得干涉，这就是朱先生父亲的一个故事，当时他才16岁。
“犁圆未就，翘木先生”、“一人铺桥，免得千人下水”，说出这样言语的，不过是一个16岁的少年；跟县官从容对答面无惧色的，不过是一个小木匠。后来，他让自己的独子去读了十年老书，也就不难理解了。
“十年磨一剑”。十年时间里，朱先生跟过的先生，有六七个之多，其中包括三个秀才和一个举人。其中，举人先生曹中州是从河南逃难到平江的。日本人打到河南，曹先生一家老小在一夜之间惨遭杀戮，他只身一人后来逃到平江设馆教学。
朱先生的“先生”们可谓是搭着科举制度末班车的人，虽然他们在仕途上不可能有所作为，但是，他们所设的馆，所教的书，还可谓是原汁原味。在这些拥有“前清”功名的先生们的调教下，朱执中把“蒙学”和“经学”的基本典籍学了个遍。幼学增广、三百千千、四书五经自不用说，就算比较生僻些的“三礼”，他也用很大力气学了下来。甚至如今人们几乎闻所未闻的《广事类赋》、《广广事类赋》之类的名物之书，也是四十多本一本本读完。
朱执中从他的先生那里学来了“吟唱”的方式。“吟唱”介于“唱歌”和“朗读”之间，用的是平江的土话，声音略微拖长。如果句子本身没有韵，则末尾大多加一个“啊”字作为韵脚。当十几个学生同处一室各“吟”其是之时，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韵味。除“吟唱”老书之外，赋文作对、吟诗填词、书法研习、礼仪演练也是朱先生早年私塾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一句话，除了不作八股文，朱先生在1930年代所上的私塾，跟古代的私塾几乎没有两样。“十年寒窗无人问”，从七岁到十九岁，朱先生在老私塾中，也算呆足了年头。
1942年，朱执中侍奉的最后一位先生钟柳春生病。在钟先生的再三要求下，朱执中诚惶诚恐地接过钟先生的私塾，教起自己从先生那里学来的老书。在朱先生教书的初期，当地的保长很不服气，下面的这个“对联过招”的故事或许能让我们看到一丝已经逝去的、属于那个时代的独特风貌。
保长派一个叫降圃的人拿来一幅对联：“执经问道，欲求胸中诸史训”，朱先生的名字“执中”两个字都嵌进去了。朱先生就谦虚一点，“降驾临校”，你来到我们这里，“愿留艺圃促心谈”，送对联的这个“降圃”的名字也嵌进去了，而且“执中”、“降圃”在联中位置都是对应的。朱先生叫降圃拿这幅对联回去给保长。那个时候朱先生才二十来岁。
一来一往，一段流风遗韵。悠悠远去，只能凭吊，何日重现？
朱先生在私塾中平静地教了一段日子。后来文革的风波，因为先生的处世智慧，竟然非常意外地没有过多波及到这所小小的私塾。据说，当时有人要把老书当作黄色书烧掉。村上叫他把书带过去看，村上给他批阅，哪些书能教，哪些书不能教，用笔给他划出来，但是他只是应付他们，他们来了就俯仰应承，走了还依然故我。有段时间，他晚上“奉命”去教扫盲班，还能顺便以此挣点工分。去教扫盲班还可算工分，政治运动的风波原来也有可以搭乘的便车，即使是“挂羊头卖狗肉”，这是一种特殊时期的处世之道。
私塾经历了政治风雨的猛烈冲刷，却没能躲过经济大潮的逐渐侵蚀。
曾经，上私塾，读老书，习礼仪，做个应酬先生，是平江那些升学无望的男孩子们一个不错的选择。小王本人就是在上了一年初中之后，在朱先生的私塾中“回炉”了三年的。乡土社会是朱先生的私塾存在的根基。但是，近年来，“打工经济”方兴未艾，撼动着这块乡土社会最重要的根基，“安土重迁”的乡土本色已经慢慢褪去。在生存的压力下，“打工赚钱、盖房娶妻”，可能是许多农村男孩的生活选择。私塾的空间，因此越来越少。
即使空间还在，朱先生也不能再教多长时间了。他毕竟太老了，老到举起教鞭的时候，双手会微微发颤。
就在朱先生的私塾岁月即将结束的时候，媒体发现了他，如获至宝。在媒体的描述中，五峰私塾，成为“复活的乡土传奇”、“私塾的活化石”、“唯一的原生态私塾”；朱老先生也成为了“中国最后一个私塾先生”。这样，“五峰私塾”成了当代私塾的符号，“朱老先生”成为私塾先生的符号。对于纯粹的国学爱好者而言，“五峰私塾”、“朱老先生”甚至成为“国学”的重要象征，乃至一种让他们无限激动的精神寄托。甚至有位台湾老板愿意出资80万元请他去岳阳开家新私塾。广东省也以省政府的名义邀请他去出席一个类似的国学论坛。但是，对于八十多岁的朱执中先生而言，这些身外之物跟他的生活并不太相关。
