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获自由的主体:存在主义视角下对《筋疲力尽的女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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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筋疲力尽的女人》是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部中篇小说,她以日记体的形式真实而细腻地记录了夫妻之间出现第三人之后妻子的心路历程,这饱含波伏瓦对于女人的存在价值的关注和期待。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就阻碍莫尼克走向觉醒的三个路障他者、自欺、处境进行分析。而她对这三个困难的克服却也体现出女性作为一个“自在的客体”、一个困守在内在性中的人对重获作为“自为的存在”本应该就有的权利的追求。
  一、主体与他者:被他人塑造的女人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认为,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是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主体”和“物”“我”和“别人”也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他们是相互关联的。他者是相对于自我的另一个自为,把他者规定为对象,必须同时承认他者的主体地位。在《第二性》中,波伏瓦用大写的“Other”一词专指女性,因为女人在男权社会中长大,成为“他者”就是女人的命运她既不对世界采取积极的姿态,也不对世界采取消极的态度,她不从事她能够从事的活动,也没有意识到她的个性,只要成为一个物就好了。这一点在莫尼克身上得到了体现,女人天然的“他者”的身份是莫尼克选择屈从的原因。
  莫尼克在莫里斯出轨后的第一反应不是去问莫里斯做了什么,而是责问自己:“我做了什么,使得他不爱我了?”她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要什么,永远在追问“他要什么”。她打扫房间、花一整天来收拾衣橱、计划给莫里斯买袜子……她不断地猜测莫里斯的需求,努力让自己成为让他回心转意的存在。就这样,莫尼克彻底以别人存在而定义着自我,正如伊莎贝尔对莫尼克所说的:“因为你是为别人而活着,你当然非常需要别人。”
  对波伏瓦来说,这种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女人从来没有将自我确定为主体的结果。女人永远在接受男人肯给她们的东西,女人永远在被动地接受,而从来没有主动要求过。所以,莫尼克的悲剧或者说女人的悲剧在于她的非本质、非主体的处境,她永远在一个“他者”的位置上。
  事实上,选择成为他者的内在心理机制其实是自欺。萨特认为,自欺有两种类型,一是使自己完全成为一个“自在”,也就是成为一个物,物没有必要选择自己的行动,无所谓自由不自由;而第二种类型就是让自己完全充当一个“为他人的存在”,因为完全按照别人要求的样子安排自己的生活,自己就不用承担自由选择的责任了。女性天然地是一个“自在”的物,永远在自为的男性的压制下、家庭的困守中存在。为了逃避自由所带来的重负,人,尤其是女人往往会选择自欺,这就涉及自由与自欺之间的关联。
  二、自欺:逃避自由带来的重负
  “自由”是存在主义的一个关键词。萨特认为,人的自由是生来就有的,但是正因为如此,也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为人的行为提供一个价值上的判断,人就无法将责任推卸出去,他必须因为“自由”而为自己的一切选择负责。萨特说:“我们命定是自由的,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我们被抛进自由,或者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是‘被遗弃的’。”正因如此,自由往往背负责任所带来的焦虑和苦恼,为了逃避这种苦恼,主体会选择自欺。
