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兴:萤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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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传兴。
都柏林公园窗中人影。爱尔兰夏天阴霾多雨,气候多变更甚英伦岛,都柏林城总被重重阴灰云块覆盖。随着夜幕慢慢降临,在黑暗中的窗内一双眼睛透过小窗格望向夜晚,最后转眼去面对幽暗房间。不具名的陌生人,在夜的城市里闪着微光。(银盐纸基,60.96cm×76.2cm,1976~1980)

  陈传兴拄着拐杖,在书架之间缓慢走动,他今年67岁,身患免疫系统疾病,随身携带药物。他说话声音低沉、沙哑,说一会儿话,便忍不住咳嗽几声。
  很难用一个身份概括陈传兴。他最为大陆观众所知的身份,是在系列文学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中担任监制,并亲自执导了其中的《如雾起时——郑愁予》《化城再来人——周梦蝶》。
  而在台湾,他最早以艺术理论家闻名。台湾摄影家阮义忠那本启蒙了几代摄影师的作品《摄影美学七问》中,前五问都是陈传兴所答。他曾出版著作《忧郁文件》《银盐热》《木与夜孰长》《道德不能罢免》等书籍,主持翻译《精神分析词汇》。
  纪录片导演、艺术理论家之外,他退休前的本职工作是台湾清华大学副教授,教精神分析、电影的相关课程。
  年过60岁,陈传兴对老去、死亡开始有很强的焦虑感,他公布了一个庞大的系列摄影展计划:第一个展览是留学前,他在大学期间的摄影;第二个展览是1976年到1982年在国外拍摄的黑白照;第三个展览是自1970年代开始至今的彩色作品;第四个展览是宝丽来拍摄的作品;最后的展览,则是他从1998年结婚生子至今的家庭摄影。
  这时外界意识到,陈传兴在教授、理论家、导演的身份之外,还有一个身份是摄影家。四年前,陈传兴完成了计划中的第一个摄影展。近日,他的第二个摄影展也已开幕,内容是1970年代下半期到80年代初,他在法国求学阶段拍摄的照片。“那是我生命力最旺盛的十年,也是从那时,我从自由摄影,变成有意识的拍摄。”陈传兴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摄影理论“盗火者”


  1972年,正在读高三的陈传兴,决心去法国留学。他起初这样讲述原因,“我一直很讨厌美国,而且觉得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事,你要交那么贵的学费,然后你出国人家还考你,考托福、考你语言。后来我听说法国念书不要钱。”随后,他又补充,“还有就是,法国有新浪潮导演,有雷乃,有戈达尔。”
  四年之后,陈传兴在台湾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毕业,当年9月,他到了巴黎。陈传兴念了一年语言学校,后考取了曾培养过雷诺阿、罗丹等艺术大师的法国国家高等装饰艺术学院学习摄影。
雨后车站天台。钢构维多利亚车站和周遭建筑街道仍保持旧帝国的傲慢伟岸,行人多急促且面色凝重。(银盐纸基,60.96cm×76.2cm,1976~1980)
女童军与气球。银盐纸基,(银盐纸基,60.96cm×76.2cm,1976~1980)
机场候机的阿拉伯人。底片上的霉斑与日光交织出宗教绘画般的图景。(银盐纸基,114.3cm×152.4cm,1976~1980)

  彼时,装饰艺术学院是法国国立学校中唯一有摄影系的学校。摄影系的学生,需要经过油画、素描、版画、雕塑全方位的训练。与此同时,摄影系免费提供的24小时开放的暗房,还提供底片、相纸、大画幅相机、镜头等耗材、器材。
  对陈传兴来说,更重要的训练,来自于看摄影大师的原作。那时,他每周两次去往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四楼,戴上白手套,将摄影大师的原作放在桌面上,观看、分析。就在这两三年时间,他完成了对摄影的技术、视野的精进,以及对摄影史的整体认识。
  现在看来,这似乎只是平凡无奇的求学生活。但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便能知道这不简单。彼时,台湾摄影理论几乎一片空白。台湾的留学生大多选择去美国,去欧洲的不足十人。正是这段时间的积累,让陈传兴在日后成为一个向台湾引进欧洲摄影理论的“盗火者”。
  与此同时,陈传兴也开始在巴黎拍摄照片。上学路上,他随身带着相机,几乎每天都在拍,拍摄对象是他在巴黎见到的陌生人,有售卖钟表的商贩、在墓园见到的妇人,也有屠夫、牧羊人、卡车司机。这期间,他的作品积累了一万多张,他为这期间的作品起名为“混血观看”——拍摄时,他将在台湾那种野生粗放的拍摄本能与在法国经历的严苛摄影训练、大师洗礼获得的技术混杂在了一起。如今,关于这些作品,陈传兴不愿意做太多的解读。正如他的老朋友、摄影家阮义忠对他的评价那样,“他的影像跟文字一样,从来就不是要给读者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丢给你一则又一则的谜语。”

在諸神的黄昏


  在巴黎,对陈传兴更大的影响来自于那个被他称为“万神都在”的时代氛围。“万神”,即符号学、结构主义、新历史哲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等人文学科的开创者,彼时,他们的论述有着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陈传兴的记忆中,那时的著名学者,犹如明星。课堂有四五百个座位,提前一两个小时才能占到座。课堂上,外国观光客对着学者不断拍照。下课,警卫要维持秩序,给学者让出安全通道。这些艰深的学术著作,那时都是畅销书,拉康一本700多页的论文集,可以卖到二三十万册。
  陈传兴就读的法国装饰艺术学院,对面是巴黎高师,旁边是居里夫人的实验室。“萨特还知道,其他什么精神分析,后来就问自己,我到底要干什么?如果只搞创作,那人生大概就是停在这一条路上。那是不是要多知道一点?”陈传兴回忆。
  于是,他后来去了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读语言学博士,师承符号学之父麦兹。他读语言学,也从头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读普鲁斯特。博士论文则是《电影“场景”考古学》,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开始,只做“场景”一词的研究。
  日后来看,陈传兴赶上的,恰是欧洲学术大师群星璀璨时代的尾巴。1970年代末的法国,被称为“诸神的黄昏”,这些著名的学者,逐渐患病、死亡、疯癫。福柯患上了艾滋病;罗兰·巴特,下课走在路上,被车撞死;新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研究者阿都塞,将自己的太太勒死在宿舍;而陈传兴在巴黎三大一起上课的日本同学佐川一政,将自己的荷兰女友吃掉,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至今仍被人谈论。
  1986年,陈传兴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毕业,决定回到故乡台湾。他回到台湾的很多年,都只是以理论家的身份示人。阮义忠在办摄影杂志《摄影籍》《影像》时,几度想刊发陈传兴的摄影作品,陈传兴都不积极。直到陈传兴人近暮年,才终于决定将自己的摄影作品公之于众。他这次的展览在上海龙美术馆,展览被命名为《萤与日》,指的是“黑暗”与“光线”,即影像从无到有的生产过程。
哀悼。(银盐纸基,114.3cmx 152.4cm,1976~1980)
伫立凡尔赛池边眺望远处的夫妇,仿佛望向逝去的时间。(银盐纸基,114.3cmx152.4cm,1976~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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