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是一位重要的中国先锋文学作家。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述着对现实世界中人及人命运的思考、怀疑、迷惑等，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笔者将从作品和创造者角度切入，通过叙事文本语言、叙事功能、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四个方面对余华先锋小说的叙事策略进行分析，归纳余华先锋小说的叙事特色。
　　一、余华的写作背景
　　余华是一位对传统最具颠覆性的作家，他于1960年出生在杭州，父母都是牙医，自己也曾当过五年的牙医，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他的文学灵感与故乡和童年记忆是密不可分的。他从小就感觉在家里有一种压抑和困闷，内心渴望自由。从事文学创作后，他就把这种压抑融入了作品中，他把人性之恶，即冷酷、残忍和暴力构成了他前期小说的全部内涵，后期的作品则转向苦难和死亡。他总是可以用一种潇洒的笔调轻松地勾勒出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残酷的状态。后面的分析中笔者将从余华叙事特色中来表现余华小说的复杂性。
　　二、余华作品的叙事分析
　　（一）叙事文本语言
　　以隐喻、换喻相交织的文本语言构成余华先锋小说独特的文本结构。隐喻是指进行隐藏的比较的一种修辞手段。隐喻又称暗喻，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把未知的东西变换为已知的术语进行传播的方式;换喻指反映两类现实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关系的比喻，这种相关在人们心中经常出现而固定化，因而可以用指称甲类现象的词去指称乙类现象。
　　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换喻与隐喻手法相结合，以换喻构建故事的可续性，以反复的隐喻构成主题性象征，且在行文中换喻和隐喻不断交织、密不可分。正因余华先锋小说中大量地运用换喻的手法来展开情节，比起其他先锋派或现代主义作品具有更高的可理解性。而使用大量隐喻和象征，则使文章意指的模糊性和阐释的多样性大大增加。
　　在《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开头这种特征就尤为明显，起笔从“我”走在马路上到“我”的下巴，最后到“我”走在路上一天的行程。这明显是基于“邻近”的水平方向上的换喻描写，叙述的基本线索是沿着换喻的轴线发展的。而马路贴在海浪上，我像一条船，无穷无尽的山和云暗示这个社会无穷无尽的人和事，都是明显的隐喻，叙述的语言是沿着“选择”与“替换”的垂直线条移动的。
　　纵聚合式的换喻和隐喻的大量使用，使文本蕴含了丰富的隐藏信息，这不是靠读者凭空臆想解读出的，而是作者的叙事文本语言结构造成的。每一个纵聚合式的换喻和隐喻背后都暗含着其所对应的喻指。正如海明威“冰山理论”中倡导的简洁风格并不是剔除文本的象征和比喻性内涵，而是适当省略的叙事技巧。
　　余华小说中的隐喻不仅所占篇幅长，更重要的是在叙事结构上占有重要地位，构成鲜明的主题性象征。“一般来说，当喻指是一个或一些特定精神内容，而不是一个语象时，就成了象征” 。
　　相比主要功能是塑造故事情节的换喻，隐喻在余华先锋小说的叙事文本中有更高地位。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作品不偏重于主线故事的进展和节奏，而是关注叙事本身所带来的审美感受。这不仅是修辞和语言类型上的差异，而是对结构的理解和叙事动机的分野。
　　（二）叙事功能
　　余华先锋小说中体现了对传统叙事类型化模式的颠覆。与强调主人公的塑造和围绕主人公的故事为主的传统叙事文本截然不同，余华先锋小说中人物沦为叙事的陪衬。在余华先锋小说中，很难界定某个人物或事件是否具有功能性，文本中的关键性信息被省略或延宕了，故事的可续性减弱以至难以识别，线索错位或中断，有时直到文本结束也不能确定人物在故事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这样人物的功能性就變得模糊化。例如《世事如烟》中余华用数字来指代人物，在小说内容的描写中作者没有对人物的具体特征或者人物的具体形象进行描述，而正是通过在整个故事中以个体的符号化来抵抗传统叙事的符号性。
　　余华小说中功能性和非功能性事件也是模糊不清的，在故事的末端，作者并没有完全揭露故事发展的因果联系，这使得其中某些事件具有或然性，既可能是影响后文走向的功能性事件，又可能只是预示或追溯了“核心”事件。
　　（三）叙事结构
　　1.对传统叙事结构存在的否定
　　从上述叙事语法中可以看出余华叙事文本的非理性结构，证明了文本实际上并不具有“结构”，用巴尔特的话说，它只是“断裂和被擦抹的网络”。如果说传统叙事文本力图编织一个稳定性的故事结构，余华先锋小说的叙事就是在打破这种稳定性。例如，余华的小说不只是将“断开”作为一种讲述技巧，他的叙事文本中的“断开”常常意味着空白和遗忘，如果其后揭示了信息指涉，就构成了“延宕”。如果直到最后也不将悬念揭露给读者，当信息的暂时抑止随之转化为永恒抑止，造成“阐释空缺”，文中的象征符码就发生了变化，就威胁到文化意义的稳定性。余华经常将他小说中的日期、人名、事件打乱和错位，打破叙事结构的稳定性。
