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余华是著名的中国当代作家，其作品多以细腻的描述刻画丰富的人物形象。《活着》以小人物福贵的视角，诉说了中国从现代走向当代一段时期的变化以及整个家庭命运的更迭。本文拟从聪慧明理的顾家女性、历经苦难的坚韧女性、活着之上的抗争女性三个方面来探讨余华小说《活着》中的女性形象，旨在借助家珍、凤霞等鲜活的女性人物，揭示余华作为男性作家如何在作品中塑造女性的多面性格及其形象背后的多重意蕴，以此更好地关照余华作品中的女性人物。
关键词：余华 《活着》 女性形象 顾家 坚韧 抗争
余华是著名的中国当代小说作家，其先锋文学时期的创作极具想象力和创造性，常引读者进入他所建构的奇特的语言世界。因此，余华在写作初期热衷于进行独立于现实基础的小说创作。同时，随着不断地积累写作经验和人生阅历，他对善良与美有着更强烈的渴望和呼唤，便逐渐聚焦于个人及现实生活的写作，《活着》正是他在文学创作转型期所撰写的作品。筆者注意到，余华在《活着》中以男性为中心，刻画了坚韧豁达的男性形象——福贵，然而书中的女性形象也在读者的脑海里烙下印记：聪慧懂事的米行千金家珍在丈夫福贵落魄的时候依然用自己的智慧教导福贵，帮助福贵戒掉赌博；勤劳的女儿凤霞在吃不饱饭的饥荒年代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代替母亲和父亲撑起整个家。面对接踵而来的无情命运，她们坚韧承受，与命运抗争。由此，笔者拟从聪慧明理的顾家女性、历经苦难的坚韧女性、活着之上的抗争女性三个方面来分析《活着》中的女性形象，借此补充学界关于《活着》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以此感知余华小说中鲜活的女性人物。
一.聪慧明理的顾家女性
福贵的一生，像一艘在风暴中航行的轮船。海上的风浪不断地涌上甲板，让它感受到海水的刺骨。屡经磨难的福贵，却仍然坚韧地活着，这其中包含他在一次次悲剧命运的打击下领悟到超然于世的心态，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家珍的不离不弃、风雨相依，和女儿凤霞的勤劳善良带给他无穷的信心。
家珍的出场，伴随着福贵整日整夜的豪赌和彻夜不归。当时她怀着7个多月的有庆，独自一人找到了青楼，“一声不吭地跪在”福贵面前[1]，手气正旺的福贵大骂家珍，让她滚出去，甚至对她大打出手，自始至终家珍只有一句“你跟我回去”。自始至终都是和声细语，生怕福贵不回家。后来，福贵输光家产，家珍也生下儿子有庆。可是好景不长，福贵在给母亲看病的路上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等回到家，母亲早已去世了。家珍及时宽慰福贵道：“我也不想要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能给你做一双新鞋。”[2]家珍用她的善良的心，感化着福贵。后来，家珍生了软骨病，先是不能下地干活，到最后连针都提不起来。但是她努力地不拖累这个家，不拖累福贵。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家里越来越穷，她拖着病怏怏的身体，到娘家带回来了救命的一小袋米，挽救了整个家。从这些细节，一点一滴都流露出家珍对于丈夫，对于家庭的无私爱意。
余华在塑造家珍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有意抹去了家珍的个性，把她和家庭捆绑在了一起。家珍虽然接受过新式教育，但还是因为封建思想的保守性，没能跳脱出家庭和亲人间的束缚，成为了丈夫和孩子的附属品。她是福贵的妻子，凤霞的母亲，她所做的一切，更多是为了家庭的完满与和谐。在福贵赌博的时候，她并没有像平常妻子一样，表现出应有的愤怒、激动和悲哀等情绪。恰恰相反，她从不顶撞福贵，都是出离于愤怒的逆来顺受。她因维护家庭的完整性而牺牲个人情感，把自己的意志让位于家庭的利益，映射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部分现代女性群体的思想。
二.历经苦难的坚韧女性
余华作为先锋文学作家，善于用冷酷的笔法塑造人物形象，使读者走出人物命运的漩涡，能够更为客观地认识文中人物，体会言外之意。《活着》中的人物命运大都悲惨，然而在悲剧的背后，彰显的是生命的韧性。福贵在一幕幕悲剧中成长，家珍和凤霞同样在大风大浪的包围中灌溉了坚韧的生命之树。与福贵相比，她们的坚韧与坚守显得尤为珍贵，暗含着作者对于女性的关注，也为文本增添了更多温情。
