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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追踪中国》着眼于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共生共融的主题，通过描述亚裔主人公漂泊在中澳不同时空的界限之间，饱受时空的错位感和身份困惑，小说表达了需正视移民历史和地缘现实，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追求人与世界和谐统一的意愿。
关键词: 叙述方式；话语的含意性；后现代主义；身份错位；生存困境
一、 引言
布雷恩•卡斯特罗（Brain Castro）出生于漂泊在澳门与香港之间的一艘船上，拥有中、英、葡三国血统,十二岁随家移居澳大利亚。这种复杂的身份背景赋予他特殊的创作视角。1982年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候鸟》（Birds of Passage）出版后，澳文学届给予很高评价，获1982年澳大利亚Vogel文学奖，因此一举成名。《追踪中国》是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92年，获1993年澳大利亚小说奖。小说着眼于后现代文化中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共生共融的主题，反映出澳大利亚远离其原有的欧洲母国历史而面向亚洲开放的新时代诉求，正视其移民历史和地缘现实，突出了时空的错位感和身份困惑，表达对人与世界和谐统一的追求。
二、多重叙事结构
卡斯特罗在小说的叙述方式和叙事结构上都精心堆砌出多层次的结构。人物形象的精心设计符合小说所要表现的多元文化共生共融的主题。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华裔澳大利亚建筑师于博文和一名欧洲裔的澳大利亚的女作家路易斯，两人在海难中相遇。小说将主人公建筑师和女作家设计为国际性多元文化的代表, 于博文来自中国并且曾旅法留学，在来到澳大利亚之前住在纽约，他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逃到澳大利亚，代表着亚洲的形象。而女作家路易斯则是澳大利亚欧洲母国身份的代表，且身患癌症，濒临死亡。在这个情结的设计上，作者似乎在暗示人们，澳洲与欧洲关系的终结，并借用华裔建筑师的角色来指明亚洲在这个新时代发展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延续澳大利亚生命力的角色。
男主人公为了延续爱人的生命，以天方夜谭式的讲述方式为读者开启了一个中澳文化交流的精神之旅。小说以一个柔美的爱情故事为主旋律,共同编织着中澳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有关建筑和写作不同职业背景的故事，虚实结合，展开了对性和死亡的思考，产生强烈的中澳文化交融。正如小说所述“爱情。他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爱情。爱情总是从故事开始，他有许多像糖锭一样的爱情故事。”（33-34）
小说的叙述方式也似曾相识，为了避免死亡，为了延长女作家的生命，建筑师日日夜夜地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的有关历史和现实的故事。“小说的中国故事主要取自道家手册，教导人们如何通过控制性欲来走想永恒，但是随着女主人公疾病的进展，他们渐渐开始认识到，虽然身体完全受时间制约，但是讲故事可以超越时间，就像莎士比亚或济慈的诗歌所表现的一样。小说中的故事讲起来就像迷宫，给人无数联想，它糅合了大量后现代主义上的戏仿、拼贴、引文、自我反射和折中主义来挑战人和寻找身份或者话语对等的努力。”（王光林: 59）时间和空间的两条叙事线索相互交错,在中澳历史与现实间相互映衬和交织,给人以很强的时间感和空间感,突出了主人公在不同时空环境中的错位感，表明了亚裔移民在澳洲生活中的身份困惑。“醉了酒，那才叫移民生活.”(35）只有在醉梦中麻痹自己，才能暂时忘记生存困境的烦恼。
三、身份错位与生存困境
卡斯特罗在设计小说两个主人公的职业上都赋予了一定的含意性。建筑与写作这两种职业本身有着复杂的关系，两者都是在不断发现和构筑的过程, 这反映出作者在作品主题创作上不断思考变化的意图。“用相同的纸和笔，从建筑师的角度写出自己的看法。… 他加上脚注：卡夫卡及建筑物之恐惧。只有地点才能解释此恐惧。”（Castro:32-33）历史的变迁可以赋予人思想，而在不同的空间中建筑可以被诠释出不同的意义。
徐盛桓在“话语的含意性”一文中指出：“含意本体论的初步研究表明，从本原来说，含意是对语句所体现的常规关系的具体内容解读，而常规关系则是事物（包括客观存在的事物和人类虚构欻来的事物）间惯常型地规约性地建立起来的关系（同样，包括客观存在的关系和只是人类设想出来的关系），因而含意实质上是对语句所涉及的事物之间某些方面的关系的具体内容的解读。”
