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读《史记》、 《汉书》等古代文献时，经常对文中“金”与“千金”的理解感到很困惑。因为文献中的“金”往往是指铜，有时是指某种货币单位——钱，有时则指黄金，莫衷一是。
　　长沙出土的泥质冥币——“金”钣，呈方形。质地疏松，手捏即碎。它与陶瓷的坚硬程度显然有别。故称泥质冥币。根据印文多少，大致可以分为四式：
　　Ⅰ式：器号：64231。呈长方形，正面两个方格内分别印“金”字，长47mm，宽30mm(图1)。
　　Ⅱ式：器号：56684：12。呈长方形，长57，宽55mm。正面有4个方格，每格各印一“金”字。它与“两”字泥钣共存。1964年长沙左家塘窑厂M14也出土印有4个“金”字的泥钣，与泥“金”钣同出的还有泥质“半两”钱。又1952年长沙冬瓜山MZ－55也出土印有4个“金”字的泥钣，长宽均45mm。出土时也与泥质“半两”钱同出。
　　Ⅲ式：1956年长沙杨家山出土，长68，宽52mm。
　　正面三列，每列分别印4个“金”字共12个金字(图2)。1965年长沙梅子山也出土12个“金”字的泥钣。钣面长87，宽74mm。
　　Ⅳ式：1950年长沙冬瓜山M3出土。钣面印菱形方格几何纹和1个“金”字，残长40，宽45mm。
　　以上泥“金”钣出土时往往表面涂有黄粉。它象征黄金。此外，1957年长沙冬瓜山农学院M3还出土印有“黄金”二字的泥钣。出土时伴出“半两”泥钱。
　　以上泥“金”钣，绝大多数与泥质“半两”钱同出。而且大部分是四铢半两钱，其相对年代约相当“文景”之际。
　　根据时代特点分析：汉以前“金”多指“铜”而言，如商周以来的青铜器铭文称“金文”。《史记·秦始皇本记》：“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的金人，也是指铜人。而汉代的铜器则往往自称“铜”而不称“金”，如长沙出土的青铜鼎，其上刻有“刺庙铜鼎一，容斗五升，有盖并重十五斤六两，长沙元年造，第三”等字样。此外还有“平息侯家铜鼎”和“铜登(灯)一高尺重”等铭文，以上铜鼎与铜登(灯)均自称“铜”而不称“金”。
　　综上所述，古代文献中往往把汉代以前的“铜”称为“金”，而汉代出土的铜器则自称“铜”，长沙出土的冥币往往自称“黄金”或“金”。所谓“金”也是指黄金，而不是铜。“金”字在常见的词汇中，主要比喻贵重。
　　长沙杉湖桥火把山西汉墓出土的泥质“千金”钣。呈方形，正面从左至右印“金千”二字(图3)。“千金”的“千”为数词。十十为百，十百为千。“千”，除了指确切的数字外，在日常生活的词汇中和古代文献中往往泛指“多”，而不是确切的定数。有如千岁、千载、千秋、千山万水、千呼万唤一样是一种形容词。
　　出土文物中也有把“千金”二字作为装饰的。如：
　　千金绦，——1972年长沙马王堆l号汉墓出土，绦上织有篆书“千金”二字。用这种“千金”绦作为装饰的丝织品中有三副手套，简二六六、二六七和二六八。简文中称之谓“千金绦饰。”故名。根据《马王堆一号汉墓》考证，该墓的年代相当于文景时期。
　　“千金”铭文铜镜，1991年出自洛阳东郊，圆形镜，钮部两侧铸有“千金”二字，据笔者考证，其相对年代铭文相当西汉文景之际。
　　以上“千金绦”与“千金”铭文铜镜均用“千金”二字作为装饰，以示珍贵。
　　“金”与“千金”泥钣出土时多半与泥质四铢“半两”钱同出，其时代约相当文景时期。又“千金绦”与“千金”铭文铜镜的年代也相当文景时期，《史记·孝文本纪第十》说：“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母烦民。”文帝时期以“敦朴”著称，所以随葬的货币也用泥币代替，长沙等地西汉墓中泥质“金”与“千金”冥币的出现，显然与文景时期规定随葬“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的禁令有关。据《史记·孝文本纪第十》记载：“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日：百金中民十家之产。”一家合十金，一金值万钱。“千金”则相当百家的资产。
　　“金”、“千金”泥钣大小不等，厚薄不一。说明它并不等重。“千金”泥钣的“千金”也只能说是象征性的数字，而不是重如其文。死者用“千金”钣随葬，表示墓主人拥有大量的黄金储备，籍以显示富有。日常生活用语和文献中往往视“千金”为“多”数，而不是指货币的确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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