坚韧伴随了家珍坎坷的一生。她初为人妻时，福贵尚未完全落魄却日夜贪恋赌场。她坚定地走进赌场，苦心劝说福贵放弃赌博。在福贵的威逼、殴打之下，她依然不屈服、不还手，只是默默地跪着，重复着那句：“你跟我回去。”[3]短短五个字，是家珍作为妻子对丈夫的等待，是家珍作为少奶奶对少爷的规劝。面对丈夫的威严，家珍这看似不起眼的一句话，却体现了女性特有的执着与忍让。
作为母亲的家珍，更是将家庭、将子女放置心间，用自己单薄的肩膀和坚定的信念支撑起家庭。家珍在父亲的劝阻下回到娘家，生下了儿子有庆。原以为再也见不到家珍的福贵，却在半年后的家门口看到了他的妻子和半岁大的儿子。家珍在父亲与丈夫——两个重要的男性之间选择了后者，她用自己的坚持，保全了与福贵的家。随后，粮食歉收、家庭面临崩塌之际，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进城求助父亲。“那些日子她脾气动不动就上来，我不再说什么，看着她慢慢吞吞往城里走，她瘦得身上都没肉了，原先绷起的衣服变得松松垮垮，在风里荡来荡去。”[4]疾病侵蚀和营养不良摧残着她的肉体，却击垮不了她的意志。饥荒肆虐，连开米行的父亲也没有多少粮食，可是她凭借自己对于家庭的执念，换回了父亲的体谅与宽容，也为家里人带回来一小袋救命的米。终于，家珍从父亲“牙缝里挤出”的这袋米支撑着家人维持生计。直至家里收割稻子，他们家庭生活才有所改善。这其中，家珍面临危难的坚韧与不屈服的形象跃然纸上。再后来，有庆因医疗事故去世，福贵瞒着家珍不让她知道，怕她受打击，可家珍最后还是发现了真相。儿子的突然离去和自身的软骨病让她心力交瘁，无可奈何。以为家珍撑不下去的福贵准备料理她的后事，借钱打好一副棺材。呼吸日渐微弱的家珍心里惦念着凤霞，此时，母爱为生命增添了更多坚韧的底色，竟又让她起死回生。由此，面对无情的命运，家珍体现出与福贵不同层面的容忍心理，在一定意义上，福贵的坚韧是麻木的、无奈的，而家珍的坚韧则流露出积极的、温情的一面。 与家珍的堅韧相比，凤霞则有口难言。因为一场大病失声，她比同龄人承受着更多的不公平。为供有庆上学，福贵把她送到别人家，她看不到朝夕相处的弟弟，看不到默默流泪的父亲和依依不舍的母亲，一个人在城里忍受着孤独与煎熬。闹饥荒的时候，她挖到了一个珍贵的地瓜。可是因为无法言语，竟被村里的王四污蔑是她抢了王四的地瓜。但是，凤霞遭遇着不公平的对待、承受着苦难的同时，坚强地活着。此外，作为女性，她还承受了男性所无法承担的分娩苦痛，生下苦根后大出血而死。凤霞的一生是饱含对生活的期望、信心与坚守的一生。
家珍与凤霞历经人生艰苦，生之艰难不仅体现在衣食的贫瘠、病痛的来袭、社会的动荡，还有命运的无常、精神的折磨，但她们面对这样的人生，仍无所畏惧、坦然以对，自始至终保持着对于生命的尊重敬畏、对命运的积极乐观、对世事无常的忍耐反抗。这亦如“活着”本身，它充满力量，但“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5]《活着》中的女性正体现了这种最为朴素的生存意志，引领着自身与家人从困境中获得生的期盼，也使生命得以延续。
三.活着之上的抗争女性
福贵与家珍历经苦难，看似平淡的人生却充满戏剧性的不幸，但他们却没有逆来顺受地全盘接受。在与生活和命运的无常中，福贵学会了释然，学会了承受一切悲喜，明白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的道理。纵然家珍与凤霞时常苦苦等待好日子的到来，可她们对“活着”所表现出的片刻活力与执着信念，已使他们超越了平时的自己，这种悲剧意识令人物形象更加鲜活朴实，让读者从中体会在逆境面前人物独特的抗争精神。正如英国美学家斯马特所言：“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奔逃，即使在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6]
家珍是一个在时代的交轨挣扎的女性。她幼时曾受过新式教育，但讽刺的是她最终没有自觉地去选择逃脱封建意识的束缚，接受了家长式的安排，嫁给了地主福贵。福贵对于此类婚姻的安排，曾作出如下描述：“有钱人嫁给有钱人，就是把钱堆起来，钱在钱上面哗哗地流。”[7]但由于作者对家珍与福贵的婚姻生活寥寥数笔带过，相较于福贵丰富的心理意识的流动，家阵的心理描写鲜少可见。显然，作者没有赋予女性更多的诉说机会与权力，不得不为读者留下诸多疑惑——家珍在这段婚姻中是否感受过爱情？她对于自己感情有没有主动权？也许，家珍也曾有过自由恋爱的向往，但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意识使她安于成为一个贤妻良母，甚至可以不带任何条件地接受男性的错误，甘于牺牲自我。但令读者动容的是，家珍并非麻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她内心的意识流动虽没有贯穿全书，但关键时刻她对于选择的坚持、对命运的呼喊、对人性善良之光的坚持，正是暗流涌动中对命运充满力量的抗争，是带着“活着”意识的抗争。当福贵输光家产之后，家珍被父亲接回娘家，被迫离开了福贵。但当儿子有庆出生之后，她不顾艰辛，反抗父亲的权威，离开稍显富裕的娘家生活，独自带着有庆回到福贵身边，毅然决然地选择和他继续过着清苦的日子。这份坚持与执着，为全书冰冷的苦难书写带去一思情感的暖意，不论家珍是出于对福贵的爱、对家庭的留恋，还是出于对自己贤妻良母身份的认可，家珍此举都可以看出对自我的认可和自身价值的肯定，是对封建家长制和权威的抗争，也是对命运安排无声地抵抗。