　　2.不断恶化的叙事循环
　　余华小说恶化中包含的改善非常之少，这里的恶化不是指故事情节的恶化，而是叙事循环的恶化。传统小说讲求故事情节的波折和戏剧性，常会有“绝处逢生”“乐极生悲”等重要的情节转折点。但余华先锋小说中事件的恶化与改善明显是失衡的，比起对故事戏剧性的营造，作者更注重展示人物的生存状态和世事的无规律，力求展现人类真实的生存图景。
　　例如《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从开始在寻找旅店，文本中用大量的笔墨刻画“我”对寻找旅店的渴望，但直到文本结束“我”仍然没有找到旅店。文本缺少高潮，叙事循环一直恶化，显然打破了传统 “平衡—非平衡—平衡”的健康叙事循环。
　　（四）叙事时间
　　1. “无时性”与时间倒错
　　在许多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作品中，时间是非线性的，很难找到确切的时间标志来判断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时间跨度。余华小说的诠释空间和文本复杂的强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叙事时间的把控。余华小说最具有先锋性特征的就是叙事的无时性。例如 “窗外滴着春天最初的眼泪，7卧床不起已经几日了……她第一次感到应该将丈夫从那几个精神饱满的中医手中取回，然后去交给苍白的算命先生……” 　　时间在叙事中被打碎了。从这段文本开头我们可以确定故事开始的时间是初春某个雨天，然后倒叙将时间拉到7刚病倒时，而从街道出现后，叙事视角转变，从第一视角的7的旁观者视角转到了叙述者的全知视角。在这里“时间倒错”表现为倒叙中的预叙，其中预示了每个人的命运和结局，表述最清晰的就是4的死亡以及伴随她死亡的重要象征——岸边粉红色桃花和江水中的弦乐声。而且4的死亡相关意象又和后文一起构成了“重复预叙”，作者通过桃花、江水、少女等意象在文本中不断暗示4的命运结局。
　　接生婆的话正接对7诡异面目描写的下文，这句话就具有了双重意味，通过7的妻子听到对话的方式实际展现了7的妻子的心声。照应了前文，一开始7的妻子打算将7送到算命先生处的动机在此处才揭示，初始悬念到此终结。
　　而这一部分的叙事除了开头7卧床几日的模糊表述，作者没有提供有关时间倒错的信息，文中没有任何可以供读者把握的时间刻度，7的妻子的思索，7所听的梦语和古怪音，7对街上虚幻的想象和叙述者的预叙，到最后的对话，第一、第二故事时间层之间不断交叠和彼此打断，中国传统小说叙事力求无痕，“按下不表”等即是为读者能简单明了地理解故事。而余华在这里不断地闪回和进行叙事视角和叙事聚焦的转换，使得叙事呈现出一种颠倒错乱的时空结构，即使是我在前面所分析的方向、幅度、距离，也是一种推测的模糊性极强的时间臆测。
　　2.对重复叙事的迷恋
　　余华对重复叙事的沉醉在《一九八六年》中表现也尤为明显：
　　“那人一瘸一拐地走进了这座小镇。
　　那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小镇的。
　　那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小镇。”
　　这是余华小说中重复叙事中转变了叙事意味的一个典型例子，余华的重复叙事与“祥林嫂”类的重复不同，鲁迅通过祥林嫂的讲述反映听者情感的变化，而祥林嫂的讲述本身是没有变化和叙事意味的。
　　而上文三次叙述疯子走进小镇的偏重不同，第一次是提供疯子来到小镇的信息，作用是在故事情节上的推进，并且强调了疯子身体上的残疾，这也是他精神残疾的象征和伏笔;第二次强调疯子走进小镇的叙事时间，以季节的轮转和时代的更迭为“这个时候”做注脚，疯子是在新时代初临之际来到了镇上;第三次转换了叙事视角，从之前的全知叙述者转换到第一人称叙述者，可能这句话本身对叙事视角的转换不甚清晰，但其后紧接“他看到前面有一个人躺着……”动词谓语的变化标志着叙事转化。这三次重复看似没有大的变化，但叙事意味却不同。
　　余華认为《现实一种》集中的作品是“从噩梦出发抵达梦魇的叙述”。菜刀在人物的动作中（实际上是人物的心理想象中）反复出现，代表人物对暴力和死亡的纠结情愫与沉重的心理阴影。暴力死亡使他的精神和心灵已经异化，而新时代飞快地抛弃了过往恶行的受害者。他研究酷刑的探索思维已经变异成了将一切酷刑现实化、革命化、体验化。
　　三、结语
　　余华先锋小说从多方面运用了先锋派的叙事技巧和实验性的叙事策略展现人性的真实，反抗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小说把对人性的剖析及人的生存状态描写得淋漓尽致。余华先锋小说以平民发生的故事情节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具有一定的通俗性。为避免受到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压迫和威胁，又有意识地增加了文本的隐喻性和掩饰性成分，其间种种共同构成余华先锋小说的叙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