“事物是复杂的、事物所能建立起来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事物能建立起来的关系可以表现为该事物同它自身的外部特征或内部性质的联系，也可以表现为一事物同他事物、一事物的某一（些）外部特征或某一（些）内部性质同自身的或他事物的某一（些）外部特征或某一（些）内部性质的对应或交叉的联系。外部特征和内部性质也是复杂多样的，例如前者至少包括了诸如外观物理性状、外在结构形态、外延等，这里的每一项其实又都包括了若干细项；后者涉及社会属性、自然属性、价值属性，其中有些是固有的、本质的，有些是一般的，边缘的，同样，每一项又都有可能在作细分再细分，要巨细无遗地一一开列，那是多不胜数的。这是事物的复杂性。”
“还要说明的是，这些联系有些固然是事实存在的，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有些则可能只是主观设想的，带有想象性、虚构性。”（徐盛桓：1）
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对饭店设计的不同诠释，反应出其身份迷失的窘境。“实用建筑，你的饭店很庸俗但却很实用。它缺乏的是心脏。你变得太西方化了。”（Castro:95）“‘身份认同’的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身份认同可大致分为四类：一，人体身份认同：在个体与特定文化的认同过程中，文化机构的权力运作促使个体积极或消极地参与文化实践活动，以实现其身份认同。二，集体身份认同：文化主体在两个不同文化群体或亚群体之间进行抉择。受不同文化的影响，文化主体须将一种文化视为集体文化自我，将另一种文化视为他者。三，自我身份认同：强调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以自我为核心，这是启蒙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对象。四，社会身份认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的对象。”（陶家俊：465）而所谓身份错位的困惑“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折磨。”（陶家俊：465）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当代后殖民批评关注的主要焦点。王宁在“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一文中指出“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代表了当代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发展的最新阶段,即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批评。这种批评的特征在于通过其混杂策略消解了西方帝国的文化霸权,实现了第三世界批评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真正实现。”（外国文学 2002：11月第六期 48）而卡斯特罗在小说中对人物身份的塑造正是具备了一种挑战性和解构性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风格，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实现了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既然异位移植将人们从民族界限这一传统的本质主义之争中解放出来，因此它理应成为应对错位问题的一剂良方，这一点在卡斯特罗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王光林：59）
四、结语
在《追踪中国》这部作品中，卡斯特罗为我们呈现了多重叙事结构和赋有多元文化代表的人物塑造。与他之前的成名作《漂泊者》相同，卡斯特罗在这部有关澳大利亚的小说中也大量地引入了中国元素，着眼于分析亚裔澳大利亚人的身份错位并建构多元文化共生共融的局面，将其用于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界限，反映出在当代后殖民主义时期澳大利亚开始远离其原有的欧洲母国而面向亚洲开放的新诉求。小说挑战了传统的民族观念，战胜了狭隘的民族意识，具备后殖民主义文化挑战性和批判性，为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跨越国界、跨越国家类型、民族和本质的新的组合正在形成。这种新的组合现在正在向帝国主义时代文化思想的核心——身份认同——这种极端化的概念挑战。”（萨义德：21）
［参考文献］
［1］Castro, Brian. After China. North Sydney: Allen & Unwin,1992.
［2］王光林.“异味移植”:论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的思想创作.当代外国文学，2005（2）.
［3］王宁. 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外国文学，2002 （6）.