家珍在有庆死后的表现更令读者动容。县长春生来看望家珍和福贵，还带了200元作为补偿。在那时，两百块已属巨款。可是家珍不但毫不留情，反而怒骂福贵：“你儿子就值两百块？”[8]她的愤怒使她完全出离于贤良淑德的形象。后来春生又来了两次，她都没有让春生进门。在家珍的心里，县长的地位和200块钱是无法和有庆相比的在经历丧子之痛后，她向痛恨之人发出强烈的愤怒声。家珍作为一个女性不再隐忍敢于发声，在男权与命运面前，她为自己的痛苦寻找一个发泄的突破口，对权威的抗争可见一斑。但后来，当春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而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向他们来做最终的告别。在生死面前，家珍内心的温情和善良让她嘱咐春生：“春生，你要活着。”“你还欠了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还吧。”[9]此时，家珍正以自身的善良、德性、高尚对抗生命的不公，这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10]，作者借此逐渐把女性的抗争精神升华至新的高度。
在余华的另一部小说《兄弟》中，也描述了女性对于命运的抗争。李兰的一生就是在抗争中度过的。她的一生是丈夫偷窥淹死的不幸，到与宋凡平结婚的幸运，再到宋凡平被批斗至死的不幸。她在不幸的时候没有轻生，而是为了儿子李光头活着。家珍的“活着”亦是如此，“活着”本身就是对于命运的抗争。同样的，在有庆和凤霞去世之后，家珍失去了活着的动力和希望，不久也去世了。家珍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她把爱给了丈夫和孩子，自己却独自默默地忍受生活的艰难困苦，然后无声地反击。
《活着》中探讨了对生的超越、对死的抗争，福贵、家珍等一家人的生命历程即体现了生存的哲学意蕴。难得的是，家珍、凤霞等女性人物虽然在全书中泼墨不多，但透过她们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等身份所展现出来的生活状态，便可从侧影中透视余华笔下的女性形象与女性在与生活抗争的过程中的坚贞与隐忍、善良与执着、所做出的牺牲以及付出的代价，她们早已将自己与家庭、社会、时代融在一起。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
[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3]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
[4]林华瑜：《暗夜里的蹈冰者——余华小说的女性形象解读》，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
[5]陈思和，张新颖，王光东：《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
[6]余华：《兄弟》，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
注 释
[1]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2]同上，第67页
[3]同上，第17页
[4]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11页
[5]余华：《活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页
[6]（英）斯马特：《悲剧》，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06页
[7]余华：《活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7页
[8]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33页
