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年，来广州、福建等口岸经商的西方国家，已有十几个之多。尤其广州城内，外商云集。由于这些西方商人需要长时间在中国照看生意，他们来时常常带着家眷。
　　此时到中国来的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方女性，个个天足，穿着暴露，举止随便，还处处受到男人的尊重。这对封闭保守，一贯轻视女性的广州官民是个极大的扰动。常常是，每当“招摇”的外国女人随着人流下船或逛街时，会引来好奇的中国男人蜂拥围观，还引起裹着小脚的中国女人的惊讶与掩目。英国人亨特在《番鬼在广州》一书中就提到广州百姓见到西方女性时的表现：“到九点半钟，我们陪妇女们到外面街上去参观街道。这时商店都已关门休息了，但是几个过路的中国人见了她们，忽喊起来：‘番鬼婆！’ 于是每一家的大门立时打开，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完全被包围。”
　　这些西方女人们更吓坏了封建礼教的地方官员。一直在为西方殖民者来华贸易量逐年加大，大量白银外流，但又无法控制而焦虑的他们，突然发现这些行为“放荡”的西方女人，对本朝国体和本地风化的冲击更是不可估量。
　　他们把伤风败俗和侵略的责任，开始向这些来华的女眷身上转嫁。认为如果不允许西方商人们带女眷，这些商人在中国就会不安心，会很快离开中国，也会减少中国的白银外流，对中国固有的封建伦理秩序也就不会造成影响。
　　1745年（乾隆十年），广州地方官员连续写奏折上报清廷，力陈利害。乾隆对此与地方官员认识是一致的。在乾隆的默许下，各地相继有了规定，对西方女眷来本地居住进行干预和制止。乾隆曾强调：“嗣后有夷船到澳，先令委员查明有无妇女在船，有则立将妇女先行就澳寓居，方准船只入口。”
　　1840年鸦片战争后，这一禁令才被取消。《南京条约》谈判时，英方代表在他们单方面拟定的条款草案中，明确写明准许英国人带女眷来华居住。他还解释说：“在中国有了家室，英国商人才能安心做生意，也就可以给你们中国缴更多的税。”这时清政府已被英国人打得一败涂地，也不敢再坚持这一执行了近百年的荒唐禁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