［4］徐盛桓.话语的含意性.外语研究，1996 （3）.
［5］陶家俊.身份认同.《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等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6］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 300204）
关键词: 叙述方式；话语的含意性；后现代主义；身份错位；生存困境
一、 引言
布雷恩•卡斯特罗（Brain Castro）出生于漂泊在澳门与香港之间的一艘船上，拥有中、英、葡三国血统,十二岁随家移居澳大利亚。这种复杂的身份背景赋予他特殊的创作视角。1982年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候鸟》（Birds of Passage）出版后，澳文学届给予很高评价，获1982年澳大利亚Vogel文学奖，因此一举成名。《追踪中国》是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92年，获1993年澳大利亚小说奖。小说着眼于后现代文化中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共生共融的主题，反映出澳大利亚远离其原有的欧洲母国历史而面向亚洲开放的新时代诉求，正视其移民历史和地缘现实，突出了时空的错位感和身份困惑，表达对人与世界和谐统一的追求。
二、多重叙事结构
卡斯特罗在小说的叙述方式和叙事结构上都精心堆砌出多层次的结构。人物形象的精心设计符合小说所要表现的多元文化共生共融的主题。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华裔澳大利亚建筑师于博文和一名欧洲裔的澳大利亚的女作家路易斯，两人在海难中相遇。小说将主人公建筑师和女作家设计为国际性多元文化的代表, 于博文来自中国并且曾旅法留学，在来到澳大利亚之前住在纽约，他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逃到澳大利亚，代表着亚洲的形象。而女作家路易斯则是澳大利亚欧洲母国身份的代表，且身患癌症，濒临死亡。在这个情结的设计上，作者似乎在暗示人们，澳洲与欧洲关系的终结，并借用华裔建筑师的角色来指明亚洲在这个新时代发展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延续澳大利亚生命力的角色。
男主人公为了延续爱人的生命，以天方夜谭式的讲述方式为读者开启了一个中澳文化交流的精神之旅。小说以一个柔美的爱情故事为主旋律,共同编织着中澳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有关建筑和写作不同职业背景的故事，虚实结合，展开了对性和死亡的思考，产生强烈的中澳文化交融。正如小说所述“爱情。他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爱情。爱情总是从故事开始，他有许多像糖锭一样的爱情故事。”（33-34）
小说的叙述方式也似曾相识，为了避免死亡，为了延长女作家的生命，建筑师日日夜夜地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的有关历史和现实的故事。“小说的中国故事主要取自道家手册，教导人们如何通过控制性欲来走想永恒，但是随着女主人公疾病的进展，他们渐渐开始认识到，虽然身体完全受时间制约，但是讲故事可以超越时间，就像莎士比亚或济慈的诗歌所表现的一样。小说中的故事讲起来就像迷宫，给人无数联想，它糅合了大量后现代主义上的戏仿、拼贴、引文、自我反射和折中主义来挑战人和寻找身份或者话语对等的努力。”（王光林: 59）时间和空间的两条叙事线索相互交错,在中澳历史与现实间相互映衬和交织,给人以很强的时间感和空间感,突出了主人公在不同时空环境中的错位感，表明了亚裔移民在澳洲生活中的身份困惑。“醉了酒，那才叫移民生活.”(35）只有在醉梦中麻痹自己，才能暂时忘记生存困境的烦恼。
三、身份错位与生存困境
卡斯特罗在设计小说两个主人公的职业上都赋予了一定的含意性。建筑与写作这两种职业本身有着复杂的关系，两者都是在不断发现和构筑的过程, 这反映出作者在作品主题创作上不断思考变化的意图。“用相同的纸和笔，从建筑师的角度写出自己的看法。… 他加上脚注：卡夫卡及建筑物之恐惧。只有地点才能解释此恐惧。”（Castro:32-33）历史的变迁可以赋予人思想，而在不同的空间中建筑可以被诠释出不同的意义。
徐盛桓在“话语的含意性”一文中指出：“含意本体论的初步研究表明，从本原来说，含意是对语句所体现的常规关系的具体内容解读，而常规关系则是事物（包括客观存在的事物和人类虚构欻来的事物）间惯常型地规约性地建立起来的关系（同样，包括客观存在的关系和只是人类设想出来的关系），因而含意实质上是对语句所涉及的事物之间某些方面的关系的具体内容的解读。”
“事物是复杂的、事物所能建立起来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事物能建立起来的关系可以表现为该事物同它自身的外部特征或内部性质的联系，也可以表现为一事物同他事物、一事物的某一（些）外部特征或某一（些）内部性质同自身的或他事物的某一（些）外部特征或某一（些）内部性质的对应或交叉的联系。外部特征和内部性质也是复杂多样的，例如前者至少包括了诸如外观物理性状、外在结构形态、外延等，这里的每一项其实又都包括了若干细项；后者涉及社会属性、自然属性、价值属性，其中有些是固有的、本质的，有些是一般的，边缘的，同样，每一项又都有可能在作细分再细分，要巨细无遗地一一开列，那是多不胜数的。这是事物的复杂性。”