[9]同上，第156页
[10]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132页
（作者单位：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关键词：余华 《活着》 女性形象 顾家 坚韧 抗争
余华是著名的中国当代小说作家，其先锋文学时期的创作极具想象力和创造性，常引读者进入他所建构的奇特的语言世界。因此，余华在写作初期热衷于进行独立于现实基础的小说创作。同时，随着不断地积累写作经验和人生阅历，他对善良与美有着更强烈的渴望和呼唤，便逐渐聚焦于个人及现实生活的写作，《活着》正是他在文学创作转型期所撰写的作品。筆者注意到，余华在《活着》中以男性为中心，刻画了坚韧豁达的男性形象——福贵，然而书中的女性形象也在读者的脑海里烙下印记：聪慧懂事的米行千金家珍在丈夫福贵落魄的时候依然用自己的智慧教导福贵，帮助福贵戒掉赌博；勤劳的女儿凤霞在吃不饱饭的饥荒年代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代替母亲和父亲撑起整个家。面对接踵而来的无情命运，她们坚韧承受，与命运抗争。由此，笔者拟从聪慧明理的顾家女性、历经苦难的坚韧女性、活着之上的抗争女性三个方面来分析《活着》中的女性形象，借此补充学界关于《活着》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以此感知余华小说中鲜活的女性人物。
一.聪慧明理的顾家女性
福贵的一生，像一艘在风暴中航行的轮船。海上的风浪不断地涌上甲板，让它感受到海水的刺骨。屡经磨难的福贵，却仍然坚韧地活着，这其中包含他在一次次悲剧命运的打击下领悟到超然于世的心态，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家珍的不离不弃、风雨相依，和女儿凤霞的勤劳善良带给他无穷的信心。
家珍的出场，伴随着福贵整日整夜的豪赌和彻夜不归。当时她怀着7个多月的有庆，独自一人找到了青楼，“一声不吭地跪在”福贵面前[1]，手气正旺的福贵大骂家珍，让她滚出去，甚至对她大打出手，自始至终家珍只有一句“你跟我回去”。自始至终都是和声细语，生怕福贵不回家。后来，福贵输光家产，家珍也生下儿子有庆。可是好景不长，福贵在给母亲看病的路上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等回到家，母亲早已去世了。家珍及时宽慰福贵道：“我也不想要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能给你做一双新鞋。”[2]家珍用她的善良的心，感化着福贵。后来，家珍生了软骨病，先是不能下地干活，到最后连针都提不起来。但是她努力地不拖累这个家，不拖累福贵。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家里越来越穷，她拖着病怏怏的身体，到娘家带回来了救命的一小袋米，挽救了整个家。从这些细节，一点一滴都流露出家珍对于丈夫，对于家庭的无私爱意。
余华在塑造家珍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有意抹去了家珍的个性，把她和家庭捆绑在了一起。家珍虽然接受过新式教育，但还是因为封建思想的保守性，没能跳脱出家庭和亲人间的束缚，成为了丈夫和孩子的附属品。她是福贵的妻子，凤霞的母亲，她所做的一切，更多是为了家庭的完满与和谐。在福贵赌博的时候，她并没有像平常妻子一样，表现出应有的愤怒、激动和悲哀等情绪。恰恰相反，她从不顶撞福贵，都是出离于愤怒的逆来顺受。她因维护家庭的完整性而牺牲个人情感，把自己的意志让位于家庭的利益，映射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部分现代女性群体的思想。
二.历经苦难的坚韧女性
余华作为先锋文学作家，善于用冷酷的笔法塑造人物形象，使读者走出人物命运的漩涡，能够更为客观地认识文中人物，体会言外之意。《活着》中的人物命运大都悲惨，然而在悲剧的背后，彰显的是生命的韧性。福贵在一幕幕悲剧中成长，家珍和凤霞同样在大风大浪的包围中灌溉了坚韧的生命之树。与福贵相比，她们的坚韧与坚守显得尤为珍贵，暗含着作者对于女性的关注，也为文本增添了更多温情。
坚韧伴随了家珍坎坷的一生。她初为人妻时，福贵尚未完全落魄却日夜贪恋赌场。她坚定地走进赌场，苦心劝说福贵放弃赌博。在福贵的威逼、殴打之下，她依然不屈服、不还手，只是默默地跪着，重复着那句：“你跟我回去。”[3]短短五个字，是家珍作为妻子对丈夫的等待，是家珍作为少奶奶对少爷的规劝。面对丈夫的威严，家珍这看似不起眼的一句话，却体现了女性特有的执着与忍让。