朱先生的儿子，在岳阳已经买好了楼房。尽管老伴已经去世，封馆后的朱先生，仍然守在自己的老屋中。低矮的老屋四周，围着两层的楼房，贴满洁白的瓷砖。每天清晨，朱先生一般都会在老屋的墙根下晒太阳，抽抽烟，若有所思，若无所想。门前的路上——据说这条土路很快就会铺成油路——不时有摩托车呼啸而过。太阳的光，很快就被四周的楼房挡住，于是朱先生起身进屋。佝偻的身躯转过，恍惚中一个乡土社会的背影，渐行渐远。
在老屋的墙壁上，挂着许多朱先生和诸多师友及学生之间相互唱和的牌匾。其中有一副这样写道：
振铎传经卌二年，春风化雨百花研。德高望重施甘澍，学富资深步圣贤。马帐芳名惊视幕，园丁雅号乐心田。甄陶群彦功勋著，惟愿寿星灿舜天。
——晚生杨坚白书撰，二○○六年四月
这或许是对先生一生的最好写照，虽然这当中没有太多跌宕起伏的故事，但我却在润物无声的气息中，触摸到了传统的质地。
当我要离开的时候，先生执意要亲自做饭招待我。我起初不肯，小王说这是先生招待远客的方式，于是我不再说话。但先生毕竟年迈，小王说服他自己代劳，我来烧火。先生从柜子中拿出了肉和酒。饭菜并不丰盛，但我吃得很好。因一直揣在怀里的那个梦，都盛在这杯盘中间了，满满的。
薄雾缭绕，犬吠鸡鸣。抬头望，五峰耸立，宛若手指。我也伸手朝它轻轻道了声“嗨”，算是双方打了声招呼，用同样的礼节行了个见面礼。
依偎在五峰山下的村叫五角村，据说也是因了这山才得了这名。这个村子和别的地方的村子一样，有很多两层的楼房，显示出一种“小康”的味道。不过，村头的“何公案”，却传递出一种古朴的气息。
“何公案”是一个小庙。据当地村民讲，这何公是一位敢于诤言的御史。小庙的正堂供奉着一尊不大的塑像，塑像上方的匾额上，是“永绥南土”四个楷书大字。侧室有一方灶，还有许多桌椅，或许这是供村民们在特殊的时节，在庙前的坝子上聚餐所用。
“聪明正直，死而为神”，这句古话，在这村中，凝成一个“何公案”。不过，即使这里的一般老百姓，对于身后之事也格外重视。在我自己的家乡四川，儿女们一般会为老人准备好“老木”，但在这里，人们还准备好了自己的坟茔和墓碑。稍事安顿后，我的房东还饶有兴味地带我去看了他们夫妇的墓——他们今年只有四十来岁。这坟墓几乎可以用“豪华”来形容，碑文已经拟好，只是“卒年月”一栏空着而已。上面有对联曰：“仰面壮观天上景，长眠静品时间情”，中间一列字是“棠棣竞秀”。这对联连同那碑文，雅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要知道，这坟墓的主人就在旁边，他们不过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尚且如此讲究！
生和死之间，对村民而言，不过意味着变换了睡觉的地方而已，有一种东西似乎不会间断。对于逝者的重视，背后是对于传统的珍重。这里的传统，也不曾间断。
实际上，这次到这里，我不是想看这山，也不是想看这庙或墓。我只想找一位老者，一位传承着诗书的老者，他姓朱。很多媒体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位私塾先生。
从北京到岳阳的火车上，脑海中始终浮现着一幅画面，这画面穿越了悠悠两千年。
秦火浩劫，诗书蒙难。大汉方兴，典籍无存。整个国，在兵火后的废墟中寻觅关于先祖智慧的只言片语。风华正茂的晁错，秉承着汉文帝交付的使命，千里迢迢地从首都长安赶到济南，跪在九十多岁的伏生面前。伏生口齿已不太清楚，而且方言又颇多阻隔，晁错竭力听清每一句话，不时地询问伏生，最后谨慎地记下来。临别之时，晁错长长一揖，伏生两行清泪。一部《尚书》，辗转流传至今。
我当然不敢自比晁错，况且今日诗书文本俱在。我只是想，被今人打入历史史册的私塾，究竟怎样走完了它最后的历程？在最后一个私塾先生的身上，又凝结了怎样一部活的诗书？当他年弦歌之声响彻华夏的时候，我们又怎样重走这段来时路？这种心情是一个梦。一个常年累月萦绕心头的梦，一个期盼弦歌的梦。在北京认识了朱老先生的弟子小王之后，揣着这个梦，我随他寻觅到了平江。
平江位于湖南省东北角，属于岳阳地区。它在近代史上最有名的亮相，就是彭德怀所领导的平江起义，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平江。但是，“舞文弄墨”的平江更让我心向往之。
