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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同行中的专家
现代企业经营里面，有所谓多角化、综合化以及专业化的经营方法，一般而言，多角化不如想办法实行专业化。当然，多角化、综合化也有其优点，但专业化总是比较容易获得具体的成果。也就是说，各个企业在自己所能够拥有的经营、技术、资金等力量的范围内去经营时，要想最有效地活用这些力量，必是集中使用比分散力量更能够产生巨大的效果。企业经常处于激烈的竞争中，如果将拥有的力量分散于好几项事业中，在各种事业里都出类拔萃，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拥有相当的实力。但是，只要将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种事业上，即使没有特殊的经营能力，也应当会比其他的公司容易成功。事实上在当今社会里，即使是小型企业，只要能专精于某一事业领域，它所得到的成就，决不会比大型企业集团差。很多公司以一种产品而称霸世界，就是最实际的例证。
晋商经商很重视掌握商品性能，练成绝活，成为行家里手，从而为商业活动带来利益。如山西文水人基本垄断了清后期北京的干鲜果行，其中有位晋商岳昆湖，人称鉴糖一把手。
岳昆湖在年轻时候就到前门大栅栏一带当了干鲜果店的小伙计。他从长期的经营活动中掌握了一种鉴别糖的绝活。只要你打开包装让岳昆湖看看货，抓一点在嘴边尝一尝，他就可以告诉你这是哪里出产的糖，含糖量有多少，可算哪个商品等级，应该定个什么价。由于岳昆湖有这样一手绝活，所以，和他做买卖的人都不敢捣鬼，他的名声在糖业交易领域越来越大。北京的糕点业主都争相找他进货，而南方产糖区的货主也十分信任岳昆湖，愿意把糖批发给他。这样，岳昆湖双手托两家，业务越来越大，一度几乎垄断了北京的糖业生意，成了北京干鲜果行的著名人物。
太原老鼠窟元宵成名的故事，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
老鼠窟元宵店的正式名称该叫恒义诚元宵店，由于它地处太原钟楼街老鼠窟巷口而被人称之为老鼠窟元宵店。该店的创始人姓申名友，乳名三货，是太原松庄村人。
他从18岁起，就开始在钟楼街等地设摊滚元宵。申三货制作元宵很认真，而且不断琢磨、改进工艺。他听说西安元宵滚得好，有特色，便亲自赴西安取经，回来后，他把精力集中在研究配制鲜美的元宵馅上，终于熟练地掌握了制作香甜可口、风味与众不同的元宵的技术，吸引了大量食客，闯出了老鼠窟元宵的牌子。
申三货的元宵在太原打响了，但他自己并不满足。为保持自己产品的质量和特殊风味，申三货每天都要亲自选料、浸米、配馅、滚元宵。后来生意做大了，一个人干不过来，他就动员全家人一起动手，但每道工序他都要亲自检点，绝不许有半点马虎。凡是他认为哪道工序或配料不合格时，都要动手返工，不达到标准不罢手。
民国20年，老鼠窟巷口的恒义诚肉铺倒闭，拍卖三间铺面，申三货乘机把它买了下来，挂出恒义诚元宵店的牌子。生意做大了，本钱更多了，他便将自己挣来的一部分钱底垫给晋祠花塔村的村民，让他们种植江米，并与之订立了长期供货的合同。这样，申三货做的元宵，不仅馅子好，皮儿也挺软和，他的元宵店名声就更大了。
申三货经常教育家里人：“若要富，开久铺。”而要“开久铺”就必须有稳定的质量；质量要保证，就必须有过硬的技术。因此，同行们都承认，“申三货是凭技术赢人的”。
借它山之石
榆次常家以商茶起家，在其宅院的旧书房院内东碑廊檐下，曾挂有一匾额，上刻“它山之石”四字。常家世代书香，能书善写之士代有传人，此匾的本意当指廊壁上镶嵌的清代书法家杜大统的书法刻石，擅长书法的主人欲吸收其书艺之长而提高自己。但我们不妨引申其意，常氏以儒从商，其商业活动无不渗透着儒家的学养根底和精神内涵。以茶叶而论，由于气候条件的制约，山西境内不产茶叶，但常家与俄国的贸易却以茶叶为大宗，借南省的物产而发财，这不正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文化颖悟吗！
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至光绪初，常家先后在中俄边界的恰克图设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等以经营茶叶生意为主的商号，构成了以张家口大德玉为总号，其他四个商号联袂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格局，独慎玉还在莫斯科直接设立分店。在常家的影响下，三晋各大商贾以敏锐的市场眼光洞悉俄民“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争相效仿，一时，著名茶商发展到100余家，垄断了恰克图的对俄贸易。与常家比肩而立的大商庄——太谷曹家的锦泰恒，也在莫斯科设有分号；此外还有祁太合办的大盛魁、榆次的恒隆光、祁县乔家的大德兴等（大德兴专门从事采购、制作、运销，不直接时外贸易）。