作为母亲的家珍，更是将家庭、将子女放置心间，用自己单薄的肩膀和坚定的信念支撑起家庭。家珍在父亲的劝阻下回到娘家，生下了儿子有庆。原以为再也见不到家珍的福贵，却在半年后的家门口看到了他的妻子和半岁大的儿子。家珍在父亲与丈夫——两个重要的男性之间选择了后者，她用自己的坚持，保全了与福贵的家。随后，粮食歉收、家庭面临崩塌之际，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进城求助父亲。“那些日子她脾气动不动就上来，我不再说什么，看着她慢慢吞吞往城里走，她瘦得身上都没肉了，原先绷起的衣服变得松松垮垮，在风里荡来荡去。”[4]疾病侵蚀和营养不良摧残着她的肉体，却击垮不了她的意志。饥荒肆虐，连开米行的父亲也没有多少粮食，可是她凭借自己对于家庭的执念，换回了父亲的体谅与宽容，也为家里人带回来一小袋救命的米。终于，家珍从父亲“牙缝里挤出”的这袋米支撑着家人维持生计。直至家里收割稻子，他们家庭生活才有所改善。这其中，家珍面临危难的坚韧与不屈服的形象跃然纸上。再后来，有庆因医疗事故去世，福贵瞒着家珍不让她知道，怕她受打击，可家珍最后还是发现了真相。儿子的突然离去和自身的软骨病让她心力交瘁，无可奈何。以为家珍撑不下去的福贵准备料理她的后事，借钱打好一副棺材。呼吸日渐微弱的家珍心里惦念着凤霞，此时，母爱为生命增添了更多坚韧的底色，竟又让她起死回生。由此，面对无情的命运，家珍体现出与福贵不同层面的容忍心理，在一定意义上，福贵的坚韧是麻木的、无奈的，而家珍的坚韧则流露出积极的、温情的一面。 与家珍的堅韧相比，凤霞则有口难言。因为一场大病失声，她比同龄人承受着更多的不公平。为供有庆上学，福贵把她送到别人家，她看不到朝夕相处的弟弟，看不到默默流泪的父亲和依依不舍的母亲，一个人在城里忍受着孤独与煎熬。闹饥荒的时候，她挖到了一个珍贵的地瓜。可是因为无法言语，竟被村里的王四污蔑是她抢了王四的地瓜。但是，凤霞遭遇着不公平的对待、承受着苦难的同时，坚强地活着。此外，作为女性，她还承受了男性所无法承担的分娩苦痛，生下苦根后大出血而死。凤霞的一生是饱含对生活的期望、信心与坚守的一生。
家珍与凤霞历经人生艰苦，生之艰难不仅体现在衣食的贫瘠、病痛的来袭、社会的动荡，还有命运的无常、精神的折磨，但她们面对这样的人生，仍无所畏惧、坦然以对，自始至终保持着对于生命的尊重敬畏、对命运的积极乐观、对世事无常的忍耐反抗。这亦如“活着”本身，它充满力量，但“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5]《活着》中的女性正体现了这种最为朴素的生存意志，引领着自身与家人从困境中获得生的期盼，也使生命得以延续。
三.活着之上的抗争女性
福贵与家珍历经苦难，看似平淡的人生却充满戏剧性的不幸，但他们却没有逆来顺受地全盘接受。在与生活和命运的无常中，福贵学会了释然，学会了承受一切悲喜，明白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的道理。纵然家珍与凤霞时常苦苦等待好日子的到来，可她们对“活着”所表现出的片刻活力与执着信念，已使他们超越了平时的自己，这种悲剧意识令人物形象更加鲜活朴实，让读者从中体会在逆境面前人物独特的抗争精神。正如英国美学家斯马特所言：“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奔逃，即使在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6]
家珍是一个在时代的交轨挣扎的女性。她幼时曾受过新式教育，但讽刺的是她最终没有自觉地去选择逃脱封建意识的束缚，接受了家长式的安排，嫁给了地主福贵。福贵对于此类婚姻的安排，曾作出如下描述：“有钱人嫁给有钱人，就是把钱堆起来，钱在钱上面哗哗地流。”[7]但由于作者对家珍与福贵的婚姻生活寥寥数笔带过，相较于福贵丰富的心理意识的流动，家阵的心理描写鲜少可见。显然，作者没有赋予女性更多的诉说机会与权力，不得不为读者留下诸多疑惑——家珍在这段婚姻中是否感受过爱情？她对于自己感情有没有主动权？也许，家珍也曾有过自由恋爱的向往，但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意识使她安于成为一个贤妻良母，甚至可以不带任何条件地接受男性的错误，甘于牺牲自我。但令读者动容的是，家珍并非麻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她内心的意识流动虽没有贯穿全书，但关键时刻她对于选择的坚持、对命运的呼喊、对人性善良之光的坚持，正是暗流涌动中对命运充满力量的抗争，是带着“活着”意识的抗争。当福贵输光家产之后，家珍被父亲接回娘家，被迫离开了福贵。但当儿子有庆出生之后，她不顾艰辛，反抗父亲的权威，离开稍显富裕的娘家生活，独自带着有庆回到福贵身边，毅然决然地选择和他继续过着清苦的日子。这份坚持与执着，为全书冰冷的苦难书写带去一思情感的暖意，不论家珍是出于对福贵的爱、对家庭的留恋，还是出于对自己贤妻良母身份的认可，家珍此举都可以看出对自我的认可和自身价值的肯定，是对封建家长制和权威的抗争，也是对命运安排无声地抵抗。