在平江，私塾教育被称为“教老书”，又叫“蒙馆”——人们用“教新书”代表民国时期的新式学堂以及解放后中小学的教育。相应地，私塾先生被乡民们称为“教老书的”。他们所教的“老书”，包括读古文、习书法、作诗词、学应酬等等。
据《平江县志》记载，1940年全县共有私塾168所，学生4000余人。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平江农村“读老书”蔚然成风，私塾蒙馆重又复兴。最鼎盛时，一个自然村平均有一两所，多的有五六所，至1988年，全县有私塾84所。
然而，2003年，随着80多岁的朱老先生的“封馆弃教”，这一切已成回忆。当我们见到他时，他独自一个人坐在老屋的墙根旁，抽着烟，很少言语。见到昔日的学生小王，朱老先生的脸上一下生动起来，小王也“先生”长“先生”短地称呼着。朱老先生也没有忘记我这位远客，进屋搬了两把椅子，让我们次第坐下。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呈上带来的礼物——“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夫子古训昭然，这次拜见私塾先生，当然更不敢忘。
小王给先生点燃烟。长聊，就此开始。有时候，我们在旁边的空地上坐着闲谈，一条花狗也躺在脚边，毫无保留地把肚皮交给午后温润的阳光。
方言阻隔，能听明白的十不及一，幸好小王坐在中间，充作翻译。
朱先生生于1923年，大概在1930年前后，七岁的朱先生开始读书——读老书。那时，距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设立新式学堂的1905年，已经隔了整整25年的光景；之后再过5年，南京政府明令各地取缔私塾。即使在封闭的平江，当时“教新书的”学堂也已经遍地开花，至少占据半壁江山，朱先生周围也有不少孩子进入了新式学堂。在私塾似乎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势的1930年代，朱先生的父亲朱紫贵老先生为什么却坚定地为自己唯一的儿子选择了读老书？并且，这个老书一读就是十二三年！要知道，在当时，即使十年寒窗，也再难以金榜题名。
小王转述的朱老先生的父亲在当地流传甚广的故事，打消了我心头的问号。
这是他父亲为村民争取五峰山，到县城打官司的一个故事。这个山原来为刘家一姓占据。他父亲去见我们平江县县官的时候，回答了两句话。县官问，你为什么来打这个官司？难道你死了就没人打这个官司吗？那时他就回答了这句话：犁圆未就，翘木先生。就是说耕田的犁把手是圆形的，虽然犁头还没做好，但是做犁头把手的翘木头已经长好了，这个翘木头就是我。我只要没死，就要打这个官司，因为我是这块料。后来那县官说，别人的事情，为什么你一个人那么操心。他就说，一人铺桥，免得千人下水。后来这个官司就打成了，把这座山批下来了。就是说，此山不属于某一人某一家某一姓，这是公共的，谁要上山砍柴干什么，任何人不得干涉，这就是朱先生父亲的一个故事，当时他才16岁。
“犁圆未就，翘木先生”、“一人铺桥，免得千人下水”，说出这样言语的，不过是一个16岁的少年；跟县官从容对答面无惧色的，不过是一个小木匠。后来，他让自己的独子去读了十年老书，也就不难理解了。
“十年磨一剑”。十年时间里，朱先生跟过的先生，有六七个之多，其中包括三个秀才和一个举人。其中，举人先生曹中州是从河南逃难到平江的。日本人打到河南，曹先生一家老小在一夜之间惨遭杀戮，他只身一人后来逃到平江设馆教学。
朱先生的“先生”们可谓是搭着科举制度末班车的人，虽然他们在仕途上不可能有所作为，但是，他们所设的馆，所教的书，还可谓是原汁原味。在这些拥有“前清”功名的先生们的调教下，朱执中把“蒙学”和“经学”的基本典籍学了个遍。幼学增广、三百千千、四书五经自不用说，就算比较生僻些的“三礼”，他也用很大力气学了下来。甚至如今人们几乎闻所未闻的《广事类赋》、《广广事类赋》之类的名物之书，也是四十多本一本本读完。