晋中商人利用“它山之石”获取了可观的巨额利润。资料记载：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恰克图的茶叶外贸，年均8万箱（每箱重约100磅）；到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年均达到12万箱，“较一个世纪以前恰克图条约签订初期的贸易额（1万卢布），增加了1000多万倍”。对俄的茶叶贸易，形成了山西商帮的一支劲旅，雄踞全国之首，成为晋商对外贸易最辉煌的一例。
此外，介休范氏的日铜外贸也另具特色。范氏为清代皇商，是明末“市易边城”操纵张家口贸易的晋商八大家之一。清廷入关定鼎之后，铸造钱币需从日本进口大量铜锭，范氏觉得有利可图，遂以“减价交售，报效国家”之请，由清政府批准，于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两次包办进口日铜的生意，“浩浩荡荡的皇商‘船帮’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往来于中日之间，以中国的生丝、绸缎、茶叶、杂货等土特产品，从日本长崎换回日铜”，“购铜数量年达六七百万斤巨额”。去货之利以一比五，回货之利以一比十，“故铜商之富豪，甲于南中”。这一“它山之石”的利润也足可观。
再举太谷的夏布庄为例。清末太谷城内有名的三家商号为锦全昌、万聚恒、元生利，资本都在两万两以上。他们由四川的隆昌、荣昌地区采购夏布（彼地盛产苎麻，家家手工织夏布），再以上海为基地，直接与朝鲜、西欧行商做生意。太谷曹家则直接在莫斯科设号，由河南鲁山采购曲绸，运抵张家口打包，然后贴上曹氏商号的货品标签，运往莫斯科经销。
受区域性自然生态的制约，一个地域的资源、物产总是有限的。然而在商贸领域，晋中商人却具有变有限为无限的战略思想，有效地利用外地资源，广开财路，把赚钱的视野扩大到全国，扩大到海外，树起了一面个性化的商贸旗帜。
稳中求进
《周易》称：“惧以终始，其要无咎。”就是说，人们办事自始至终都要谨慎小心，才能不犯错误。有人认为，稳健谨慎是胆小怕事、保守畏缩，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稳健是积极进取的一种方式，凡办大事成大业者必须具备的素质，谨慎稳健不是优柔寡断、裹足不前，而是深思熟虑，作好充分的准备，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李嘉诚作为一代华人企业家，他深思熟虑，以诚经商，从不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在华人企业整体规模不大的现状下，他都没有大起大落，这与他做人低调的作风有关，也与他深谋远虑、稳中求进的管理理念有关。稳健之于晋商，既是成功宝典，也是一种精神品质。他们不愿像赌徒那样孤注一掷，要么发大财，要么破产。如晋商对待放款（即业务交往）的商号，都要详细调查对方的资金、人员、业务状况后，才建立相与关系，在未了解之前是绝不建立业务关系的。晋商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竭尽一切力量防止疏漏，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做决不是保守短浅，而是使精神得到最大程度的振作，其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扬。
山西票号，作为中国银行业的先导，诞生于鸦片战争前夕的19世纪20年代之初，衰落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千古变局风云激荡时代，它竟能生存发展，特别是在咸丰十年（1860年）到光绪二十二年（1900年）时处于黄金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晋商稳中求进创造的奇迹。这个时期，太平天国革命使得南方各省不能按照向例，由陆路向北京解运京饷，清政府中央财政顿时受到了威胁。随着战区的蔓延，这种威胁越来越严重，客观现实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对京饷采取新的解决方法，即暂时允许各省督抚将京饷通过汇兑来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山西票商抢抓机遇，步步为营，次第扮演了六个方面的角色：先是充当清政府捐纳军饷的办事机构；然后是汇兑公款，为户部解缴税收；再就是借垫京、协各饷，解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急；最后票号成了代理部分有关的财政金库；还承办“四国借款”，还本付息；认购和推销“昭信股票”。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山西票商的稳中求进，其发展不仅表现在家数增多、机构扩大上，而且成为清王朝的财政支柱。
