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时代”，这个颇具黑色幽默的名称并不太常见于公开的报端，这是俄罗斯、中东欧的知识分子私下里指人们日常生活的“面包”超越了人类所有其他目标，成为了唯一追求对象的年代。
　　第一个“面包时代”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沙皇政府一方面在经济上处在追求西方的潮流中，商业功利和享受生活的消费性美学弥漫在上层社会，欲望从潘多拉的魔盒中大量释放出来，王公贵族们夜夜欢歌、极尽奢华，表现出没心没肺的低俗的生活态度。另外，沙皇当局加紧了政治上的钳制，“第三厅”的秘密警察大量盯梢、抓捕、流放具有异见思想的知识分子。
　　俄国的现代化在短时间内迅速拉升了俄国国力，但由于不公正的改革严重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因此在这种现代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俄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反专制与反西化的思想倾向。
　　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都充满着有关面包与道德、面包与精神、面包与坚守理念的话题讨论。黄金时代的作品都在努力体现“灵与肉的搏斗”，表现出对生活意义中精神世界的渴求，以及他们试图从宗教启迪中获得拯救的焦虑。
　　正如号称自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之子”的别尔嘉耶夫所描述的，“在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找到某些思想隐居者小组、科学的苦修者、狂热的宗教信仰者，他们毛发很长，期望永远年轻，这就是俄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抛弃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则遗忘、了自己的不幸，他们不停地进行着理论问题的探索，他们全神贯注地关心真理、关心生活、关心科学和艺术、关心人道。”
　　他们认为在思想文化领域应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表达空间，应该是最大程度上的“去政治化”。他们以俄罗斯文学与沙皇的专制制度格格不入为例子，证明政治与思想本来就是一对反向性的矛盾体，政治提倡集体和服从，思想注重个性和自由，政治讲究稳定和重复，思想倡导原创和深刻，拒绝重复是思想更新的源泉，而政治则是死气沉沉的换汤不换药。
　　在他们看来，独立的思想活跃与否是一个民族道德的衡量标准。有人说“俄国文坛是思想家的熔炉”，因为从19世纪上半叶赫尔岑开始，俄罗斯文学家就充当着启蒙者和政论家的角色。俄国思想界的一个特点是“文学中心主义”，以文学的表达形式来体现其他人文学科的现象十分突出。
　　文学家不仅仅是文学家，而且是把思想追求和精神寄托蕴含在文学当中的“哲人、先知”或“思想的引领者”。“俄国文学”是“思想的文学、道德的文学、小人物的文学和社会良知的文学”。俄国文学成为“思想的引领者”也就不难理解了。俄罗斯文学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青藏高原”，就在于它的精神探索。哲学家费达多夫说：“俄国知识分子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任务是思想性的。”
　　最经典的当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著名寓言：有一天耶稣复活来到人间，见到人间的“大审判官”。他对耶稣说，你回来干什么?你空手而来，只带给人类一点自由的承诺，但人类的愚民百姓根本不知道你所谓的自由有什么实际用处，因为人类社会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自由，你说人并不是只为面包活着，你曾经说，人类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动物，断了精神就相当于大脑缺氧，但我要告诉你，“吃饭哲学”高于虚幻的精神追求。
　　最后大审判官警告耶稣不要再到人间来试图挽救什么集体记忆和民族精神，“面包时代”已让人类很满足，耶稣只好悄无声息地离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这则寓言告诫人们仅有“面包”与动物无异，以精神换取一时的安逸，放弃思想、放弃了精神追求的人不再成其为人，只不过是一种爬行动物。“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所以在小说中，主人翁卡拉马佐夫在经历了灵魂激荡之后，坚定地走向圣徒之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那些取缔别人自由而强行灌输“真理”的人就是“真理的占有者”的话，我“宁愿跟基督在一起而不是跟‘真理’在一起”。他呼吁要为治愈俄国思想道德的“贫血症”走上“基督之路”，从事“心灵”的拯救。
　　一个国家需要有一些人从事拯救灵魂的“内在学问”。奢侈品可以是外来的，但一个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必须自己生养出来。黄金时代的作家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尤其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文学巨匠，他们作品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对永恒精神追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