“还要说明的是，这些联系有些固然是事实存在的，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有些则可能只是主观设想的，带有想象性、虚构性。”（徐盛桓：1）
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对饭店设计的不同诠释，反应出其身份迷失的窘境。“实用建筑，你的饭店很庸俗但却很实用。它缺乏的是心脏。你变得太西方化了。”（Castro:95）“‘身份认同’的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身份认同可大致分为四类：一，人体身份认同：在个体与特定文化的认同过程中，文化机构的权力运作促使个体积极或消极地参与文化实践活动，以实现其身份认同。二，集体身份认同：文化主体在两个不同文化群体或亚群体之间进行抉择。受不同文化的影响，文化主体须将一种文化视为集体文化自我，将另一种文化视为他者。三，自我身份认同：强调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以自我为核心，这是启蒙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对象。四，社会身份认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的对象。”（陶家俊：465）而所谓身份错位的困惑“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折磨。”（陶家俊：465）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当代后殖民批评关注的主要焦点。王宁在“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一文中指出“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代表了当代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发展的最新阶段,即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批评。这种批评的特征在于通过其混杂策略消解了西方帝国的文化霸权,实现了第三世界批评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真正实现。”（外国文学 2002：11月第六期 48）而卡斯特罗在小说中对人物身份的塑造正是具备了一种挑战性和解构性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风格，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实现了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既然异位移植将人们从民族界限这一传统的本质主义之争中解放出来，因此它理应成为应对错位问题的一剂良方，这一点在卡斯特罗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王光林：59）
四、结语
在《追踪中国》这部作品中，卡斯特罗为我们呈现了多重叙事结构和赋有多元文化代表的人物塑造。与他之前的成名作《漂泊者》相同，卡斯特罗在这部有关澳大利亚的小说中也大量地引入了中国元素，着眼于分析亚裔澳大利亚人的身份错位并建构多元文化共生共融的局面，将其用于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界限，反映出在当代后殖民主义时期澳大利亚开始远离其原有的欧洲母国而面向亚洲开放的新诉求。小说挑战了传统的民族观念，战胜了狭隘的民族意识，具备后殖民主义文化挑战性和批判性，为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跨越国界、跨越国家类型、民族和本质的新的组合正在形成。这种新的组合现在正在向帝国主义时代文化思想的核心——身份认同——这种极端化的概念挑战。”（萨义德：21）
［参考文献］
［1］Castro, Brian. After China. North Sydney: Allen & Unwin,1992.
［2］王光林.“异味移植”:论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的思想创作.当代外国文学，2005（2）.
［3］王宁. 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外国文学，2002 （6）.
［4］徐盛桓.话语的含意性.外语研究，1996 （3）.
［5］陶家俊.身份认同.《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等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6］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 30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