应变图存
顺应时代的变迁，拟定新的计划与策略，是企业应变图存的法宝。正确的经营理念，是适合任何时代的。而为了应付实际经营状况，根据经营理念所拟定的计划和政策，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应时代的转变而改变。社会不停地改变、进化。企业的发展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而且更要有远见，来领导社会的进步。
清代的山西商人如，渠本翘，就是一位有应变图存理念的晋商。
渠本翘，字楚南，山西祁县人，清同治元年（1862年）生，民国8年（1919年）卒。初读私塾，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十八年（1892年）成进士。曾任过内阁中书，又东渡日本以清外交部司员任驻横滨领事。宣统二年（1910年）任曲礼院直学士。渠本翘当家主持渠氏商号后，所作所为与其父渠源祯大相径庭。他不仅投资开办近代企业，而且亲自出任经理。可以说，他是山西最早的民族资本家之一。
光绪十八年（1892年），山西当局创办了一座火柴局，生产近代火柴。由于火柴局封建衙门气很浓，产品质量又次，所以销路欠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火柴局由山西商务局接办，更名为“晋升火柴公司”，营业仍然欠佳。次年，渠本翘以5000银两把这座火柴公司接办过来，他又拉同乡乔雨亭入伙，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官办工业从此转变为民族工业。双福火柴公司在渠、乔二人的苦心经营下，很快扭亏为盈。到民国初年，公司资产总值积累达20万银元。渠、乔两人分红利近40万银元。后来，双福火柴公司受外国资本侵入的压迫，又受国内战事和晋钞贬值的影响，生产和销售陷入困境，最后被阎锡山的官僚资本侵吞。但渠本翘开创山西民族资本工业先河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
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西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这一运动是山西人民反对清政府出卖山西平定等地煤铁矿权，要求自己办矿的群众运动。渠本翘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领导者。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山西当局与英福公司进行了谈判，议定山西交赎矿银275万两收回平定等地煤铁矿权。渠本翘为了尽快收回这一矿权，亲自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了第一期的赎矿银150万两，迫使英福公司如期交出了在山西平定等地的煤铁采矿权。同时，渠本翘还与各界人士积极筹办了山西保晋矿务有限公司，自己开采煤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保晋矿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渠本翘被推举为公司首任总经理。从此，山西有了私人资本机器采煤业。可惜的是，后来由于山西当局截留了渠本翘当年向各票号预借赎矿银的抵押——地亩捐，迫使渠本翘把保晋矿务有限公司吸收到的一些资本挪借归还了原借票号之银，造成了保晋矿务有限公司资金短缺的局面，使渠本翘经营山西煤炭业的宏伟计划无法实现。最后，他只好辞去公司总经理之职。
此外，渠本翘在票号改革方面，也是很有见识和眼光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银市动摇。山西蔚丰厚票庄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与渠本翘交好，两人在票号改革上意见相投，于是共同议定了改革山西票号、筹办山西汇业银行的方案。渠本翘还亲赴平遥总号，陈述改组山西票号的意见。但由于总号主持人目光短浅，反诬李宏龄等借机排挤总号主持人，另有个人企图，以致李宏龄和渠本翘的票号改革计划成为泡影。