家珍在有庆死后的表现更令读者动容。县长春生来看望家珍和福贵，还带了200元作为补偿。在那时，两百块已属巨款。可是家珍不但毫不留情，反而怒骂福贵：“你儿子就值两百块？”[8]她的愤怒使她完全出离于贤良淑德的形象。后来春生又来了两次，她都没有让春生进门。在家珍的心里，县长的地位和200块钱是无法和有庆相比的在经历丧子之痛后，她向痛恨之人发出强烈的愤怒声。家珍作为一个女性不再隐忍敢于发声，在男权与命运面前，她为自己的痛苦寻找一个发泄的突破口，对权威的抗争可见一斑。但后来，当春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而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向他们来做最终的告别。在生死面前，家珍内心的温情和善良让她嘱咐春生：“春生，你要活着。”“你还欠了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还吧。”[9]此时，家珍正以自身的善良、德性、高尚对抗生命的不公，这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10]，作者借此逐渐把女性的抗争精神升华至新的高度。
在余华的另一部小说《兄弟》中，也描述了女性对于命运的抗争。李兰的一生就是在抗争中度过的。她的一生是丈夫偷窥淹死的不幸，到与宋凡平结婚的幸运，再到宋凡平被批斗至死的不幸。她在不幸的时候没有轻生，而是为了儿子李光头活着。家珍的“活着”亦是如此，“活着”本身就是对于命运的抗争。同样的，在有庆和凤霞去世之后，家珍失去了活着的动力和希望，不久也去世了。家珍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她把爱给了丈夫和孩子，自己却独自默默地忍受生活的艰难困苦，然后无声地反击。
《活着》中探讨了对生的超越、对死的抗争，福贵、家珍等一家人的生命历程即体现了生存的哲学意蕴。难得的是，家珍、凤霞等女性人物虽然在全书中泼墨不多，但透过她们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等身份所展现出来的生活状态，便可从侧影中透视余华笔下的女性形象与女性在与生活抗争的过程中的坚贞与隐忍、善良与执着、所做出的牺牲以及付出的代价，她们早已将自己与家庭、社会、时代融在一起。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
[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3]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
[4]林华瑜：《暗夜里的蹈冰者——余华小说的女性形象解读》，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
[5]陈思和，张新颖，王光东：《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
[6]余华：《兄弟》，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
注 释
[1]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2]同上，第67页
[3]同上，第17页
[4]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11页
[5]余华：《活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页
[6]（英）斯马特：《悲剧》，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06页
[7]余华：《活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7页
[8]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33页
[9]同上，第156页
[10]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132页
（作者单位：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