朱执中从他的先生那里学来了“吟唱”的方式。“吟唱”介于“唱歌”和“朗读”之间，用的是平江的土话，声音略微拖长。如果句子本身没有韵，则末尾大多加一个“啊”字作为韵脚。当十几个学生同处一室各“吟”其是之时，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韵味。除“吟唱”老书之外，赋文作对、吟诗填词、书法研习、礼仪演练也是朱先生早年私塾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一句话，除了不作八股文，朱先生在1930年代所上的私塾，跟古代的私塾几乎没有两样。“十年寒窗无人问”，从七岁到十九岁，朱先生在老私塾中，也算呆足了年头。
1942年，朱执中侍奉的最后一位先生钟柳春生病。在钟先生的再三要求下，朱执中诚惶诚恐地接过钟先生的私塾，教起自己从先生那里学来的老书。在朱先生教书的初期，当地的保长很不服气，下面的这个“对联过招”的故事或许能让我们看到一丝已经逝去的、属于那个时代的独特风貌。
保长派一个叫降圃的人拿来一幅对联：“执经问道，欲求胸中诸史训”，朱先生的名字“执中”两个字都嵌进去了。朱先生就谦虚一点，“降驾临校”，你来到我们这里，“愿留艺圃促心谈”，送对联的这个“降圃”的名字也嵌进去了，而且“执中”、“降圃”在联中位置都是对应的。朱先生叫降圃拿这幅对联回去给保长。那个时候朱先生才二十来岁。
一来一往，一段流风遗韵。悠悠远去，只能凭吊，何日重现？
朱先生在私塾中平静地教了一段日子。后来文革的风波，因为先生的处世智慧，竟然非常意外地没有过多波及到这所小小的私塾。据说，当时有人要把老书当作黄色书烧掉。村上叫他把书带过去看，村上给他批阅，哪些书能教，哪些书不能教，用笔给他划出来，但是他只是应付他们，他们来了就俯仰应承，走了还依然故我。有段时间，他晚上“奉命”去教扫盲班，还能顺便以此挣点工分。去教扫盲班还可算工分，政治运动的风波原来也有可以搭乘的便车，即使是“挂羊头卖狗肉”，这是一种特殊时期的处世之道。
私塾经历了政治风雨的猛烈冲刷，却没能躲过经济大潮的逐渐侵蚀。
曾经，上私塾，读老书，习礼仪，做个应酬先生，是平江那些升学无望的男孩子们一个不错的选择。小王本人就是在上了一年初中之后，在朱先生的私塾中“回炉”了三年的。乡土社会是朱先生的私塾存在的根基。但是，近年来，“打工经济”方兴未艾，撼动着这块乡土社会最重要的根基，“安土重迁”的乡土本色已经慢慢褪去。在生存的压力下，“打工赚钱、盖房娶妻”，可能是许多农村男孩的生活选择。私塾的空间，因此越来越少。
即使空间还在，朱先生也不能再教多长时间了。他毕竟太老了，老到举起教鞭的时候，双手会微微发颤。
就在朱先生的私塾岁月即将结束的时候，媒体发现了他，如获至宝。在媒体的描述中，五峰私塾，成为“复活的乡土传奇”、“私塾的活化石”、“唯一的原生态私塾”；朱老先生也成为了“中国最后一个私塾先生”。这样，“五峰私塾”成了当代私塾的符号，“朱老先生”成为私塾先生的符号。对于纯粹的国学爱好者而言，“五峰私塾”、“朱老先生”甚至成为“国学”的重要象征，乃至一种让他们无限激动的精神寄托。甚至有位台湾老板愿意出资80万元请他去岳阳开家新私塾。广东省也以省政府的名义邀请他去出席一个类似的国学论坛。但是，对于八十多岁的朱执中先生而言，这些身外之物跟他的生活并不太相关。
朱先生的儿子，在岳阳已经买好了楼房。尽管老伴已经去世，封馆后的朱先生，仍然守在自己的老屋中。低矮的老屋四周，围着两层的楼房，贴满洁白的瓷砖。每天清晨，朱先生一般都会在老屋的墙根下晒太阳，抽抽烟，若有所思，若无所想。门前的路上——据说这条土路很快就会铺成油路——不时有摩托车呼啸而过。太阳的光，很快就被四周的楼房挡住，于是朱先生起身进屋。佝偻的身躯转过，恍惚中一个乡土社会的背影，渐行渐远。
在老屋的墙壁上，挂着许多朱先生和诸多师友及学生之间相互唱和的牌匾。其中有一副这样写道：
振铎传经卌二年，春风化雨百花研。德高望重施甘澍，学富资深步圣贤。马帐芳名惊视幕，园丁雅号乐心田。甄陶群彦功勋著，惟愿寿星灿舜天。
——晚生杨坚白书撰，二○○六年四月
这或许是对先生一生的最好写照，虽然这当中没有太多跌宕起伏的故事，但我却在润物无声的气息中，触摸到了传统的质地。
当我要离开的时候，先生执意要亲自做饭招待我。我起初不肯，小王说这是先生招待远客的方式，于是我不再说话。但先生毕竟年迈，小王说服他自己代劳，我来烧火。先生从柜子中拿出了肉和酒。饭菜并不丰盛，但我吃得很好。因一直揣在怀里的那个梦，都盛在这杯盘中间了，满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