（责编 岩春）
现代企业经营里面，有所谓多角化、综合化以及专业化的经营方法，一般而言，多角化不如想办法实行专业化。当然，多角化、综合化也有其优点，但专业化总是比较容易获得具体的成果。也就是说，各个企业在自己所能够拥有的经营、技术、资金等力量的范围内去经营时，要想最有效地活用这些力量，必是集中使用比分散力量更能够产生巨大的效果。企业经常处于激烈的竞争中，如果将拥有的力量分散于好几项事业中，在各种事业里都出类拔萃，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拥有相当的实力。但是，只要将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种事业上，即使没有特殊的经营能力，也应当会比其他的公司容易成功。事实上在当今社会里，即使是小型企业，只要能专精于某一事业领域，它所得到的成就，决不会比大型企业集团差。很多公司以一种产品而称霸世界，就是最实际的例证。
晋商经商很重视掌握商品性能，练成绝活，成为行家里手，从而为商业活动带来利益。如山西文水人基本垄断了清后期北京的干鲜果行，其中有位晋商岳昆湖，人称鉴糖一把手。
岳昆湖在年轻时候就到前门大栅栏一带当了干鲜果店的小伙计。他从长期的经营活动中掌握了一种鉴别糖的绝活。只要你打开包装让岳昆湖看看货，抓一点在嘴边尝一尝，他就可以告诉你这是哪里出产的糖，含糖量有多少，可算哪个商品等级，应该定个什么价。由于岳昆湖有这样一手绝活，所以，和他做买卖的人都不敢捣鬼，他的名声在糖业交易领域越来越大。北京的糕点业主都争相找他进货，而南方产糖区的货主也十分信任岳昆湖，愿意把糖批发给他。这样，岳昆湖双手托两家，业务越来越大，一度几乎垄断了北京的糖业生意，成了北京干鲜果行的著名人物。
太原老鼠窟元宵成名的故事，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
老鼠窟元宵店的正式名称该叫恒义诚元宵店，由于它地处太原钟楼街老鼠窟巷口而被人称之为老鼠窟元宵店。该店的创始人姓申名友，乳名三货，是太原松庄村人。
他从18岁起，就开始在钟楼街等地设摊滚元宵。申三货制作元宵很认真，而且不断琢磨、改进工艺。他听说西安元宵滚得好，有特色，便亲自赴西安取经，回来后，他把精力集中在研究配制鲜美的元宵馅上，终于熟练地掌握了制作香甜可口、风味与众不同的元宵的技术，吸引了大量食客，闯出了老鼠窟元宵的牌子。
申三货的元宵在太原打响了，但他自己并不满足。为保持自己产品的质量和特殊风味，申三货每天都要亲自选料、浸米、配馅、滚元宵。后来生意做大了，一个人干不过来，他就动员全家人一起动手，但每道工序他都要亲自检点，绝不许有半点马虎。凡是他认为哪道工序或配料不合格时，都要动手返工，不达到标准不罢手。
民国20年，老鼠窟巷口的恒义诚肉铺倒闭，拍卖三间铺面，申三货乘机把它买了下来，挂出恒义诚元宵店的牌子。生意做大了，本钱更多了，他便将自己挣来的一部分钱底垫给晋祠花塔村的村民，让他们种植江米，并与之订立了长期供货的合同。这样，申三货做的元宵，不仅馅子好，皮儿也挺软和，他的元宵店名声就更大了。
申三货经常教育家里人：“若要富，开久铺。”而要“开久铺”就必须有稳定的质量；质量要保证，就必须有过硬的技术。因此，同行们都承认，“申三货是凭技术赢人的”。
借它山之石
榆次常家以商茶起家，在其宅院的旧书房院内东碑廊檐下，曾挂有一匾额，上刻“它山之石”四字。常家世代书香，能书善写之士代有传人，此匾的本意当指廊壁上镶嵌的清代书法家杜大统的书法刻石，擅长书法的主人欲吸收其书艺之长而提高自己。但我们不妨引申其意，常氏以儒从商，其商业活动无不渗透着儒家的学养根底和精神内涵。以茶叶而论，由于气候条件的制约，山西境内不产茶叶，但常家与俄国的贸易却以茶叶为大宗，借南省的物产而发财，这不正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文化颖悟吗！
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至光绪初，常家先后在中俄边界的恰克图设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等以经营茶叶生意为主的商号，构成了以张家口大德玉为总号，其他四个商号联袂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格局，独慎玉还在莫斯科直接设立分店。在常家的影响下，三晋各大商贾以敏锐的市场眼光洞悉俄民“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争相效仿，一时，著名茶商发展到100余家，垄断了恰克图的对俄贸易。与常家比肩而立的大商庄——太谷曹家的锦泰恒，也在莫斯科设有分号；此外还有祁太合办的大盛魁、榆次的恒隆光、祁县乔家的大德兴等（大德兴专门从事采购、制作、运销，不直接时外贸易）。