  自欺区别于谎言,它引起的是一种意识上的统一。在波伏瓦看来,自欺在女性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女人们常常相信她们的命运是既定的,无法做出另外的选择。当莫里斯出轨的事情发生时,莫尼克陷入了悲伤,为了缓解这种情绪,她常对自己说,“一个男人在结婚二十二年以后想有个外遇,也算正常。如果我不接受反倒不正常了”。她相信,只要自己视若无睹,这件事情就会自动消失在她的生活中。很显然,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莫里斯和努艾丽的感情日渐浓厚,使她嫉妒难忍。为了逃避这种情绪,莫尼克又会调出过去的回忆继续麻痹自己,她陷入了“欺骗—痛苦—继续欺骗”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中。其实,这正是她不敢做出选择,害怕背负“选择”所带来的责任。波伏瓦想说明的是,只要去行动,无论结果的好坏,生活都会继续进行,否则只能在旋涡中停滞不前。借吕西安娜之口,她告诉身在旋涡中的女人:“未来才是重要的。”而按照波伏娃的观点,女性是客观世界中的一个部分,女性是他者,是自在的存在,没有获得主体的自由。但是,女性又是特殊的,因为女性首先是“人”,她也有行动的可能。从内在心理上看,要从根本上实现女性的自由,必须将女性重新确立为自为的存在,将她与生俱来的自由的能力还给她。而自由意味着行动,如果不去行动就永远不能去向未来。但从外部环境上看,人有时会感到自由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这就是萨特提出的处境的问题。对女性来说,她们的处境就是家庭。
  三、处境:无法逃脱的家庭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认为,处境是限制自由的依据,波伏娃受到萨特的启发,对女性的处境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从生理(身体)、历史、家庭的角度重新归纳女人身处的环境。波伏娃将女性所处的“位置”总结为女人的家庭,这个家庭包括父母的家庭和丈夫的家庭。在两个家庭之间辗转的女人,她的位置、面对的对象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没有变化的是她的依附性和内在性。
  很顯然,莫尼克就是波伏瓦塑造出来剖析女性深陷家庭中,无法超越自身内在性这一观点的经典角色。莫尼克的所有价值,都跟她唯一拥有的家庭相关。莫尼克的存在也依托于对女儿和莫里斯的照顾,以维持平衡的现状,她自己是不去工作的,她曾经自我审视道:“我根本不想找工作的主要一个原因是,我不喜欢在别人需要我的时候,我因工作而脱不开身。”在面对家庭的变故时,莫尼克仍然会在家事劳动中找寻稳定的安全感:“看着壁橱里的衣物整理得井井有条,我心里很安慰……一沓沓的手帕、短袜、毛衣,我感觉未来不可能辜负我。”女人心甘情愿地困守在家庭中寻求安稳。
  而在嫁给莫里斯之前,莫尼克同样是作为一个“女儿”而存在的,在文中有一处细节可以体现出来。莫尼克在被伊莎贝尔劝告去接受努艾丽时说道:“她劝我要尊重莫里斯的自由。我不得不放弃了我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理念。”显而易见,在未成家的时候,莫尼克所有的理念都是父亲给她的。莫尼克在少女时作为“女儿”从属于父亲,在成为已婚妇女时作为“妻子”从属于丈夫。而这种从属关系坚不可摧的原因就是莫尼克始终在家庭中存在。在“家”这个封闭的环境中,女人可以找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稳定的身份也给女人一种持久和连续的安全感,“家人”成为女人“究竟是谁”的唯一的回答。
  然而,作为“妻子”“母亲”的莫尼克试图建立的永恒、连续的家庭环境与男性的意识不可调和,这直接导致了她内心世界的坍塌。在日记中,莫里斯和莫尼克爆发了一次严重的争吵,莫里斯指责莫尼克的说辞是:“可是当我希望有所改变的时候,你竭尽全力阻止了我。”“就是因为你,克莱特才会那么愚蠢地嫁人;也是为了躲开你,吕西安娜才远走高飞。”为什么莫里斯会这样说呢?因为莫尼克的存在阻止了男人追求自由的天性。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男人结婚是为了安居在内在性中,而不是为了被关闭在里面;他要一个家,但是能自由逃离它;他定居下来,但往往他在心里仍然是一个流浪者……孩子们比丈夫更希望超越家庭的界限。”女人试图建立的稳固的宇宙对丈夫和孩子来说只是一个既定的环境,是可超越的,但是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人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终身致力的活动只能营造一种短暂的环境,于是矛盾就产生于两个主体之间对“控制—超越”意图的不可调和之中。
  在女性的处境里,她始终被确定在家庭之中而终止了生存的其他扩展,因为女人在家庭内部所做的事务从不是作用于集体生产的,也从不面向未来。女性只在家庭事务隶属中得到存在的理由,因此她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附属品、寄生虫。对波伏瓦而言,女性这个自在存在的“物”寻求解放的方法就是走出家庭,通过工作跨越与男性隔开距离。如果女性不再是寄生者,她所依附的体系就会随之崩溃,女性便会重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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