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48年，国民党政府准备进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上海是中国当时的經济中心，这两个政策如果能在上海不折不扣地执行，全国的物价就会稳住。因此蒋介石特别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任命中央银行总裁为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负实际责任。
　　蒋经国出发之前，蒋介石找他谈了一次话，满怀期待地说：“这次发行金圆券、收兑黄金，事关党国生死存亡。我派你去上海全权处理此事，你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有了这句话，蒋经国信心满满地去了上海。
　　到任才两天，蒋经国就出动六万军警在全市进行大搜查，并果断地向大资本家与商界大佬开刀：财政部某秘书因泄露国家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搞股票投机，被判刑；上海警务部某科长与上海警备部第六稽查大队长因勒索，被枪决；蒋介石老友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顶风作案，大肆炒买黄金，被判处八个月徒刑。
　　上海的投机商们被镇住了。一个月后，中央银行收到黄金、白银、外汇共计三亿七千万美元，物价也稳住了。可接下来的事情让人大跌眼镜。
　　杜维屏被抓之后，见蒋介石并未救自己，立即翻了脸，咬出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主持的扬子公司大肆囤积违禁品的丑事。为了显示自己的执法严明，蒋经国二话没说，查封了扬子公司，并将孔令侃逮捕。孔令侃是宋美龄的亲外甥，宋美龄在扬子公司也有股份。因此宋美龄怒火中烧，立即打电话给正在北平主持军事会议的蒋介石，叫他回来放人。蒋介石是个典型的妻管严，立即跑回上海。听宋美龄吹了一夜枕边风之后，他第二天即召来蒋经国，明确要求他停止调查扬子公司囤积案、放出孔令侃，并“语重心长”地说：“人人都有亲戚，叫亲戚太丢脸的事情，你想一想……这个案子就这样算了吧！”
　　蒋经国照着做了。扬子公司没有受到应有的查处，民众立即看穿蒋经国以往的“打虎”行动都是虚的，对物价稳定的期望化为灰烬，金圆券立即贬值。商人拿金圆券到工厂订货，工厂也不敢让现金久留，马上购买各种原材料，导致原材料价格飞涨，其他各种物品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国民党政府的限价政策名存实亡。不到三个月，金融改革彻底失败。
　　其实蒋介石最初同意行政院的金融改革方案，并派蒋经国前往上海打虎，应该是下了整顿经济的决心的，并不惜得罪杜月笙这样的铁哥们儿。然而，一旦牵涉他自己与重大关系人的利益，蒋介石所谓的“原则”立即动摇了。
　　蒋介石这种“只有我例外”的想法其实根源是“只有我独大”。当原则成为可紧可松的橡皮筋，又怎能束缚住权势人物呢？如果蒋介石的权力不是凌驾于所有的监督机构之上，而是受到足够的制约，他胆敢公开庇护扬子公司和孔令侃吗？所以，蒋介石被人民抛弃，更多地要怪他自己。
　　编 辑/葡 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