晋中商人利用“它山之石”获取了可观的巨额利润。资料记载：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恰克图的茶叶外贸，年均8万箱（每箱重约100磅）；到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年均达到12万箱，“较一个世纪以前恰克图条约签订初期的贸易额（1万卢布），增加了1000多万倍”。对俄的茶叶贸易，形成了山西商帮的一支劲旅，雄踞全国之首，成为晋商对外贸易最辉煌的一例。
此外，介休范氏的日铜外贸也另具特色。范氏为清代皇商，是明末“市易边城”操纵张家口贸易的晋商八大家之一。清廷入关定鼎之后，铸造钱币需从日本进口大量铜锭，范氏觉得有利可图，遂以“减价交售，报效国家”之请，由清政府批准，于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两次包办进口日铜的生意，“浩浩荡荡的皇商‘船帮’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往来于中日之间，以中国的生丝、绸缎、茶叶、杂货等土特产品，从日本长崎换回日铜”，“购铜数量年达六七百万斤巨额”。去货之利以一比五，回货之利以一比十，“故铜商之富豪，甲于南中”。这一“它山之石”的利润也足可观。
再举太谷的夏布庄为例。清末太谷城内有名的三家商号为锦全昌、万聚恒、元生利，资本都在两万两以上。他们由四川的隆昌、荣昌地区采购夏布（彼地盛产苎麻，家家手工织夏布），再以上海为基地，直接与朝鲜、西欧行商做生意。太谷曹家则直接在莫斯科设号，由河南鲁山采购曲绸，运抵张家口打包，然后贴上曹氏商号的货品标签，运往莫斯科经销。
受区域性自然生态的制约，一个地域的资源、物产总是有限的。然而在商贸领域，晋中商人却具有变有限为无限的战略思想，有效地利用外地资源，广开财路，把赚钱的视野扩大到全国，扩大到海外，树起了一面个性化的商贸旗帜。
稳中求进
《周易》称：“惧以终始，其要无咎。”就是说，人们办事自始至终都要谨慎小心，才能不犯错误。有人认为，稳健谨慎是胆小怕事、保守畏缩，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稳健是积极进取的一种方式，凡办大事成大业者必须具备的素质，谨慎稳健不是优柔寡断、裹足不前，而是深思熟虑，作好充分的准备，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李嘉诚作为一代华人企业家，他深思熟虑，以诚经商，从不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在华人企业整体规模不大的现状下，他都没有大起大落，这与他做人低调的作风有关，也与他深谋远虑、稳中求进的管理理念有关。稳健之于晋商，既是成功宝典，也是一种精神品质。他们不愿像赌徒那样孤注一掷，要么发大财，要么破产。如晋商对待放款（即业务交往）的商号，都要详细调查对方的资金、人员、业务状况后，才建立相与关系，在未了解之前是绝不建立业务关系的。晋商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竭尽一切力量防止疏漏，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做决不是保守短浅，而是使精神得到最大程度的振作，其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扬。
山西票号，作为中国银行业的先导，诞生于鸦片战争前夕的19世纪20年代之初，衰落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千古变局风云激荡时代，它竟能生存发展，特别是在咸丰十年（1860年）到光绪二十二年（1900年）时处于黄金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晋商稳中求进创造的奇迹。这个时期，太平天国革命使得南方各省不能按照向例，由陆路向北京解运京饷，清政府中央财政顿时受到了威胁。随着战区的蔓延，这种威胁越来越严重，客观现实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对京饷采取新的解决方法，即暂时允许各省督抚将京饷通过汇兑来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山西票商抢抓机遇，步步为营，次第扮演了六个方面的角色：先是充当清政府捐纳军饷的办事机构；然后是汇兑公款，为户部解缴税收；再就是借垫京、协各饷，解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急；最后票号成了代理部分有关的财政金库；还承办“四国借款”，还本付息；认购和推销“昭信股票”。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山西票商的稳中求进，其发展不仅表现在家数增多、机构扩大上，而且成为清王朝的财政支柱。
应变图存
顺应时代的变迁，拟定新的计划与策略，是企业应变图存的法宝。正确的经营理念，是适合任何时代的。而为了应付实际经营状况，根据经营理念所拟定的计划和政策，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应时代的转变而改变。社会不停地改变、进化。企业的发展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而且更要有远见，来领导社会的进步。
清代的山西商人如，渠本翘，就是一位有应变图存理念的晋商。
渠本翘，字楚南，山西祁县人，清同治元年（1862年）生，民国8年（1919年）卒。初读私塾，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十八年（1892年）成进士。曾任过内阁中书，又东渡日本以清外交部司员任驻横滨领事。宣统二年（1910年）任曲礼院直学士。渠本翘当家主持渠氏商号后，所作所为与其父渠源祯大相径庭。他不仅投资开办近代企业，而且亲自出任经理。可以说，他是山西最早的民族资本家之一。
光绪十八年（1892年），山西当局创办了一座火柴局，生产近代火柴。由于火柴局封建衙门气很浓，产品质量又次，所以销路欠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火柴局由山西商务局接办，更名为“晋升火柴公司”，营业仍然欠佳。次年，渠本翘以5000银两把这座火柴公司接办过来，他又拉同乡乔雨亭入伙，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官办工业从此转变为民族工业。双福火柴公司在渠、乔二人的苦心经营下，很快扭亏为盈。到民国初年，公司资产总值积累达20万银元。渠、乔两人分红利近40万银元。后来，双福火柴公司受外国资本侵入的压迫，又受国内战事和晋钞贬值的影响，生产和销售陷入困境，最后被阎锡山的官僚资本侵吞。但渠本翘开创山西民族资本工业先河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
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西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这一运动是山西人民反对清政府出卖山西平定等地煤铁矿权，要求自己办矿的群众运动。渠本翘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领导者。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山西当局与英福公司进行了谈判，议定山西交赎矿银275万两收回平定等地煤铁矿权。渠本翘为了尽快收回这一矿权，亲自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了第一期的赎矿银150万两，迫使英福公司如期交出了在山西平定等地的煤铁采矿权。同时，渠本翘还与各界人士积极筹办了山西保晋矿务有限公司，自己开采煤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保晋矿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渠本翘被推举为公司首任总经理。从此，山西有了私人资本机器采煤业。可惜的是，后来由于山西当局截留了渠本翘当年向各票号预借赎矿银的抵押——地亩捐，迫使渠本翘把保晋矿务有限公司吸收到的一些资本挪借归还了原借票号之银，造成了保晋矿务有限公司资金短缺的局面，使渠本翘经营山西煤炭业的宏伟计划无法实现。最后，他只好辞去公司总经理之职。
此外，渠本翘在票号改革方面，也是很有见识和眼光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银市动摇。山西蔚丰厚票庄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与渠本翘交好，两人在票号改革上意见相投，于是共同议定了改革山西票号、筹办山西汇业银行的方案。渠本翘还亲赴平遥总号，陈述改组山西票号的意见。但由于总号主持人目光短浅，反诬李宏龄等借机排挤总号主持人，另有个人企图，以致李宏龄和渠本翘的票号改革计划成为泡影。
（责编 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